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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19日，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回想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及证监会、保监会相继成立；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后，银监会及中央汇金公司浮出水面。可以预见，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后的中国银行业格局又将面临一场巨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为我们描述了可能发生的变化，在他看来,机构的增减只是表面现象，制度的变革才是始作用力。而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也是部署如何将金融改革推向深化的一次会议。
金融业全面开放是这次会议的大背景
《钱经》：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刚刚结束，这次会议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召开?
郭田勇：目前我们已经召开过三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第一次是在1997年，当时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那次金融工作会议主要是强调金融安全和防范风险。由于看到了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和破坏力，为了保证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万亿不良贷款。
之后在2002年召开了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背景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人们普遍认为中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还适应不了全面开放带来的竞争压力。这次会议做了两方面部署，一方面是给银行业开放设立了5年的过渡期，进行适当的保护。另一方面要在过渡期内抓紧时间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后，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开始迅速推进。
经过5年改革后，应该说中国银行业的整体运营能力得到了提高。2006年底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可以注册为法人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是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将改革推向深入的一次会议。重点内容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改变外汇储备的投资和管理模式；发展资本市场；加强对混业经营的监管等等。这次会议是为下一步金融业发展进行总体的指导。
农行和政策性银行是机构改革重点
《钱经》：前两次金融工作会议后，银行业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机构成立或撤销，国有银行改革的步伐也提速。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后会发生类似的变化吗?
郭田勇：在过去5年内，工行、中行、建行、交行这些大型银行成功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并登陆内地及香港资本市场。但国内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还是“形似”大于“神似”。如何让银行真正变成现代金融企业？一是继续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二是努力实现总分行改革的上下联动。目前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过程中，总行层面的变化相对比较大，而在分行层面变动较小，支行更小。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分支行、基层金融组织的改革上，保证它们也符合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
传统四大国有银行改革还剩下农业银行没有进行，因为农行改革比较复杂，一方面它是国有商业银行中历史包袱最重的，同时又与农村金融关系极大。由于横跨国有银行改革和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两个方向，因而改革的路径比较复杂，也存在很多争论。此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农行改革要立足三农、总体改制这基本方向。在方向确定后，农业银行的改革将很快拉开帷幕。我认为不会采取前些时候社会上流传的分拆方案，而农村金融服务部分也不会弱化。
《钱经》：那对于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呢?这次金融工作会议还专门强调了国开行的改革。
郭田勇：1994年成立了4家政策性银行，对国家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而现在政策性银行的职能慢慢发生了转变，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出现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将大量的贷款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对拉动内需，带动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国内商业银行都“惜贷”，相比之下，国开行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益。特别是近两年，其他商业银行都觉得国开行虽然是政策性银行，从事的却是商业性业务。国开行自身也提出了开发性金融的概念，是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相结合的产物。
从经营状况来看，在国内商业银行中，国家开发银行的资产状况可能还是最好的不良贷款率不到1％，可见政策性银行完全可以商业化运作。国开行和一般商业银行不太一样，它的资金来源比较少，不能吸收存款，以前一直依靠发行政策性金融债获得资金。这样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运营成本比其他商业银行要高。
我们到山东泰安考察时，当地财政局成立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和国开行合作发放贷款，帮助国开行选择好的项目，并安排贷款担保抵押。国开行通过地方政府投放贷款的模式很普遍，贷款量增长也非常快。如果不补充资本金的话，在资金供给上会比较紧张。因此国开行在商业化运作后，下一步需要对其进行注资，当然未来也要按商业银行的运营标准对其进行考核。
《钱经》：面对外汇储备激增的局面，目前有一种说法是成立一家专门的机构运作部分外汇储备资金，这也会是金融工作会议结束后的一个很重大的举措吧?
郭田勇：是的。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对于外汇储备的激增，人们的态度是由喜转忧，因为它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受到挑战。面对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按照汇率管理功能和投资功能将其分开，这种方案是可行的。
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中央银行手中必须保留一定的外汇储备以便于管理，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我认为这部分储备有7000亿就够了，剩下的部分可以进行长期投资，把保值增值功能放在第一位，不是强调其流动性而是强调投资功能。
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到要成立一个机构专门运作外汇储备资金，2003年在国有商业改革过程中已成立了汇金公司。汇金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家参与外汇储备运作的公司，因为其对国有银行进行了股权投资。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单独成立一家机构，可以在汇金公司基础上进行改造重组。原因在于：一是现在存在“中国买涨”现象，中国一买什么，什么就涨，单独成立一家投资公司，目标太明显了，二是已经有汇金公司了，再成立一家外汇投资公司在职能上重复；三是今后还会有外汇注资商业银行的情况，如果汇金和专门的外汇投资公司都从央行购汇注资．管理和协调上有问题。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未来外汇投资公司出现后，也定要按市场化的原则运作。要加强对这家公司的业绩考核，不能将外汇储备进行无偿划拨，也不能投资于教育、卫生、医疗这些公益性项目。要通过长期专业化的投资，提高这部分外汇的收益。
存款保险制度亟待建立
《钱经》：在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一个话题突显了出来，你对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推行的前景怎么看?其意义在哪里?
