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梦想,是把语文课改造成一门真正的艺术。
做一个汉语课堂艺术家,应该不是奢望。
从不认同教师到成为特级教师
1981年,19岁,我从一所高等师专毕业,我的选择是,做电台播音员。
我在学校里一直做播音员,被市电台的领导看中。做播音员,对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主要是出于青年人的虚荣,自己的声音被无线电波传出去,让成千上万的人侧耳恭听,非常荣耀;再是出于对播音员的较高待遇和社会地位的向往。
那时,正是一个著名故事流传的时代。那故事说的是,一个公社书记对一名教师说,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当售货员!这个故事并非虚构。连售货员都比教师待遇高,播音员肯定比教师高多了。那时,电视机远远没有普及,广播拥有大量听众。播音员、记者走到哪儿,一说,“我是电台的,就是那个播送什么什么的播音员”,肯定把人家“惊吓”一下,立即引来仰视艳羡的目光,把你前前后后打量一番。
即使今天,你也得承认,一个中等学校的老师,其社会地位,仍不一定比得上市级电台的一个播音员!
当然,市电台没有去成。我去了一所中等师范任教。做教师,本不是我的第一选择,执了教鞭,是不情愿的。不是我选择了这个职业,而是这个职业选择了我。
10年后的1992年,30岁的我对教师职业仍没有本心的认同。山东省筹建经济广播电台,向社会公开招聘主持人,我又一次“蠢蠢欲动”。经过与成百上千人的竞争,一点不出人意料,我被省电台录取了。
省电台来校要人,学校不放人,这同样不出人意料。最终,我还得做教师。像一头笨拙的牛一样,被扭着脖颈,强行“按”在槽上,吃草、下奶。
不认同这个职业,一点也不表明我不敬业,而是恰恰相反。同样像一头牛,勤恳劳作,不敢休闲。我任劳任怨地为这个职业而努力,为孩子们付出,踏踏实实卖力苦干,我心无旁骛,几乎把所有心思都耗在学习上和学生身上。有事实为根据:
第一,1984年,我经过三轮淘汰性考试(比当初考大学还难),以优异成绩考入曲阜师范大学本科,离职插班学习两年,1986年毕业。这两年,不是进修,而是我第二次成为正式的大学生。最后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这使我从教有了更加充实的知识与能力。
第二,我连续多次被全校教师投票,推选为市(地级市)级优秀教师。当时分到我们学校的市(地级市)级优秀教师名额有限,每次只有一名。而我成了全校获得荣誉称号最多级别最高的人。
第三,1991年,我参加全省教学能手讲课大赛,被评为文科组第一名,荣获“山东省教学能手”称号。同年,还被推选为“山东省优秀教师”。1994年,在我32岁的时候,有幸成为一名特级教师。
由外而内思考语文教育
身为语文教师,而我的阅读兴趣和重点却不在语文类书籍上。
从走上教师岗位第一天起,我的阅读超出了平常的语文教育圈子,把触角伸展了文学、文化、哲学类典籍报刊上。《读书》《新华文摘》《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等语文教育学科外的杂志,《西方哲学史》《西文现代哲学》《中国思想史》等书籍,都是我钟爱的。
正是这些阅读,开阔了我的视野,影响了我的学术思维,使我能够从哲学、文化的角度,来对语文教育进行宏观的思考,使我对愈走愈狭窄以至拐入死胡同的纯粹工具化的语文教育,有了一定的反思。在僵硬的语文教育理论指导下,语文教育的确有愈来愈背离自身本真、背离汉语教育民族化的趋势。于是,我才有了一系列文章。
1992年,我写作《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在1993年1月的《语文学习》上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辽宁的王中原老师评价说:“识见高人一筹,宏论振聋发聩”;河南特级教师杜常善写来热情洋溢的信,称赞拙文是“五四后首篇语文教育新论”。这些评价有溢美之辞,却表明了拙文的影响。
