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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开国总理，乌兰夫是蒙古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斗争和建设岁月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风华正茂相识异邦
乌兰夫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１９２８年夏天，当时，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做教学翻译工作。周恩来是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到中山大学去看他们的。１９２８年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全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当时在莫斯科的一批革命青年忧心忡忡，大家关心着中国革命。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去看望大家，青年们的心情自然很激动。周恩来和大家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关心地问这问那。他简要地向大家讲了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问过了大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后，就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希望大家学成回国，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是给了同志们很大鼓舞。在交谈中，有人告诉他，云泽（即乌兰夫）等几个青年是蒙古族，他的目光马上集中到了几个蒙古族青年身上，并带着微笑说：“噢，你们是蒙古族，好极了！好极了！”他这样的格外关注，使几个蒙古族青年有点拘谨，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过后他们都为没能跟周恩来多说几句话而感到后悔。周恩来与大家交谈时的深沉目光和亲切关注，长久地回荡在乌兰夫的心底深处。他想，周恩来为什么对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那么关注？很显然是把我们看作少数民族的革命代表，着眼于整个蒙古族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他的关注，饱含着对少数民族青年的无限希望。于是，乌兰夫经过反复思索，萌发出了请求回国，投身到国内艰苦而又炽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的想法。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意，１９２９年乌兰夫回到了国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坚持地下斗争，后来又开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装的斗争。
１９４２年，乌兰夫在延安又同周恩来见面了。这时，乌兰夫在中央党校学习，周恩来是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见面后，周恩来说：“云泽同志，你的情况王若飞同志已经给我讲过，我都知道了。”他接着又说：“你回国后，在绥远地区（内蒙古西部地区）做群众工作，做军队工作，还抓了武装斗争，为党培养出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干得很好嘛！”乌兰夫谦虚地说：“这些事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做的，特别是王若飞同志在绥远期间，代表中央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重要指示和具体指导。过去工作中取得的这些成绩，是蒙、汉两族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的结果。我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同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周恩来说：“赢得抗战胜利还要进行艰苦斗争，中华民族在危难中，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重，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
建国后，周恩来对乌兰夫也非常关心。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周恩来总要让乌兰夫发表意见，并很尊重他的意见。１９５７年在青岛开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时，周恩来全面透彻地讲了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乌兰夫已不准备再说什么了，可是周恩来一定要他再讲一讲。于是乌兰夫就讲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几个关键问题。还有一次是在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问题时，周恩来从历史到现实，从全国到广西，作了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的讲话，但他最后还要乌兰夫再讲一讲。在他的促使下，乌兰夫就按照中央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集中讲了把原广西省的行政区域全部划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周恩来对乌兰夫的这两次发言都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文革”中，乌兰夫长期被“监护”。１９７３年党的十大召开前，经过周恩来多方努力，终于恢复了乌兰夫的自由，让乌兰夫回到了北京。事后乌兰夫才知道，周恩来为了让他参加十大并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曾据理力争，纠正和批判了说乌兰夫“反党叛国”、“搞分裂”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他还特意提到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中央派乌兰夫去苏尼特右旗解决那里搞起的一个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说乌兰夫是“单刀赴会”，并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乌兰夫同志能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事。”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周恩来是冒着很大风险为乌兰夫伸张正义的。“四人帮”给乌兰夫强加上“反党叛国”的罪名，本欲置他于死地，如果不是周恩来的保护，真不知葬身何地，更谈不上重新出来工作了。
乌兰夫生前每想到这件事，都感到对周恩来有一种无法报答的感激之情。周恩来对乌兰夫的这种关心和爱护，已远远超出了个人情感，而是他对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爱护。
烽火连天远见卓识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中，周恩来是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是党的这一基本政策的第一次实践。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３日，中央批准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的电报指示，就是周恩来根据中央集体决定精神亲自起草的。
