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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城市，越来越像一场真实的贫富悬殊的展览，城市在左，影子在右。在密密麻麻的高楼丛林里，那些被人们视若无睹的微小居所，在影子城市中自生自灭。
1870年，21岁的木匠雅各布·里斯从哥本哈根出发，乘坐廉价的低等舱，登上了北美新大陆，开始了新移民生涯。在熬过贫困窘迫的头三年后，他成为纽约《论坛报》的警政新闻记者，报道腐败、丑闻以及纽约下东区的贫民生活。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大都会中，有着令人发指的恶劣居住环境，雅各布·里斯举起了相机，在贫民窟四处云游。他并不是为了摄影，而是在文字报道毫无效果的情况下，试图用影像来唤醒纽约市民麻木的神经，以揭露贫民窟和廉价、肮脏而拥挤的合租公寓的实况。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黑暗里拍摄的，刚刚问世的闪光摄影为他提供了便利。雅各布·里斯把自己看到的城市下半身，如实地用照片呈现出来。譬如他拍摄的《五分钱的寄宿处》，简陋的不规则的房屋一角，除了堆积的箱子和杂物，剩余的逼仄空间里，人们蜷缩着，或躺或坐，紧紧挤在一起，甚至还用一块木板隔出了上下床，人像物体一样被收纳，体味与霉味似乎能够穿越画面，在空中发酵膨胀。那些疲惫与无奈的人们，将活着的滋味摊平在五分钱的床位上。
1890年，划时代的纪实摄影经典《另一半人怎样生活》出版，那些令人震惊的呈现贫民窟肮脏核心的照片，触动了整个纽约的人们。纽约大墙后的所谓文明阶层，首次看到了墙那边在社会边缘中生活的贫民群像。雅各布·里斯举起的不是相机，而是一面镜子，镜中反射的是这个特大城市背后的影子，以及在阴影中挣扎的贫穷。
这些被摩天大楼和繁荣奢靡所遮蔽的影子城市，才是一个城市的明天。雅各布·里斯震撼了美国人的良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环境，他也成为了影像改造历史进程的先驱。纽约州州长不得不亲自出面改造贫民区，让那些赤贫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美国则通过了第一个意义深远的改进贫民窟生活条件的法案。
笼中生存
每分钟，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涌入世界各大城市。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进入城市的第一天开始，就直接成为了那座城市的脆弱群体。
1901年，雅各布·里斯曾警告他的同胞：“不能让人像猪一样生活……我们不必等待太平盛世来摆脱贫民窟。我们现在就能够做。”遗憾的是，城市化的步伐在全世界摧枯拉朽，越来越多的城市边缘人，生存在阳光照耀不到的影子城市。贫民窟像罂粟花一样，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上茂盛生长，从亚洲到非洲，再到南美洲，而居住其间的人们初衷都是为了寻找新生活。
他们无一例外地跨入了城市的阴影中，居住在非正式聚居区，缺乏可抵抗灾难与风险的任何基础设施，同样缺乏城市的基础服务。穷人日益成为了影子城市的牺牲品，而不是这种惨淡命运的制造者，有些是暂居，有些是永久。
亚洲国际都会香港，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影子城市所代表的贫穷，成为香港的城市之痛。1992年，张之亮导演的影片《笼民》，反映了都会中畸形居住的实况。一群老弱贫苦的人，生活在罐头一样的居所中，人均生活面积不到两平方米，一张张床被能上锁的铁丝网围住，很像一个个金属笼子，里面放着单人床和全部的个人家当。这些住在笼中的人，被形象地称作是“笼民”。上述“牢笼”就分布在香港九龙一个废弃的公寓楼中。其他微小的房间类型还包括隔间公寓、棺材一样大小的木屋、棚屋等，住户多为老人。这些苦苦逃避流离失所的人们，最终又变成了困在笼里的动物，用尊严交换栖息的权利。
繁荣富庶的香港背后，影子城市无声无息地坐落在华灯寂寥之处。都会中不断攀升的房租，正不断拉低着城市贫民的生活水准。合适的房子越来越遥远。特大城市中花样繁多的微小居所，成为了贫民能够搭乘的最后一叶方舟。
