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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汉初期，南越国与闽越国同为西汉王朝的异姓诸侯国，两国毗邻而居，相互影响，关系微妙。本文试图从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的木简中，找到南越国与闽越国关系的新证据，将南越国初期两国关系的脉络更清晰的呈现出来。
【关键词】南越国；闽越国；木简
一、南越木简的发现
2004年11月23日至2005年1月24日，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宫署遗址的一口南越井内清理出一百多枚南越国木简。整简和残简共一百多枚，均为木质，其中完整的木简全长25厘米、宽1.7至2.4厘米、厚0.19至0.2厘米。除1枚简有两行半文字外，其余均为1行。文字皆墨书隶书，个别字体含一定的篆意。各简文字字数不等，最多为23字，少者仅3字，一般以12字为主。简发现时已散乱，未发现简间的编连痕迹。这批木简属于赵佗前期的遗物，主要是籍簿文书和法律文书。籍簿文书包括宫署管理出入簿、财务分类簿、军事文档等。法律文书包括律令、爰书、奏谳书。这批木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岭南地区简牍考古的空白，改写了广东无简牍出土的历史，极大地扩展了南越国史的研究范围，其意义和价值非常重要。
其中一枚木简上，书“□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见图1），大致的意思为：某邑里的人加入到军队中已经超过五个月了，应该参加战斗，大军向东行军，有一万多人。南越国定都番禺，疆域囊括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简中所书“东行者万余”，大军显然是向南越国东部行军，行军规模之大，不能不引起关注。笔者认为，该木简所述之事，极有可能是赵佗在位之时与闽越国之间发生的事件。
图1 （木简015）
关于南越国与闽越国关系的研究，暂时只见张荣芳、黄淼章的《南越国史》与杨琮的《闽越国文化》等著作中有提及，而且仅仅是通过古代文献资料，如《史记》、《汉书》、《南越五主传》等资料，来证实南越国与闽越国关系的变化与发展，此外没有更多翔实的资料与证据。南越木简的发现，为研究南越国史提供了新的素材。本文试图通过南越木简新这一考古新材料，进一步梳理南越国与闽越国关系，并为两国关系提供新的佐证。
二、南越国与闽越国的关系
闽越国位于南越国的东面，以闽江流域为中心，主要在今福建省境内。秦汉时期，闽越人的活动范围为“东及与今台湾、澎湖、琉球等海岛，而西则威力所届似直达于赣东北等地”。秦统一中国之前，闽越国已经存在，由国王无诸统治着。后来秦平闽越，以其地置闽中郡，将无诸“废为君长”。就在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无诸趁机率领闽越人，投奔鄱君吴芮而“佐汉”。及至刘邦称帝，建立西汉王朝，无诸因为辅佐汉朝建立有功，得以在公元前202年夏被刘邦立为闽越王，恢复了在闽越地区的统治。公元前196年，赵佗亦受汉朝册封，建立了南越王国对汉的臣属关系。所以，南越国和闽越国在名义上应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初期阶段”。
汉惠帝在位七年而崩，吕后执政，汉越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史载，吕后对南越国颁布所谓“别异蛮夷，鬲绝器物”的政令，“禁绝南越关市金铁、田器，及马、牛、羊、畜毋得市以牝，著令与边”，断绝与南越国的贸易往来。于是，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吕后大怒，下令“削佗前封南越王爵”，并遣汉将“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濞同率兵来讨”。由于赵佗在南岭上早已遣兵“据险筑城”，占据了战略要点，汉军“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双方处于胶着的对峙状态。汉军只得“退屯长沙备之，相持岁余”，一年多后，“高后崩，即罢兵”。就在这个时候，赵佗“因此以发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南越国国力强大，武器精良，同时又对闽越国等国施以财物，闽越国不得不受之，只得“奉佗政令”，开始了对南越国的役属关系。这一事件，是南越国与闽越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笔者认为，南越木简中“□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与史记中“佗因此以发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属同一时期，并且两个事件关系极为密切。
首先，从时间上看，《史记》、《汉书》，以及后人编著的《南越五主传》均未记录南越国“发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的具体时间，但从《史记》与《汉书》记述事件的先后关系，南越国“发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应发生在高后驾崩，对南越国罢兵之后，即高后八年（前180年）。翦伯赞在其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更是把该事件列在“高后崩”同一月份，即公元前180年7月。
