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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的一名主管突然接到了一位彭博社（Bloomberg News）记者的电话，记者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是不是有一位合伙人已经离职了。高盛的主管相当好奇，彭博社的记者直言不讳，他通过彭博（Bloomberg LP）“用户唯一识别码”（UUID）发现这位合伙人有一阵子没上线了。
彭博社记者的鲁莽采访令高盛的高层雷霆大发，原来彭博终端可以窥视客户的秘密。高盛公开谴责彭博侵犯了客户隐私，全球的彭博终端用户都开始提心吊胆，金融机构更担心彭博通过客户使用习惯来判断交易决策。加之彭博的创始人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此前担任过纽约市长，隐私门上升到了金融安全的高度。
作为全球知名的新闻机构，一下子暴露了IT的惊人秘密。没错，彭博销售的金融终端机器（Bloomberg Professional Service）在公司80亿美元的年收入中贡献超过八成，而且市场份额超过了拥有200余年历史的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成为全球金融从业者，乃至各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们的必备工具。
彭博现任董事长高逸雅（Peter Grauer）与布隆伯格同样有着丰富的投行履历，1996年受布隆伯格邀请进入彭博董事会，在2001年布隆伯格参选纽约市长之后接任董事长。在高逸雅的领导下，彭博保持了营收连续32年增长的纪录，制造了收购老牌杂志《商业周刊》（BusinessWeek）的轰动。“隐私门”在高逸雅辉煌的时刻将其推向了全球信任危机的风暴中心。
2014年3月21日，高逸雅在访华期间接受了《证券市场周刊》记者专访。就金融信息供应商如何生存，他提出利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以及金融危机之后行业转型的方向。信息化也会带来麻烦，在谈到如何应对全球金融监管者质疑时，他展示了有错必改的危机处置法则。此外，他还介绍了涉足新业务的尝试，虽然其中也有挫折，但这却让彭博如今更加注重政策预判。在采访中，这位69岁的商人对数字十分敏锐，还不忘向记者推销彭博终端机。
“隐私门”与大客户
《证券市场周刊》：新闻业务帮助彭博建立了全球影响力，但收入甚微，而且还容易导致一些冲突，影响到彭博终端机业务的客户关系乃至政府关系。彭博是如何平衡商业利益和新闻独立性之间的关系的？
高逸雅：我们的主营业务是终端机销售。彭博社虽然不直接盈利，但可以间接带来丰厚收入，因为这里生产的新闻是整个终端机产品组合中的重要部分。但为了新闻独立性，我们并不将彭博社作为独立的利润中心来管理。
在公司组织结构上，我们将具有商业属性和新闻属性的业务严格划分，互不干涉，按照两条线单独向CEO汇报，再最终向我汇报。
我们的新闻独立性还来源于彭博社的创始人之一、总编辑温以乐（Matt Winkler），他已经如此坚守24年。作为董事长，我对采编团队充分信任并授权。涉及新闻报道时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复杂情况，无论是进行什么内容的报道，最后的决定权总是在温以乐手中。彭博每天产生的大约5000条报道都是在这样的框架内完成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模式。
《证券市场周刊》：全球金融市场，尤其是在交易过程中对彭博和路透终端服务的依赖，会不会使整个金融市场面临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例如，一旦受到网络攻击将使交易活动崩溃？
高逸雅：人们通常所说的“全球金融市场”，实际上是由一个个单独的本土市场共同组成的。这些市场之间的联系，要么是通过投资者进入一个新的市场而实现，要么是在终端机所连接组成的虚拟社区里实现。
基于这种碎片化的联系方式，单个市场因网络袭击而出现问题的风险是可控的。只有全球多个主要市场的服务器同时遭受到攻击才有可能出现市场崩溃，并导致全球系统性风险，这样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证券市场周刊》：在2013年5月，彭博曾被报道“隐私门”，欧美央行和大型金融机构都对此表示了担忧。当时彭博在中国是否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压力？
高逸雅：确实如此。我们后台有一个名为UUID的特定客户识别功能，可以判断是谁访问了终端机器。当时情形很紧迫，我们面对来自全世界的压力。我们专门为此登门拜访了全球所有主要客户，陈述了问题所在和改正方案。
我们委托了声望卓著的外部团队，包括海岬金融集团 （Promontory Financial Group）和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Hogan Lovells），由IBM前董事长兼CEO彭明盛（Sam Palmisano）牵头，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们检查了彭博内部所有与隐私保护相关的事项，我们也为此针对隐私条款进行了约30000次内部测试。
结果显示，隐私条款的执行过程需要改进。于是我们设置了基于不同员工角色的许可程序。在2013年8月20日，董事会批准了一部103页的监管方案，对公司所有和数据隐私有关的事项进行监督，对88项程序进行了修正。而在2014年2月20日，我们刚刚就这份方案6个月以来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第一次的总结。