2006年，出生于德国的摄影师Michael Wolf，拍摄了一辑名为“100×100”的摄影作品，展示了香港石硖尾木屋区内，100个住在100平方尺（约9.3平方米）房子里的家庭。大部分住户已至耄耋之年。上世纪50年代，这里曾经开启了香港的公屋时代，如今却面临着拆迁的命运。得知消息的Michael Wolf赶到这里，用相机为香港贫民的沧桑留下了背影。墙上发黄的老照片、斑驳的老家具，过时的老家电，与年过九旬的老人，拥挤在一间斗室中，拥挤在同一只镜头中，颇具喜感，因为它展现的不仅仅是居所的狭小，而是大都会中，人们在影子城市中拥挤生存的无限潜能。木屋区的居民却对这座不足十平方米的房子充满了留恋，在他们眼里，这意味着友善的邻居、相依为命的伴侣，遮风避雨的家园。
真实的城市，越来越像一场真实的贫富悬殊的展览，城市在左，影子在右。在密密麻麻的高楼丛林里，那些被人们视若无睹的微小居所，在影子城市中自生自灭。
十亿城民
城市是否让生活更美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美好生活。
2013年，在中国居住了十几年之久的外国人汤姆·米勒（Tom Miller）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的十亿城民》（China’s Urban Billion）的专著，引发了热议。汤姆·米勒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有10亿城市人口。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股移民潮，比雅各布·里斯时代晚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城市化发生的原因、具体的经过都有所不同。来自中国农村，成千上万新的城市移民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自西向东流动，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珠三角、长三角，他们怀揣希望，寻找工作，寻求在贫瘠的土地上找不到的致富机会。
他们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在城市里居住。随着打工者大批涌入，在中国的大城市，在工业发达的小城镇，影子城市正和造城运动一起扩展、蔓延，有的叫城中村，有的叫棚屋区。有时，打工者们干脆住在尚未竣工的冰凉的建筑里，生活在自己一砖一瓦盖起，却永远无法拥有的高楼的骨架中。
成长起来的中国摄影师们举起相机，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能被遗忘的真实代价。那些为城市建造宫殿的人，正顽强地生活在局促、脏乱的影子城市中。“另一半人的生活”与繁荣和现代化近在咫尺，却又横亘着一道深深的鸿沟。 摄影师张新民也是一个移民，他从四川的一个小城市流向了深圳。他曾连续十年，跟踪拍摄了一场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在他拍摄的《九十三家房客》中，讲述了位于深圳沙井镇的一处“团结户”的故事。这家“团结户”其实是由10家人组成，包括5对夫妻、1对姐妹、4对朋友，20个人共同居住在一间10余平方米的棚屋，共度春夏秋冬。好在有人上白班，有人上夜班，大家从来不会同时呆在这间屋里，否则20个人同时下床，棚屋狭小的地面，是绝对踩不下40只脚的。摄影师两次去“团结户”，想给他们拍张全家福，但始终没能把人等齐。
这个棚屋区绵延成了一条街，一共有93间，房客大约有1800多人，全是来自内陆的打工者。在无声的镜头里，一个巴掌大的“厨房”被摄入了画面：两排简陋的木板架子上，如士兵队列一样，整齐地排满了煤油炉子，炉子和炉子之间，几乎没有空隙。有多少炉子，就意味着这家棚屋里有多少房客。
即便是这样的简陋，也鲜有人回头。下班了，棚屋热闹起来，小夫妻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情骂俏，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仍然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年轻妹仔还在精心梳妆，爱情、亲情与乡音，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绕梁不绝。面对未来的十年乃至二十年，这些打工者甚至被视作了中国经济新增长的动力。但至少在目前，年年的迁徙，从一个棚户屋转到另一个棚户屋，从房客到房客，从城市到城市，他们总是白手起家，辛勤劳作。
影子城市的生命力一直无穷无尽，源于一个古老朴素的中国信念：天无绝人之路。
个人悲伤