之后,我又于1999年6月7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反对伪圣化》;在《中学语文》(2000.3)发表《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系列论文。我的论文多是从语文教育的外围,宏观地探究语文教育。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本来就缺乏思想资源。要宏观地把握它的规律,触摸它的历史走向,需要借鉴哲学、文化学、历史学领域的资源。我的知识储备与学术思维习惯,对于宏观梳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历史脉络,恰好有益,属于歪打正着吧。
一门具体学科的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常常跳出来,需要一双历史的宏大的“眼睛”。如果跳不出来,视野就过于狭窄,思路就过于拘囿,那么,就可能造成“内里人看热闹,门外人看门道”的局面。当然,最好的学术目光,是内里与门外结合的“双重目光”。
1993年1月,我在语文教育界提出了“人文精神”(不是“人文主义”概念)这个概念。有人以为,我们语文教育界的“人文精神”呼唤,是从文化界、文学界引进的,是受他们的影响,这是不对的。我之所以那么早就提出“人文精神”,完全是得益于我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走向的密切关注。而我提出“反对伪圣化”,系统论述“新语文教育”概念,也是借鉴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资源。语文教育理论要走出迷途,要走向深刻,必须借助哲学界的思想资源。
随着我对语文教育思考的深入,我的语文教育的思想观点也越来越清晰、越系统。我的“新语文教育”具体主张就是:①语言学与文学并重而更强调文学,②白话与文言并重而强调文言,③举一反三与举三反一并重而更强调举三反一,④分析与吟诵并重而强调吟诵,⑤理解与背诵并重而更强调背诵,⑥散文与诗歌并重而更强调诗歌,⑦崇高、神圣与真实、自由并重而更强调真实、自由,⑧写实与写虚并重而更强调写虚,⑨统一与多元并重而更强调多元,⑩技术训练与精神培育并重而强调精神培育。这10个方面,既包涵了我的理论主张,又总结了实践操作。
梦想做汉语课堂艺术家
我有一个大的梦想没有实现,正在为实现它而努力。这个梦想,就是把语文课塑造成一门真正的艺术。
语文课,当然属于教育范畴,是在中小学设立的一门以训练听说读写能力为核心的课程。然而,语文课,却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大家在谈论语文课的时候,只是说,语文课具有艺术的特征,驾驭语文课需要教师具有艺术家的秉赋。但最终,不会承认,中小学的语文课属于艺术范畴,仍然一致认为,语文课,在本质上属于基础教育领域的一门课程。
我的梦想,是把语文课改造成一门真正的艺术。
它应该是以引导中小学生鉴赏汉语语言文字之美、提高运用汉语语言文字的素质为核心。
它应当辅以音乐,或激昂慷慨,或沉缓婉转,把汉语言文字之美,用音乐烘托出来。
它应当有言语的交锋,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
它应当有幽默,机智穿插,笑声中达情会意。
它应当有朗诵,或男声,或女声,或齐诵,或抑扬,或急缓,把“平面”的语言文字,变成“立体”的交响。
它应当有书法,有图画,有线条,有色彩,传神写照。
课堂是舞台,师生既是角色,师生也是受众,共同演绎一幕“综合的课堂艺术”。
诗经是美的,楚辞是美的,唐诗、宋词、元曲也是美的;文言是美的,白话也是美的;汉语叙事文是美的,汉语议论文、抒怀文都是美的。语文课堂,为什么不能是美的?汉语构筑了汉语的文学艺术,我们为什么不能构筑汉语课堂的艺术?
