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0）
　　摘 要：“猿啼”意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起于屈原，在魏晋时期，逐渐趋于成熟，“猿啼”也具有了悲情的文化意义。到唐代，“猿啼”意象得到更为广泛的书写，王维诗歌中“猿啼”意象也是多次出现。从不同角度分析，“猿啼”意象可认为是原型意象、特称意象、悲情意象、听觉意象、直接体现意象。从王维诗中可以看出，“猿啼”意象与峡、月、江头、黄昏等组成了特定的意象群，清猿、愁猿、夜猿的书写赋予了“猿啼”客寓悲愁的文化意义。同样诗人残缺的意象审美心理和对残缺审美的感悟，使他对猿啼营造出一种悲剧性审美意境。
　　关键词：王维诗；猿啼；意象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尤其是诗歌，“猿”频繁走入人们的视野。“猿”，从文人的抒写对象，发展到作家的情感载体，再至成为诗中具有定型意义的意象群，其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尤其是魏晋以后，更是与众多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唐诗中，猿啼更是成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意象。在这种结合过程中，猿逐渐演变成一个带有特定文化意义的原型意象。猿啼、猿鸣、猿哭、猿号，不断地被诗人写进诗作里，王维诗中也不例外。王维诗歌中对于猿啼的描写达到10次之多。本文以王维诗中猿啼意象为研究对象，分析猿啼意象承载的文化意义
　　一、王维诗中猿啼意象类型分析
　　“在诗歌的创作范围中，从有了诗歌，也就有了意象营造。”而意象导源于先秦两汉时期的玄理之“象”与人文之“象”，经六朝转变为审美意象，至今，对于其审美性质和界定依旧是学者研究和争论的一个问題，笔者依据众多前人成果，从不同角度出发，解析王维诗中猿啼意象的类型。
　　（一）特称意象
　　从意象的具体性这一角度，即总称意象和特称意象来看，猿在审美创造范围上有其具体性，它不同于“花”、“草”、“木”、“虫”、“鱼”、“山”、“川”等，概括性比较突出的总称意象。猿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动物，甚至从生物学上界定“界、门纲、目、科、属、种”七级分类来看，王维诗中的猿当属“种”类。另外，哀猿啼哭又具有特指性，它与其他意象群有机的组在一起，形成猿啼意象系统，或者说是猿啼意象组，使诗中所传达的信息载体由意象变成意境，增加了意象的审美感情。如“猿吟一何苦，愁朝复悲夕。莫作巫峡声，肠断秋江客。”这其中峡、江等都成三峡猿意象系统的组成部分。如这些都将山峦沟壑与峡相联系，形成了空谷猿啼的唯妙意境。
　　（二）悲情意象
　　谈猿意象的悲情意象是从情感格调上来说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可见在文学作品中，猿所传达的情感是凄异和哀婉。在王维诗歌中，若是在心理情感基调上给猿加一个定语的话，就会有“清猿”“愁猿”“夜猿”等，都是悲感的定语，苍凉的形象。如：夜猿——“惟有白云外，疏钟闻夜猿”。愁猿——“自解书生咏，愁猿莫夜吟”。清猿——“犹羡松下客，石上闻清猿”。
　　（三）听觉意象
　　“诗歌是语言艺术”，而意象则是心里感知的艺术。“从心里感知的角度看，意象可分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通觉等六种。”如王维诗歌中的“猿声不可听，莫待楚山秋”、“况复乡山外，猿啼湘水流”、“猿吟一何苦，愁朝复悲夕”。从诗句中不难发现，猿啼是以声音来传达信息，使主体不能直接观察其形态，从而构成了主体情意抒发的需要。由此可见猿啼，有声有听，是典型的听觉意象。
　　（四）直接体现意象
　　意象是连接诗人与读者的枢纽，作者以象传意，读者循象会意。在这传达过程中，便形成了直接体现和间接暗示两种。王维诗中的猿啼意象，意与象浑融无间，化为一体，直接体现了主题的思想情感。所以，从意象的传达方式来看，猿啼意象又是直接体现意象，或者也可以叫赋兴意象。汉代经学家郑众指出“兴者，托事于物”。唐代孔颖达沿用郑玄注解曰“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宋代朱熹更是直截了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由此可见赋兴就是直接借景抒情。而诗人吟咏猿啼，正是以啼声写哀，借猿啼空谷传响，以寄托自己的无限哀思。如“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
　　二、诗人闻猿啼产生的心理机制
　　翻遍整个全唐诗，可以说猿啼意象是唐代诗人发现的一件瑰宝，尤其是失意、心境不顺的诗人，更是屡屡将哀猿融在自己的作品里，王维诗中也是如此。“谁向兹来不恨生？声声都是断肠声”，在众多悲情的审美意象中，猿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席。而这种现象与唐代诗人独特的心理机制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情感共振
