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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管是从电影产业、受众分析还是电影史的研究来说，中国电影观众，特别是早期女性观众的研究一直是被遮蔽。中国电影第一批女性观众大概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那么，我们首先要找到中国电影的诞生地——上海来深入分析。本文以上海为例，主要聚焦于30年代的上海女性观众。全文共将女性观众群体分为三部分：市民妇女，女学生与名媛以及女明星。
关键词：女性观众；市民妇女；女学生；名媛；女明星
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可以说娱乐是电影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因此，评价一部电影不仅要从其艺术性出发，也应该参考其被大众所接收的程度。电影的商业性决定了能被大众所接受是电影本身、电影制作方以及电影受众的共同要求。所以对电影观众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早期中国电影女性观众的专门研究甚少，本文主要研究三十年代上海的女性观众。
一、市民妇女
30年代的上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城市娱乐消费体系，如歌舞厅、马戏场、游乐场、电影院、咖啡厅、游泳池、跑马场等等，等级从高到低，几乎可以满足上海所有阶层群体的娱乐需求，即使是处于上海底层的工人阶层，他们也完全可以参与到这种娱乐消费中来。据资料考证，“上海工人的生活娱乐消费支出也比其他地方的要高出 1 倍还多，即使是年收入最低的 200-300元的工人家庭，每年也有 0.63 元的文化娱乐开支，相当于四口之家每人听一次地方戏，逛一次大世界，或看一次电影。”这种文化娱乐的支出既是现代社会人的生活需要，又为上海多层次的文化娱乐市场提供了市场需求。
30年代上海文化氛围开放，1931 年上海全市公私立娱乐场所中，电影院共有37 家，仅次于跳舞场。“电影院有首轮影院、二轮影院和三轮影院之分。首轮放映影片的影院都坐落在租界，一般放映外国片；二轮影院位于虹口等地，放映的是二轮外国片和国产片，这里是中国观众最常去的地方。影院的价格差别很大，首轮影院如南京、大光明、大上海，票价在 1 元左右；二轮影院的票价在 6 角左右；三轮影院的票价在 2 角到 4 角不等，有的影院甚至只有 1 角。”不同价位的影院的建立，使得精英文化向大众普及。电影不再像其他高雅文化一样，被束之高阁，而是一种更为普及和廉价的视听娱乐方式，即使是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普通民众，都有机会享受到这种现代都市娱乐文化的乐趣与快感。1935年的《北洋画报》中曾有这样一篇文章描述当时都市女性观看电影的热潮：“电影院中十分之七是女人的。尤其是在日场中，女子更居多数。并且一个家庭的娱乐方法，常是由女子来最后决定的。妻子们挑选了合意的戏剧，令她们的丈夫带领去看。未婚女子决定了要看的片子，由她们的追求者去买票……女子对电影的着迷，较男子更甚。她们崇拜着个人所爱好的影坛人物，并不斤斤于探问片中的情节。好莱坞每年出片六百部上下，有价值的能有几部？若不是这些影迷的女子作为后盾，电影的影业专靠男子，是要亏累到不可想象的”。可见，随着电影成为大众化的娱乐方式，电影在市民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电影宫里不管那大理石铺的大堂，还是精美的艺术装饰，以及那些舒适无比的座位，都令观众眼花缭乱，将带他们进入了一个无论是在私人还是公共场所都不曾经验过的世界。“这个新奇的世界给看电影本身增加了无与伦比的乐趣。因此看电影对上海的男男女女来说，就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仪式——去电影院。”
二、女学生与名媛
电影也是大学生的挚爱。“电影是我们学生除‘书’以外的至好的‘伴侣’，同时电影也就是我们学生课余的唯一‘俱乐部’。我们学生为着满足我们的欲望和需要，一下了课，或是说一放了假，便立刻跑到戏院里只二三小时之久，然而在这一刹那，一转瞬间，然而静坐在那黑沉沉的戏院里，我们把世事丢列脑后，把功课抛出云外，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飘然置身于另一个至上最好的世界了，——是‘梦’与‘醉’的世界。”有一个大学生调查了自己学校中文、理、商三类学生中看电影的目的，其调查的结果显示出，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看电影主要是为了娱乐与休闲。调查结果如下图。