做一个汉语课堂的艺术家,应该不是奢望。
中年的心灵,走向敬畏
写这些文字时,我40岁;而读者读到它时,我已经41岁。这两个数字跳入我的眼中,令我惊悚。
多少次,曾经眺望过自己的不惑之年,多少次,遥遥地向往过40岁。
不经意间,40岁已过,41岁已然来临。
曾经想,40岁时,我不会再浅薄,不会再虚妄,不会再鲁莽,不会再无知,我会非常成熟,沉稳,理性,非常富有智慧,学问渊博,知识富有,在某一方面,我会成为一个得心应手的行家里手。
然而,40岁已经过去,我真实地感到,我依然浅薄、依然虚妄、依然鲁莽、依然无知,这种自我不满的感觉丝毫没有减轻。
实事求是地体察,40岁,我肯定进步了。我虽然没有天天向上,但确实是年年有点滴长进。我不勤奋,但仍算努力;我愚钝,但还是一个正常人。
我35岁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那么多耀眼的光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省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近年,又兼任《中国教育》杂志总编辑,主持全国最大的语文教育网络论坛“韩军在线”,担任《中国青年报》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评委,等等。
之所以感到自己依然浅薄、依然虚妄、依然鲁莽、依然无知,是因为,人对完善、成熟、渊博、智慧的追求……,是绝对性的,是无止境的;是内在的沉实、宁静,不是外在的浮华、喧嚣。
这种向往与追求,本然地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它是游移的、不断增量的。向往与追求本身,是一种永恒持久的心态。生命无止境,境界无尽头。
我总觉得,人的成长,不是一个正向过程,而是一个逆向过程。
成长,映射在心灵上,不是心灵愈来愈膨胀,而是愈来愈收缩;不是愈来愈胆壮气盛,而是愈来愈胆怯气虚;不是愈来愈自大,而是愈来愈自知。
这种感觉无以名之,姑且叫做“敬畏”吧。
世间人与事,许许多多,纷纷纭纭,都使我产生由衷的敬畏。
我敬畏学生。有时,学生突然提出问题,我无以应对,对后生的敬畏油然而生。
我敬畏前辈。几十年前、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前辈关于母语教育的见地已鞭辟入里,经验已十分成熟,而后生却还在绕弯子,争来吵去,玩弄名词术语,实在遗憾。
我敬畏外行人。在有些外行人看来,语文教育十分简单,十分朴素,本来没有那么多曲里拐弯东西,有时,外行人三言两语,就点中语文教育的“命门”,令我茅塞顿开。我由衷敬畏他们。
我敬畏身边的每个人。他可能是勤勉的民工,可能是纯真的婴儿,可能是平和深沉、不事张扬的老人。他们都在向我诠释一种人生态度。
我敬畏大自然。它可能是默默生长的花草,可能是静静矗卧的山川,可能是无语的斜阳,可能是清亮的鸟鸣。它们都在为我树立一种灵魂姿态。
40岁,心灵走向敬畏,应该不是衰退。
责任编辑萧田
(本栏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做一个汉语课堂艺术家,应该不是奢望。
从不认同教师到成为特级教师
1981年,19岁,我从一所高等师专毕业,我的选择是,做电台播音员。
我在学校里一直做播音员,被市电台的领导看中。做播音员,对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主要是出于青年人的虚荣,自己的声音被无线电波传出去,让成千上万的人侧耳恭听,非常荣耀;再是出于对播音员的较高待遇和社会地位的向往。
那时,正是一个著名故事流传的时代。那故事说的是,一个公社书记对一名教师说,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当售货员!这个故事并非虚构。连售货员都比教师待遇高,播音员肯定比教师高多了。那时,电视机远远没有普及,广播拥有大量听众。播音员、记者走到哪儿,一说,“我是电台的,就是那个播送什么什么的播音员”,肯定把人家“惊吓”一下,立即引来仰视艳羡的目光,把你前前后后打量一番。
即使今天,你也得承认,一个中等学校的老师,其社会地位,仍不一定比得上市级电台的一个播音员!