“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2013年2月，武汉女作家方方发表了作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小说中，来自农村的涂自强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武汉，他租住在城中村。他甚至没有碰到太多真正意义上的坏人，但是窘迫的经济与恶劣的居住条件压垮了他。他也曾幻想在城里买房，但是觉得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年轻的涂自强罹患肺癌晚期，由于没有医保，他离开了城市，一步步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
在中国的大城市边缘，在影子城市的黑暗地带，不仅活跃着农民工，也有被高企的房价压迫得喘不过气的涂自强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蚁族”，意思是像蚂蚁一样忙碌、渺小卑微的人们。在城市里居住，对这些刚进城奋斗，收入低廉的年轻大学生来说，是梦想，也是重负。于是“胶囊公寓”，这个特定场所的特殊装置，在影子城市中脱颖而出。
2012年8月开始，摄影师朱熙勇把镜头对准了一群住在武汉城中村“胶囊公寓”里的年轻人。这是一栋6层楼，共500多平方米。房东将其隔成了55个小房间，最小的一间面积仅有4.5平方米。租户大都是刚刚走出校园，在武汉艰苦打拼的年轻人——在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在推土机年年作响的中国，这样的年轻人数以百万计。朱熙勇耐心地追踪了三个月，与“胶囊公寓”里的年轻人一起吃饭、洗脚，甚至帮他们搬家，开始一点点获得住户的认可，得以进入他们的隐私空间。
这样的经历朱熙勇总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也曾经是漂荡在武汉的外乡人。朱熙勇生长在广西融水县下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庄。1996年，他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并最终在武汉扎根。刚在城市中定居时，他本人就曾经与三个人合住，连小小的厅中都睡了人。朱熙勇甚至羡慕“胶囊公寓”里的年轻人，因为这里空间虽小，但是有独立的厨卫，甚至有网线。住在里面的年轻大学生清一色都有笔记本电脑，按照朱熙勇的说法，都不是太寒酸。他选择了略微偏蓝的冷色调，这是他心目中胶囊公寓的颜色，独立而宁静。
朱熙勇看到的，是十多年前的自己。他尽量使用平视的角度拍摄，保持镜头上的平等感。每张照片的焦距都一样，使用17毫米的镜头，因为“胶囊公寓”着实太小，必须用很短的镜头，才能看到房子的整体格局。每张照片都没有经过裁剪，尽量保持真实的质感。其中一个人把自己的那张照片传给妈妈时，妈妈哭了，她想不到自己的儿子在武汉会住得如此之差。朱熙勇暗地里想，如果这是一组照片，全天下又有多少父母会流泪？
这组图片最终获得了第九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金奖。那些在胶囊公寓里蜗居着的年轻人，脸上还焕发着光彩，学生的稚气未脱。朱熙勇一直在为这些生活在影子城市中的年轻人鼓劲，他最本质的想法，还是希望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甚至包括购买自己的房子。
只是，从影子城市走到合法建筑的距离，在朱熙勇时代是一小步，在涂自强的时代，几乎像是从地球到月亮那样遥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房价越来越高，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胶囊公寓的窘迫只是一种表面的贫穷，普通青年人向上流动的通道，已经越来越狭窄，这才是社会深层的贫穷，让城市的月光一点点黯淡。
这只是涂自强们的个人悲伤。时代依然在全速前进。特大城市的微小居所总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胶囊公寓”的房东表白，“折腾”的主要目的倒不是赚钱养家，只想让现在的年轻人有个住的地方：“只希望房价不要再涨了，再涨，这些年轻人以后怎么过日子？这些胶囊房我已改到了极限，难道还能一层楼改成18间不成？”
影子城市中，充满了这样的极限。摄影所能做的，只是把我们所看到的呈现给我们。从雅各布·里斯时代到朱熙勇时代。那些活着记录不朽的影像语言，仍旧不屈不挠地向贫穷宣战，并默默传递着一个讯息：回到合法的城市，回到尊严的居住。这个美丽的城市梦想，一直在简陋的画面下盛装行进。
