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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比较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美国城市的数字媒体产业专业化程度高、营收规模处于垄断地位，亚洲城市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多，但产业结构处于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链后端，协同辐射效应不强。根据演化趋势，2008-2017年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呈现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中国城市保持稳健发展，并呈现三大城市群领跑全国数字媒体产业发展的演化格局。究其学理性，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有特有的形成机理：一是基于创新资源的生态式集聚机理，二是基于科技与文化深度耦合的集聚机理，三是基于新经济定位与治理范式协同驱动的聚集机理。鉴于此，我国城市数字媒体产业未来发展应立足于集聚效应，强化顶层设计，协同布局并释放“北上广深”辐射效应，加大核心科技研发力度，利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智媒体能级，挖掘自身特色，形成数字媒体产业“东西互建”的发展新模式。
〔关键词〕 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机理，区位熵演化，中国路径
〔中图分类号〕F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2-0057-09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城市向知识经济城市逐步转型，西方对“知识型城市”（KC）的兴趣越发浓厚，而新经济的出现，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勃兴成为西方国家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支撑力量（Hanson，1985）①，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工商业层面的创造、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综合过程的形成（Mele，2017）②，已使其成长为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主要产业门类（Zhao，2010）。③尤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电视、移动手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盛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为数字媒体产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常琳颖，2018）。④数字媒体产业的基本特征是数字化，其数字媒体技术有收敛性、超文本性、分布式、普适性、算法性、非对称性、短暂性和永久性并存等特征（Delfanti & Arvidsson，2018）⑤，近些年数字媒体产业在逐渐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行业的同时，也愈来愈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肖永亮，2005）。⑥
当前科技创新的层出不穷牵引着数字媒体产业的不断变革，软硬件的高度融合发展趋势已渐成主流。在此背景下，如何加速数字媒体资源开发，促其融入文化“一带一路”，创新中国数字媒体产业发展模式，完善中国数字媒体产业全球价值链策略体系，既是新时代的诉求，也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数字媒体产业是以新媒体作为主要要素的，这不仅为艺术创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而且在数字媒体技术方面也为科技的美学应用和社会影响提供了新见解（Shanken，2016）⑦，近些年在数字媒体产业要素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持下，智媒体业形成了更具竞争力与活力的产业形态（解学芳、臧志彭，2019）。⑧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的数字媒体产业面临着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以及日韩等亚洲国家的价值链低端锁定，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传统价值链理论因为无法适用于新兴的数字媒体产业模式（臧志彭，2018）而无法借鉴。⑨科学地把脉中国数字媒体产业在全球的战略地位，研判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发展格局与态势，对于重构中国数字媒体产业全球定位，突破传统发展路径、加速升级至关重要。
二、基于区位熵的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格局
为了更加科学地审视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的格局，本文拟采用区位熵进行测度。区位熵通常用于测度区域聚集和专业化程度，这一概念由哈盖特（P.Haggett）提出。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区位熵的计算公式⑩为：
LQij=qijqjqiq
其中，LQij为j地区的i产业在全国的区位熵，qij为j地区i产业的相关指标（例如产值、就业人数等），qj为j地区所有产业的相关指标;qi为在全国范围内i产业的相关指标，q为全国所有产业的相关指标。显然，LQij的值越高，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一般而言，当LQij>1时，我们认为j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全国具有优势，当LQij<1时，我们认为j地区的经济在全国具有劣势。区位熵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国内均被作为评价产业集群、优势产业、主导产业以及产业竞争力等的重要手段而广泛采用，是一种分析不同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处地位的有效方法。