在公司组织方面，我们从那以后在内部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首席风险合规官职位来避免类似隐私事件再次发生。目前我们还在建立一个内部审计系统，并重构公司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
《证券市场周刊》：信息安全在中国一向是敏感问题，彭博是否已经挽回了中国政府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信任？
高逸雅：是的。我们正在重新与政府与主要机构客户拜访沟通，其中也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监管局等，就我们的反思和改正措施进行反馈。这件事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金融危机后的机会
《证券市场周刊》：彭博在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不久时有大约28.7万个终端用户，到目前最新的数据大约是31.9万个。你如何看待5年里只增长了11%？
高逸雅：准确地说，截至2013年末，彭博终端的订户数目是319671个。金融危机曾让我们在2009年一下子失去了6725个终端用户。数量增长确实在放缓，不过由于定价的提高，在彭博成立的32年里，公司的营收水平每一年都在增长，包括2009年。 另外，整个市场规模增长放缓后，客户的选择就更为重要。好在我们赢取了全球最大的市场份额。
《证券市场周刊》：彭博增长放缓是不是金融危机后金融业在信息化投入上面临瓶颈的一个写照？
高逸雅：2000-2008年都是好年景，此后增长放缓，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危机直接导致机构倒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危机后监管政策随之收紧，导致大银行和证券经纪公司等主要卖方机构全面收缩资产负债表、支出规模以及雇员人数，这必然影响到金融业对于IT的投入。
但我认为，金融危机本身并不是金融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的一个瓶颈，只不过机构客户在更严格的监管环境下越来越谨慎，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危机后监管政策导致业务收缩的长尾效应。
相反，金融危机当中暴露的监管问题其实很多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方案来解决的。此外，在危机后，我们希望向机构客户风险管理领域拓展，从过去辅助客户实施交易活动，拓展到帮助客户监测自己的交易活动和交易头寸。
另外，发达国家的金融信息化投入增长放缓促使我们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彭博在新兴市场国家的终端机用户数量大约占到总数的24%，增速是公司整体增速的3-4倍。
《证券市场周刊》：目前，彭博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高逸雅：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理解并预测中国金融监管者的意图和政策。中国正在经历金融改革，我们需要通过预判政策来制定规划，决定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发掘长期商业机会。
根据我们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在考虑如何发展本国金融市场时，普遍采取谨慎缓行的做法，而非革命式的激进改革。中国尤其如此，特别是风险管理和市场自由化之间的平衡是经过领导者深思熟虑的。因此，新兴市场商业机会的出现往往不是一蹴而就。彭博在制定长期规划时就必须把握这种节奏。
例如，在中国逐步开放QFII、QDII以及RQFII时，我们需要考虑会开放至多大规模，数据和分析方面需要何种基础设备的支持；在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官方会不会同时开始在债券和期货市场启动一些配套改革。
《证券市场周刊》：你们在中国将如何说服银行家们增加信息和科技上的支出？尤其是在中国银行业成本压力上升的时候？
高逸雅：不仅在中国，全球的银行家们都需要考虑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投入，还是科技资本投入，比如说转向彭博这样的第三方供应商。
如果技术手段运用得当，可以帮助银行在短期内节约运营支出，在长期内节约资本支出，并且适应合规与监管制度的不断演进，提高效率专注于核心业务。随着分工越来越细，金融机构在信息技术方面越来越不具备优势。
企业对于IT投入确实需要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但是，我们观察到很多大型金融机构对于第三方供应商的依赖程度是在不断上升的。
看好纸媒的影响力
《证券市场周刊》：在向新领域扩张方面，您曾经预测过碳交易市场就是上世纪80初年代的固定收益市场，为此一向谨慎的彭博还曾经进行了相关的收购。现在来看这是否是一个过于超前的预测？
高逸雅：我们在2009年花了将近1亿美元收购新能源金融（New Energy Finance）公司，提供新能源和碳交易市场的资讯服务。但是这一预测现在看来确实是太超前了，该项目业绩没有达到我们当初的预期。
彭博最初起步于美国政府固定收益证券市场，此后我们才逐渐向其他资产类别的市场扩张，并成为全球性的公司。这次收购规模对我们来说不算大，当时碳交易和新能源市场确实犹如固定收益市场，发现这一全球性的机遇曾令我们着迷。