那么，南越木简中“□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又发生在何时呢？在这一批南越木简中，我们发现另一枚书有较清晰年代的木简：“□张成故公主诞舍人廿六年十月属将常使□□□番禺人。”（见图2）南越国共五世九十三年，只有第一代王赵佗在位超过26年，由此可见，木简中的“廿六年”指的是赵佗二十六年，既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通过这一枚木简，我们大致可以推算“□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该事件发生也应在公元前178年左右。
图2 （木简091）
由此可见，南越木简中“□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与史记中“佗因此以发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在时间上极为相近，那么，两者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我们不妨先看看闽越国的国力，关于闽越国的军队人数，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刘安上书汉武帝说：“（闽）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杨琮在其《西汉闽越国的军事制度与装备》中写道：“刘安所述可能有所夸张，但闽越国遇重大战争，可能会大规模征兵，其总兵力达到数万乃至十万还是可能的。”因此，假使南越国仅以财物施以闽越国，恐怕不足以让闽越国“奉佗政令”。而且在当时，汉代闽越国水稻的栽培已经比较普及，武夷山城村和闽越国城址出土了众多的铁制农业生产工具，并且较为重视渔捞业的发展。《史记·货值列传》描述闽越“无饥馑之患，无冻死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说明闽越社会经济和中原相比，虽不发达，但亦能满足温饱的需求，不存在较强的经济依赖关系。因此，南越国如果要给予闽越国压力，必然会先以大兵压境闽越国，然后施以财物，通过软硬兼施的方法，来让闽越国屈服。 从地理上看，闽越国地处一个比较封闭的地理单元，闽北的武夷山系是入闽的一道屏障，形成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形。公元前218年，秦令屠睢率50万大军南下征服百越，“一军结余干之水”。余干，地处今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下游，西滨鄱阳湖，毗邻闽北，这里自古是中原进入闽的重要通道。从史料上看，闽越国似乎把防守重点都放在此处与闽北，闽越国在此处曾经修筑六城来抵御汉军，即乌坂城、大潭城、汉阳城、今浦城县、临江镇、崇安县城村古粤城。可见，南越国如果大兵压境进入闽越国，必然走闽越国南部，这比从北进入闽越国则方便得多，闽越国的南部，既无崇山峻岭之隔，也缺乏重兵把守，不得不说这是闽越国的一个防御盲点，因此给赵佗有机可乘。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高后七年（前181年），从吕后发兵攻打南越起，南越国的主要兵力均调往粤北，据险筑城并与汉军相抗衡。至高后八年（前180年）7月，吕后驾崩，罢攻南越，随着汉军的撤离，赵佗命军队调往南越国东部揭阳一带戍守，并且前往闽越国边境漳浦、永定一带，威压闽越国臣服。这正是南越木简中“□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所记述的事件。
揭阳及揭岭自古就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南越国尤为突出。“秦平岭南，即在南海郡设立揭阳县”，可见其重要性。揭岭地处今丰顺境内，属莲花山脉中段，位置在粤东中部，“居高可制四域”。赵佗遣万余军队驻扎此处，不但可以控制整个广东中部，往东即可直达闽越国，或者往北经粤东北之蕉岭，可直达福建之武平，若经水路北上更可直达江西余干。在南越国后期，汉武帝平南越时，闽越国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十）[千]从楼船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粤。”余善发兵8000人助汉攻越，到达揭阳时，余善忽然下令停止进攻，甚至派人向南越国通风报信，企图两方讨好，以获渔翁之利。从此事件可以看出，揭阳在南越国与闽越国之间的地位何其重要。根据南越木简中“□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赵佗转移军力去揭阳一带，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效的打压了闽越国的势力，并迫使其屈服，影响了南越国与闽越国的关系走向，扩大了南越国势力影响范围，此时的南越国，成为南越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参考文献
[1]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考古.2006（3）
[2]南越王宫博物馆.《南越国宫署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6）
[3]罗香林.《中夏系统中的百越》.独立出版社，1943
