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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五年间，垃圾围城的现实逼迫城市的管理者们面对着垃圾处理的难题，但是从垃圾填埋到垃圾焚烧，期间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北京市城区生活垃圾首次实现负增长，9月份的一则报道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垃圾的关注。但是让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揪心的是，北京到底要建几座垃圾焚烧场？
之前按照北京市规划，到2015年，将有9座垃圾焚烧场（即：阿苏卫垃圾焚烧场、六里屯垃圾焚烧场、顺义垃圾焚烧场、高安屯垃圾焚烧场、董村垃圾焚烧场、北天堂垃圾焚烧场、南宫垃圾焚烧场、梁家务垃圾焚烧场和京南垃圾焚烧场）建成投产。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如预期，由于民众的激烈反对，除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试运营，另三座焚烧场或缓建或面临更换选址，最新的消息显示，北京有三座焚烧场即可满足未来五年内的垃圾处理。但赵章元仍对规划中存在的9座垃圾焚烧场深表疑虑，现在不建不等于将来不建，一旦9座焚烧场全部建成，“首都人民寻觅宜居环境的愿望就更加渺茫了。”赵章元立刻撰文表达自己的忧思，对于他来说，或许一场新的“反烧”战又要开始了。
填埋之患
作为一位水环境专家，当年探究地下水污染源头让赵章元一路追踪到了垃圾填埋场。2001年，赵章元带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诸多老专家考察了北京当时最先进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并做了一次地下渗漏污染检测。赵章元形容，他们为垃圾场的地下做了一次“CT”，多台精密仪器记录下的数据最终相互得到了印证。不出赵章元所料，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出现渗漏并污染了地下水。
起初，北京市的主管部门非常重视赵章元等专家的调查结果，并希望与专家们进一步合作来做好地下防渗工作。于是赵章元等人又应邀对东部通州的北神树垃圾填埋场和南部大兴安定垃圾填埋场也做了检测。其结果更糟，“渗漏得比阿苏卫更厉害”。他们立即完成了相关调查报告并将防治渗漏的建议提交给了北京市政主管部门。
原本愉快的合作在这时出现了变化，报告和建议递出去了半年没有回音。赵章元后来得知，报告在北京市政管委内部引起了反弹。在当时，填埋法被宣传为最卫生、经济而又安全的垃圾处理方式，“有人打了包票绝不会出问题”，“如果承认填埋场发生渗漏不是影响政府形象吗？”
老专家们的热情遭遇了一盆冷水。
不久以后，赵章元看到了一份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于全国300多个垃圾填埋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全国的垃圾填埋场普遍发生渗漏”。赵章元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应该对当地民众的健康负责，就向媒体和盘托出北京市垃圾填埋场污染地下水的严重情况，第一次郑重地“对垃圾填埋法提出质疑”。
这样的言论顿时把赵章元推向风口浪尖，主管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赵章元等人“非法检测”，并有主管领导对媒体表态：“垃圾填埋场没有发生渗漏污染地下水，过去没有渗漏，现在也没有渗漏，以后也永远不会渗漏。”这样“不尊重事实”的做法让赵章元很气愤，从此这位水环境专家就和垃圾问题较上了劲。
赵章元又带着记者去阿苏卫周边的村庄一探究竟。在距离垃圾填埋场0.5公里至1.5公里的阿苏卫、二德庄和牛坊圈三个村子都出现了高发病，有村医对赵章元说，自从有了填埋场，高血压病、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明显增加，喝了地下水的牲畜有的死胎有的猝死。不只是阿苏卫一直被赵章元关切，事后他还进一步追踪了解到，南部、东部和西部垃圾污染危害现象更加严峻。他开始了大声呼吁：“垃圾填埋法必须尽快淘汰！”