“到电影院去的目的”调查表
根据调查统计，86 人中，抱着欣赏与学习目的的有36人，而消遣娱乐与约会异性的有 49 人，还有一人未作答。我们很显然能够得出：对于大部分的学生来说，看电影就是一项重要的娱乐休闲活动。其中，女学生就占了很大比例。这大概与清末民初就开始兴起的小说和新剧的文艺风潮不无关系，而且电影作为现代化的娱乐工具，比较京剧及其它传统戏曲来说，更容易使得摩登的女学生们对其发生兴趣；更何况女学生们大都兼通中西文，电影中出现的字幕说明对她们来说也构不成观影障碍。丁玲、张爱玲等作家在学生时代就是电影迷己为许多人所知，两人还曾在不同的时期加入过电影公司。
有些女学生甚至成为社交圈中的名媛。在这里，以1932年创刊的一本由女性主编的杂志《女朋友》为例，每期除了开设专栏刊载国内外女明星的最新消息以外，还有一个栏目是《女朋友访问记》，主要是对名媛和女学生的采访，几乎在每一次谈话中，女学生都提到了看电影是她们主要的娱乐和最大的爱好。她们中的代表如智仁勇中学交际花蔡云璧，“她最大的嗜好是电影，大概每星期总要花费几个钟点，沉醉于银幕前的声色间，把她少女的情绪，融化于电影的颤动中，忘却了人世的不幸。”如培成女校的霍笑倩女士说：“我爱好现代艺术的电影，一星期至少得看七张片子，好的坏的一股脑儿都要去看，看到了表演的传达力能够直诉观众的情感的，就细心的研究一下，并且躲在房间里学着。”这些生活细节与休闲方式，说明当时都市女性追逐新潮和时尚的盲目性，同时也正是一种真实的都市女性“现代”生活的写照。
三、女明星
舆论界在大力宣扬电影的艺术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同时，也极力提倡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加入电影明星群体。例如周世勋根据对好莱玛电影的印象和中国电影界的现状，“影戏中之女角，宜身家清白，而玲珑活拨者充之，不宜以新戏演员，及一般无耻之交际明星任之。”而电影公司所作出的回应，就是极力打造其公司女演员受过良好教育的形象，例如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在傅文豪主演的《古井重波记》开映之后，声称要“力图改造，演员方面，尤为严重取缔。非身家清白，品行端正，学问高尚者，决不取录。”由顾肯夫、卜万苍、陆洁等创办的大中华影片公司宣传其“所聘男女演员，均受有高尚教育，凡新剧伶人，及所谓‘交际明星’者，虽有特长，概从摒绝。”因此在演员的招聘上，往往女学生出身者较受欢迎。以民新公司为例，其所属的影戏学校在招生时就明确提出了要求演员为“中学毕业及有同等学力者”。从早期电影女明星来看，不少女演员都曾是女学生出身。例如“王汉伦曾就读于圣母玛利亚女中，殷明珠曾就读于中西女中，黎明阵曾肆业于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及国语专修学校，杨耐梅曾肄业于裨文、启明等女校……”可见，多数女明星也是受过电影的专业教育，他们是从热爱电影学习电影的观众逐步转变为明星的。 尽管对于这些女学生出身的演员，还应根据其家庭和时代背景进行具体考察，例如不少女学生进入学校只是为了“镀金”式地提高身价，并且入学时间的短长也不可忽视，但总的来说，以女学生的身份进入电影界的演员，无疑地有着不同的自我建构，也使得舆论对于电影明星的建构发生着影响。电影公司在进行宣传时，往往会突出这些女明星“肆业于某校”“学冠侪辈”“中英文并佳”“爱好艺术”等特点。据郑逸梅回忆，“殷明珠肄业于中西女塾。她生性聪颖，中西文都楚楚可观，且善交际，因有校花之号。她样样都来得，如跳舞、游泳、歌唱、骑马、乘自行车、驾‘亨美斯’。她常穿西装，有时摹寶莲装束，人们呼之为 FF（Foreign Fashion），意译为外国式的”。当时上海的名门闺秀和女学生学时髦，都以 FF 马首是瞻。程步高撰写的《王汉伦女士小史》：“女士现年二十六……天生聪颖……长于中文，擅操英语，能音乐，善跳舞，装饰方面，深具审美观象。幼时来沪后，即毕业于圣玛丽女校。凡任时评洋行助理员、万国体育会打字员以及教员等职，时在中国电影方在萌芽时代，女士深知此新艺术将来之重要，遂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现在《摘星之夜》片中，大饰要角，表现更为进步，薪金每月三百元，为中国电影女明星之最大者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女学生出身的电影演员会有意识地对所在的这个群体保持疏离感，在自我认同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时，也较容易产生主体性的反抗。
