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两处直接涉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准许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二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基础上，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流转权能。针对土地改革究竟应该在现有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单纯地改革经营权、使用权等附加权利，还是直接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也随之引发了更大的争论。
　　我是赞成《南风窗》地权改革专题中所说的，集体经营性土地的流转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并且相关改革应是更广泛和深入改革的起点。但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土地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么？如果真如专题中一篇文章所说，土地制度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只是执行中走了样，那问题就简单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现有的土地制度是从1950年到1956年间建立的。在制度建立过程中，第一阶段是通过带有专政色彩的土地改革运动，第二阶段则是集体化运动，在农民制度性失去土地所有权的期间，中国农村出现了某种危机，种粮积极性降低、大饥荒、农民低收入、工农业剪刀差等都与此有关。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城市蓬勃发展的时候，有待明确的土地权无法带给农民更好的收益，迟滞了他们的发展；而且由于农民和集体无权直接出售土地，地方政府将征用土地作为地方财政重要来源，并因与农民争利引发了种种强拆事件。
　　目前中国农村的问题大多数与农民土地权利不完整有关。在政府征用土地过程中，给农民的补偿不是依据土地的市场价值，而是根据其使用权价值，即土地农业年收入价值乘以80年。这个补偿一般只有几万元/亩，且经过乡镇村层层克扣，到农民手里所剩无几。而农业用地被政府更改为工业用地并售出之后，价值可翻数十倍、百倍以上。法定征地成本与出售土地所得之间的巨大差价，是地方财政重要来源，也成为地方政府不愿改革原有土地制度的原因。但由于地权问题堆积和改革畏缩，已使整个制度设计处于紧张状态：在政府内部，土地差价成为各级官员腐败的诱因；在基层则成为农民普遍不满的诱因—据报道，2010年中国群体性事件中65%是由土地纠纷引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向恢复农民对土地的完整产权迈进了一步，这是值得赞赏的改革举措。但在模糊的权利定位下，一旦有转让可能，定会诱使权力和资本各出奇招，争夺本属于农民的利益。而关于土地的政策法律体系越弄越复杂，却只是在核心的产权问题外围打转，这可能为权力介入提供更大空间。在农民并不拥有完整地权的情况下，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增速会否成为新一轮对农民财产权的侵夺？令人担心。

来信

　　现值新宪法颁布实施31周年，联系我十多年来对一些纪检机关运用“两规”办成的30多个案件的采访和了解，深感其中问题严重。现在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如果讳莫如深，投鼠忌器就没有改变的可能。再之，任何办案都须在法律框架内，受到法律的制约，接受法律、人民和舆论的监督，否则就会越界犯规。刚刚公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范围，这是刑事审判的一个进步。
　　—侯瑞岭 （读第25期《纪委变革进入“新周期”》）
　　农民所承包的耕地被任意侵占剥夺在现实中已属司空见惯。我哥在老家种地，他把村里的每一片耕地都种遍了，这不是说他承包了村里所有的耕地，而是指村里每隔两三年就调整承包地，也就是翻来覆去地重新发包，一块贫瘠的地你刚收拾得像样一点，就成了别人的，你还有心思么？于是大家种地都好像末日来临了似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管它什么化肥农药是否过量，管它水土流失到哪儿，种一年是一年。特别是当更强势的上级政府部门要征用土地的时候，承包合同也未必管用，一句话，这地本来就不是你的。
　　—马长军 （读第25期《从多地试点看农村土地确权》）
　　官员仕途迅速腾飞的摇篮之地，却成为山区移民百姓安居的梦魇。主政者对助推经济的政绩工程在任期内举债也要完成，对民生项目、百姓福祉之事却推搡拖延，这种反差是 “唯GDP论英雄”的产物。地方政府对群众利益漠视的反面，却是对投资商和项目方提供各种优惠和殷勤，这不该成为政府常态。要知道，当民心失却，是多少GDP都无法补偿的。另外，上级批定土地指标，应把民生项目、事关百姓福祉的移民项目优先考虑，切不要再让百姓居无定所、没有着落。
　　—于大伟 （读第25期《山区移民：我们的落脚地在哪里？》）
　　廖新波在目前的中国官场生态上确是一个“另类”。但凡级别到一定程度的官员，往往出于仕途的考虑，即便对所处领域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也多选用离开岗位或退休后再表达的方式。再之，廖新波关注的医改领域，毫无疑问是个敏感话题，因此其对此发表的意见和建议，笔者认为其勇气都是可嘉的。在现有的舆论环境下，如何合适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而不影响前途无疑是廖新波式官员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如何保护好这类敢于亮出自己观点的官员，也许值得从体制上去探索。
　　—紫荆 （读第25期《波子哥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