看到垃圾填埋场治污防渗措施迟迟推动不起来，赵章元又将疫病与填埋场污染问题做了综合分析，还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北京地下水污染风险的书面报告，通过媒体多次呼吁，一度得到国务院主管领导的高度重视。
后来，北京垃圾填埋场地下渗漏污染地下水问题得到了市环保部门的验证，认识开始转变了。随着填埋弊病和污染纠纷的日益增多，垃圾填埋法逐渐走向被人们淘汰的阶段。赵章元等到了中国固废处理史上的这一转折。
作为“少数”的“反烧派”
时间到了2005年前后，垃圾围城的困扰已在全国蔓延开来，人们开始寻找更新的办法，以焚烧的方法取代填埋成了新的议题。这时恰逢制定“十一五”规划，不少受困于垃圾问题的城市急切地将“推行垃圾焚烧发电”写进了市政规划。
赵章元并不是天然的“反烧派”，一开始他也抱着欣喜的态度对焚烧的方法加以探究，但很快发现垃圾焚烧并不是看起来那样美好。他告诉《小康》记者，当今最好的焚烧设备，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也会释放数十种有害物质，最麻烦的是一级致癌物二恶英。它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
有“主烧派”的专家认为，垃圾焚烧在国外是一种成熟的垃圾处理方法，现有的焚烧技术完全可以达到环境安全的程度。在二恶英的毒副作用被发现后，国外已经在技术上克服了这个问题，把二恶英的排放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日本 、德国都在采取这样的做法。
针对这个说法，赵章元又查阅了大量文献。他认为：“二恶英的产生即使很微量，也会在人体内长期蓄积直至发病，它对人体的作用至今无法规定出准确的作用阈值。所谓改进的“现代化焚烧炉”，也只是把部分二恶英拦截到飞灰和灰渣中，更容易造成水土污染，直接进入食物链。”
于是，作为评估专家，赵章元频繁地对一些城市的焚烧项目提出反对意见，并与包括相关专家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主烧派”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在赵章元的记忆里，一次激烈的交锋出现在2007年的一场论证会上。开始的讨论还是平心静气的，可是到了末尾，“主烧派”竟拿出了会前早就起草好的专家意见，其中有一条写着：“垃圾焚烧场距离居民区的位置不小于300米”。他便不能接受了。
垃圾焚烧炉应该距居民区多远是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赵章元参与的评审中，最初定的距离是1000米，后来地方管理部门提意见，说这样就不好选址了，能不能缩小点？为了满足管理的需要，于是第一次修改到800米，后又缩到700米，至此便不敢再减了。实际上，这种“距离拉近”有无风险，谁也没有把握。在这次由“主烧派”策划的论证会上，真正反对垃圾焚烧的包括赵章元在内也只有3人而已，未经过任何实践检验的“300米”要写入专家意见时，赵章元据理力争：“我们20几个人怎么能在短短2个小时内就轻易得出这样不严肃的结论呢？”言语之间，一位被激怒的“主烧派”专家指着赵章元说：“你想来考我的研究生我还未必能收呢！”
由于赵章元的强烈反对，“300米”终于没能写进专家意见里。此时赵章元意识到，“主烧派”已经占据了学术机构和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要位置，而且国外焚烧炉的生产商瞅准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正在寻找代言人，某些利益集团正在形成并试图绑架政府决策。赵章元也因此变成了孤零零的“少数派”。
今年初，在由广州市政府组织的“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上，赵章元的“少数派”形象再次被放大。“32位专家中，有一位专家认为目前的垃圾焚烧有风险，不宜盲目焚烧”，许多媒体上出现了大字号标题“31：1”，这唯一的反对者即被大家指向赵章元。在赵章元看来，他不过是又一次被“算计”了，他认为“专家意见”在会后被擅自进行了修改，“个别专家”变成了“一位专家”，原本最核心的两条原则“源头减量”和“资源回收利用”也被宣传为“广州市最适宜垃圾处理宜焚烧为主、填埋为辅”。而实则会上的“不少专家都同意我的观点”。