当然,市电台没有去成。我去了一所中等师范任教。做教师,本不是我的第一选择,执了教鞭,是不情愿的。不是我选择了这个职业,而是这个职业选择了我。
10年后的1992年,30岁的我对教师职业仍没有本心的认同。山东省筹建经济广播电台,向社会公开招聘主持人,我又一次“蠢蠢欲动”。经过与成百上千人的竞争,一点不出人意料,我被省电台录取了。
省电台来校要人,学校不放人,这同样不出人意料。最终,我还得做教师。像一头笨拙的牛一样,被扭着脖颈,强行“按”在槽上,吃草、下奶。
不认同这个职业,一点也不表明我不敬业,而是恰恰相反。同样像一头牛,勤恳劳作,不敢休闲。我任劳任怨地为这个职业而努力,为孩子们付出,踏踏实实卖力苦干,我心无旁骛,几乎把所有心思都耗在学习上和学生身上。有事实为根据:
第一,1984年,我经过三轮淘汰性考试(比当初考大学还难),以优异成绩考入曲阜师范大学本科,离职插班学习两年,1986年毕业。这两年,不是进修,而是我第二次成为正式的大学生。最后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这使我从教有了更加充实的知识与能力。
第二,我连续多次被全校教师投票,推选为市(地级市)级优秀教师。当时分到我们学校的市(地级市)级优秀教师名额有限,每次只有一名。而我成了全校获得荣誉称号最多级别最高的人。
第三,1991年,我参加全省教学能手讲课大赛,被评为文科组第一名,荣获“山东省教学能手”称号。同年,还被推选为“山东省优秀教师”。1994年,在我32岁的时候,有幸成为一名特级教师。
由外而内思考语文教育
身为语文教师,而我的阅读兴趣和重点却不在语文类书籍上。
从走上教师岗位第一天起,我的阅读超出了平常的语文教育圈子,把触角伸展了文学、文化、哲学类典籍报刊上。《读书》《新华文摘》《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等语文教育学科外的杂志,《西方哲学史》《西文现代哲学》《中国思想史》等书籍,都是我钟爱的。
正是这些阅读,开阔了我的视野,影响了我的学术思维,使我能够从哲学、文化的角度,来对语文教育进行宏观的思考,使我对愈走愈狭窄以至拐入死胡同的纯粹工具化的语文教育,有了一定的反思。在僵硬的语文教育理论指导下,语文教育的确有愈来愈背离自身本真、背离汉语教育民族化的趋势。于是,我才有了一系列文章。
1992年,我写作《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在1993年1月的《语文学习》上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辽宁的王中原老师评价说:“识见高人一筹,宏论振聋发聩”;河南特级教师杜常善写来热情洋溢的信,称赞拙文是“五四后首篇语文教育新论”。这些评价有溢美之辞,却表明了拙文的影响。
之后,我又于1999年6月7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反对伪圣化》;在《中学语文》(2000.3)发表《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系列论文。我的论文多是从语文教育的外围,宏观地探究语文教育。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本来就缺乏思想资源。要宏观地把握它的规律,触摸它的历史走向,需要借鉴哲学、文化学、历史学领域的资源。我的知识储备与学术思维习惯,对于宏观梳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历史脉络,恰好有益,属于歪打正着吧。
一门具体学科的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常常跳出来,需要一双历史的宏大的“眼睛”。如果跳不出来,视野就过于狭窄,思路就过于拘囿,那么,就可能造成“内里人看热闹,门外人看门道”的局面。当然,最好的学术目光,是内里与门外结合的“双重目光”。
1993年1月,我在语文教育界提出了“人文精神”(不是“人文主义”概念)这个概念。有人以为,我们语文教育界的“人文精神”呼唤,是从文化界、文学界引进的,是受他们的影响,这是不对的。我之所以那么早就提出“人文精神”,完全是得益于我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走向的密切关注。而我提出“反对伪圣化”,系统论述“新语文教育”概念,也是借鉴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资源。语文教育理论要走出迷途,要走向深刻,必须借助哲学界的思想资源。
随着我对语文教育思考的深入,我的语文教育的思想观点也越来越清晰、越系统。我的“新语文教育”具体主张就是:①语言学与文学并重而更强调文学,②白话与文言并重而强调文言,③举一反三与举三反一并重而更强调举三反一,④分析与吟诵并重而强调吟诵,⑤理解与背诵并重而更强调背诵,⑥散文与诗歌并重而更强调诗歌,⑦崇高、神圣与真实、自由并重而更强调真实、自由,⑧写实与写虚并重而更强调写虚,⑨统一与多元并重而更强调多元,⑩技术训练与精神培育并重而强调精神培育。这10个方面,既包涵了我的理论主张,又总结了实践操作。
梦想做汉语课堂艺术家
我有一个大的梦想没有实现,正在为实现它而努力。这个梦想,就是把语文课塑造成一门真正的艺术。
语文课,当然属于教育范畴,是在中小学设立的一门以训练听说读写能力为核心的课程。然而,语文课,却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大家在谈论语文课的时候,只是说,语文课具有艺术的特征,驾驭语文课需要教师具有艺术家的秉赋。但最终,不会承认,中小学的语文课属于艺术范畴,仍然一致认为,语文课,在本质上属于基础教育领域的一门课程。
我的梦想,是把语文课改造成一门真正的艺术。
它应该是以引导中小学生鉴赏汉语语言文字之美、提高运用汉语语言文字的素质为核心。
它应当辅以音乐,或激昂慷慨,或沉缓婉转,把汉语言文字之美,用音乐烘托出来。
它应当有言语的交锋,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
它应当有幽默,机智穿插,笑声中达情会意。
它应当有朗诵,或男声,或女声,或齐诵,或抑扬,或急缓,把“平面”的语言文字,变成“立体”的交响。
它应当有书法,有图画,有线条,有色彩,传神写照。
课堂是舞台,师生既是角色,师生也是受众,共同演绎一幕“综合的课堂艺术”。
诗经是美的,楚辞是美的,唐诗、宋词、元曲也是美的;文言是美的,白话也是美的;汉语叙事文是美的,汉语议论文、抒怀文都是美的。语文课堂,为什么不能是美的?汉语构筑了汉语的文学艺术,我们为什么不能构筑汉语课堂的艺术?