１９４７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我国大部分地区尚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内蒙古也只是解放了东部大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确立和实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内蒙古自治区，对增强我国革命力量，推进解放战争，扩大解放区，加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远见和革命胆识。而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电报指示，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电文中，除表示同意建立内蒙古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外，还明确指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并非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同时，对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党的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斗争，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其他问题，都作了明确指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这一电报指示精神制定了自治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它不仅在解决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革命发展中解决全国少数民族问题积累了经验。
周恩来一向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划定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时，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１９４７年５月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时，虽然中央对其辖区已有总的设想，但那时乌兰夫他们只控制着内蒙古东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客观上还不可能形成真正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内蒙古地区陆续解放，明确内蒙古行政区域的问题就提到了日程上。
１９４９年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周恩来曾把乌兰夫整理的一份有关内蒙古基本情况的材料批发给与会同志。党中央提出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逐步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自治区领导机关先由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待绥远解放后移至归绥（即今呼和浩特）。按照党中央的这一意图，也就确定了内蒙古的行政区域。这一意图的含意很明确，就是撤销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形成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彻底改变国民党及历代统治者对内蒙古实行分割统治的状况。这样做既符合内蒙古的历史情况，也符合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和有关地区各民族的利益，深受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当时也有少数人不理解，以各种借口拖延这一问题的解决。周恩来深刻理解各族人民的心情，坚定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意图，并为贯彻实施这一意图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有一次乌兰夫去见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乌兰夫：“你搬家了没有？”乌兰夫说还没有搬。毛泽东听了感到奇怪地说：“怎么！你们还住在张家口？！”乌兰夫汇报说还有人不理解，需再做做工作。由于毛泽东对此事态度非常坚定，乌兰夫就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是中央已经定了的，毛主席也说过了，按中央定的办，我再做做工作。经过周恩来多次耐心地谈话，终于做通了有关同志的工作，这个问题才最后得到了圆满解决。１９５２年夏天，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才由张家口迁到了归绥。后来又在周恩来的关心和主持下，经过几次区划调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做到了党中央要求的“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周恩来重视民族工作。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把中央一级所有民族工作机构都一扫而光。大量民族工作问题无人过问。周恩来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当时他病情很重，但却放心不下。在那种复杂情况下，他经过多方面考虑，下决心提出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一个民族政策研究小组，并且提出“组长还得乌兰夫同志当”。这个研究小组设立后，乌兰夫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关心和信任，尽心尽力地把工作做好。当时民族政策研究小组连乌兰夫在内只有７个人。虽然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民族工作很难做，但是，毕竟有了一个民族工作的机构，不管怎么样，这方面的问题总算有人管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逐步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为正常开展民族工作创造了基础和条件。后来中央还任命乌兰夫为中央统战部部长，把这个小组一直带到了中央统战部，使得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作有较好的连续性。
相互努力人畜两旺
旧中国内蒙古广大牧区的蒙古族牧民，经济、文化水平低下，疾病流行，人口下降，生活极为悲惨。解放后，人民政府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内蒙古牧区提出了“人畜两旺”的口号。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中央和全国各省、市都给予了有力支持和全面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直接主持下进行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为了解除内蒙古牧区群众的病痛，制止人口下降，开展过一场消灭梅毒病的“驱梅”斗争。那时候国家还很困难，为了支援“驱梅”，在周恩来主持下，从中央和一些省、市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组成“驱梅”医疗队派往内蒙古牧区，同时还调进了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保证“驱梅”的需要。在中央和有关省、市支援下，经过“驱梅”医疗队医务人员的艰苦奋战，内蒙古牧区的梅毒病很快得到控制，短短几年就把给牧区群众造成灾难的梅毒病消灭了。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食品缺乏，大家都在为如何渡过难关积极想办法。１９５９年底，乌兰夫在北京开会时遇到了康克清，康克清说，上海和华东其他几个城市有些孤儿，由于食品不足很难办，问乌兰夫能不能想办法帮助一下。