[4]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
[5]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6]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
【关键词】南越国；闽越国；木简
一、南越木简的发现
2004年11月23日至2005年1月24日，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宫署遗址的一口南越井内清理出一百多枚南越国木简。整简和残简共一百多枚，均为木质，其中完整的木简全长25厘米、宽1.7至2.4厘米、厚0.19至0.2厘米。除1枚简有两行半文字外，其余均为1行。文字皆墨书隶书，个别字体含一定的篆意。各简文字字数不等，最多为23字，少者仅3字，一般以12字为主。简发现时已散乱，未发现简间的编连痕迹。这批木简属于赵佗前期的遗物，主要是籍簿文书和法律文书。籍簿文书包括宫署管理出入簿、财务分类簿、军事文档等。法律文书包括律令、爰书、奏谳书。这批木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岭南地区简牍考古的空白，改写了广东无简牍出土的历史，极大地扩展了南越国史的研究范围，其意义和价值非常重要。
其中一枚木简上，书“□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见图1），大致的意思为：某邑里的人加入到军队中已经超过五个月了，应该参加战斗，大军向东行军，有一万多人。南越国定都番禺，疆域囊括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简中所书“东行者万余”，大军显然是向南越国东部行军，行军规模之大，不能不引起关注。笔者认为，该木简所述之事，极有可能是赵佗在位之时与闽越国之间发生的事件。
图1 （木简015）
关于南越国与闽越国关系的研究，暂时只见张荣芳、黄淼章的《南越国史》与杨琮的《闽越国文化》等著作中有提及，而且仅仅是通过古代文献资料，如《史记》、《汉书》、《南越五主传》等资料，来证实南越国与闽越国关系的变化与发展，此外没有更多翔实的资料与证据。南越木简的发现，为研究南越国史提供了新的素材。本文试图通过南越木简新这一考古新材料，进一步梳理南越国与闽越国关系，并为两国关系提供新的佐证。
二、南越国与闽越国的关系
闽越国位于南越国的东面，以闽江流域为中心，主要在今福建省境内。秦汉时期，闽越人的活动范围为“东及与今台湾、澎湖、琉球等海岛，而西则威力所届似直达于赣东北等地”。秦统一中国之前，闽越国已经存在，由国王无诸统治着。后来秦平闽越，以其地置闽中郡，将无诸“废为君长”。就在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无诸趁机率领闽越人，投奔鄱君吴芮而“佐汉”。及至刘邦称帝，建立西汉王朝，无诸因为辅佐汉朝建立有功，得以在公元前202年夏被刘邦立为闽越王，恢复了在闽越地区的统治。公元前196年，赵佗亦受汉朝册封，建立了南越王国对汉的臣属关系。所以，南越国和闽越国在名义上应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初期阶段”。
汉惠帝在位七年而崩，吕后执政，汉越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史载，吕后对南越国颁布所谓“别异蛮夷，鬲绝器物”的政令，“禁绝南越关市金铁、田器，及马、牛、羊、畜毋得市以牝，著令与边”，断绝与南越国的贸易往来。于是，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吕后大怒，下令“削佗前封南越王爵”，并遣汉将“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濞同率兵来讨”。由于赵佗在南岭上早已遣兵“据险筑城”，占据了战略要点，汉军“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双方处于胶着的对峙状态。汉军只得“退屯长沙备之，相持岁余”，一年多后，“高后崩，即罢兵”。就在这个时候，赵佗“因此以发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南越国国力强大，武器精良，同时又对闽越国等国施以财物，闽越国不得不受之，只得“奉佗政令”，开始了对南越国的役属关系。这一事件，是南越国与闽越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笔者认为，南越木简中“□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与史记中“佗因此以发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属同一时期，并且两个事件关系极为密切。
首先，从时间上看，《史记》、《汉书》，以及后人编著的《南越五主传》均未记录南越国“发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的具体时间，但从《史记》与《汉书》记述事件的先后关系，南越国“发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应发生在高后驾崩，对南越国罢兵之后，即高后八年（前180年）。翦伯赞在其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更是把该事件列在“高后崩”同一月份，即公元前180年7月。