　　实际上，根据英国科学家波尔·杰丁观察研究，一般母猿隔两三年就产子猿，子猿长到七八岁才开始离开父母独自生活，而这期间母猿就会通过不断啼叫来呼唤离家的孩子。从这方面来看，虽是母子分离，母猿唤子，却也不似唐诗中那样凄厉哀婉。“艺术的意象都生于情感。”可见在这其中，诗人的艺术加工起了主观性的决定作用。
　　文学意象的生成每一步都离不开创主体的心理机制而存在。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写道：“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身，亦与心而徘徊。”在刘勰看来，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使客观物象从“物理境”转成“心理场”的意境。《礼记·乐记》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初，物使之然，感物而动故形于声。”使外物为心中之物，再成心理之物，使物与心共振，心物交融，从而形成心理场效应。王维就是根据猿啼这种自然之音，融合心声，形成特有的意境。“南国有归舟，荆门溯上流。苍茫葭菼外，云水与昭丘。樯带城乌去，江连暮雨愁。猿声不可听，莫待楚山秋”。王维的这首《送贺遂员外外甥》，愁肠断绪犹如江猿啼哀一般。江猿的啼声本来就是很悲凉的，在作者与友人离别的时刻，听见这声音，更是愁断人肠。诗人通过对景物——江猿的描写，完美地表达出自己内心对友人的不舍。“欲归江淼淼，未到草萋萋。忆想兰陵镇，可宜猿更啼”。江水淼淼，如丝愁断绪；芳草萋萋，如内心惆怅，在这样的环境，一声江猿悲号，又增加了诗人多少哀愁。 　　（二）情与意的创造结合
　　其实，“自古以来，儒道二家都十分重视诗人的心理结构建设”，“儒家诗学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诗源于德行’，‘诗品出于人品’。道家诗学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诗情源于‘内美’，诗艺出于‘林泉之心’。”但他们都认为‘言志’‘缘情’的艺术，與诗人主体的心理结构有密切和直接的关系，因此诗人心里结构建设是极为重要的。诗歌创造是一种审美创造活动，客观物象并不会自动进入作品中，作为物象主要在于情与意的统摄，经过诗人心理结构这个中介环节，才能升华为诗。“天地无心，而赋万事万物之形，朱君以有心赴之，而天地万物之情状皆随其手腕以出，无有不得者。”处身于境，视境于心，中国人的心理上一直有“恋土还乡、别老抛亲”的深层情愫。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提倡孝道，提倡“归亲”。对于王维来说，离乡与归乡是经常面对的社会现象，这使得文人心里一直笼着一层愁云，每遇离别，这朵愁云便会油然上心。如“褒斜不容幰，之子去何之。鸟道一千里，猿声十二时。官桥祭酒客，山木女郎祠。别后同明月，君应听子规”（王维《送杨长史赴果州》）。月儿圆满，光耀千里，而人却难得团圆，欢聚少，别离多。离别的悲愁再与哀猿鸣啼相映，其悲愁愈加之深。
　　（三）追求的“悲剧快感”
　　“艺术是对人生的逃避，即对形象的关照使我们忘记伴随着我的感情和情绪的痛苦。”概括来说就是“悲剧快感”，当一个人出于极度悲感的状态下，都会希望找一事物来寄托心中的悲痛，这就是“悲剧下的安慰”。安史之乱后，王维身在感世伤时的环境中，被迫受伪职。这一特定的伤时与伤世的环境，不仅为诗人提供了听猿啼的条件，同时也提供了了主观情感抒发的动因。到了此时，猿啼是唯一能够与诗人产生情感共振的物质载体，也是诗人抒发郁闷情感的最好寄托。人本伤，又听哀猿啼鸣，故而愁更深，也即藉此是人才能找到一丝悲剧快感，才能聊以自慰。
　　（四）残缺的意象审美心理
　　残缺的意象审美心理也是这一时期诗人共有的一种状态。王维长期处在抑郁惆怅的状态中，社会现实的压抑，心态的悲凉与感伤，使得诗人渐渐地失去了美好的审美体验，形成一种隐蔽的心理，即残缺意象的悲观审美心理，他习惯的品味着欣赏着残缺，将外界的荒芜与悲哀融入在自己内心的审美关照中，寻找与社会哀景相合拍的审美基调。尤其在中晚唐，他继承了渐增的凄清、哀凉残缺的意象，写诗时融入自己对残缺世界的体验，对残缺审美的感悟，普遍营造出一种悲剧性审美意境。因此，同样作为残缺悲情意象的猿啼，就成了他吟咏的对象。
　　三、总结
　　细细品读这些猿啼诗，我们发现，每一声猿啼都凝聚着诗人的一份悲苦与凄凉。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下，这些悲猿意象时不时的绽放着新的文化意义。它既是人类经验的历史积淀，也是历代文人反复描摹抒发的结果，象征着人们在现实生存的悲剧性体验。品读唐诗，品读王维诗，猿声切切，猿形灼灼，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现实的真切感受。我们“回首听猿啼”，依旧是那份不绝的忧思。
　　参考文献：
　　[1][唐]王维撰，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3]赵荣蔚.晚唐的士风与诗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作者简介：
　　卢小玲（1992—），女，汉族，陕西省榆林市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