四、结语
三十年代，由于上海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繁荣，以及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的不断涌入，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女性地位得到提升。在这种开放的、包容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催生了第一批早期中国电影女性观众，中国女性以自己的视角来解读电影，完成了中国电影女性观众的建构。
【参考文献】
[1]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熊月之，周武主.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3]秦丙南.媒体语境下中国早期电影明星研究（1926—1937）——以《北洋画报》为例[D].河北大学，2014（05）.
[4][美]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毛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5]上海市地方协会编辑.上海市统计民国二十二年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6]胡考.女朋友访问记[J].女朋友， 1932（09）.
[7]陈建华.殷明珠与“明星”由来[J].书城，2009（01）.
[8]李晓姣.银幕丽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电影女明星的产生与建构[D].复旦大学，2012（04）.
[9]郑逸梅.从《海誓》谈到上海影戏公司[J].中国电影，1957（03）.
[10]张彩虹.身体政治：百年中国电影女明星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1.
作者简介：原丽芝（1991.6-），女，山西晋城，陕西师范大学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
关键词：女性观众；市民妇女；女学生；名媛；女明星
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可以说娱乐是电影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因此，评价一部电影不仅要从其艺术性出发，也应该参考其被大众所接收的程度。电影的商业性决定了能被大众所接受是电影本身、电影制作方以及电影受众的共同要求。所以对电影观众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早期中国电影女性观众的专门研究甚少，本文主要研究三十年代上海的女性观众。
一、市民妇女
30年代的上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城市娱乐消费体系，如歌舞厅、马戏场、游乐场、电影院、咖啡厅、游泳池、跑马场等等，等级从高到低，几乎可以满足上海所有阶层群体的娱乐需求，即使是处于上海底层的工人阶层，他们也完全可以参与到这种娱乐消费中来。据资料考证，“上海工人的生活娱乐消费支出也比其他地方的要高出 1 倍还多，即使是年收入最低的 200-300元的工人家庭，每年也有 0.63 元的文化娱乐开支，相当于四口之家每人听一次地方戏，逛一次大世界，或看一次电影。”这种文化娱乐的支出既是现代社会人的生活需要，又为上海多层次的文化娱乐市场提供了市场需求。