根据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数量，区位熵的计算公式为：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数量区位熵=（某城市或地区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该城市或地区所有公司数量）/（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全球所有公司数量），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公司营收总额区位熵的计算公式为：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公司营业收入区位熵=（某城市或地区数字媒体产业公司营业收入/该城市或地区所有公司共计营业收入）/（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公司营业收入数量/全球所有公司共计营业收入）。本文接下来通过分析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与空间分布格局，将得出基于数据处理与计算的分析结果。具体方法：一是遴选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与全球数字媒体产业营收总额指标，二是选取有代表性的全球范围内前20座城市，通过区位熵计算结果，将两组结果的数据排名，然后根据区位熵值的等级进行分析。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数字媒体产业范畴主要基于“北美行业分类NAICS”中的“519130行业”，即互联网出版和广播及网络搜索门户数据（Internet Publishing and Broadcasting and Web Search Portals），該行业主要包括以下业务范围：（1）专门在互联网上发布或广播内容，（2）运营网站，使用搜索引擎，以一种易于搜索的格式生成和维护广泛的互联网地址和内容数据库（称为Web搜索门户）。研究数据主要来自美国标准普尔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和官方网站、雅虎财经及谷歌财经等，本文从中搜集、整理并筛选了2008-2017年全球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经过审计的公开财报数据（数据检索截至2018年12月）。 （二）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的城市格局
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通常需要基于城市群的圈域经济一体化、文化市场一体化、交通网络一体化优势。在“互联网+”时代，因为互联网经济红利与政策红利的叠加，数字媒体产业在城市群内部形成了最佳的集聚生态。从区位熵的计算结果看，不论是公司数量还是营收总额，全球城市的数字媒体产业发展均呈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美国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发展占据世界领先地位，欧洲、澳洲城市不甘示弱紧追其后，数字媒体产业链的搭建正在趋于成熟，亚洲城市表现也较为突出，其中北京、上海、中国香港等近10年来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的区位熵值持续走高，产业聚集与专业化程度逐步提升，带动了数字媒体产业的整体发展，与之相比，东京、首尔在缓慢的增速下已进入资源饱和境地。分析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的城市格局大致具有以下特征：
1.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于资源禀赋的国际性大城市
在科技勃兴的牵引下，以数字媒体技术为特色的数字媒体产业在全球迅速崛起，占全球各类产业中的企业数量及营收比重逐年增加，不但丰富了现代文化生产体系也推动了新兴文化业态的快速发展。通过对数据结果（图1）的分析发现，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在2008-2017年呈前期平稳上升、后期略微下滑态势。其中，2008-2015年上升趋势明显，8年间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从560家增长至847家，增长51.3%。总体上，全球绝大多数城市拥有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的数量均在10家以内，一些特大城市如纽约、北京等拥有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的数量约为30家左右。而对美国与亚洲的比较发现，美国城市的大型数字媒体企业的专业化、集聚性程度高，运行机制完善，亚洲城市数字媒体产业的上市公司在数量上处于优势地位，但产业发展规模相对较小，产业链较为松散，短时间内尚无法打破美国数字媒体产业在全球的垄断地位。
依托快速发展的数字媒体产业，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文化内容强国，其世界一流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游戏、动画、卡通、漫画等领域。从数据看，东京在数字媒体产业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与行业优势，2008年已拥有59家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发展势头较其他城市更为强劲，2015年上市公司数量达到94家后开始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但依然稳居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的榜首位置，占同年全球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总量比重的11.84%。总体上，东京2008-2017年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增幅约50%，是顺应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发展趋势的。