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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多愤青
愤青，这是不少国内外媒体在评价《中国不高兴》一书时提到的一个词，很多人认为这个词起源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大陆的下乡知识青年，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作家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就引领了英国第一代AngryYouth。
中国现在什么报纸卖得最火?《参考消息》，美国卖得最好的报纸是什么?《今日美国》。《参考消息》基本上只做国际新闻，而《今日美国》基本上做国内新闻。
美国人早就不太关心国际了，他们认为美国就是国际，这是“大爷”心态，美国人喜欢的新闻顺序是州一国一世界，《今日美国》就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列的，而中国还不是这样。想那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湖南读大学的时候，每天早上去课室上课前，大家都是买两个馒头(那时的馒头真大个啊!现在想想还流口水)，挤在报刊栏前看最新出的《参考消息》。
一个重视国际形势的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也是一个愤青多产的民族。愤青出现是件好事，至少还有人因为浓黑的社会危机锁起了双眉，至少还有人因为不平的国家遭际而热血呐喊。
中国自古就不缺愤青。汉朝时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还有投笔从戎、率36人号令西域诸国的班超。如果现在有个愤青言语排行榜的话，那么西汉陈汤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绝对可以高居首位。愤青多的时候，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勃发的时刻。愤青代表一个国家的未来，社会的栋梁，他们是朝阳。如果哪个国家拥有了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有希望。
唐朝或许是愤青比较少的朝代，它十分类似于现在的美国，繁花似锦的长安里，是容不下愤怒的。刚性的愤怒少了，脂粉气就上浮了。当唐明皇穿上戏服在宫廷里亲自咿咿呀呀的时候，一个强健的时代就开始下坡了。后来到了唐宪宗时期，装神弄鬼，愤青出现了，那就是韩愈，他看不惯了，于是吼一嗓子，上了道《谏迎佛骨表》讽刺皇帝。一怒之下，韩愈被赶出了朝廷。愤青不能发声了，这个社会就差不多了。
而到了宋朝，强敌环视，愤青辈出，但宋朝的悲哀就在于愤青不能影响庙堂，更不能执掌庙堂，于是愤青之愤变成了悲愤、变成了孤愤。也就是从宋朝开始，中国汉人强盛的体格从此转捩，宋元明清，中国的精气神是一代不如一代。
北宋的青年危机
中国现在处于的时代与古代的北宋有点类似：文化精致，经济繁荣，但就是外患频繁。北宋时期，文坛多么热闹，那时候“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家分”，光苏洵、苏轼、苏辙一家三口就比现在的超男超女还要热烫。而北宋时的开封，就相当于现在美国的曼哈顿，法国的香榭丽合，老祖宗们在里面夜夜欢歌，逍遥得很啦。而相比之下，当时的英国连威廉征服都还没进行，整个英格兰的割据不比16国时候差，法国也才刚刚建立；而俄罗斯才刚刚信仰东正教。正所谓“风景这边独好”。
但在这个繁华之外，却有另一副光景，自打秦始皇起，汉民族政权一直处于与游牧文化激烈的争夺中，而北宋时期尤甚，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强大的辽政权，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西南有吐蕃政权，北方后来又有女金族建立的金。
中原大地一直在这种国际大格局下血火交融。两汉时期，汉政权通过和亲政策积蓄实力后，武帝突然大张挞伐，终于冲开血路，成就大汉的荣光，而北宋却只能蝇营狗苟，饱受侵凌。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政治眼光；二是制度选择。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起初还颇有雄心，南征北讨，弄得一块好江山，但在幽州之战后，赵宋王朝开始对自己的战略目标进行调整，最终导致北宋止步在幽燕之地。纵观整个宋朝，其战略目标是非常狭窄的，缺乏全局观。虽然愤青辈出，文有寇准，武有杨业，但他们的愤怒不过是匹夫之怒罢了，皇帝老儿不好这一口，于是乎就注定了一个苟延残喘王朝的宿命。