之前广州番禺反对垃圾焚烧事件把相关部门搞得焦头烂额，赵章元认为组织方正迫切希望以“专家意见”来推动垃圾焚烧的进展，可他偏偏“不识趣”。这一次，他又选择了在网上公开“澄清”、接受媒体采访，不依不饶地指责这是“个别人恶劣的小动作”。
尽管每一次的交锋都很艰难，赵章元并不悲观，他说，“少数派”不过是一种假象，在一些论证会上，与他握手表示支持和安慰的人并不是少数，而“环境意识觉醒的民众也正在成为强大的后援”。赵章元经常接到一些陌生人的电话，有的人只是问候一下他的健康或者说一声“我支持您”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六里屯的“票友”专家
生活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周边的人们，常用戏谑的方式讲述着因垃圾改变的生活。
居民黄世平说，他们就像“缉毒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习惯性地用鼻子嗅嗅空气的味道。傍晚时分，在他所生活的距离填埋场2.2公里的中海枫涟小区，原本休闲散步的人群里会突然爆发一声：“臭气来啦！”就像遭遇了“鬼子进村”，人们四散奔逃家中，并把窗户关严，那些垃圾的味道，“还不如呆在厕所里舒服呢”。
黄世平是在2005底年入住的中海枫涟小区，在他们这些新住户到来之前，附近的居民已为垃圾的事斗争了很多年。事情尚未解决，2006年底，又传来消息，北京市要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附近再建一个垃圾焚烧厂，黄世平感到“雪上加霜”，“情感上完全无法接受”。
居民们很快自发组织起来，到环保部门提建议，到信访局递投诉信，还有人在楼顶挂起抗议条幅。居民们在网上看到赵章元的文章，就向他咨询。后来在电视台的一个报道里，面对镜头，赵章元立场鲜明地表态：“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环评报告错漏百出。”一个环境专家能站出来说句话，六里屯人顿受鼓舞。
2007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受理了六里屯居民对北京市环保局的行政复议申请。而与此同时，像黄世平这样一些“票友”级专家也在居民中成长起来。也是在那次电视节目里，相关部门的官员“有意隐瞒”六里屯焚烧厂选址处于上风向容易扩大污染的情况，把“西北风向”说成“东北风向”，还说“焚烧不会产生二恶英”，居民们一下子就找出了其常识性错误，并组织起来抗议。随后相关部门拿出的风向资料，也被黄世平挑出了毛病：“这是山前的数据，我们的位置在山后，山前和山后的情况差多了！”黄世平说，公众觉悟的提高，“也督促着相关部门严谨起来。”
2007年6月，行政复议结果出来了，国家环保总局决定该项目缓建，并要求重新对六里屯焚烧发电项目进行论证，并扩大公众参与范围。在2009年“两会”期间，这个结果再次被重申。六里屯人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回顾这个艰难的过程，黄世平不由感叹起“居民们团结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在这些六里屯人中间，有搞科研的老专家，有市政工程建设的项目经理，有律师、记者、工程师，也有政府官员、人大代表，黄世平就是某研究设计院的退休干部。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和渠道里想办法。
局面的转变正是源于这个社区居民们的齐心协力。曾经有人把六里屯居民起草的反建焚烧厂的意见书递给北京市一位高层官员，这位官员说：“别再递了，我已经收了一摞了！”
新的方向：可以替代焚烧的方法
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高级工程师乐家林走进“反烧派”阵营也源自六里屯事件。乐家林是在某社区论坛上偶然看到的六里屯反建垃圾焚烧厂的帖子，六里屯的情况他再熟悉不过了，1998年，他本人就曾经起草过有关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可行性报告，当时六里屯周边还没有居民，对于二恶英也没有充分的认识。