究其原因，这与东京长期以来在财政、审批等方面所实施的放宽管制政策、利用城市文化与环境吸引全球创新资源战略，以及文化企业沿袭崇拜新技术与研发的基因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作为2008年公司数量“三巨头”之一的纽约，其后几年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便一直处于衰减状态，2008-2015年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平均为34家，2016年之后进入缓慢发展期，目前在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排名中已跌至第六位，居于首尔之后，这与进入互联网时代纽约的主导产业选择、定位以及受传统优势产业辐射影响大有关。2008年位列第三的首尔尽管基本处于缓慢上升态势，但仍不敌后起之秀，北京、伦敦、华沙已迎头赶上，分别跃居2017年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前五行列。从全球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10年演化态势看，2008-2015年是数字媒体产业发展的高潮期，伴随着科技进步，大众文化消费逐渐习惯了数字化、网络化，加之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数字媒体产业迎来新的发展高峰期。不过客观冷静地分析，全球性的数字媒体产业的集体爆发必将慢慢褪去高潮与狂热，转而进入稳步发展状态。
2.欧洲与澳洲的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度高
数字媒体产业的原始集聚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产业链相关企业之间形成的非正式协作网络，并在竞合关系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地吸引更多关联企业融入，从而强化地理集群的衍生机制，进一步吸引了更多优质的交通资源、智力资源、金融资源、制度资源等的匹配。分析全球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的区位熵值发现，区位熵值越高，说明某一城市的数字媒体产业越密集，集聚程度越高。而数据显示（见表1），亚欧两大洲的大城市及特大城市均表现出较强的集聚度，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在度过产业爆发的阶段后已逐渐趋于成熟，并迎来创新型的产业变革期。比如波兰首都、历史名城华沙，在工业与贸易上表现突出，是全国最大的科学文化中心与交通枢纽，也是中欧诸国贸易的通商要道，传统文化沿革与现代科技的交流碰撞给华沙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近些年其数字媒体产业发展迅猛，在经历了2011-2016年的平稳期后上市公司的聚集程度在2017年达到5.91。相比之下，韩国南城近10年上市公司的区位熵值持续走低，数字媒体产业公司的聚集程度不断下滑，但2017年仍然处于5.41的高位，而首尔虽然处于平稳发展状态，但集聚度却并不高（1.74/2017）。与韩国相比，2008-2017年，日本东京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的区位熵值介于2-4之间，总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说明东京拥有深厚的数字媒体产业发展基础。此外，墨尔本与悉尼也表现不俗，其在数字媒体产业上的突出成绩显然离不开澳大利亚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在澳大利亚文化部委员会颁布《打造创意、创新的经济》之后，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澳大利亚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一方面，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引导文创资金流动，鼓励与协调民间机构参与，扶持与推进创意产业发展，为澳大利亚数字媒体产业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澳大利亚重视科技与创意，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从而为数字媒体产业带来更大发展空间。
3.中国深圳在全球数字媒体产业营收区位熵值中居首位
全球各城市的数字媒体产业营收总额区位熵值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与公司数量区位熵值不同的是，营收总额区位熵值大体与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营收总额呈正相关。分析全球数字媒体产业营收额区位熵值20强城市的数据（表2）发现，深圳在全球20强城市中位居首位，2017年的区位熵值高达6.26。究其原因：一方面，深圳被国家赋予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多重战略机遇，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深圳提出要“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事实上，自2004年起文化产业已成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2018年文化创意产业被列入深圳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由此开启快速发展之路。另一方面，深圳作为中国首个“设计之都”，通过“设计+科技”“设计+品牌”“设计+金融”“设计+时尚”等多领域创新，不断地引领产业向着产业链高端攀升，促进了由“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的飞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深圳借助国内外诸多优势为自己开辟了数字媒体产业链的整合与运行新路径，依靠强大的战略机遇与自身的变革创新能力带动了国内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数媒企业的崛起。根据最新数据，2018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621.77億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0%，占比高出全国5.8%。