然而，我们收购时所依赖的假设后来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争议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影响了新能源和碳交易市场成长，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尤其如此（美国一直拒绝加入旨在削减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澳大利亚则是最晚加入的，记者注）。
《证券市场周刊》：彭博还向传统媒体扩张，你们收购了《商业周刊》，并运营电视、电台。它们能与数字新媒体互补吗？
高逸雅：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未来传统媒体是否能够与数字新媒体和谐共存。对多数传统媒体而言，不主动参与新技术和互联网的变革就意味着承受伤害。现在《彭博商业周刊》发行量在98万份，并且还有其他约400万人通过各种媒介阅读。但要强调的是，由于全部媒体业务只占彭博收入的4%，因此我们可以将品牌推广效应与投资回报看得同样重要。
以《彭博商业周刊》为例，首先，我们承诺会把这份刊物保持为纸质出版的形式，而且我们还会有选择地继续投资优质平面媒体。因为我们坚信，世界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并享受通过纸质媒介来阅读。《彭博商业周刊》帮助我们在一个以商业、金融市场、政府部门领导者为主的全球高端人群中扩展影响力。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在各个国家将这本杂志本土化，用当地语言出版发行，例如，在中国已经初见成效。
《证券市场周刊》：彭博的多元化尝试不仅在于业务，还在于高管本人。作为彭博的创始人以及大股东，布隆伯格在纽约市长任上同样很成功；你的同事、现任CEO Daniell Doctoroff在加盟彭博前则是纽约副市长。此外我们还可以看见很多美国人先后供职于商界和政界。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高逸雅：我认为，如今在美国的商界和政界同时取得成功需要某些特殊的品质。布隆伯格本人就是一个独特的人，他在对待每一件事时都抱有简单却清晰的基本原则。
当布隆伯格在1999年第一次告诉我要去参选纽约市长的时候，我很惊讶，多次追问他，甚至险些为此和他大打出手。最后我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要去竞选市长？”他告诉我说：“我相信我能带来一些变革。”结果，他在纽约市长任内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且从2002年到2013年，他一干就是三个任期，他会是历史上最优秀的纽约市长。
就美国社会而言，实际上有很浓厚的“商而优则仕”的历史传统。但最近20至25年来，对于政府部门以及从私人部门进入政府部门的人审查越来越严格，这导致一部分人降低了任职政府的意愿。不过，美国社会依然希望更多的商界人士转投政府部门工作，因为这会给政府部门带来它本身通常不具备的自律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彭博社记者的鲁莽采访令高盛的高层雷霆大发，原来彭博终端可以窥视客户的秘密。高盛公开谴责彭博侵犯了客户隐私，全球的彭博终端用户都开始提心吊胆，金融机构更担心彭博通过客户使用习惯来判断交易决策。加之彭博的创始人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此前担任过纽约市长，隐私门上升到了金融安全的高度。
作为全球知名的新闻机构，一下子暴露了IT的惊人秘密。没错，彭博销售的金融终端机器（Bloomberg Professional Service）在公司80亿美元的年收入中贡献超过八成，而且市场份额超过了拥有200余年历史的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成为全球金融从业者，乃至各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们的必备工具。
彭博现任董事长高逸雅（Peter Grauer）与布隆伯格同样有着丰富的投行履历，1996年受布隆伯格邀请进入彭博董事会，在2001年布隆伯格参选纽约市长之后接任董事长。在高逸雅的领导下，彭博保持了营收连续32年增长的纪录，制造了收购老牌杂志《商业周刊》（BusinessWeek）的轰动。“隐私门”在高逸雅辉煌的时刻将其推向了全球信任危机的风暴中心。
2014年3月21日，高逸雅在访华期间接受了《证券市场周刊》记者专访。就金融信息供应商如何生存，他提出利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以及金融危机之后行业转型的方向。信息化也会带来麻烦，在谈到如何应对全球金融监管者质疑时，他展示了有错必改的危机处置法则。此外，他还介绍了涉足新业务的尝试，虽然其中也有挫折，但这却让彭博如今更加注重政策预判。在采访中，这位69岁的商人对数字十分敏锐，还不忘向记者推销彭博终端机。
“隐私门”与大客户
《证券市场周刊》：新闻业务帮助彭博建立了全球影响力，但收入甚微，而且还容易导致一些冲突，影响到彭博终端机业务的客户关系乃至政府关系。彭博是如何平衡商业利益和新闻独立性之间的关系的？
高逸雅：我们的主营业务是终端机销售。彭博社虽然不直接盈利，但可以间接带来丰厚收入，因为这里生产的新闻是整个终端机产品组合中的重要部分。但为了新闻独立性，我们并不将彭博社作为独立的利润中心来管理。
在公司组织结构上，我们将具有商业属性和新闻属性的业务严格划分，互不干涉，按照两条线单独向CEO汇报，再最终向我汇报。