而北宋的重文轻武政策更是将汉族的尚武精神连根拔起，从此文武分途，以致才智杰出之士竞相弃武学文，结果血性丢掉了，再也出不了像汉代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愤青了。
对于人类群体来说，为了生存的土地、资源、水源、财富、人口而争斗乃至征伐，有史以来，战史不绝于书。回首历史的确是要符合丛林法则，以实力讲话的。
当一个国家强健之气不在的时候，离灭亡之途也就不远了。靖康二年(1127年)宋钦宗和宋徽宗本人及后妃、皇子、公主等3000多人被俘虏，另俘虏宫女、官女、民女等共1.5万人，运至大金国土，大部分作妓女。这就是一个失败国家的真实写照。
当然，现在我们远远脱离了北宋的积贫积弱，但我们面临强邻环视的局面并不比北宋好。北宋时期，中国的农耕经济还可以躲在一块小地方里自我发展，但现在的中国在进人工业化之后必须得走向海洋，但这些通往海洋之路我们并没有掌握。马六甲背后有美国操控，苏伊士运河也基本控制在美国手里，东海向洋处更是美日联军的天下。
中国现在之所以还活得比较滋润，一是也许要“归功于”拉丹发动的“9·11”，这直接导致美国围堵中国政策突然转向；二是要感谢华尔街那帮贪婪之徒，它们耗损了美国本身的元气。这些时机是中国的大国之运，但运气既然可以来，也可以走。这就像在澳门赌场，你赢了几把后，不代表你一直可以赢下去。如果你一定想一直赢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变成赌场老板。
这是中国人的命
愤青似乎很不招精英待见。究其原因，在于愤青喜欢用赤裸裸的情绪表达，浑身是胆，满腔热血。精英们已然得到了利益，他们有的人躲在阁楼里玩小资，有的人一心只关心空洞的选票，有的人获得了绿卡换了马甲，有的人还在以尊严博得权力。他们看来，中国已经繁花似锦，平安无事。想吃吃啥，想喝喝啥，嘴贫没词的时候可以去乡村走走，腰包里没钱的时候可以去道上混混，眼界变窄的时候还可以去美国thankyou。他们痛恨愤青，是因为愤青干扰了他们的情调，正如睡眼惺忪之际被人家敲响了温柔乡里的小门。
于是精英骂中国人很情绪化，动不动就抵制这、抵制那，但人没情绪还是个人吗?被人家打了我们不反抗，被人家骂了我们不吭声，这就叫理性?一些精英深受美国毒害，总是感叹中国这个大国为何不能像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和平冷静，与邻为善。
哪个国家不想和平永驻?哪个民族又希望日日烽火?中国选择了东亚这片历史上就战火四起的土地，就必然要选择以自己的方式适应这个环境。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长达数千年的对抗竞争，早已经铸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和表达方式。一片土地从来就在血与火中来回翻滚，你却要求这片土地的人冷静下来，耐心聆听西方的赞美诗?这正如同你要求伊拉克人坐到孔子学院里研习琴棋书画一样荒唐。
中国立国之初，曾经想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完成崛起，但是夹在美苏两大势力之间，加上美苏都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戒惧之心，它们都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对中国进行干涉。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不可能。可以说，中国的愤怒就是被美国(有时还包括俄罗斯、日本等国)逼出来的。
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长在一个孤独的土地里，周边没有强国逼视，它进可以取世界，退可以守祖业，所以它的“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可以交替进行，中国也不像欧洲，他们1000多年来打来打去，大家都知道想灭掉谁都不行，所以英法两国百年战争，输输赢赢并没有割地赔款的大伤大痛。而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几千年来总是和异族斗争，先是游牧民族，后来是洋人，不是被放血就是被断肢，甚至是亡国灭种，所以中国懈怠不得。北宋曾经懈怠过，最终仓皇南逃，变成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遗民泪尽胡尘里，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历史的教训。