从深圳最新定位看，根据201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未来深圳将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率先建成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而数字媒体产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构成与发展方向，在政策红利与深圳加快建设5G、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等科技创新的协同下，深圳将会迎来全新的发展格局。鉴于此，深圳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积极实施数字媒体产业集群战略，通过创新技术、产业融合和制度创新，发展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导的“数字媒体产业长廊”，形成植根深圳、联动湾区的新数字媒体产业集群品牌。 （二）依靠科技研发力量整合数字媒体产业链，提升智媒体能级
当前，政府对数字媒体产业扶持的相关政策支持力度较强，但是关键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不足。数字媒体产业集群是产业链和技术链并行的集群，需要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相关技术产业的参与，外加创意、创新资源的加持。政府应加速推动最新科技与核心创意的深度融合，打造文化内涵突出的数字媒体产业。数字媒体产业需要创意的交流与迸发，特别是发挥城市厚重文化资源的优势，讲好城市故事、中国故事，通过产业集群的构建强化数媒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多方协作以及上下游的协同。另一方面，应以科技为主线，真正构建一条完整的数字媒体产业链，搭建促进数字媒体企业对内自我创新和自我演化、对外协同竞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圈。中国数字媒体企业除了少许巨头，大多在规模上持平，互动强度不足，产业链较为松散，不论是平行企业还是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聚集黏度均不强，缺乏作为领头雁带动众多小企业互动的龙头数字媒体企业。鉴于此，亟须利用好我国在移动互联网基础上搭建的巨大数字媒体应用市场这一独特优势，形成合理的产业链分工模式，利用新技术、新平台畅通发行渠道，实现与数字媒体产业各环节的有机配合，此外，应基于大数据加快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的应用，加速更新现有商业模式，不断整合、延长数字媒体产业链。特别是一线城市应积极发展智媒体，联合区块链技术将数字媒体内容原创环节置于产业链的中心，打造公平分享版权价值的新平台，鼓励数字文化可持续创新，利用区块链去中心、不可篡改与可追溯的优势实现数字版权在登记、转让、拆分等场景的运用，通过基于既定算法的智能合约提高数字媒体版权的交易效率，不断提高智媒体产业发展的水平与能级。
（三）挖掘自身特色，形成数字媒体产业“东西互建”新模式
数字媒体产业就传播能力与受众体系而言绝不仅是封闭于一国、一城的内部产业，其媒介性质使数字媒体产业拥有一种跨国界的渗透能力。美国数字媒体产业的垄断地位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输出的表现，而这种强力的文化输出正是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媒体产业全球传播力与全球性的强势文化产业。与之相比，中国的传统文化乃是一座神秘的、宏大的原始宝藏，中国文化的内涵与渊源是国民的精神蕴藉，也是国家文化自信的脊梁。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文化的创造与技术的革新在信息时代通过新媒介实现了融合与重塑，并通过商业模式产出经济效益与文化辐射力。毫无疑问，中国数字媒体产业未来发展需要肩负文化输出和主流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重任，通过构建国际话语融通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这不仅是中国给全球文化贡献力量的一种全新思维方式，更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需要推动“文化+”战略在更高维度上融合新媒体要素，重视数字媒体内容策划，在数字媒体产品生产与研发、设计中积极融入文化元素，将文化的精神属性和附加价值注入数字媒体技术和产品中，提升数字媒体产业的文化标准。同时，在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的新经济时代，由单一的数字媒体企业独立完成顶级产品和技术的研发日益困难，数字媒体产业跨国界、跨区域协同创新与共赢将是大势所趋。鉴于此，应积极以优质文化为内核，以新技术为载体，以数字媒体为介质，加强国际合作，加速更新中国特色数字媒体产业的创新模式，为全球数字媒体产业贡献中国特色，在“东西互建”发展新模式下实现“东西共赢”。
① Hanson R，“US Cities in Transformation：Urban Policy in Advanced Economy，”Futures June，no.3，1985，pp.232-242.
② Mele V，“Cultural Industries”，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Nov.12，2017，https：//doi.org/10.1002/9781118430873.est0614.
③ ZhaoP，“Building Knowledge City in Transformation Era：Knowledgebased Urban Development in Beijing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and Decentralisation，”Asia Pacific Viewpoint，no.1，2010，pp.73-90.
④ 常琳颖：《浅析数字媒体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应用与研究》，《新闻研究导刊》2018年第4期。
⑤ 冯俏俏、黄文卿、贾亦男：《数字媒体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艺术研究》2012年第2期。
⑥ Delfanti A，Arvidsson A，“Media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edia，no.11，2018，pp.1-19.