看到六里屯居民朴素的还带有情绪化的帖文，研究燃烧专业的乐家林觉得有道理，但他知道以这种方式与相关部门沟通是难起作用的。于是，他留下了电话，从此成为六里屯居民的“智囊”，从政策和技术层面为他们出谋划策。
2005年前后，乐家林曾多次到欧洲考察，他接触到一种成熟的“厌氧发酵”处理垃圾的办法。这种方法相当于让多种厌氧菌“分工合作”，把垃圾分解成为甲烷气体和一些可以作为肥水的液体。乐家林做过比较：建一座厌氧发酵厂与建一座垃圾焚烧厂相比，占地面积相当，前者的建设成本是后者的1/2，建设周期是2/3，运行成本只有1/4。
在乐家林看来，厌氧发酵正是这样一种可以替代焚烧的好办法，他向《小康》介绍说，辽宁营口就想把这种垃圾处理厂引进到他们的城市中，目前，“前期的设计规划进展都很顺利。”乐家林说，垃圾处理问题的症结之处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我们的思路和意识。
然而“主烧派”并不看好乐家林等人的尝试，他们认为“厌氧发酵”、“热解气化”这样的方法在国内少有成功的范例，更没有形成规模化，“工程建设特别是公共工程必须使用成熟技术”。他们还指出，全国有30多个以“垃圾资源化”为幌子的新技术项目，名为“高科技”，实则把大部分垃圾仍送去填埋。
赵章元对待这些新方法的态度则宽容许多，他的信息袋里已经收集了十几种有关垃圾资源化处理的技术方法，他在综合比较各种方法的优劣利弊，并等待时机成熟时递交给政府部门。赵章元说：“在否定了垃圾填埋法和指出焚烧法弊病后不能不替政府认真考虑垃圾的科学出路：垃圾分类回收和资源化的落实。”
在赵章元的设想中，“循环经济”的思路乃是解决垃圾围城的唯一正确办法，在国内外的实践中，也已有很多成功范例。他详细调查了垃圾资源化处理过程的各个环节后坚定地认为，“垃圾分类回收和资源化处理并非技术问题，而主要是管理问题，是作为和不作为问题。没有管理部门的主导作用垃圾分类必定会夭折。”“把不同类的垃圾被送往不同的工厂物尽其用，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拿来焚烧呢？”
在否定了垃圾填埋法和指出焚烧法弊病后不能不替政府认真考虑垃圾的科学出路：垃圾分类回收和资源化的落实。
北京市城区生活垃圾首次实现负增长，9月份的一则报道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垃圾的关注。但是让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揪心的是，北京到底要建几座垃圾焚烧场？
之前按照北京市规划，到2015年，将有9座垃圾焚烧场（即：阿苏卫垃圾焚烧场、六里屯垃圾焚烧场、顺义垃圾焚烧场、高安屯垃圾焚烧场、董村垃圾焚烧场、北天堂垃圾焚烧场、南宫垃圾焚烧场、梁家务垃圾焚烧场和京南垃圾焚烧场）建成投产。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如预期，由于民众的激烈反对，除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试运营，另三座焚烧场或缓建或面临更换选址，最新的消息显示，北京有三座焚烧场即可满足未来五年内的垃圾处理。但赵章元仍对规划中存在的9座垃圾焚烧场深表疑虑，现在不建不等于将来不建，一旦9座焚烧场全部建成，“首都人民寻觅宜居环境的愿望就更加渺茫了。”赵章元立刻撰文表达自己的忧思，对于他来说，或许一场新的“反烧”战又要开始了。
填埋之患
作为一位水环境专家，当年探究地下水污染源头让赵章元一路追踪到了垃圾填埋场。2001年，赵章元带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诸多老专家考察了北京当时最先进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并做了一次地下渗漏污染检测。赵章元形容，他们为垃圾场的地下做了一次“CT”，多台精密仪器记录下的数据最终相互得到了印证。不出赵章元所料，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出现渗漏并污染了地下水。