乌兰夫当即回答说：“可以。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给牧民抚养。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
康克清觉得给牧民抚养的办法好，当即表示赞成。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他对乌兰夫说：“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小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了南方的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建设还有好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但要注意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们安排好。”乌兰夫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安排好，准保他们吃得胖胖的，长得壮壮的。”为了接收和安排这批南方孩子，内蒙古成立了以自治区卫生厅厅长为首的专门机构，抽调了一批医护和保育人员，负责孩子们的医疗保育工作。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１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领。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更加讨阿妈、阿爸们的喜欢。这批孩子后来都能讲流利的蒙古话，成了蒙古牧民的后代、草原上的新一代主人。其中有些还当了干部，成了科学家。
周恩来在内蒙古经济建设方面也花费了不少心血。他始终关心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包钢作为国家重点项目，包头作为重要工业基地进行建设，都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在周恩来主持下定下来的。那时的包钢所在地，还是一片荒漠，在那里建设大型钢铁企业，建设新兴工业基地，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完成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任务，带动整个内蒙古经济发展，中央发出了全国支援包钢的号召。为实现这一号召，周恩来处处走在前面。在他的支持和组织下，支援包钢、支援包头、支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的大军，从全国各地源源而来，设备和物资也成批地调进。在全国的支援下，到１９５９年，新兴工业基地包头已初具规模，包钢的大部分基础工程也已搞了起来，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包钢一号高炉提前一年建成投产。当一号高炉开始出铁的时候，周恩来亲自到包头剪彩，庆祝包钢建设初战告捷。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５日上午，周恩来到包头后，没有休息就听取了包钢建设情况汇报。下午，乌兰夫陪同周恩来到包钢参加一号高炉剪彩庆祝大会。剪彩后，周恩来嘱托要把建设搞好，要把高炉管好，并且高兴地说：你们做出了历史上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胜利了。但是，这胜利还是初步的，还要用更大的努力，加快包钢建设，加快包头和内蒙古的建设，夺取全面建设的更大胜利！
风华正茂相识异邦
乌兰夫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１９２８年夏天，当时，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做教学翻译工作。周恩来是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到中山大学去看他们的。１９２８年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全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当时在莫斯科的一批革命青年忧心忡忡，大家关心着中国革命。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去看望大家，青年们的心情自然很激动。周恩来和大家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关心地问这问那。他简要地向大家讲了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问过了大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后，就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希望大家学成回国，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是给了同志们很大鼓舞。在交谈中，有人告诉他，云泽（即乌兰夫）等几个青年是蒙古族，他的目光马上集中到了几个蒙古族青年身上，并带着微笑说：“噢，你们是蒙古族，好极了！好极了！”他这样的格外关注，使几个蒙古族青年有点拘谨，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过后他们都为没能跟周恩来多说几句话而感到后悔。周恩来与大家交谈时的深沉目光和亲切关注，长久地回荡在乌兰夫的心底深处。他想，周恩来为什么对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那么关注？很显然是把我们看作少数民族的革命代表，着眼于整个蒙古族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他的关注，饱含着对少数民族青年的无限希望。于是，乌兰夫经过反复思索，萌发出了请求回国，投身到国内艰苦而又炽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的想法。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意，１９２９年乌兰夫回到了国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坚持地下斗争，后来又开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装的斗争。
１９４２年，乌兰夫在延安又同周恩来见面了。这时，乌兰夫在中央党校学习，周恩来是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见面后，周恩来说：“云泽同志，你的情况王若飞同志已经给我讲过，我都知道了。”他接着又说：“你回国后，在绥远地区（内蒙古西部地区）做群众工作，做军队工作，还抓了武装斗争，为党培养出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干得很好嘛！”乌兰夫谦虚地说：“这些事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做的，特别是王若飞同志在绥远期间，代表中央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重要指示和具体指导。过去工作中取得的这些成绩，是蒙、汉两族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的结果。我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同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周恩来说：“赢得抗战胜利还要进行艰苦斗争，中华民族在危难中，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重，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
