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民间知识界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小圈子时代。我们常常在小圈子的聚会中听到有人得意地宣扬：又在那个会上将某某派、某某主义的人痛斥了，驳倒了，让他们哑口无言了。那种得意之情像极了偏执的教士，尽管谁都知道这种自称的胜利大多是虚妄的。这倒也无伤大雅，但重要的是这种小圈子的心态暴露了一种危险的倾向。
　　30年前，民间之学的蓬勃涌起粉碎了教条官学的垄断，20世纪90年代民间之学的分化又再一次冲击了官学的僵硬和麻木。但是到了今天，进入小圈子时代的民间之学也渐渐丧失了活力，沦为各种小的教条团体。如果说当初那些固守自己的信仰绝不屈服的人，他们的坚持是勇气和尊严的象征的话；那么今天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后现代还是传统派都在故步自封，孤芳自赏，时刻警惕着来自各方的明枪暗箭，而不是在反思中勇猛前行，用创造去成就新的中国文化，他们的坚持则不过是狭隘、怯懦的陋见作祟的结果。
　　100年前清亡前夕，士大夫们也陷入了类似的迷乱。宋恕有言：“礼法之士，刻尚谨严：苦思封建，不披筹海之篇；结想井田，不讲劝农之术；正统、道统，劳无谓之争，近杂、近禅，驰不急之辩。民间切痛，反若忘怀，观行固优，征才无用。”宋恕说：“良可慨也！”
　　隐匿在小圈子里快活的人们以为只要自己声称是某某派，就可以倚重那个传统当中那些伟大的头脑（其实，那些伟大的人是我们一样的人，我们崇敬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懒惰的便利，而是因为他们给出了人的新的高度），就可以仗着他们的力量来证成自己的睿智和高尚。就如同入教的教民可以期待上帝或者神灵的护佑、声援，可以从其中获得心灵的拯救和安宁。事实上，他们也的确需要一种类似真理世界观的东西来拯救自己、来支撑自己的生活。正如鲁迅所说“合群的”人们就可以“自大”。所以虽然看上去他们意气风发，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心甘情愿把自己奉献给某种教条，快乐地做着工具或者说奴隶。为了获得理论上的安全和生活的意义，他们愿意以自己为牺牲。
　　他们不愿意、也无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做自己的主人。卢梭说：“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他们却更愿意躲在一个虚拟的、或者现实的群体中。
　　与此相应的是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成形。在今天，正如某些人希望的那样，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日益被分割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且更值得严肃对待的是，因为利益而聚拢在一起的人们，他们唯一尽心尽力去做的就是破坏公益、残害法律。利益集团分化论者和小圈子里的人们一样都热衷于拿美国的例子来给自己做正当性辩护。他们似乎完全没有觉察到，在立国之时，美国的国父们曾经多么担心因党争而使共和国分崩离析。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军工联合体几乎控制国家的时刻。为了克服这些利益集团的力量，美国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如果没有美国强大的“公民”传统，也许美国真的早就分崩离析了。况且，我们都知道美国只不过是一个尘世里的平凡国家，即便是到了今天她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甚至谁都不很确信这些问题能被解决。比如宗教问题、种族问题，再比如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与统一。我们不能因为只要在美国找到了类似的例子，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以为自己是正当的。够了，这样的时代早就结束了。美国不是我们的明天，也不是一个神话的乌托邦。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正常，就去神话别人。
　　对于利益集团问题，我想马基雅维利的冷静态度也许值得一提：“事实上，有些划分是有害于一个共和国的，有些则是有益的；那些会激起宗派和党争的是有害的，而那些不会引起宗派与党争的则是有益的。既然一个国家的创立者无法禁止敌对者的存在，至少他也应该防止他们成为宗派。”
　　虽然利益集团和官学、民学的派别各自有不同的来路和去向，而且在目前也还算不是很紧迫的问题。但对于一个怀着共和国梦想的民族来说，潜在的危险是巨大的。因为它们已经快要纽结在一起，成为真正的宗派了。
　　在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本分应该是提供凌驾于这些分裂的利益集团之上的大道。但却很少有人还试图提供公共的、普遍的前景。小圈子们只能随着各个集团的起伏兴衰。时运不济的时候，就把眼光放在明天，或者更长远的未来。就如同挂在枝头鲜艳的花果，等着识货的或者哪怕只是过路的旅客采摘。不同的意识形态坚信者，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纽结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奇特的搭配组合，都试图在现在或者未来的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