起初，北京市的主管部门非常重视赵章元等专家的调查结果，并希望与专家们进一步合作来做好地下防渗工作。于是赵章元等人又应邀对东部通州的北神树垃圾填埋场和南部大兴安定垃圾填埋场也做了检测。其结果更糟，“渗漏得比阿苏卫更厉害”。他们立即完成了相关调查报告并将防治渗漏的建议提交给了北京市政主管部门。
原本愉快的合作在这时出现了变化，报告和建议递出去了半年没有回音。赵章元后来得知，报告在北京市政管委内部引起了反弹。在当时，填埋法被宣传为最卫生、经济而又安全的垃圾处理方式，“有人打了包票绝不会出问题”，“如果承认填埋场发生渗漏不是影响政府形象吗？”
老专家们的热情遭遇了一盆冷水。
不久以后，赵章元看到了一份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于全国300多个垃圾填埋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全国的垃圾填埋场普遍发生渗漏”。赵章元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应该对当地民众的健康负责，就向媒体和盘托出北京市垃圾填埋场污染地下水的严重情况，第一次郑重地“对垃圾填埋法提出质疑”。
这样的言论顿时把赵章元推向风口浪尖，主管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赵章元等人“非法检测”，并有主管领导对媒体表态：“垃圾填埋场没有发生渗漏污染地下水，过去没有渗漏，现在也没有渗漏，以后也永远不会渗漏。”这样“不尊重事实”的做法让赵章元很气愤，从此这位水环境专家就和垃圾问题较上了劲。
赵章元又带着记者去阿苏卫周边的村庄一探究竟。在距离垃圾填埋场0.5公里至1.5公里的阿苏卫、二德庄和牛坊圈三个村子都出现了高发病，有村医对赵章元说，自从有了填埋场，高血压病、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明显增加，喝了地下水的牲畜有的死胎有的猝死。不只是阿苏卫一直被赵章元关切，事后他还进一步追踪了解到，南部、东部和西部垃圾污染危害现象更加严峻。他开始了大声呼吁：“垃圾填埋法必须尽快淘汰！”
看到垃圾填埋场治污防渗措施迟迟推动不起来，赵章元又将疫病与填埋场污染问题做了综合分析，还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北京地下水污染风险的书面报告，通过媒体多次呼吁，一度得到国务院主管领导的高度重视。
后来，北京垃圾填埋场地下渗漏污染地下水问题得到了市环保部门的验证，认识开始转变了。随着填埋弊病和污染纠纷的日益增多，垃圾填埋法逐渐走向被人们淘汰的阶段。赵章元等到了中国固废处理史上的这一转折。
作为“少数”的“反烧派”
时间到了2005年前后，垃圾围城的困扰已在全国蔓延开来，人们开始寻找更新的办法，以焚烧的方法取代填埋成了新的议题。这时恰逢制定“十一五”规划，不少受困于垃圾问题的城市急切地将“推行垃圾焚烧发电”写进了市政规划。
赵章元并不是天然的“反烧派”，一开始他也抱着欣喜的态度对焚烧的方法加以探究，但很快发现垃圾焚烧并不是看起来那样美好。他告诉《小康》记者，当今最好的焚烧设备，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也会释放数十种有害物质，最麻烦的是一级致癌物二恶英。它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
有“主烧派”的专家认为，垃圾焚烧在国外是一种成熟的垃圾处理方法，现有的焚烧技术完全可以达到环境安全的程度。在二恶英的毒副作用被发现后，国外已经在技术上克服了这个问题，把二恶英的排放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日本 、德国都在采取这样的做法。
针对这个说法，赵章元又查阅了大量文献。他认为：“二恶英的产生即使很微量，也会在人体内长期蓄积直至发病，它对人体的作用至今无法规定出准确的作用阈值。所谓改进的“现代化焚烧炉”，也只是把部分二恶英拦截到飞灰和灰渣中，更容易造成水土污染，直接进入食物链。”
于是，作为评估专家，赵章元频繁地对一些城市的焚烧项目提出反对意见，并与包括相关专家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主烧派”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在赵章元的记忆里，一次激烈的交锋出现在2007年的一场论证会上。开始的讨论还是平心静气的，可是到了末尾，“主烧派”竟拿出了会前早就起草好的专家意见，其中有一条写着：“垃圾焚烧场距离居民区的位置不小于300米”。他便不能接受了。