1870年，21岁的木匠雅各布·里斯从哥本哈根出发，乘坐廉价的低等舱，登上了北美新大陆，开始了新移民生涯。在熬过贫困窘迫的头三年后，他成为纽约《论坛报》的警政新闻记者，报道腐败、丑闻以及纽约下东区的贫民生活。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大都会中，有着令人发指的恶劣居住环境，雅各布·里斯举起了相机，在贫民窟四处云游。他并不是为了摄影，而是在文字报道毫无效果的情况下，试图用影像来唤醒纽约市民麻木的神经，以揭露贫民窟和廉价、肮脏而拥挤的合租公寓的实况。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黑暗里拍摄的，刚刚问世的闪光摄影为他提供了便利。雅各布·里斯把自己看到的城市下半身，如实地用照片呈现出来。譬如他拍摄的《五分钱的寄宿处》，简陋的不规则的房屋一角，除了堆积的箱子和杂物，剩余的逼仄空间里，人们蜷缩着，或躺或坐，紧紧挤在一起，甚至还用一块木板隔出了上下床，人像物体一样被收纳，体味与霉味似乎能够穿越画面，在空中发酵膨胀。那些疲惫与无奈的人们，将活着的滋味摊平在五分钱的床位上。
1890年，划时代的纪实摄影经典《另一半人怎样生活》出版，那些令人震惊的呈现贫民窟肮脏核心的照片，触动了整个纽约的人们。纽约大墙后的所谓文明阶层，首次看到了墙那边在社会边缘中生活的贫民群像。雅各布·里斯举起的不是相机，而是一面镜子，镜中反射的是这个特大城市背后的影子，以及在阴影中挣扎的贫穷。
这些被摩天大楼和繁荣奢靡所遮蔽的影子城市，才是一个城市的明天。雅各布·里斯震撼了美国人的良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环境，他也成为了影像改造历史进程的先驱。纽约州州长不得不亲自出面改造贫民区，让那些赤贫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美国则通过了第一个意义深远的改进贫民窟生活条件的法案。
笼中生存
每分钟，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涌入世界各大城市。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进入城市的第一天开始，就直接成为了那座城市的脆弱群体。
1901年，雅各布·里斯曾警告他的同胞：“不能让人像猪一样生活……我们不必等待太平盛世来摆脱贫民窟。我们现在就能够做。”遗憾的是，城市化的步伐在全世界摧枯拉朽，越来越多的城市边缘人，生存在阳光照耀不到的影子城市。贫民窟像罂粟花一样，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上茂盛生长，从亚洲到非洲，再到南美洲，而居住其间的人们初衷都是为了寻找新生活。
他们无一例外地跨入了城市的阴影中，居住在非正式聚居区，缺乏可抵抗灾难与风险的任何基础设施，同样缺乏城市的基础服务。穷人日益成为了影子城市的牺牲品，而不是这种惨淡命运的制造者，有些是暂居，有些是永久。
亚洲国际都会香港，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影子城市所代表的贫穷，成为香港的城市之痛。1992年，张之亮导演的影片《笼民》，反映了都会中畸形居住的实况。一群老弱贫苦的人，生活在罐头一样的居所中，人均生活面积不到两平方米，一张张床被能上锁的铁丝网围住，很像一个个金属笼子，里面放着单人床和全部的个人家当。这些住在笼中的人，被形象地称作是“笼民”。上述“牢笼”就分布在香港九龙一个废弃的公寓楼中。其他微小的房间类型还包括隔间公寓、棺材一样大小的木屋、棚屋等，住户多为老人。这些苦苦逃避流离失所的人们，最终又变成了困在笼里的动物，用尊严交换栖息的权利。
繁荣富庶的香港背后，影子城市无声无息地坐落在华灯寂寥之处。都会中不断攀升的房租，正不断拉低着城市贫民的生活水准。合适的房子越来越遥远。特大城市中花样繁多的微小居所，成为了贫民能够搭乘的最后一叶方舟。
2006年，出生于德国的摄影师Michael Wolf，拍摄了一辑名为“100×100”的摄影作品，展示了香港石硖尾木屋区内，100个住在100平方尺（约9.3平方米）房子里的家庭。大部分住户已至耄耋之年。上世纪50年代，这里曾经开启了香港的公屋时代，如今却面临着拆迁的命运。得知消息的Michael Wolf赶到这里，用相机为香港贫民的沧桑留下了背影。墙上发黄的老照片、斑驳的老家具，过时的老家电，与年过九旬的老人，拥挤在一间斗室中，拥挤在同一只镜头中，颇具喜感，因为它展现的不仅仅是居所的狭小，而是大都会中，人们在影子城市中拥挤生存的无限潜能。木屋区的居民却对这座不足十平方米的房子充满了留恋，在他们眼里，这意味着友善的邻居、相依为命的伴侣，遮风避雨的家园。