我们的新闻独立性还来源于彭博社的创始人之一、总编辑温以乐（Matt Winkler），他已经如此坚守24年。作为董事长，我对采编团队充分信任并授权。涉及新闻报道时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复杂情况，无论是进行什么内容的报道，最后的决定权总是在温以乐手中。彭博每天产生的大约5000条报道都是在这样的框架内完成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模式。
《证券市场周刊》：全球金融市场，尤其是在交易过程中对彭博和路透终端服务的依赖，会不会使整个金融市场面临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例如，一旦受到网络攻击将使交易活动崩溃？
高逸雅：人们通常所说的“全球金融市场”，实际上是由一个个单独的本土市场共同组成的。这些市场之间的联系，要么是通过投资者进入一个新的市场而实现，要么是在终端机所连接组成的虚拟社区里实现。
基于这种碎片化的联系方式，单个市场因网络袭击而出现问题的风险是可控的。只有全球多个主要市场的服务器同时遭受到攻击才有可能出现市场崩溃，并导致全球系统性风险，这样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证券市场周刊》：在2013年5月，彭博曾被报道“隐私门”，欧美央行和大型金融机构都对此表示了担忧。当时彭博在中国是否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压力？
高逸雅：确实如此。我们后台有一个名为UUID的特定客户识别功能，可以判断是谁访问了终端机器。当时情形很紧迫，我们面对来自全世界的压力。我们专门为此登门拜访了全球所有主要客户，陈述了问题所在和改正方案。
我们委托了声望卓著的外部团队，包括海岬金融集团 （Promontory Financial Group）和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Hogan Lovells），由IBM前董事长兼CEO彭明盛（Sam Palmisano）牵头，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们检查了彭博内部所有与隐私保护相关的事项，我们也为此针对隐私条款进行了约30000次内部测试。
结果显示，隐私条款的执行过程需要改进。于是我们设置了基于不同员工角色的许可程序。在2013年8月20日，董事会批准了一部103页的监管方案，对公司所有和数据隐私有关的事项进行监督，对88项程序进行了修正。而在2014年2月20日，我们刚刚就这份方案6个月以来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第一次的总结。
在公司组织方面，我们从那以后在内部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首席风险合规官职位来避免类似隐私事件再次发生。目前我们还在建立一个内部审计系统，并重构公司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
《证券市场周刊》：信息安全在中国一向是敏感问题，彭博是否已经挽回了中国政府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信任？
高逸雅：是的。我们正在重新与政府与主要机构客户拜访沟通，其中也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监管局等，就我们的反思和改正措施进行反馈。这件事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金融危机后的机会
《证券市场周刊》：彭博在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不久时有大约28.7万个终端用户，到目前最新的数据大约是31.9万个。你如何看待5年里只增长了11%？
高逸雅：准确地说，截至2013年末，彭博终端的订户数目是319671个。金融危机曾让我们在2009年一下子失去了6725个终端用户。数量增长确实在放缓，不过由于定价的提高，在彭博成立的32年里，公司的营收水平每一年都在增长，包括2009年。 另外，整个市场规模增长放缓后，客户的选择就更为重要。好在我们赢取了全球最大的市场份额。
《证券市场周刊》：彭博增长放缓是不是金融危机后金融业在信息化投入上面临瓶颈的一个写照？
高逸雅：2000-2008年都是好年景，此后增长放缓，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危机直接导致机构倒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危机后监管政策随之收紧，导致大银行和证券经纪公司等主要卖方机构全面收缩资产负债表、支出规模以及雇员人数，这必然影响到金融业对于IT的投入。
但我认为，金融危机本身并不是金融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的一个瓶颈，只不过机构客户在更严格的监管环境下越来越谨慎，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危机后监管政策导致业务收缩的长尾效应。
相反，金融危机当中暴露的监管问题其实很多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方案来解决的。此外，在危机后，我们希望向机构客户风险管理领域拓展，从过去辅助客户实施交易活动，拓展到帮助客户监测自己的交易活动和交易头寸。
另外，发达国家的金融信息化投入增长放缓促使我们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彭博在新兴市场国家的终端机用户数量大约占到总数的24%，增速是公司整体增速的3-4倍。