建国后，周恩来对乌兰夫也非常关心。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周恩来总要让乌兰夫发表意见，并很尊重他的意见。１９５７年在青岛开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时，周恩来全面透彻地讲了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乌兰夫已不准备再说什么了，可是周恩来一定要他再讲一讲。于是乌兰夫就讲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几个关键问题。还有一次是在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问题时，周恩来从历史到现实，从全国到广西，作了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的讲话，但他最后还要乌兰夫再讲一讲。在他的促使下，乌兰夫就按照中央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集中讲了把原广西省的行政区域全部划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周恩来对乌兰夫的这两次发言都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文革”中，乌兰夫长期被“监护”。１９７３年党的十大召开前，经过周恩来多方努力，终于恢复了乌兰夫的自由，让乌兰夫回到了北京。事后乌兰夫才知道，周恩来为了让他参加十大并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曾据理力争，纠正和批判了说乌兰夫“反党叛国”、“搞分裂”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他还特意提到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中央派乌兰夫去苏尼特右旗解决那里搞起的一个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说乌兰夫是“单刀赴会”，并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乌兰夫同志能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事。”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周恩来是冒着很大风险为乌兰夫伸张正义的。“四人帮”给乌兰夫强加上“反党叛国”的罪名，本欲置他于死地，如果不是周恩来的保护，真不知葬身何地，更谈不上重新出来工作了。
乌兰夫生前每想到这件事，都感到对周恩来有一种无法报答的感激之情。周恩来对乌兰夫的这种关心和爱护，已远远超出了个人情感，而是他对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爱护。
烽火连天远见卓识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中，周恩来是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是党的这一基本政策的第一次实践。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３日，中央批准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的电报指示，就是周恩来根据中央集体决定精神亲自起草的。
１９４７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我国大部分地区尚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内蒙古也只是解放了东部大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确立和实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内蒙古自治区，对增强我国革命力量，推进解放战争，扩大解放区，加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远见和革命胆识。而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电报指示，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电文中，除表示同意建立内蒙古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外，还明确指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并非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同时，对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党的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斗争，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其他问题，都作了明确指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这一电报指示精神制定了自治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它不仅在解决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革命发展中解决全国少数民族问题积累了经验。
周恩来一向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划定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时，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１９４７年５月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时，虽然中央对其辖区已有总的设想，但那时乌兰夫他们只控制着内蒙古东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客观上还不可能形成真正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内蒙古地区陆续解放，明确内蒙古行政区域的问题就提到了日程上。