郭田勇：银行业全面开放后，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银行作为现代金融企业在竞争中必然可能出现破产。以前是银行一破产，政府就提供保护，比如海南发展银行。但这种情况不可能直持续，银行破产后对存款人的保护非常重要，银行与一般企业不一样，经曹中存在外部效应。为了保护存款人，也是为了推动银行能够参与全面的竞争，亟待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针对这个话题目前的争议也较大，大型银行都认为自己不需要加入存款保险制度。因为不可能破产，即使破产，政府也会出面保护。但我认为如果一家银行破产概率低就不加入存款保险制度，则会形成逆向选择行为。不利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平等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假如破产概率越高的银行越需要参加存款保险制度，那么就更增加它的经营成本，反而促使它把钱投到高风险的项目去，进步增加了它破产的概率。在西方国家，存款保险制度是强制性的，所有的吸收公众存款的机构都要加入。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在华的外资银行倒闭了怎么办？中资银行如果破产后国家会救助、中央银行会注资。当外资银行可以从事人民币业务、注册为法人机构后，出现破产情况的话存款人就受不到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
《钱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银行一旦破产，存款人能获赔多少?
郭田勇：每个国家的规定和标准不一样。确定保额的时候要根据一国居民平均存款情况．保护绝大多数存款人的利益。比如，在中国大多数人在家银行的存款数量都没有超过10万。那么就可以定一个限额，在银行存款没超过10万的，一旦发生倒闭事件，通过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全额给付。如果存款在10万元以上，可以先给付10万元，剩下的要参与银行破产清算程序进行追索。存款保险制度的社会功能非常强大，因为它可以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这样有助于实现金融稳定。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为我们描述了可能发生的变化，在他看来,机构的增减只是表面现象，制度的变革才是始作用力。而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也是部署如何将金融改革推向深化的一次会议。
金融业全面开放是这次会议的大背景
《钱经》：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刚刚结束，这次会议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召开?
郭田勇：目前我们已经召开过三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第一次是在1997年，当时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那次金融工作会议主要是强调金融安全和防范风险。由于看到了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和破坏力，为了保证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万亿不良贷款。
之后在2002年召开了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背景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人们普遍认为中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还适应不了全面开放带来的竞争压力。这次会议做了两方面部署，一方面是给银行业开放设立了5年的过渡期，进行适当的保护。另一方面要在过渡期内抓紧时间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后，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开始迅速推进。
经过5年改革后，应该说中国银行业的整体运营能力得到了提高。2006年底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可以注册为法人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是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将改革推向深入的一次会议。重点内容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改变外汇储备的投资和管理模式；发展资本市场；加强对混业经营的监管等等。这次会议是为下一步金融业发展进行总体的指导。
农行和政策性银行是机构改革重点
《钱经》：前两次金融工作会议后，银行业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机构成立或撤销，国有银行改革的步伐也提速。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后会发生类似的变化吗?