真实的城市，越来越像一场真实的贫富悬殊的展览，城市在左，影子在右。在密密麻麻的高楼丛林里，那些被人们视若无睹的微小居所，在影子城市中自生自灭。
十亿城民
城市是否让生活更美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美好生活。
2013年，在中国居住了十几年之久的外国人汤姆·米勒（Tom Miller）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的十亿城民》（China’s Urban Billion）的专著，引发了热议。汤姆·米勒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有10亿城市人口。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股移民潮，比雅各布·里斯时代晚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城市化发生的原因、具体的经过都有所不同。来自中国农村，成千上万新的城市移民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自西向东流动，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珠三角、长三角，他们怀揣希望，寻找工作，寻求在贫瘠的土地上找不到的致富机会。
他们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在城市里居住。随着打工者大批涌入，在中国的大城市，在工业发达的小城镇，影子城市正和造城运动一起扩展、蔓延，有的叫城中村，有的叫棚屋区。有时，打工者们干脆住在尚未竣工的冰凉的建筑里，生活在自己一砖一瓦盖起，却永远无法拥有的高楼的骨架中。
成长起来的中国摄影师们举起相机，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能被遗忘的真实代价。那些为城市建造宫殿的人，正顽强地生活在局促、脏乱的影子城市中。“另一半人的生活”与繁荣和现代化近在咫尺，却又横亘着一道深深的鸿沟。 摄影师张新民也是一个移民，他从四川的一个小城市流向了深圳。他曾连续十年，跟踪拍摄了一场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在他拍摄的《九十三家房客》中，讲述了位于深圳沙井镇的一处“团结户”的故事。这家“团结户”其实是由10家人组成，包括5对夫妻、1对姐妹、4对朋友，20个人共同居住在一间10余平方米的棚屋，共度春夏秋冬。好在有人上白班，有人上夜班，大家从来不会同时呆在这间屋里，否则20个人同时下床，棚屋狭小的地面，是绝对踩不下40只脚的。摄影师两次去“团结户”，想给他们拍张全家福，但始终没能把人等齐。
这个棚屋区绵延成了一条街，一共有93间，房客大约有1800多人，全是来自内陆的打工者。在无声的镜头里，一个巴掌大的“厨房”被摄入了画面：两排简陋的木板架子上，如士兵队列一样，整齐地排满了煤油炉子，炉子和炉子之间，几乎没有空隙。有多少炉子，就意味着这家棚屋里有多少房客。
即便是这样的简陋，也鲜有人回头。下班了，棚屋热闹起来，小夫妻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情骂俏，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仍然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年轻妹仔还在精心梳妆，爱情、亲情与乡音，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绕梁不绝。面对未来的十年乃至二十年，这些打工者甚至被视作了中国经济新增长的动力。但至少在目前，年年的迁徙，从一个棚户屋转到另一个棚户屋，从房客到房客，从城市到城市，他们总是白手起家，辛勤劳作。
影子城市的生命力一直无穷无尽，源于一个古老朴素的中国信念：天无绝人之路。
个人悲伤
