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根据美国权力架构的特点和思想库的身份界定，采用精英理论与利益集团双理论结构模式来综合分析美国思想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力分层营销模式，其运作维度依次为对权力内层最直接的政策制定权力精英、权力第二层对决策者有重大影响的利益集团、媒体或社会团体以及对权力外层的公众舆论和民意。
关键词：双理论；精英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美国思想库；权力分层营销模式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4-0107-06
顾名思义，“思想库”（Think Tank）就是储备和提供思想的“仓库”。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是“以公共政策研究及影响决策为其首要目标，以政府及各类社会组织、集团为主要服务对象，以调查研究、出谋划策、提供各类咨询和建设性的参考意见或政策报告为主要工作形式”[1]。自1916年首个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诞生以来，全球思想库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作为政策咨询机构，思想库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力，成为许多西方国家政策决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美国思想库最具典型性，其成功运作的营销模式正成为当前学界探讨的热门课题①。鉴于美国“精英治国”的政治体制、国家权力架构的特点、美国思想库的社会角色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多元化社会生态，本文综合采用精英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来全面探讨思想库在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过程中面对不同层次的对象时所采取的营销模式。
一、理论的提出：精英理论与利益集团理论
对思想库的研究，学界通常运用以下两种理论来进行分析。多数学者从精英理论出发，注重强调思想库的社会身份，将思想库视为国家权力层中的学术或者知识精英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中具有精英阶层应有的“权力”。另一些学者运用多元化利益集团理论来分析，该理论将思想库视为众多参与政策讨论团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与其他利益集团的互动，发出多元化的声音，对社会舆论特别是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一）精英理论（Elite Theory）
精英理论是通过对社会统治者与杰出人物的关注来界定社会的性质和统治关系的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思想库的早期研究中，精英理论一直处于学者们公认的主导地位。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政策的制定权永远只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他们能权威地决定或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权力核心层。精英理论家帕累托认为，“每个重要的社会群体都会产生它自身的精英，一个社会的精英是那些自发地从社会里浮现的精英的总称，包括议员与官僚系统，但范围远逾于此”[2]（p.714）。因此，帕累托把精英细分为统治精英与一般精英。统治精英（Governing Elite）即政治精英，一般精英即社会精英，包括经济（商业）精英和知识（技术）精英。其中，政治精英具有对社会的全方位思维和深刻敏锐的洞察力，其政治决策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都将有很大的作用力，对社会、国家乃至世界政治格局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经济精英具有睿智的头脑和高度的商业敏感，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和巨额财富，可以对社会的经济走向和发展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与物质保障，乃至充当幕后老板，通过利益输送来扶植其利益代言人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从而直接把自己的意志传输到决策核心，促成那些能给其带来经济利益或政治地位的有利政策的形成；知识精英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技术手段，可以推进社会教育、科技、文化的全方位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入，不断有知识精英走进了公共政策分析的领域，他们不但成为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权威话语权的职业化专家，也能综合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需求。思想库的形成就为知识精英提供了可以供其栖身、研修、沟通交流、发表见解和展示成果的平台，参与现代政治的过程。对“知识和思想的权力”的占有，使得思想库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并活跃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根据美国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Thomas R.Dye）的断言：“美国的公共政策是自上而下制定的，政策的制定依次经过四个独立的运作过程，即政策的制定过程、利益集团的运作过程、领导者的选举过程和民意的制造过程。”[2]（pp.1-2）他指出，精英集团通常先聚焦某一公共问题，然后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思想库。之后，思想库便着手研究制定政策的备选方案。在这一步骤中，具体采用哪种政策，支持哪些研究项目，一般都由主要的思想库酝酿决定。可见，思想库在整个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一种“中流砥柱”的作用。尽管从名义上而言，政府官员是“最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但事实上“他们仅仅是将思想库制定好的政策予以合法化，虽然有时他们也会做些修改，但也只是做些增删，影响不了政策的主要方向和内容”[3]（pp.51-52）。