郭田勇：在过去5年内，工行、中行、建行、交行这些大型银行成功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并登陆内地及香港资本市场。但国内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还是“形似”大于“神似”。如何让银行真正变成现代金融企业？一是继续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二是努力实现总分行改革的上下联动。目前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过程中，总行层面的变化相对比较大，而在分行层面变动较小，支行更小。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分支行、基层金融组织的改革上，保证它们也符合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
传统四大国有银行改革还剩下农业银行没有进行，因为农行改革比较复杂，一方面它是国有商业银行中历史包袱最重的，同时又与农村金融关系极大。由于横跨国有银行改革和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两个方向，因而改革的路径比较复杂，也存在很多争论。此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农行改革要立足三农、总体改制这基本方向。在方向确定后，农业银行的改革将很快拉开帷幕。我认为不会采取前些时候社会上流传的分拆方案，而农村金融服务部分也不会弱化。
《钱经》：那对于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呢?这次金融工作会议还专门强调了国开行的改革。
郭田勇：1994年成立了4家政策性银行，对国家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而现在政策性银行的职能慢慢发生了转变，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出现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将大量的贷款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对拉动内需，带动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国内商业银行都“惜贷”，相比之下，国开行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益。特别是近两年，其他商业银行都觉得国开行虽然是政策性银行，从事的却是商业性业务。国开行自身也提出了开发性金融的概念，是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相结合的产物。
从经营状况来看，在国内商业银行中，国家开发银行的资产状况可能还是最好的不良贷款率不到1％，可见政策性银行完全可以商业化运作。国开行和一般商业银行不太一样，它的资金来源比较少，不能吸收存款，以前一直依靠发行政策性金融债获得资金。这样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运营成本比其他商业银行要高。
我们到山东泰安考察时，当地财政局成立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和国开行合作发放贷款，帮助国开行选择好的项目，并安排贷款担保抵押。国开行通过地方政府投放贷款的模式很普遍，贷款量增长也非常快。如果不补充资本金的话，在资金供给上会比较紧张。因此国开行在商业化运作后，下一步需要对其进行注资，当然未来也要按商业银行的运营标准对其进行考核。
《钱经》：面对外汇储备激增的局面，目前有一种说法是成立一家专门的机构运作部分外汇储备资金，这也会是金融工作会议结束后的一个很重大的举措吧?
郭田勇：是的。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对于外汇储备的激增，人们的态度是由喜转忧，因为它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受到挑战。面对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按照汇率管理功能和投资功能将其分开，这种方案是可行的。
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中央银行手中必须保留一定的外汇储备以便于管理，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我认为这部分储备有7000亿就够了，剩下的部分可以进行长期投资，把保值增值功能放在第一位，不是强调其流动性而是强调投资功能。
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到要成立一个机构专门运作外汇储备资金，2003年在国有商业改革过程中已成立了汇金公司。汇金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家参与外汇储备运作的公司，因为其对国有银行进行了股权投资。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单独成立一家机构，可以在汇金公司基础上进行改造重组。原因在于：一是现在存在“中国买涨”现象，中国一买什么，什么就涨，单独成立一家投资公司，目标太明显了，二是已经有汇金公司了，再成立一家外汇投资公司在职能上重复；三是今后还会有外汇注资商业银行的情况，如果汇金和专门的外汇投资公司都从央行购汇注资．管理和协调上有问题。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未来外汇投资公司出现后，也定要按市场化的原则运作。要加强对这家公司的业绩考核，不能将外汇储备进行无偿划拨，也不能投资于教育、卫生、医疗这些公益性项目。要通过长期专业化的投资，提高这部分外汇的收益。
存款保险制度亟待建立
《钱经》：在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一个话题突显了出来，你对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推行的前景怎么看?其意义在哪里?
郭田勇：银行业全面开放后，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银行作为现代金融企业在竞争中必然可能出现破产。以前是银行一破产，政府就提供保护，比如海南发展银行。但这种情况不可能直持续，银行破产后对存款人的保护非常重要，银行与一般企业不一样，经曹中存在外部效应。为了保护存款人，也是为了推动银行能够参与全面的竞争，亟待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针对这个话题目前的争议也较大，大型银行都认为自己不需要加入存款保险制度。因为不可能破产，即使破产，政府也会出面保护。但我认为如果一家银行破产概率低就不加入存款保险制度，则会形成逆向选择行为。不利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平等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假如破产概率越高的银行越需要参加存款保险制度，那么就更增加它的经营成本，反而促使它把钱投到高风险的项目去，进步增加了它破产的概率。在西方国家，存款保险制度是强制性的，所有的吸收公众存款的机构都要加入。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在华的外资银行倒闭了怎么办？中资银行如果破产后国家会救助、中央银行会注资。当外资银行可以从事人民币业务、注册为法人机构后，出现破产情况的话存款人就受不到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
《钱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银行一旦破产，存款人能获赔多少?
郭田勇：每个国家的规定和标准不一样。确定保额的时候要根据一国居民平均存款情况．保护绝大多数存款人的利益。比如，在中国大多数人在家银行的存款数量都没有超过10万。那么就可以定一个限额，在银行存款没超过10万的，一旦发生倒闭事件，通过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全额给付。如果存款在10万元以上，可以先给付10万元，剩下的要参与银行破产清算程序进行追索。存款保险制度的社会功能非常强大，因为它可以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这样有助于实现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