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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曾是中国制造业的一大优势。生产要素成本持续快速上涨、税费负担重等都给制造业带来了；中击，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上的优势正在逐步丧失。面对新形势，中国企业唯有顺应形势，因势利导，进行竞争力再造，才有出路。
财税体制改革早已成共识，但具体改革方式与改革时机的选择都是一个待定的问题。财税改革必须在整合社会各种利益的基础之上进行。财税改革应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如何在财税改革中激活我国企业的优势和创造力，是财税改革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主要靠的是企业内部的力量。培育企业竞争力，不能再依靠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而应转向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的新发展模式。企业培育竞争力，既要关注国家产业政策，关注市场转换背景，也要立足企业实际，寻找最为合适的发展模式。
企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国企业发展正面临一个关键的变化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在。能否把握住机遇，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能够成功。中国出口导向型和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向更加重视消费驱动，但同时也不能偏废出口和投资驱动。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正处于刘易斯转折期，工资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丧失。
中国企业发展的市场优势还在。人口多，经济增长快，庞大的消费市场，对于各类企业来说都是机遇。为了争夺这个市场，中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必然会更加激烈。从全球经济环境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总体上是一件坏事，但客观上加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中国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如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全球经济版图也在发生变化。
中国企业的宏观经济环境也是高度不确定的。就物价而言，发达国家担心的是通货紧缩，美国已经采取了第二轮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很可能还会有第三轮。鉴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这种量化宽松的经济政策必然会给人民币带来更多的升值压力。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地区)所面临的则主要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物价持续快速上涨要求实行货币政策的紧缩，但是紧缩的政策又会增强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因此陷入了两难境地。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决定着不确定的财税政策，这相应地要求企业有更高的决策水平。
阻碍竞争力再造的财税体制
现行财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再造。对地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税源问题，最关注的是什么产业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问题。尽管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才是未来竞争力的根本保障，但因其往往蕴涵着诸多风险，许多地方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鼓励能直接创造财政收入的传统制造业上，全国各地汽车厂林立就是突出的一例。这种基于财政收入的产业发展鼓励举措，导致迄今为止在中国未见有在全球领先的汽车产业出现。
未鼓励企业积极创新的结果是，许多企业特别是制造类企业只能以代工的身份存在，或以相对落后的技术模仿先进产品进行生产。在国际金融危机来临时，因为身处国际经济分工中的末端地位，往往成为最严重的受害者。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尽管有对企业研发支出进行加计费用扣除的规定，但由于研发不一定都能成功，特别是新技术的发明和新产品的开发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鼓励研发的政策还需要一定时间才可能发挥作用，现实中企业的研发动力仍然严重不足。当下中国企业鲜有国际领先的技术就是明证。
中国已经将2011年的经济政策定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1年又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根据中央对“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在“十二五”时期，财税改革要取得明显进展；中国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要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财政体制、政府预算制度、税收制度、税费改革等诸多方面都要进行改革。除此之外，财税政策要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发挥作用，要推动高技术产业做强做大；财税政策要促进循环经济的大力发展，提高资源产出效率；财税政策要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完善，要强化支持企业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要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财政还要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经济政策将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同样的政策名义下，可能会有种种不同的政策选择。2011年中国所选择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样可能有不同的操作方法。积极从整体上说是扩张的，但不排除有紧缩的意味。稳健本来指的是中性，但时下的种种货币政策操作，实际上已是紧缩性政策。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也将在如此复杂的经济环境中进行。
五大着力点扭转困局
构建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财税体制，需要考虑财税的国际竞争力，在保持宏观税负总体不高的前提下，从五个方面布局着力点。
扭转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当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决定了直接税负主要落在企业身上，不利于企业的发展。2009年，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之和(扣除出口退税)占税收总收入的58.78％。这些税收有许多是直接由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也达到19.38％。再考虑到企业缴纳的其他税收，那么直接由企业缴纳的税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在80％以上，大量税收直接落到企业身上。为再建企业竞争力。改革的方向之一是调整税制结构，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