（二）利益集团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
利益集团理论即多元化团体理论，它与社会普通民众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动机甚为相关。政府的决策行动会影响社会群体和大众的利益，民众也期望政府的决策行为有利于本阶层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众并非以个体的力量去影响政府，而是通过集体行动来引起政府的关注。所以，民间团体组合就成为民众影响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这种反映团体利益的组织就是“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4]（p.240）。由此意义衍申，利益集团乃系“那些具有某种共同的目的，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个人的、有组织的实体”。多元主义的中心思想即权力是“割裂（Fragmented）”而分散的，政策的制定源自汇集各个团体所提出的不同建议及利益，政府决策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议价（Bargaining）过程。多元主义主张，团体政治是民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团体可以使个人免于政府侵害，促进民主之发展与社会之进步[4]（p.253）。利益集团影响政治过程的方式，大致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者如接触行政部门与官员，陈述其政治见解，表达其政治需求；间接者则可透过政党、民意代表与大众传媒，表达其利益并争取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支持。可见，利益集团的最终行为目的均系接近决策者，以达成其利益之实现[4]（p.246）。依据学者彭怀恩的整理，利益集团活动的方式有游说（Lobbying）、大众传播、助选、与政党联盟、草根式压力，等等。 二、范式之争：美国思想库的实质
何为美国思想库的实质？学界多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思想库现象是变相的精英政治，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美国社会阶层多元化和政治决策民主化的体现。
（一）精英理论视角
美国的权力精英主要由政治精英（即美国政府中身居要职者、政府各机关部门的行政人员）、经济精英（主要由美国几百家最大的公司的首脑，包括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大律师事务所、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和军事精英组成。进而，权力精英不断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包括社会活动家、政客、媒体人、律师、基金会负责人以及美国名牌高校的校董事们。由此，思想库中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即属于这类精英人物，他们对政策的生成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影响力。现代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多姆霍夫（Domhoff G.W.）提供了一个将社会学中关系网络理论中的亲密纽带（Close Tie）概念来探索这些精英影响国家政策决策的模式。精英之间通过纽带式的联系和信息互动就成为比正式的书面报告更有效的行为模式。针对思想库来说，一方面，为了获得资助，思想库的学者们同那些资金提供者试图维系这种亲密纽带；另一方面，通过这些纽带，思想库的学者们营销和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政策理念。
作为为执政当局提供第三方专业咨询服务的机构，美国思想库被视为是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群体。无论是政界精英、军界精英，还是商界精英，都高度重视思想库的作用，包括他们的言论、报告和研究成果，成为这些具有学术思想又兼有社会实践价值的“知识精英”的消费者。很多离任的政府高层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军人、高校学者加盟思想库，树立并强化了思想库作为政策精英的形象和作用。因此，社会各个阶层都接受思想库作为管理国家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可以说，思想库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举足轻重，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被称为“影子内阁”。有学者进而把西方国家中的思想库看做是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四种权力之外的“第五种权力”[5]（p.18）。
举例说明，美国著名的思想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胡佛研究所，以及兰德公司，虽然它们在数量上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其官方项目资金的来源、学术成员的经历背景以及美国特有的政治制度保证了思想库与政界权力精英之间密切、稳定的联系，以至于美国政府高层决策者对思想库功能的发挥产生严重的依赖性。美国前总统约翰逊就曾把思想库比作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机关，如果它不存在，我们不得不把它制造出来”[3]（p.2）。另外，政界精英由于各自党派、政见的差异性而产生政策分歧，思想库精英也会出现思想倾向的不同和研究问题的着眼点不同而分宗立派，这种现象进而演化下去，不同的政界精英和能与他们政见契合的思想库精英相联姻，产生了不同的政策主张，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给予思想库以政策精英的身份是无可厚非的。