愤青，这是不少国内外媒体在评价《中国不高兴》一书时提到的一个词，很多人认为这个词起源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大陆的下乡知识青年，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作家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就引领了英国第一代AngryYouth。
中国现在什么报纸卖得最火?《参考消息》，美国卖得最好的报纸是什么?《今日美国》。《参考消息》基本上只做国际新闻，而《今日美国》基本上做国内新闻。
美国人早就不太关心国际了，他们认为美国就是国际，这是“大爷”心态，美国人喜欢的新闻顺序是州一国一世界，《今日美国》就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列的，而中国还不是这样。想那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湖南读大学的时候，每天早上去课室上课前，大家都是买两个馒头(那时的馒头真大个啊!现在想想还流口水)，挤在报刊栏前看最新出的《参考消息》。
一个重视国际形势的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也是一个愤青多产的民族。愤青出现是件好事，至少还有人因为浓黑的社会危机锁起了双眉，至少还有人因为不平的国家遭际而热血呐喊。
中国自古就不缺愤青。汉朝时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还有投笔从戎、率36人号令西域诸国的班超。如果现在有个愤青言语排行榜的话，那么西汉陈汤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绝对可以高居首位。愤青多的时候，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勃发的时刻。愤青代表一个国家的未来，社会的栋梁，他们是朝阳。如果哪个国家拥有了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有希望。
唐朝或许是愤青比较少的朝代，它十分类似于现在的美国，繁花似锦的长安里，是容不下愤怒的。刚性的愤怒少了，脂粉气就上浮了。当唐明皇穿上戏服在宫廷里亲自咿咿呀呀的时候，一个强健的时代就开始下坡了。后来到了唐宪宗时期，装神弄鬼，愤青出现了，那就是韩愈，他看不惯了，于是吼一嗓子，上了道《谏迎佛骨表》讽刺皇帝。一怒之下，韩愈被赶出了朝廷。愤青不能发声了，这个社会就差不多了。
而到了宋朝，强敌环视，愤青辈出，但宋朝的悲哀就在于愤青不能影响庙堂，更不能执掌庙堂，于是愤青之愤变成了悲愤、变成了孤愤。也就是从宋朝开始，中国汉人强盛的体格从此转捩，宋元明清，中国的精气神是一代不如一代。
北宋的青年危机
中国现在处于的时代与古代的北宋有点类似：文化精致，经济繁荣，但就是外患频繁。北宋时期，文坛多么热闹，那时候“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家分”，光苏洵、苏轼、苏辙一家三口就比现在的超男超女还要热烫。而北宋时的开封，就相当于现在美国的曼哈顿，法国的香榭丽合，老祖宗们在里面夜夜欢歌，逍遥得很啦。而相比之下，当时的英国连威廉征服都还没进行，整个英格兰的割据不比16国时候差，法国也才刚刚建立；而俄罗斯才刚刚信仰东正教。正所谓“风景这边独好”。
但在这个繁华之外，却有另一副光景，自打秦始皇起，汉民族政权一直处于与游牧文化激烈的争夺中，而北宋时期尤甚，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强大的辽政权，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西南有吐蕃政权，北方后来又有女金族建立的金。
中原大地一直在这种国际大格局下血火交融。两汉时期，汉政权通过和亲政策积蓄实力后，武帝突然大张挞伐，终于冲开血路，成就大汉的荣光，而北宋却只能蝇营狗苟，饱受侵凌。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政治眼光；二是制度选择。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起初还颇有雄心，南征北讨，弄得一块好江山，但在幽州之战后，赵宋王朝开始对自己的战略目标进行调整，最终导致北宋止步在幽燕之地。纵观整个宋朝，其战略目标是非常狭窄的，缺乏全局观。虽然愤青辈出，文有寇准，武有杨业，但他们的愤怒不过是匹夫之怒罢了，皇帝老儿不好这一口，于是乎就注定了一个苟延残喘王朝的宿命。