30年代上海文化氛围开放，1931 年上海全市公私立娱乐场所中，电影院共有37 家，仅次于跳舞场。“电影院有首轮影院、二轮影院和三轮影院之分。首轮放映影片的影院都坐落在租界，一般放映外国片；二轮影院位于虹口等地，放映的是二轮外国片和国产片，这里是中国观众最常去的地方。影院的价格差别很大，首轮影院如南京、大光明、大上海，票价在 1 元左右；二轮影院的票价在 6 角左右；三轮影院的票价在 2 角到 4 角不等，有的影院甚至只有 1 角。”不同价位的影院的建立，使得精英文化向大众普及。电影不再像其他高雅文化一样，被束之高阁，而是一种更为普及和廉价的视听娱乐方式，即使是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普通民众，都有机会享受到这种现代都市娱乐文化的乐趣与快感。1935年的《北洋画报》中曾有这样一篇文章描述当时都市女性观看电影的热潮：“电影院中十分之七是女人的。尤其是在日场中，女子更居多数。并且一个家庭的娱乐方法，常是由女子来最后决定的。妻子们挑选了合意的戏剧，令她们的丈夫带领去看。未婚女子决定了要看的片子，由她们的追求者去买票……女子对电影的着迷，较男子更甚。她们崇拜着个人所爱好的影坛人物，并不斤斤于探问片中的情节。好莱坞每年出片六百部上下，有价值的能有几部？若不是这些影迷的女子作为后盾，电影的影业专靠男子，是要亏累到不可想象的”。可见，随着电影成为大众化的娱乐方式，电影在市民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电影宫里不管那大理石铺的大堂，还是精美的艺术装饰，以及那些舒适无比的座位，都令观众眼花缭乱，将带他们进入了一个无论是在私人还是公共场所都不曾经验过的世界。“这个新奇的世界给看电影本身增加了无与伦比的乐趣。因此看电影对上海的男男女女来说，就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仪式——去电影院。”
二、女学生与名媛
电影也是大学生的挚爱。“电影是我们学生除‘书’以外的至好的‘伴侣’，同时电影也就是我们学生课余的唯一‘俱乐部’。我们学生为着满足我们的欲望和需要，一下了课，或是说一放了假，便立刻跑到戏院里只二三小时之久，然而在这一刹那，一转瞬间，然而静坐在那黑沉沉的戏院里，我们把世事丢列脑后，把功课抛出云外，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飘然置身于另一个至上最好的世界了，——是‘梦’与‘醉’的世界。”有一个大学生调查了自己学校中文、理、商三类学生中看电影的目的，其调查的结果显示出，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看电影主要是为了娱乐与休闲。调查结果如下图。
“到电影院去的目的”调查表
根据调查统计，86 人中，抱着欣赏与学习目的的有36人，而消遣娱乐与约会异性的有 49 人，还有一人未作答。我们很显然能够得出：对于大部分的学生来说，看电影就是一项重要的娱乐休闲活动。其中，女学生就占了很大比例。这大概与清末民初就开始兴起的小说和新剧的文艺风潮不无关系，而且电影作为现代化的娱乐工具，比较京剧及其它传统戏曲来说，更容易使得摩登的女学生们对其发生兴趣；更何况女学生们大都兼通中西文，电影中出现的字幕说明对她们来说也构不成观影障碍。丁玲、张爱玲等作家在学生时代就是电影迷己为许多人所知，两人还曾在不同的时期加入过电影公司。
有些女学生甚至成为社交圈中的名媛。在这里，以1932年创刊的一本由女性主编的杂志《女朋友》为例，每期除了开设专栏刊载国内外女明星的最新消息以外，还有一个栏目是《女朋友访问记》，主要是对名媛和女学生的采访，几乎在每一次谈话中，女学生都提到了看电影是她们主要的娱乐和最大的爱好。她们中的代表如智仁勇中学交际花蔡云璧，“她最大的嗜好是电影，大概每星期总要花费几个钟点，沉醉于银幕前的声色间，把她少女的情绪，融化于电影的颤动中，忘却了人世的不幸。”如培成女校的霍笑倩女士说：“我爱好现代艺术的电影，一星期至少得看七张片子，好的坏的一股脑儿都要去看，看到了表演的传达力能够直诉观众的情感的，就细心的研究一下，并且躲在房间里学着。”这些生活细节与休闲方式，说明当时都市女性追逐新潮和时尚的盲目性，同时也正是一种真实的都市女性“现代”生活的写照。
三、女明星
舆论界在大力宣扬电影的艺术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同时，也极力提倡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加入电影明星群体。例如周世勋根据对好莱玛电影的印象和中国电影界的现状，“影戏中之女角，宜身家清白，而玲珑活拨者充之，不宜以新戏演员，及一般无耻之交际明星任之。”而电影公司所作出的回应，就是极力打造其公司女演员受过良好教育的形象，例如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在傅文豪主演的《古井重波记》开映之后，声称要“力图改造，演员方面，尤为严重取缔。非身家清白，品行端正，学问高尚者，决不取录。”由顾肯夫、卜万苍、陆洁等创办的大中华影片公司宣传其“所聘男女演员，均受有高尚教育，凡新剧伶人，及所谓‘交际明星’者，虽有特长，概从摒绝。”