（二）利益集团理论视角
在美国的现实政治中，利益集团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利益集团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是世界上利益集团数量最多的国家。利益集团作为美国政治过程中的一支基本力量，它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利益集团是个人的集合体，目的在于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或行动”这个定义来解释，思想库也是利益集团的一种。这一理论与前面的重要差别在于前者假设政治是由少数精英政治家控制，他们具有相似的学术背景、相同的社会圈子和价值观，因此思想库只有将自身的特点完全与精英政治家匹配才可能涉足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施加影响力，完成维护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任务。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假设政治并不是少数精英派完全支配，这体现在美国的“大社会、小政府、弱政党”的政治大环境下，政府对下一级政府的干涉权力有限，即便就中央政府而言，由于总统所在的政党通常与国会多数席位政党不同，以及涉及其中的各政治利益集团的干预，使得美国的政策制定事实上是在多元化社会权力结构下运行。二战以来，白宫政府行政官员受到的挑战范围几乎来自各行各业，涉及不同年龄、种族、宗教信仰的社会群体。同时，不断增加的各种委员会和次级委员会也在稀释着权力，这也给国会立法过程造成了很大压力，需要通过大量的说服工作来得到高层的默许与其他层面的支持，上述行为推动了多元化理论的政治实践。在华盛顿，各种利益集团培植的游说组织、工会和行业协会等都在积极关注和影响着政府以及各个部委的决策，政府也接受这些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并容许他们参政议政。在多元政治的理想状态下，各类利益集团都有机会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进程当中，作为其中之一元，思想库为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政治博弈中竞争并希望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特殊的是思想库常常表现为与其他利益集团合作的模式。尽管思想库偶尔也会涉足精英政治圈，但大卫·纽森（David Newson）认为，他们不过是政策制定领域众多类型的机构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持多元化理论的学者把政府比喻为监管这些团体之间竞争的“裁判员”，公共政策的形成不过是这些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政府的少数派精英政治家的意志。这是从利益集团角度分析思想库而区别于精英理论角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思想库的权力分层营销模式分析
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通常是按照社会群体的“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个概念变量来划分的。而约翰·加尔东（John Galtung）根据精英的界定与政策形成的社会关系将权力结构划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即决策核心（Decision-making Center）、中心（Center）和边缘（Periphery）[6]。因此，罗杰·希尔斯曼（Hilsman）把参与美国政治决策过程的力量相对应为权力的内层、权力的第二层以及权力的外层[7]（p.1）。思想库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众多，方式迥异，具体分析可以基于上述三个维度逐层展开。 其中，权力内层是最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总统、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顾问、政府行政官员、国会议员等权力精英；权力的第二层人士大多为社会精英，如利益集团和主流媒体。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决策，但接近决策圈，甚至对决策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思想库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与美国政界、商界、军界、学术界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复杂，管道通达。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一旦被政府采纳就有可能变成美国的政策，所以它们虽“身在民间”，但“大脑”是上层建筑“权力的外延”，故思想库和国务院、国防部等国家行政部门处于同一层面。权力的外层主要指公众舆论和选民，它实际上是处于边缘位置的美国普通民众，离直接决策圈最远，但多元化的政治生态让民众的舆情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间接而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在总统选举与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事件上，选民还是具有较大的发言权的，政府也会在大众舆论的压力下做出新的决策。
图1 思想库在美国决策机制的位置②
（一）对权力内层的影响
几乎所有思想库都追求影响政府的决策，因此对权力内层精英与精英集团的影响便成为思想库的最高目标，这也是它们试图影响政策所采取的最直接的方法。能对权力核心产生影响的思想库一般规模比较大，往往与政府有长期合同，与政府部门相互协调，共享信息。
第一，从“旋转门”效应来看，由政策研究者变为政府决策者，这是思想库发挥影响力的最有效的模式。和其他西方国家议会体制不同，美国的高层官员基本上不从公务员中选拔。在这样一种政治运作框架下，思想库成员出任政府要员便成了一种惯例。每当政府变更时，许多新职位就会出现空缺，思想库填补了美国的这一制度空白。思想库学者以此为跳板进入政界，将其学术研究的成果在政府工作实践中加以运用，进行检验，把思想转化为政策，而在离开政府加入思想库时，其在政府中任职的经历又反过来成为学术研究的鲜活材料。经过理论与实践的反复锤炼，使得学者型官员逐步走向成熟，能够独挡一面，经世致用，委以重任，如基辛格、理查德·哈斯、布热津斯基等人。思想库起到了培养、储备和交流人才的功能。