而北宋的重文轻武政策更是将汉族的尚武精神连根拔起，从此文武分途，以致才智杰出之士竞相弃武学文，结果血性丢掉了，再也出不了像汉代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愤青了。
对于人类群体来说，为了生存的土地、资源、水源、财富、人口而争斗乃至征伐，有史以来，战史不绝于书。回首历史的确是要符合丛林法则，以实力讲话的。
当一个国家强健之气不在的时候，离灭亡之途也就不远了。靖康二年(1127年)宋钦宗和宋徽宗本人及后妃、皇子、公主等3000多人被俘虏，另俘虏宫女、官女、民女等共1.5万人，运至大金国土，大部分作妓女。这就是一个失败国家的真实写照。
当然，现在我们远远脱离了北宋的积贫积弱，但我们面临强邻环视的局面并不比北宋好。北宋时期，中国的农耕经济还可以躲在一块小地方里自我发展，但现在的中国在进人工业化之后必须得走向海洋，但这些通往海洋之路我们并没有掌握。马六甲背后有美国操控，苏伊士运河也基本控制在美国手里，东海向洋处更是美日联军的天下。
中国现在之所以还活得比较滋润，一是也许要“归功于”拉丹发动的“9·11”，这直接导致美国围堵中国政策突然转向；二是要感谢华尔街那帮贪婪之徒，它们耗损了美国本身的元气。这些时机是中国的大国之运，但运气既然可以来，也可以走。这就像在澳门赌场，你赢了几把后，不代表你一直可以赢下去。如果你一定想一直赢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变成赌场老板。
这是中国人的命
愤青似乎很不招精英待见。究其原因，在于愤青喜欢用赤裸裸的情绪表达，浑身是胆，满腔热血。精英们已然得到了利益，他们有的人躲在阁楼里玩小资，有的人一心只关心空洞的选票，有的人获得了绿卡换了马甲，有的人还在以尊严博得权力。他们看来，中国已经繁花似锦，平安无事。想吃吃啥，想喝喝啥，嘴贫没词的时候可以去乡村走走，腰包里没钱的时候可以去道上混混，眼界变窄的时候还可以去美国thankyou。他们痛恨愤青，是因为愤青干扰了他们的情调，正如睡眼惺忪之际被人家敲响了温柔乡里的小门。
于是精英骂中国人很情绪化，动不动就抵制这、抵制那，但人没情绪还是个人吗?被人家打了我们不反抗，被人家骂了我们不吭声，这就叫理性?一些精英深受美国毒害，总是感叹中国这个大国为何不能像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和平冷静，与邻为善。
哪个国家不想和平永驻?哪个民族又希望日日烽火?中国选择了东亚这片历史上就战火四起的土地，就必然要选择以自己的方式适应这个环境。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长达数千年的对抗竞争，早已经铸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和表达方式。一片土地从来就在血与火中来回翻滚，你却要求这片土地的人冷静下来，耐心聆听西方的赞美诗?这正如同你要求伊拉克人坐到孔子学院里研习琴棋书画一样荒唐。
中国立国之初，曾经想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完成崛起，但是夹在美苏两大势力之间，加上美苏都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戒惧之心，它们都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对中国进行干涉。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不可能。可以说，中国的愤怒就是被美国(有时还包括俄罗斯、日本等国)逼出来的。
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长在一个孤独的土地里，周边没有强国逼视，它进可以取世界，退可以守祖业，所以它的“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可以交替进行，中国也不像欧洲，他们1000多年来打来打去，大家都知道想灭掉谁都不行，所以英法两国百年战争，输输赢赢并没有割地赔款的大伤大痛。而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几千年来总是和异族斗争，先是游牧民族，后来是洋人，不是被放血就是被断肢，甚至是亡国灭种，所以中国懈怠不得。北宋曾经懈怠过，最终仓皇南逃，变成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遗民泪尽胡尘里，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