⑦ Shanken E A，“Contemporary Art and New Media：Digital Divide or Hybrid Discourse？”A Companion to Digital Art，no.3，2016，pp.461-481.
⑧ 解学芳、臧志彭：《人工智能在文化创意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⑨ 臧志彭：《数字創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世界格局审视与中国重构策略》，《中国科技论坛》2018年第7期。
⑩ 郭凯、邹嫱、李帅晓：《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区位熵和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臧志彭、谢铭炀：《世界四大湾区传媒产业集聚优势与演化趋势——基于2008-2017年全球上市公司的实证比较》，《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该行业的出版和广播机构不提供其出版或广播内容的传统（非互联网）版本，而是提供互联网独家文本、音频、视频等内容。称为Web搜索门户的机构通常提供额外的Internet服务，例如电子邮件，到其他Web站点的连接、拍卖、新闻和其他有限的内容，作为服务Internet用户的基础。
陈文华：《探索深圳文化产业竞争优势提升路径》，《深圳特区报》2019年05月14，第B06版。
巫细波、赖长强：《基于POI大数据的城市群功能空间结构特征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城市观察》2019年第3期。
Michael E 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The Free Press，1998，p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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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永亮：《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发展中的地位》，《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
陈伟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新闻界》2019年第3期。
（责任编辑：张 琦）
〔关键词〕 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机理，区位熵演化，中国路径
〔中图分类号〕F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2-0057-09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城市向知识经济城市逐步转型，西方对“知识型城市”（KC）的兴趣越发浓厚，而新经济的出现，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勃兴成为西方国家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支撑力量（Hanson，1985）①，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工商业层面的创造、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综合过程的形成（Mele，2017）②，已使其成长为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主要产业门类（Zhao，2010）。③尤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电视、移动手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盛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为数字媒体产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常琳颖，2018）。④数字媒体产业的基本特征是数字化，其数字媒体技术有收敛性、超文本性、分布式、普适性、算法性、非对称性、短暂性和永久性并存等特征（Delfanti & Arvidsson，2018）⑤，近些年数字媒体产业在逐渐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行业的同时，也愈来愈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肖永亮，2005）。⑥
当前科技创新的层出不穷牵引着数字媒体产业的不断变革，软硬件的高度融合发展趋势已渐成主流。在此背景下，如何加速数字媒体资源开发，促其融入文化“一带一路”，创新中国数字媒体产业发展模式，完善中国数字媒体产业全球价值链策略体系，既是新时代的诉求，也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数字媒体产业是以新媒体作为主要要素的，这不仅为艺术创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而且在数字媒体技术方面也为科技的美学应用和社会影响提供了新见解（Shanken，2016）⑦，近些年在数字媒体产业要素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持下，智媒体业形成了更具竞争力与活力的产业形态（解学芳、臧志彭，2019）。⑧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的数字媒体产业面临着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以及日韩等亚洲国家的价值链低端锁定，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传统价值链理论因为无法适用于新兴的数字媒体产业模式（臧志彭，2018）而无法借鉴。⑨科学地把脉中国数字媒体产业在全球的战略地位，研判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发展格局与态势，对于重构中国数字媒体产业全球定位，突破传统发展路径、加速升级至关重要。
二、基于区位熵的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格局