做一个汉语课堂的艺术家,应该不是奢望。
中年的心灵,走向敬畏
写这些文字时,我40岁;而读者读到它时,我已经41岁。这两个数字跳入我的眼中,令我惊悚。
多少次,曾经眺望过自己的不惑之年,多少次,遥遥地向往过40岁。
不经意间,40岁已过,41岁已然来临。
曾经想,40岁时,我不会再浅薄,不会再虚妄,不会再鲁莽,不会再无知,我会非常成熟,沉稳,理性,非常富有智慧,学问渊博,知识富有,在某一方面,我会成为一个得心应手的行家里手。
然而,40岁已经过去,我真实地感到,我依然浅薄、依然虚妄、依然鲁莽、依然无知,这种自我不满的感觉丝毫没有减轻。
实事求是地体察,40岁,我肯定进步了。我虽然没有天天向上,但确实是年年有点滴长进。我不勤奋,但仍算努力;我愚钝,但还是一个正常人。
我35岁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那么多耀眼的光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省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近年,又兼任《中国教育》杂志总编辑,主持全国最大的语文教育网络论坛“韩军在线”,担任《中国青年报》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评委,等等。
之所以感到自己依然浅薄、依然虚妄、依然鲁莽、依然无知,是因为,人对完善、成熟、渊博、智慧的追求……,是绝对性的,是无止境的;是内在的沉实、宁静,不是外在的浮华、喧嚣。
这种向往与追求,本然地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它是游移的、不断增量的。向往与追求本身,是一种永恒持久的心态。生命无止境,境界无尽头。
我总觉得,人的成长,不是一个正向过程,而是一个逆向过程。
成长,映射在心灵上,不是心灵愈来愈膨胀,而是愈来愈收缩;不是愈来愈胆壮气盛,而是愈来愈胆怯气虚;不是愈来愈自大,而是愈来愈自知。
这种感觉无以名之,姑且叫做“敬畏”吧。
世间人与事,许许多多,纷纷纭纭,都使我产生由衷的敬畏。
我敬畏学生。有时,学生突然提出问题,我无以应对,对后生的敬畏油然而生。
我敬畏前辈。几十年前、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前辈关于母语教育的见地已鞭辟入里,经验已十分成熟,而后生却还在绕弯子,争来吵去,玩弄名词术语,实在遗憾。
我敬畏外行人。在有些外行人看来,语文教育十分简单,十分朴素,本来没有那么多曲里拐弯东西,有时,外行人三言两语,就点中语文教育的“命门”,令我茅塞顿开。我由衷敬畏他们。
我敬畏身边的每个人。他可能是勤勉的民工,可能是纯真的婴儿,可能是平和深沉、不事张扬的老人。他们都在向我诠释一种人生态度。
我敬畏大自然。它可能是默默生长的花草,可能是静静矗卧的山川,可能是无语的斜阳,可能是清亮的鸟鸣。它们都在为我树立一种灵魂姿态。
40岁,心灵走向敬畏,应该不是衰退。
责任编辑萧田
(本栏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