《证券市场周刊》：目前，彭博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高逸雅：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理解并预测中国金融监管者的意图和政策。中国正在经历金融改革，我们需要通过预判政策来制定规划，决定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发掘长期商业机会。
根据我们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在考虑如何发展本国金融市场时，普遍采取谨慎缓行的做法，而非革命式的激进改革。中国尤其如此，特别是风险管理和市场自由化之间的平衡是经过领导者深思熟虑的。因此，新兴市场商业机会的出现往往不是一蹴而就。彭博在制定长期规划时就必须把握这种节奏。
例如，在中国逐步开放QFII、QDII以及RQFII时，我们需要考虑会开放至多大规模，数据和分析方面需要何种基础设备的支持；在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官方会不会同时开始在债券和期货市场启动一些配套改革。
《证券市场周刊》：你们在中国将如何说服银行家们增加信息和科技上的支出？尤其是在中国银行业成本压力上升的时候？
高逸雅：不仅在中国，全球的银行家们都需要考虑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投入，还是科技资本投入，比如说转向彭博这样的第三方供应商。
如果技术手段运用得当，可以帮助银行在短期内节约运营支出，在长期内节约资本支出，并且适应合规与监管制度的不断演进，提高效率专注于核心业务。随着分工越来越细，金融机构在信息技术方面越来越不具备优势。
企业对于IT投入确实需要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但是，我们观察到很多大型金融机构对于第三方供应商的依赖程度是在不断上升的。
看好纸媒的影响力
《证券市场周刊》：在向新领域扩张方面，您曾经预测过碳交易市场就是上世纪80初年代的固定收益市场，为此一向谨慎的彭博还曾经进行了相关的收购。现在来看这是否是一个过于超前的预测？
高逸雅：我们在2009年花了将近1亿美元收购新能源金融（New Energy Finance）公司，提供新能源和碳交易市场的资讯服务。但是这一预测现在看来确实是太超前了，该项目业绩没有达到我们当初的预期。
彭博最初起步于美国政府固定收益证券市场，此后我们才逐渐向其他资产类别的市场扩张，并成为全球性的公司。这次收购规模对我们来说不算大，当时碳交易和新能源市场确实犹如固定收益市场，发现这一全球性的机遇曾令我们着迷。
然而，我们收购时所依赖的假设后来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争议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影响了新能源和碳交易市场成长，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尤其如此（美国一直拒绝加入旨在削减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澳大利亚则是最晚加入的，记者注）。
《证券市场周刊》：彭博还向传统媒体扩张，你们收购了《商业周刊》，并运营电视、电台。它们能与数字新媒体互补吗？
高逸雅：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未来传统媒体是否能够与数字新媒体和谐共存。对多数传统媒体而言，不主动参与新技术和互联网的变革就意味着承受伤害。现在《彭博商业周刊》发行量在98万份，并且还有其他约400万人通过各种媒介阅读。但要强调的是，由于全部媒体业务只占彭博收入的4%，因此我们可以将品牌推广效应与投资回报看得同样重要。
以《彭博商业周刊》为例，首先，我们承诺会把这份刊物保持为纸质出版的形式，而且我们还会有选择地继续投资优质平面媒体。因为我们坚信，世界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并享受通过纸质媒介来阅读。《彭博商业周刊》帮助我们在一个以商业、金融市场、政府部门领导者为主的全球高端人群中扩展影响力。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在各个国家将这本杂志本土化，用当地语言出版发行，例如，在中国已经初见成效。
《证券市场周刊》：彭博的多元化尝试不仅在于业务，还在于高管本人。作为彭博的创始人以及大股东，布隆伯格在纽约市长任上同样很成功；你的同事、现任CEO Daniell Doctoroff在加盟彭博前则是纽约副市长。此外我们还可以看见很多美国人先后供职于商界和政界。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高逸雅：我认为，如今在美国的商界和政界同时取得成功需要某些特殊的品质。布隆伯格本人就是一个独特的人，他在对待每一件事时都抱有简单却清晰的基本原则。
当布隆伯格在1999年第一次告诉我要去参选纽约市长的时候，我很惊讶，多次追问他，甚至险些为此和他大打出手。最后我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要去竞选市长？”他告诉我说：“我相信我能带来一些变革。”结果，他在纽约市长任内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且从2002年到2013年，他一干就是三个任期，他会是历史上最优秀的纽约市长。
就美国社会而言，实际上有很浓厚的“商而优则仕”的历史传统。但最近20至25年来，对于政府部门以及从私人部门进入政府部门的人审查越来越严格，这导致一部分人降低了任职政府的意愿。不过，美国社会依然希望更多的商界人士转投政府部门工作，因为这会给政府部门带来它本身通常不具备的自律和处理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