“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2013年2月，武汉女作家方方发表了作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小说中，来自农村的涂自强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武汉，他租住在城中村。他甚至没有碰到太多真正意义上的坏人，但是窘迫的经济与恶劣的居住条件压垮了他。他也曾幻想在城里买房，但是觉得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年轻的涂自强罹患肺癌晚期，由于没有医保，他离开了城市，一步步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
在中国的大城市边缘，在影子城市的黑暗地带，不仅活跃着农民工，也有被高企的房价压迫得喘不过气的涂自强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蚁族”，意思是像蚂蚁一样忙碌、渺小卑微的人们。在城市里居住，对这些刚进城奋斗，收入低廉的年轻大学生来说，是梦想，也是重负。于是“胶囊公寓”，这个特定场所的特殊装置，在影子城市中脱颖而出。
2012年8月开始，摄影师朱熙勇把镜头对准了一群住在武汉城中村“胶囊公寓”里的年轻人。这是一栋6层楼，共500多平方米。房东将其隔成了55个小房间，最小的一间面积仅有4.5平方米。租户大都是刚刚走出校园，在武汉艰苦打拼的年轻人——在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在推土机年年作响的中国，这样的年轻人数以百万计。朱熙勇耐心地追踪了三个月，与“胶囊公寓”里的年轻人一起吃饭、洗脚，甚至帮他们搬家，开始一点点获得住户的认可，得以进入他们的隐私空间。
这样的经历朱熙勇总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也曾经是漂荡在武汉的外乡人。朱熙勇生长在广西融水县下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庄。1996年，他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并最终在武汉扎根。刚在城市中定居时，他本人就曾经与三个人合住，连小小的厅中都睡了人。朱熙勇甚至羡慕“胶囊公寓”里的年轻人，因为这里空间虽小，但是有独立的厨卫，甚至有网线。住在里面的年轻大学生清一色都有笔记本电脑，按照朱熙勇的说法，都不是太寒酸。他选择了略微偏蓝的冷色调，这是他心目中胶囊公寓的颜色，独立而宁静。
朱熙勇看到的，是十多年前的自己。他尽量使用平视的角度拍摄，保持镜头上的平等感。每张照片的焦距都一样，使用17毫米的镜头，因为“胶囊公寓”着实太小，必须用很短的镜头，才能看到房子的整体格局。每张照片都没有经过裁剪，尽量保持真实的质感。其中一个人把自己的那张照片传给妈妈时，妈妈哭了，她想不到自己的儿子在武汉会住得如此之差。朱熙勇暗地里想，如果这是一组照片，全天下又有多少父母会流泪？
这组图片最终获得了第九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金奖。那些在胶囊公寓里蜗居着的年轻人，脸上还焕发着光彩，学生的稚气未脱。朱熙勇一直在为这些生活在影子城市中的年轻人鼓劲，他最本质的想法，还是希望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甚至包括购买自己的房子。
只是，从影子城市走到合法建筑的距离，在朱熙勇时代是一小步，在涂自强的时代，几乎像是从地球到月亮那样遥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房价越来越高，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胶囊公寓的窘迫只是一种表面的贫穷，普通青年人向上流动的通道，已经越来越狭窄，这才是社会深层的贫穷，让城市的月光一点点黯淡。
这只是涂自强们的个人悲伤。时代依然在全速前进。特大城市的微小居所总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胶囊公寓”的房东表白，“折腾”的主要目的倒不是赚钱养家，只想让现在的年轻人有个住的地方：“只希望房价不要再涨了，再涨，这些年轻人以后怎么过日子？这些胶囊房我已改到了极限，难道还能一层楼改成18间不成？”
影子城市中，充满了这样的极限。摄影所能做的，只是把我们所看到的呈现给我们。从雅各布·里斯时代到朱熙勇时代。那些活着记录不朽的影像语言，仍旧不屈不挠地向贫穷宣战，并默默传递着一个讯息：回到合法的城市，回到尊严的居住。这个美丽的城市梦想，一直在简陋的画面下盛装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