为了更加科学地审视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的格局，本文拟采用区位熵进行测度。区位熵通常用于测度区域聚集和专业化程度，这一概念由哈盖特（P.Haggett）提出。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区位熵的计算公式⑩为：
LQij=qijqjqiq
其中，LQij为j地区的i产业在全国的区位熵，qij为j地区i产业的相关指标（例如产值、就业人数等），qj为j地区所有产业的相关指标;qi为在全国范围内i产业的相关指标，q为全国所有产业的相关指标。显然，LQij的值越高，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一般而言，当LQij>1时，我们认为j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全国具有优势，当LQij<1时，我们认为j地区的经济在全国具有劣势。区位熵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国内均被作为评价产业集群、优势产业、主导产业以及产业竞争力等的重要手段而广泛采用，是一种分析不同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处地位的有效方法。
根据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数量，区位熵的计算公式为：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数量区位熵=（某城市或地区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该城市或地区所有公司数量）/（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全球所有公司数量），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公司营收总额区位熵的计算公式为：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公司营业收入区位熵=（某城市或地区数字媒体产业公司营业收入/该城市或地区所有公司共计营业收入）/（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公司营业收入数量/全球所有公司共计营业收入）。本文接下来通过分析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与空间分布格局，将得出基于数据处理与计算的分析结果。具体方法：一是遴选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与全球数字媒体产业营收总额指标，二是选取有代表性的全球范围内前20座城市，通过区位熵计算结果，将两组结果的数据排名，然后根据区位熵值的等级进行分析。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数字媒体产业范畴主要基于“北美行业分类NAICS”中的“519130行业”，即互联网出版和广播及网络搜索门户数据（Internet Publishing and Broadcasting and Web Search Portals），該行业主要包括以下业务范围：（1）专门在互联网上发布或广播内容，（2）运营网站，使用搜索引擎，以一种易于搜索的格式生成和维护广泛的互联网地址和内容数据库（称为Web搜索门户）。研究数据主要来自美国标准普尔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和官方网站、雅虎财经及谷歌财经等，本文从中搜集、整理并筛选了2008-2017年全球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经过审计的公开财报数据（数据检索截至2018年12月）。 （二）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的城市格局
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通常需要基于城市群的圈域经济一体化、文化市场一体化、交通网络一体化优势。在“互联网+”时代，因为互联网经济红利与政策红利的叠加，数字媒体产业在城市群内部形成了最佳的集聚生态。从区位熵的计算结果看，不论是公司数量还是营收总额，全球城市的数字媒体产业发展均呈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美国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发展占据世界领先地位，欧洲、澳洲城市不甘示弱紧追其后，数字媒体产业链的搭建正在趋于成熟，亚洲城市表现也较为突出，其中北京、上海、中国香港等近10年来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的区位熵值持续走高，产业聚集与专业化程度逐步提升，带动了数字媒体产业的整体发展，与之相比，东京、首尔在缓慢的增速下已进入资源饱和境地。分析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的城市格局大致具有以下特征：
1.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于资源禀赋的国际性大城市
在科技勃兴的牵引下，以数字媒体技术为特色的数字媒体产业在全球迅速崛起，占全球各类产业中的企业数量及营收比重逐年增加，不但丰富了现代文化生产体系也推动了新兴文化业态的快速发展。通过对数据结果（图1）的分析发现，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在2008-2017年呈前期平稳上升、后期略微下滑态势。其中，2008-2015年上升趋势明显，8年间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从560家增长至847家，增长51.3%。总体上，全球绝大多数城市拥有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的数量均在10家以内，一些特大城市如纽约、北京等拥有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的数量约为30家左右。而对美国与亚洲的比较发现，美国城市的大型数字媒体企业的专业化、集聚性程度高，运行机制完善，亚洲城市数字媒体产业的上市公司在数量上处于优势地位，但产业发展规模相对较小，产业链较为松散，短时间内尚无法打破美国数字媒体产业在全球的垄断地位。