垃圾焚烧炉应该距居民区多远是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赵章元参与的评审中，最初定的距离是1000米，后来地方管理部门提意见，说这样就不好选址了，能不能缩小点？为了满足管理的需要，于是第一次修改到800米，后又缩到700米，至此便不敢再减了。实际上，这种“距离拉近”有无风险，谁也没有把握。在这次由“主烧派”策划的论证会上，真正反对垃圾焚烧的包括赵章元在内也只有3人而已，未经过任何实践检验的“300米”要写入专家意见时，赵章元据理力争：“我们20几个人怎么能在短短2个小时内就轻易得出这样不严肃的结论呢？”言语之间，一位被激怒的“主烧派”专家指着赵章元说：“你想来考我的研究生我还未必能收呢！”
由于赵章元的强烈反对，“300米”终于没能写进专家意见里。此时赵章元意识到，“主烧派”已经占据了学术机构和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要位置，而且国外焚烧炉的生产商瞅准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正在寻找代言人，某些利益集团正在形成并试图绑架政府决策。赵章元也因此变成了孤零零的“少数派”。
今年初，在由广州市政府组织的“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上，赵章元的“少数派”形象再次被放大。“32位专家中，有一位专家认为目前的垃圾焚烧有风险，不宜盲目焚烧”，许多媒体上出现了大字号标题“31：1”，这唯一的反对者即被大家指向赵章元。在赵章元看来，他不过是又一次被“算计”了，他认为“专家意见”在会后被擅自进行了修改，“个别专家”变成了“一位专家”，原本最核心的两条原则“源头减量”和“资源回收利用”也被宣传为“广州市最适宜垃圾处理宜焚烧为主、填埋为辅”。而实则会上的“不少专家都同意我的观点”。
之前广州番禺反对垃圾焚烧事件把相关部门搞得焦头烂额，赵章元认为组织方正迫切希望以“专家意见”来推动垃圾焚烧的进展，可他偏偏“不识趣”。这一次，他又选择了在网上公开“澄清”、接受媒体采访，不依不饶地指责这是“个别人恶劣的小动作”。
尽管每一次的交锋都很艰难，赵章元并不悲观，他说，“少数派”不过是一种假象，在一些论证会上，与他握手表示支持和安慰的人并不是少数，而“环境意识觉醒的民众也正在成为强大的后援”。赵章元经常接到一些陌生人的电话，有的人只是问候一下他的健康或者说一声“我支持您”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六里屯的“票友”专家
生活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周边的人们，常用戏谑的方式讲述着因垃圾改变的生活。
居民黄世平说，他们就像“缉毒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习惯性地用鼻子嗅嗅空气的味道。傍晚时分，在他所生活的距离填埋场2.2公里的中海枫涟小区，原本休闲散步的人群里会突然爆发一声：“臭气来啦！”就像遭遇了“鬼子进村”，人们四散奔逃家中，并把窗户关严，那些垃圾的味道，“还不如呆在厕所里舒服呢”。
黄世平是在2005底年入住的中海枫涟小区，在他们这些新住户到来之前，附近的居民已为垃圾的事斗争了很多年。事情尚未解决，2006年底，又传来消息，北京市要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附近再建一个垃圾焚烧厂，黄世平感到“雪上加霜”，“情感上完全无法接受”。
居民们很快自发组织起来，到环保部门提建议，到信访局递投诉信，还有人在楼顶挂起抗议条幅。居民们在网上看到赵章元的文章，就向他咨询。后来在电视台的一个报道里，面对镜头，赵章元立场鲜明地表态：“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环评报告错漏百出。”一个环境专家能站出来说句话，六里屯人顿受鼓舞。