第二，利用总统换届，思想库成员积极地参加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为总统候选人提供执政思想和施政方案。每到总统换届之际，有政党倾向的、有利益集团资助的或者与当政者的思想理念一致的思想库充当总统候选人的智囊团成员，在台前幕后为选举宣传作贡献，直接向总统或总统候选人提供政策建议或主张，谋求未来的总统采纳或倾向于自己所主张的政策或观点。在思想库的智力支持下，来自不同政党派别的总统候选人通过对各类外交、内政议题的政策立场的辩论和展示，最终赢得竞选活动的成功。思想库成员可以将所在思想库的研究成果融入竞选纲领，一旦帮助候选人竞选成功，便能践行自己的政策主张[8]（p.243）。
第三，与联邦行政机构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按照美国《宪法》规定，以美国总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机构众多的决策机制构成网。总统不仅是三军总司令，也是外交家、国家元首、首席立法者、首席司法官和民众代言人等。同时，包括白宫办公厅、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发展办公室等专门辅佐总统的涉及外交方面的办事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美国的联邦行政机构因职能、性质和地位的不同可分为四类：行政部、独立管制机构、其他独立机构、政府公司。以上这些机构虽然地位不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对美国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在寻求对政府机构影响的过程中，大型思想库针对政府官员举办专题研究班、培训班等，邀请政府高官参与自己的研究课题、出版项目、答谢午宴等各界精英云集的活动，借以向政府成员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同时在与政府官员交流的过程中捕捉到政策走向的信息，为下一步的研究做好调研工作。
第四，影响主持立法工作的国会是思想库确保政策主张得到肯定的重要渠道之一。自美国宪法实施以来，国会一直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统和行政部门的职能和权力逐渐扩大，国会失去了其国家权力的首要地位。相对于其在国内事务上的巨大影响力，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力逊色不少，但是鉴于总统制定的每一项重大对外政策都要得到国会两院的批准，总统提名的外交官也要国会批准，同时国会还具有宣战权等。因此如果弱势总统当政，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影响力要大于行政部门。由于国会拥有这些权力，许多思想库都十分重视与国会的关系，注重借助国会从立法的源头来影响美国政策的制订。
（二）对权力第二层的影响
权力的第二层大多是对决策者有重大影响的利益集团、媒体或社会团体等。在多元政治的美国社会中，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原则助长了五花八门的利益集团，虽然“在美国政策影响力方面较多地表现为‘间接和分散的’特征，但仍居于辅助地位”[9]（p.67）。
思想库的资金来源多样，其中来自利益集团的购买是较大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对国家议程和公共政策有重大影响、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在向行政当局或国会施加压力或影响时也需要思想库提供人员、社会关系和产品（社会思想、政策方案等）的智力支持。鉴于此，政策鼓吹型的思想库以市场为导向，从研究项目的设立、研究人员的配备和政策观点的角度都倾向于利益集团，设法与利益集团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得到稳定的收入来源。以至于思想库成员的观点常常预先成形，难以保持中立与客观，而不是基于客观、理性的分析[3]（p.5）。双方各有所需，且各有优势，相得益彰。
各大思想库都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书籍。长期以来，各大思想库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图书系列，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年度《东北亚调查》（Brookings Northeast Asia Survey）、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世界各国实力评估》、传统基金会的年度《全球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东西方中心的《亚太安全展望》（Asia Pacific Security Outlook）年刊等。这些系列丛书全面、系统、权威，受到政界精英和学界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成为他们案头的常备参考。 比较而言，向政府提交政策报告是影响决策者更直接、更有效的营销方式。几乎每个思想库都不断捕捉前沿热点问题，及时发表对应的政策报告。就渠道而言，思想库的政策报告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开发表，另一类则是直接提交政府。虽然二者在内容上并无实质区别，但后者涉及敏感部分，在对策建议方面直言不讳，容易引起社会争议。这类秘密报告多为受政府委托研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同时，美国一流的思想库都办有定期的权威学术期刊，包括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外交》（Diplomacy）、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Brookings Review）等。从政策形成的萌芽期着手，思想库通过在其学术刊物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覆盖美国政界、商界、学界人物的思想观点，引发精英舆论的讨论和学术思潮的碰撞，启迪、塑造美国政策精英的思维定式和政策取向，谋求精英共识。
（三）对权力外层的影响