加快增值税转型与扩围改革。需要注意的是，增值税层层转嫁是设计意图。实际上，还是取决于买卖双方的市场力量之比。2009年中国进行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由于进项税额扣除增加，企业的税负进一步下降。2009年，仅此一项就减税约5000亿元，其效果是明显的。但是，现有的转型还不彻底。增值税进项税额尚不能全额扣除，不仅不动产的进项税额不能扣除，与不动产配套使用的机器设备等进项税额也不能扣除，增值税的中性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未来还应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以尽可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营业税的重复征收问题严重制约着服务业的发展。增值税改革下一步的关键是尽可能地扩大征收范围。缩小营业税的征收范围，以减少重复征税。为了更好地完成增值税的扩围工作，现有的增值税率与营业税税率应进一步协调。增值税基本税率还要进一步下调，以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清理各种政府性收费，减轻企业负担。省一级政府就可以确定政府收费的体制亟待改变。各种政府性收费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税费负担因此缺乏确定性。就狭义的宏观税负而言，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算高。但是，企业的负担不仅仅是税收负担，还包括大量收费负担。收费和征税共同作用的结果之一，是部分严格遵守税法和收费法律法规的企业经营艰难。因此，清理收费必须加快。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税权的高度集中决定了地方政府无法通过其他形式取得税收收入。应通过关于政府收费的较权威的法律来限制地方政府的收费权限，以真正减少企业的税费负担，促进企业轻装上阵。
降低政府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社保费改税是大势所趋。从征收管理来看，税务部门征收社保税(费)具有规模经济优势，没有必要对同一收入来源单列一个部门。考虑到社保费改税之后税收的强制性以及征管较严，实际税负可能超过收费负担，为此需要降低企业的社保税负担。途径是充分调动政府可支配资源，通过国有资产、国有土地、国有资源等来充实社保资金。通过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的调整。鼓励地方政府发展新兴产业，建立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机制。可以预期，公共服务得到改善，同样意味着企业正常经营的外部成本的下降。
建立政府推动型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除了自身的带4度选择之外，还包括技术创新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自主创新主要依靠企业。为此，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财税政策，构建政府推动型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这种鼓励对各家企业来说，应该是有竞争性的，保证财政资金用到最有效率的地方。中国政府已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确定为未来重点发展的对象。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真正发展起来，取决于中国企业能否在这些产业中保持技术优势。为此，需要有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适应的财税政策。
财税体制改革早已成共识，但具体改革方式与改革时机的选择都是一个待定的问题。财税改革必须在整合社会各种利益的基础之上进行。财税改革应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如何在财税改革中激活我国企业的优势和创造力，是财税改革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主要靠的是企业内部的力量。培育企业竞争力，不能再依靠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而应转向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的新发展模式。企业培育竞争力，既要关注国家产业政策，关注市场转换背景，也要立足企业实际，寻找最为合适的发展模式。
企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国企业发展正面临一个关键的变化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在。能否把握住机遇，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能够成功。中国出口导向型和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向更加重视消费驱动，但同时也不能偏废出口和投资驱动。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正处于刘易斯转折期，工资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丧失。
中国企业发展的市场优势还在。人口多，经济增长快，庞大的消费市场，对于各类企业来说都是机遇。为了争夺这个市场，中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必然会更加激烈。从全球经济环境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总体上是一件坏事，但客观上加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中国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如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全球经济版图也在发生变化。
中国企业的宏观经济环境也是高度不确定的。就物价而言，发达国家担心的是通货紧缩，美国已经采取了第二轮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很可能还会有第三轮。鉴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这种量化宽松的经济政策必然会给人民币带来更多的升值压力。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地区)所面临的则主要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物价持续快速上涨要求实行货币政策的紧缩，但是紧缩的政策又会增强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因此陷入了两难境地。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决定着不确定的财税政策，这相应地要求企业有更高的决策水平。
阻碍竞争力再造的财税体制
现行财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再造。对地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税源问题，最关注的是什么产业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问题。尽管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才是未来竞争力的根本保障，但因其往往蕴涵着诸多风险，许多地方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鼓励能直接创造财政收入的传统制造业上，全国各地汽车厂林立就是突出的一例。这种基于财政收入的产业发展鼓励举措，导致迄今为止在中国未见有在全球领先的汽车产业出现。