2007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受理了六里屯居民对北京市环保局的行政复议申请。而与此同时，像黄世平这样一些“票友”级专家也在居民中成长起来。也是在那次电视节目里，相关部门的官员“有意隐瞒”六里屯焚烧厂选址处于上风向容易扩大污染的情况，把“西北风向”说成“东北风向”，还说“焚烧不会产生二恶英”，居民们一下子就找出了其常识性错误，并组织起来抗议。随后相关部门拿出的风向资料，也被黄世平挑出了毛病：“这是山前的数据，我们的位置在山后，山前和山后的情况差多了！”黄世平说，公众觉悟的提高，“也督促着相关部门严谨起来。”
2007年6月，行政复议结果出来了，国家环保总局决定该项目缓建，并要求重新对六里屯焚烧发电项目进行论证，并扩大公众参与范围。在2009年“两会”期间，这个结果再次被重申。六里屯人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回顾这个艰难的过程，黄世平不由感叹起“居民们团结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在这些六里屯人中间，有搞科研的老专家，有市政工程建设的项目经理，有律师、记者、工程师，也有政府官员、人大代表，黄世平就是某研究设计院的退休干部。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和渠道里想办法。
局面的转变正是源于这个社区居民们的齐心协力。曾经有人把六里屯居民起草的反建焚烧厂的意见书递给北京市一位高层官员，这位官员说：“别再递了，我已经收了一摞了！”
新的方向：可以替代焚烧的方法
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高级工程师乐家林走进“反烧派”阵营也源自六里屯事件。乐家林是在某社区论坛上偶然看到的六里屯反建垃圾焚烧厂的帖子，六里屯的情况他再熟悉不过了，1998年，他本人就曾经起草过有关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可行性报告，当时六里屯周边还没有居民，对于二恶英也没有充分的认识。
看到六里屯居民朴素的还带有情绪化的帖文，研究燃烧专业的乐家林觉得有道理，但他知道以这种方式与相关部门沟通是难起作用的。于是，他留下了电话，从此成为六里屯居民的“智囊”，从政策和技术层面为他们出谋划策。
2005年前后，乐家林曾多次到欧洲考察，他接触到一种成熟的“厌氧发酵”处理垃圾的办法。这种方法相当于让多种厌氧菌“分工合作”，把垃圾分解成为甲烷气体和一些可以作为肥水的液体。乐家林做过比较：建一座厌氧发酵厂与建一座垃圾焚烧厂相比，占地面积相当，前者的建设成本是后者的1/2，建设周期是2/3，运行成本只有1/4。
在乐家林看来，厌氧发酵正是这样一种可以替代焚烧的好办法，他向《小康》介绍说，辽宁营口就想把这种垃圾处理厂引进到他们的城市中，目前，“前期的设计规划进展都很顺利。”乐家林说，垃圾处理问题的症结之处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我们的思路和意识。
然而“主烧派”并不看好乐家林等人的尝试，他们认为“厌氧发酵”、“热解气化”这样的方法在国内少有成功的范例，更没有形成规模化，“工程建设特别是公共工程必须使用成熟技术”。他们还指出，全国有30多个以“垃圾资源化”为幌子的新技术项目，名为“高科技”，实则把大部分垃圾仍送去填埋。
赵章元对待这些新方法的态度则宽容许多，他的信息袋里已经收集了十几种有关垃圾资源化处理的技术方法，他在综合比较各种方法的优劣利弊，并等待时机成熟时递交给政府部门。赵章元说：“在否定了垃圾填埋法和指出焚烧法弊病后不能不替政府认真考虑垃圾的科学出路：垃圾分类回收和资源化的落实。”
在赵章元的设想中，“循环经济”的思路乃是解决垃圾围城的唯一正确办法，在国内外的实践中，也已有很多成功范例。他详细调查了垃圾资源化处理过程的各个环节后坚定地认为，“垃圾分类回收和资源化处理并非技术问题，而主要是管理问题，是作为和不作为问题。没有管理部门的主导作用垃圾分类必定会夭折。”“把不同类的垃圾被送往不同的工厂物尽其用，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拿来焚烧呢？”
在否定了垃圾填埋法和指出焚烧法弊病后不能不替政府认真考虑垃圾的科学出路：垃圾分类回收和资源化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