作为西方民主社会的政治现象，美国政府在决策时往往受到来自社会广大阶层的舆论监督和压力，因此十分重视公众舆论和民意。为满足这一需要，思想库通过建立起面向大众的媒介传播体系来营销自己，借助媒体富有感染力的视听效果和传播优势，一方面引发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另一方面通过全民讨论自下而上地形成塑造和改变决策者思维的公共舆论生态[10]（p.57）。
当前影响大众的传媒方式主要包括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今天各国政治中的权力中心之一。在美国，新闻媒体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可以在短时间内左右公众舆论，甚至操控政府，推行自己的政策。因此，各思想库都十分重视通过媒体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影响社会舆论。媒体也对智库的研究成果有着非常强的依赖性，智库为媒体提供了大量新颖的政策主张和思想观点，成为媒体的卖点，两者相互促进、各取所需。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这类大型思想库，每年都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发表大量的文章、电视访谈等，对社会热点做权威性解读。传统基金会建立了两套设备先进的无线电播音室，创办每周一次一小时的政治新闻谈话网络，吸引了不少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到访，并广泛邀请基金会专家和华盛顿重要人物为嘉宾，就外交、国防、教育改革、经济政策等广泛发表主张和见解。
因特网也是思想库影响民众的另一大方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因特网因其信息容量大、覆盖面广的特点，在影响公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思想倾向、塑造社会舆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今，大多数美国思想库都拥有自己的网站，内容十分丰富详实，从普通的日志、报告、论文到庞大的视听多媒体资料库，大部分文件均可下载。网民通过登陆其网站来了解该思想库的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另外，各大思想库网站还提供互动功能，即任何人均可在网上注册和订阅信息以及通过捐款成为会员，其目的就是要建立思想库的网络用户群体，了解网民信息，并可以借网络与各国学者交流，扩大思想库的知名度，寻求个人资金募捐，以及争夺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做虚拟世界的舆论话语霸主。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美国思想库权力分层营销模式的考察，单一的理论分析各有千秋，但难以一概全。从这一观点出发，关于美国思想库的上述两个理论都有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
精英理论能够在国家层面明确地窥视思想库如何把影响力作用于国家权力核心的天然管道，而利益集团理论在社会层面清晰地显示出思想库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和思想倾向的多元政治生态。同时，精英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仅仅体现了思想库的角色感，但是对于其具体影响决策的方式和影响力大小论证不够充分；对于更为宽泛的社会层面存在的众多政治行为体所带来的“权力接触和碰撞”，也采取了回避态度。利益集团理论使学者认识到尽管思想库在政策制定领域的重要性很强，但它只是在权力领域为施加政策影响力而展开竞争的众多组织中的一员。这一研究方法比前者更接近当前美国政治生态，有一定的说服力，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美国思想库在数量上的激增和平民化的运作方式，使这一理论的解释力不断增强。当然，它有致命的理论缺陷，即无法指出思想库与影响公共政策的其他政策性研究机构的不同之处以及关联程度。同时，如果单一地将思想库视为政策制定领域众多利益行为体中的一员，而忽略思想库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比其他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有更好的软优势，这种特殊性的抹杀使得利益集团多元论学者将思想库明确为多元政治中的“一元”以及“所有团体都竞争于同一政治领域”的观点也难获学界之肯定。
总之，思想库的营销模式是否成功主要还要体现在其研究成果是否符合美国决策者及其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政治主张，同时也取决于思想库影响政府决策的议题、方式和路径选择。因此，研究思想库营销行为需要全方位考察，既要确定思想库在美国社会与权力架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身份，也要认识到思想库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与其他个体的互动行为。因此，任何理论的单独使用都无法全面诠释思想库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具体行为指向，无法透彻地考察思想库营销功能运作的整个复杂过程。因此，以双理论范式作为研究思想库的理论分析工具更加全面、客观，更具有说服力。
注释：
①2009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公布的《2008全球思想库报告》显示，全球已有5465家思想库。报告显示，在全球思想库十强国家中，美国思想库的研究能力最强大，并拥有1777家思想库，数量比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多。
②图表是作者根据《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和《外交决策》两本书的相关内容绘制而成。详见熊志勇等：《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目录页；张历历：《外交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页。
参考文献：
[1]穆占劳.美国思想库与中美关系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4.