因此在演员的招聘上，往往女学生出身者较受欢迎。以民新公司为例，其所属的影戏学校在招生时就明确提出了要求演员为“中学毕业及有同等学力者”。从早期电影女明星来看，不少女演员都曾是女学生出身。例如“王汉伦曾就读于圣母玛利亚女中，殷明珠曾就读于中西女中，黎明阵曾肆业于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及国语专修学校，杨耐梅曾肄业于裨文、启明等女校……”可见，多数女明星也是受过电影的专业教育，他们是从热爱电影学习电影的观众逐步转变为明星的。 尽管对于这些女学生出身的演员，还应根据其家庭和时代背景进行具体考察，例如不少女学生进入学校只是为了“镀金”式地提高身价，并且入学时间的短长也不可忽视，但总的来说，以女学生的身份进入电影界的演员，无疑地有着不同的自我建构，也使得舆论对于电影明星的建构发生着影响。电影公司在进行宣传时，往往会突出这些女明星“肆业于某校”“学冠侪辈”“中英文并佳”“爱好艺术”等特点。据郑逸梅回忆，“殷明珠肄业于中西女塾。她生性聪颖，中西文都楚楚可观，且善交际，因有校花之号。她样样都来得，如跳舞、游泳、歌唱、骑马、乘自行车、驾‘亨美斯’。她常穿西装，有时摹寶莲装束，人们呼之为 FF（Foreign Fashion），意译为外国式的”。当时上海的名门闺秀和女学生学时髦，都以 FF 马首是瞻。程步高撰写的《王汉伦女士小史》：“女士现年二十六……天生聪颖……长于中文，擅操英语，能音乐，善跳舞，装饰方面，深具审美观象。幼时来沪后，即毕业于圣玛丽女校。凡任时评洋行助理员、万国体育会打字员以及教员等职，时在中国电影方在萌芽时代，女士深知此新艺术将来之重要，遂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现在《摘星之夜》片中，大饰要角，表现更为进步，薪金每月三百元，为中国电影女明星之最大者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女学生出身的电影演员会有意识地对所在的这个群体保持疏离感，在自我认同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时，也较容易产生主体性的反抗。
四、结语
三十年代，由于上海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繁荣，以及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的不断涌入，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女性地位得到提升。在这种开放的、包容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催生了第一批早期中国电影女性观众，中国女性以自己的视角来解读电影，完成了中国电影女性观众的建构。
【参考文献】
[1]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熊月之，周武主.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3]秦丙南.媒体语境下中国早期电影明星研究（1926—1937）——以《北洋画报》为例[D].河北大学，2014（05）.
[4][美]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毛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5]上海市地方协会编辑.上海市统计民国二十二年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6]胡考.女朋友访问记[J].女朋友， 1932（09）.
[7]陈建华.殷明珠与“明星”由来[J].书城，2009（01）.
[8]李晓姣.银幕丽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电影女明星的产生与建构[D].复旦大学，2012（04）.
[9]郑逸梅.从《海誓》谈到上海影戏公司[J].中国电影，1957（03）.
[10]张彩虹.身体政治：百年中国电影女明星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1.
作者简介：原丽芝（1991.6-），女，山西晋城，陕西师范大学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