１９４９年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周恩来曾把乌兰夫整理的一份有关内蒙古基本情况的材料批发给与会同志。党中央提出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逐步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自治区领导机关先由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待绥远解放后移至归绥（即今呼和浩特）。按照党中央的这一意图，也就确定了内蒙古的行政区域。这一意图的含意很明确，就是撤销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形成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彻底改变国民党及历代统治者对内蒙古实行分割统治的状况。这样做既符合内蒙古的历史情况，也符合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和有关地区各民族的利益，深受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当时也有少数人不理解，以各种借口拖延这一问题的解决。周恩来深刻理解各族人民的心情，坚定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意图，并为贯彻实施这一意图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有一次乌兰夫去见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乌兰夫：“你搬家了没有？”乌兰夫说还没有搬。毛泽东听了感到奇怪地说：“怎么！你们还住在张家口？！”乌兰夫汇报说还有人不理解，需再做做工作。由于毛泽东对此事态度非常坚定，乌兰夫就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是中央已经定了的，毛主席也说过了，按中央定的办，我再做做工作。经过周恩来多次耐心地谈话，终于做通了有关同志的工作，这个问题才最后得到了圆满解决。１９５２年夏天，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才由张家口迁到了归绥。后来又在周恩来的关心和主持下，经过几次区划调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做到了党中央要求的“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周恩来重视民族工作。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把中央一级所有民族工作机构都一扫而光。大量民族工作问题无人过问。周恩来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当时他病情很重，但却放心不下。在那种复杂情况下，他经过多方面考虑，下决心提出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一个民族政策研究小组，并且提出“组长还得乌兰夫同志当”。这个研究小组设立后，乌兰夫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关心和信任，尽心尽力地把工作做好。当时民族政策研究小组连乌兰夫在内只有７个人。虽然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民族工作很难做，但是，毕竟有了一个民族工作的机构，不管怎么样，这方面的问题总算有人管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逐步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为正常开展民族工作创造了基础和条件。后来中央还任命乌兰夫为中央统战部部长，把这个小组一直带到了中央统战部，使得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作有较好的连续性。
相互努力人畜两旺
旧中国内蒙古广大牧区的蒙古族牧民，经济、文化水平低下，疾病流行，人口下降，生活极为悲惨。解放后，人民政府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内蒙古牧区提出了“人畜两旺”的口号。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中央和全国各省、市都给予了有力支持和全面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直接主持下进行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为了解除内蒙古牧区群众的病痛，制止人口下降，开展过一场消灭梅毒病的“驱梅”斗争。那时候国家还很困难，为了支援“驱梅”，在周恩来主持下，从中央和一些省、市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组成“驱梅”医疗队派往内蒙古牧区，同时还调进了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保证“驱梅”的需要。在中央和有关省、市支援下，经过“驱梅”医疗队医务人员的艰苦奋战，内蒙古牧区的梅毒病很快得到控制，短短几年就把给牧区群众造成灾难的梅毒病消灭了。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食品缺乏，大家都在为如何渡过难关积极想办法。１９５９年底，乌兰夫在北京开会时遇到了康克清，康克清说，上海和华东其他几个城市有些孤儿，由于食品不足很难办，问乌兰夫能不能想办法帮助一下。
乌兰夫当即回答说：“可以。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给牧民抚养。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
康克清觉得给牧民抚养的办法好，当即表示赞成。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他对乌兰夫说：“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小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了南方的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建设还有好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但要注意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们安排好。”乌兰夫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安排好，准保他们吃得胖胖的，长得壮壮的。”为了接收和安排这批南方孩子，内蒙古成立了以自治区卫生厅厅长为首的专门机构，抽调了一批医护和保育人员，负责孩子们的医疗保育工作。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１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领。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更加讨阿妈、阿爸们的喜欢。这批孩子后来都能讲流利的蒙古话，成了蒙古牧民的后代、草原上的新一代主人。其中有些还当了干部，成了科学家。
周恩来在内蒙古经济建设方面也花费了不少心血。他始终关心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包钢作为国家重点项目，包头作为重要工业基地进行建设，都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在周恩来主持下定下来的。那时的包钢所在地，还是一片荒漠，在那里建设大型钢铁企业，建设新兴工业基地，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完成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任务，带动整个内蒙古经济发展，中央发出了全国支援包钢的号召。为实现这一号召，周恩来处处走在前面。在他的支持和组织下，支援包钢、支援包头、支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的大军，从全国各地源源而来，设备和物资也成批地调进。在全国的支援下，到１９５９年，新兴工业基地包头已初具规模，包钢的大部分基础工程也已搞了起来，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包钢一号高炉提前一年建成投产。当一号高炉开始出铁的时候，周恩来亲自到包头剪彩，庆祝包钢建设初战告捷。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５日上午，周恩来到包头后，没有休息就听取了包钢建设情况汇报。下午，乌兰夫陪同周恩来到包钢参加一号高炉剪彩庆祝大会。剪彩后，周恩来嘱托要把建设搞好，要把高炉管好，并且高兴地说：你们做出了历史上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胜利了。但是，这胜利还是初步的，还要用更大的努力，加快包钢建设，加快包头和内蒙古的建设，夺取全面建设的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