未鼓励企业积极创新的结果是，许多企业特别是制造类企业只能以代工的身份存在，或以相对落后的技术模仿先进产品进行生产。在国际金融危机来临时，因为身处国际经济分工中的末端地位，往往成为最严重的受害者。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尽管有对企业研发支出进行加计费用扣除的规定，但由于研发不一定都能成功，特别是新技术的发明和新产品的开发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鼓励研发的政策还需要一定时间才可能发挥作用，现实中企业的研发动力仍然严重不足。当下中国企业鲜有国际领先的技术就是明证。
中国已经将2011年的经济政策定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1年又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根据中央对“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在“十二五”时期，财税改革要取得明显进展；中国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要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财政体制、政府预算制度、税收制度、税费改革等诸多方面都要进行改革。除此之外，财税政策要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发挥作用，要推动高技术产业做强做大；财税政策要促进循环经济的大力发展，提高资源产出效率；财税政策要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完善，要强化支持企业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要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财政还要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经济政策将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同样的政策名义下，可能会有种种不同的政策选择。2011年中国所选择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样可能有不同的操作方法。积极从整体上说是扩张的，但不排除有紧缩的意味。稳健本来指的是中性，但时下的种种货币政策操作，实际上已是紧缩性政策。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也将在如此复杂的经济环境中进行。
五大着力点扭转困局
构建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财税体制，需要考虑财税的国际竞争力，在保持宏观税负总体不高的前提下，从五个方面布局着力点。
扭转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当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决定了直接税负主要落在企业身上，不利于企业的发展。2009年，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之和(扣除出口退税)占税收总收入的58.78％。这些税收有许多是直接由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也达到19.38％。再考虑到企业缴纳的其他税收，那么直接由企业缴纳的税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在80％以上，大量税收直接落到企业身上。为再建企业竞争力。改革的方向之一是调整税制结构，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
加快增值税转型与扩围改革。需要注意的是，增值税层层转嫁是设计意图。实际上，还是取决于买卖双方的市场力量之比。2009年中国进行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由于进项税额扣除增加，企业的税负进一步下降。2009年，仅此一项就减税约5000亿元，其效果是明显的。但是，现有的转型还不彻底。增值税进项税额尚不能全额扣除，不仅不动产的进项税额不能扣除，与不动产配套使用的机器设备等进项税额也不能扣除，增值税的中性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未来还应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以尽可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营业税的重复征收问题严重制约着服务业的发展。增值税改革下一步的关键是尽可能地扩大征收范围。缩小营业税的征收范围，以减少重复征税。为了更好地完成增值税的扩围工作，现有的增值税率与营业税税率应进一步协调。增值税基本税率还要进一步下调，以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清理各种政府性收费，减轻企业负担。省一级政府就可以确定政府收费的体制亟待改变。各种政府性收费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税费负担因此缺乏确定性。就狭义的宏观税负而言，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算高。但是，企业的负担不仅仅是税收负担，还包括大量收费负担。收费和征税共同作用的结果之一，是部分严格遵守税法和收费法律法规的企业经营艰难。因此，清理收费必须加快。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税权的高度集中决定了地方政府无法通过其他形式取得税收收入。应通过关于政府收费的较权威的法律来限制地方政府的收费权限，以真正减少企业的税费负担，促进企业轻装上阵。
降低政府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社保费改税是大势所趋。从征收管理来看，税务部门征收社保税(费)具有规模经济优势，没有必要对同一收入来源单列一个部门。考虑到社保费改税之后税收的强制性以及征管较严，实际税负可能超过收费负担，为此需要降低企业的社保税负担。途径是充分调动政府可支配资源，通过国有资产、国有土地、国有资源等来充实社保资金。通过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的调整。鼓励地方政府发展新兴产业，建立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机制。可以预期，公共服务得到改善，同样意味着企业正常经营的外部成本的下降。
建立政府推动型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除了自身的带4度选择之外，还包括技术创新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自主创新主要依靠企业。为此，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财税政策，构建政府推动型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这种鼓励对各家企业来说，应该是有竞争性的，保证财政资金用到最有效率的地方。中国政府已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确定为未来重点发展的对象。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真正发展起来，取决于中国企业能否在这些产业中保持技术优势。为此，需要有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适应的财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