依托快速发展的数字媒体产业，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文化内容强国，其世界一流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游戏、动画、卡通、漫画等领域。从数据看，东京在数字媒体产业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与行业优势，2008年已拥有59家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发展势头较其他城市更为强劲，2015年上市公司数量达到94家后开始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但依然稳居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的榜首位置，占同年全球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总量比重的11.84%。总体上，东京2008-2017年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增幅约50%，是顺应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发展趋势的。究其原因，这与东京长期以来在财政、审批等方面所实施的放宽管制政策、利用城市文化与环境吸引全球创新资源战略，以及文化企业沿袭崇拜新技术与研发的基因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作为2008年公司数量“三巨头”之一的纽约，其后几年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便一直处于衰减状态，2008-2015年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平均为34家，2016年之后进入缓慢发展期，目前在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公司数量排名中已跌至第六位，居于首尔之后，这与进入互联网时代纽约的主导产业选择、定位以及受传统优势产业辐射影响大有关。2008年位列第三的首尔尽管基本处于缓慢上升态势，但仍不敌后起之秀，北京、伦敦、华沙已迎头赶上，分别跃居2017年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前五行列。从全球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10年演化态势看，2008-2015年是数字媒体产业发展的高潮期，伴随着科技进步，大众文化消费逐渐习惯了数字化、网络化，加之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数字媒体产业迎来新的发展高峰期。不过客观冷静地分析，全球性的数字媒体产业的集体爆发必将慢慢褪去高潮与狂热，转而进入稳步发展状态。
2.欧洲与澳洲的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度高
数字媒体产业的原始集聚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产业链相关企业之间形成的非正式协作网络，并在竞合关系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地吸引更多关联企业融入，从而强化地理集群的衍生机制，进一步吸引了更多优质的交通资源、智力资源、金融资源、制度资源等的匹配。分析全球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的区位熵值发现，区位熵值越高，说明某一城市的数字媒体产业越密集，集聚程度越高。而数据显示（见表1），亚欧两大洲的大城市及特大城市均表现出较强的集聚度，全球数字媒体产业在度过产业爆发的阶段后已逐渐趋于成熟，并迎来创新型的产业变革期。比如波兰首都、历史名城华沙，在工业与贸易上表现突出，是全国最大的科学文化中心与交通枢纽，也是中欧诸国贸易的通商要道，传统文化沿革与现代科技的交流碰撞给华沙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近些年其数字媒体产业发展迅猛，在经历了2011-2016年的平稳期后上市公司的聚集程度在2017年达到5.91。相比之下，韩国南城近10年上市公司的区位熵值持续走低，数字媒体产业公司的聚集程度不断下滑，但2017年仍然处于5.41的高位，而首尔虽然处于平稳发展状态，但集聚度却并不高（1.74/2017）。与韩国相比，2008-2017年，日本东京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的区位熵值介于2-4之间，总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说明东京拥有深厚的数字媒体产业发展基础。此外，墨尔本与悉尼也表现不俗，其在数字媒体产业上的突出成绩显然离不开澳大利亚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在澳大利亚文化部委员会颁布《打造创意、创新的经济》之后，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澳大利亚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一方面，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引导文创资金流动，鼓励与协调民间机构参与，扶持与推进创意产业发展，为澳大利亚数字媒体产业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澳大利亚重视科技与创意，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从而为数字媒体产业带来更大发展空间。
3.中国深圳在全球数字媒体产业营收区位熵值中居首位
全球各城市的数字媒体产业营收总额区位熵值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与公司数量区位熵值不同的是，营收总额区位熵值大体与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营收总额呈正相关。分析全球数字媒体产业营收额区位熵值20强城市的数据（表2）发现，深圳在全球20强城市中位居首位，2017年的区位熵值高达6.26。究其原因：一方面，深圳被国家赋予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多重战略机遇，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深圳提出要“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事实上，自2004年起文化产业已成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2018年文化创意产业被列入深圳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由此开启快速发展之路。