那么，南越木简中“□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又发生在何时呢？在这一批南越木简中，我们发现另一枚书有较清晰年代的木简：“□张成故公主诞舍人廿六年十月属将常使□□□番禺人。”（见图2）南越国共五世九十三年，只有第一代王赵佗在位超过26年，由此可见，木简中的“廿六年”指的是赵佗二十六年，既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通过这一枚木简，我们大致可以推算“□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该事件发生也应在公元前178年左右。
图2 （木简091）
由此可见，南越木简中“□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与史记中“佗因此以发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在时间上极为相近，那么，两者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我们不妨先看看闽越国的国力，关于闽越国的军队人数，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刘安上书汉武帝说：“（闽）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杨琮在其《西汉闽越国的军事制度与装备》中写道：“刘安所述可能有所夸张，但闽越国遇重大战争，可能会大规模征兵，其总兵力达到数万乃至十万还是可能的。”因此，假使南越国仅以财物施以闽越国，恐怕不足以让闽越国“奉佗政令”。而且在当时，汉代闽越国水稻的栽培已经比较普及，武夷山城村和闽越国城址出土了众多的铁制农业生产工具，并且较为重视渔捞业的发展。《史记·货值列传》描述闽越“无饥馑之患，无冻死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说明闽越社会经济和中原相比，虽不发达，但亦能满足温饱的需求，不存在较强的经济依赖关系。因此，南越国如果要给予闽越国压力，必然会先以大兵压境闽越国，然后施以财物，通过软硬兼施的方法，来让闽越国屈服。 从地理上看，闽越国地处一个比较封闭的地理单元，闽北的武夷山系是入闽的一道屏障，形成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形。公元前218年，秦令屠睢率50万大军南下征服百越，“一军结余干之水”。余干，地处今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下游，西滨鄱阳湖，毗邻闽北，这里自古是中原进入闽的重要通道。从史料上看，闽越国似乎把防守重点都放在此处与闽北，闽越国在此处曾经修筑六城来抵御汉军，即乌坂城、大潭城、汉阳城、今浦城县、临江镇、崇安县城村古粤城。可见，南越国如果大兵压境进入闽越国，必然走闽越国南部，这比从北进入闽越国则方便得多，闽越国的南部，既无崇山峻岭之隔，也缺乏重兵把守，不得不说这是闽越国的一个防御盲点，因此给赵佗有机可乘。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高后七年（前181年），从吕后发兵攻打南越起，南越国的主要兵力均调往粤北，据险筑城并与汉军相抗衡。至高后八年（前180年）7月，吕后驾崩，罢攻南越，随着汉军的撤离，赵佗命军队调往南越国东部揭阳一带戍守，并且前往闽越国边境漳浦、永定一带，威压闽越国臣服。这正是南越木简中“□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所记述的事件。
揭阳及揭岭自古就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南越国尤为突出。“秦平岭南，即在南海郡设立揭阳县”，可见其重要性。揭岭地处今丰顺境内，属莲花山脉中段，位置在粤东中部，“居高可制四域”。赵佗遣万余军队驻扎此处，不但可以控制整个广东中部，往东即可直达闽越国，或者往北经粤东北之蕉岭，可直达福建之武平，若经水路北上更可直达江西余干。在南越国后期，汉武帝平南越时，闽越国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十）[千]从楼船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粤。”余善发兵8000人助汉攻越，到达揭阳时，余善忽然下令停止进攻，甚至派人向南越国通风报信，企图两方讨好，以获渔翁之利。从此事件可以看出，揭阳在南越国与闽越国之间的地位何其重要。根据南越木简中“□问□邑人从军五月余乃当到戎=东行者万余”，赵佗转移军力去揭阳一带，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效的打压了闽越国的势力，并迫使其屈服，影响了南越国与闽越国的关系走向，扩大了南越国势力影响范围，此时的南越国，成为南越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参考文献
[1]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考古.2006（3）
[2]南越王宫博物馆.《南越国宫署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6）
[3]罗香林.《中夏系统中的百越》.独立出版社，1943
[4]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
[5]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6]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