另一方面，深圳作为中国首个“设计之都”，通过“设计+科技”“设计+品牌”“设计+金融”“设计+时尚”等多领域创新，不断地引领产业向着产业链高端攀升，促进了由“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的飞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深圳借助国内外诸多优势为自己开辟了数字媒体产业链的整合与运行新路径，依靠强大的战略机遇与自身的变革创新能力带动了国内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数媒企业的崛起。根据最新数据，2018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621.77億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0%，占比高出全国5.8%。从深圳最新定位看，根据201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未来深圳将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率先建成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而数字媒体产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构成与发展方向，在政策红利与深圳加快建设5G、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等科技创新的协同下，深圳将会迎来全新的发展格局。鉴于此，深圳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积极实施数字媒体产业集群战略，通过创新技术、产业融合和制度创新，发展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导的“数字媒体产业长廊”，形成植根深圳、联动湾区的新数字媒体产业集群品牌。 （二）依靠科技研发力量整合数字媒体产业链，提升智媒体能级
当前，政府对数字媒体产业扶持的相关政策支持力度较强，但是关键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不足。数字媒体产业集群是产业链和技术链并行的集群，需要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相关技术产业的参与，外加创意、创新资源的加持。政府应加速推动最新科技与核心创意的深度融合，打造文化内涵突出的数字媒体产业。数字媒体产业需要创意的交流与迸发，特别是发挥城市厚重文化资源的优势，讲好城市故事、中国故事，通过产业集群的构建强化数媒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多方协作以及上下游的协同。另一方面，应以科技为主线，真正构建一条完整的数字媒体产业链，搭建促进数字媒体企业对内自我创新和自我演化、对外协同竞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圈。中国数字媒体企业除了少许巨头，大多在规模上持平，互动强度不足，产业链较为松散，不论是平行企业还是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聚集黏度均不强，缺乏作为领头雁带动众多小企业互动的龙头数字媒体企业。鉴于此，亟须利用好我国在移动互联网基础上搭建的巨大数字媒体应用市场这一独特优势，形成合理的产业链分工模式，利用新技术、新平台畅通发行渠道，实现与数字媒体产业各环节的有机配合，此外，应基于大数据加快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的应用，加速更新现有商业模式，不断整合、延长数字媒体产业链。特别是一线城市应积极发展智媒体，联合区块链技术将数字媒体内容原创环节置于产业链的中心，打造公平分享版权价值的新平台，鼓励数字文化可持续创新，利用区块链去中心、不可篡改与可追溯的优势实现数字版权在登记、转让、拆分等场景的运用，通过基于既定算法的智能合约提高数字媒体版权的交易效率，不断提高智媒体产业发展的水平与能级。
（三）挖掘自身特色，形成数字媒体产业“东西互建”新模式
数字媒体产业就传播能力与受众体系而言绝不仅是封闭于一国、一城的内部产业，其媒介性质使数字媒体产业拥有一种跨国界的渗透能力。美国数字媒体产业的垄断地位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输出的表现，而这种强力的文化输出正是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媒体产业全球传播力与全球性的强势文化产业。与之相比，中国的传统文化乃是一座神秘的、宏大的原始宝藏，中国文化的内涵与渊源是国民的精神蕴藉，也是国家文化自信的脊梁。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文化的创造与技术的革新在信息时代通过新媒介实现了融合与重塑，并通过商业模式产出经济效益与文化辐射力。毫无疑问，中国数字媒体产业未来发展需要肩负文化输出和主流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重任，通过构建国际话语融通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这不仅是中国给全球文化贡献力量的一种全新思维方式，更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需要推动“文化+”战略在更高维度上融合新媒体要素，重视数字媒体内容策划，在数字媒体产品生产与研发、设计中积极融入文化元素，将文化的精神属性和附加价值注入数字媒体技术和产品中，提升数字媒体产业的文化标准。同时，在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的新经济时代，由单一的数字媒体企业独立完成顶级产品和技术的研发日益困难，数字媒体产业跨国界、跨区域协同创新与共赢将是大势所趋。鉴于此，应积极以优质文化为内核，以新技术为载体，以数字媒体为介质，加强国际合作，加速更新中国特色数字媒体产业的创新模式，为全球数字媒体产业贡献中国特色，在“东西互建”发展新模式下实现“东西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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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业的出版和广播机构不提供其出版或广播内容的传统（非互联网）版本，而是提供互联网独家文本、音频、视频等内容。称为Web搜索门户的机构通常提供额外的Internet服务，例如电子邮件，到其他Web站点的连接、拍卖、新闻和其他有限的内容，作为服务Internet用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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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