[2]托马斯·R·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鞠方安，吴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安德鲁·里奇.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4]彭怀恩.政治学新论[M].台北：风云论坛，2003.
[5]任晓.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的成长、功能及运作机制[J].现代国际关系，2000，（7）.
[6]J.Galtung.Foreign Policy Opinion as a Function of Social Position[J].Peace Research Society（International），1965，（2）.
[7]罗杰·希尔斯曼，劳拉·高克伦，帕特里夏·A.韦茨曼.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8]Donald E.Abelson.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M].Washington：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1996.
[9]谭融.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0]袁鹏，傅梦孜.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刘琼莲]
关键词：双理论；精英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美国思想库；权力分层营销模式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4-0107-06
顾名思义，“思想库”（Think Tank）就是储备和提供思想的“仓库”。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是“以公共政策研究及影响决策为其首要目标，以政府及各类社会组织、集团为主要服务对象，以调查研究、出谋划策、提供各类咨询和建设性的参考意见或政策报告为主要工作形式”[1]。自1916年首个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诞生以来，全球思想库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作为政策咨询机构，思想库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力，成为许多西方国家政策决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美国思想库最具典型性，其成功运作的营销模式正成为当前学界探讨的热门课题①。鉴于美国“精英治国”的政治体制、国家权力架构的特点、美国思想库的社会角色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多元化社会生态，本文综合采用精英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来全面探讨思想库在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过程中面对不同层次的对象时所采取的营销模式。
一、理论的提出：精英理论与利益集团理论
对思想库的研究，学界通常运用以下两种理论来进行分析。多数学者从精英理论出发，注重强调思想库的社会身份，将思想库视为国家权力层中的学术或者知识精英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中具有精英阶层应有的“权力”。另一些学者运用多元化利益集团理论来分析，该理论将思想库视为众多参与政策讨论团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与其他利益集团的互动，发出多元化的声音，对社会舆论特别是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一）精英理论（Elite Theory）
精英理论是通过对社会统治者与杰出人物的关注来界定社会的性质和统治关系的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思想库的早期研究中，精英理论一直处于学者们公认的主导地位。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政策的制定权永远只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他们能权威地决定或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权力核心层。精英理论家帕累托认为，“每个重要的社会群体都会产生它自身的精英，一个社会的精英是那些自发地从社会里浮现的精英的总称，包括议员与官僚系统，但范围远逾于此”[2]（p.714）。因此，帕累托把精英细分为统治精英与一般精英。统治精英（Governing Elite）即政治精英，一般精英即社会精英，包括经济（商业）精英和知识（技术）精英。其中，政治精英具有对社会的全方位思维和深刻敏锐的洞察力，其政治决策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都将有很大的作用力，对社会、国家乃至世界政治格局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经济精英具有睿智的头脑和高度的商业敏感，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和巨额财富，可以对社会的经济走向和发展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与物质保障，乃至充当幕后老板，通过利益输送来扶植其利益代言人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从而直接把自己的意志传输到决策核心，促成那些能给其带来经济利益或政治地位的有利政策的形成；知识精英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技术手段，可以推进社会教育、科技、文化的全方位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入，不断有知识精英走进了公共政策分析的领域，他们不但成为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权威话语权的职业化专家，也能综合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需求。思想库的形成就为知识精英提供了可以供其栖身、研修、沟通交流、发表见解和展示成果的平台，参与现代政治的过程。对“知识和思想的权力”的占有，使得思想库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并活跃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根据美国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Thomas R.Dye）的断言：“美国的公共政策是自上而下制定的，政策的制定依次经过四个独立的运作过程，即政策的制定过程、利益集团的运作过程、领导者的选举过程和民意的制造过程。”[2]（pp.1-2）他指出，精英集团通常先聚焦某一公共问题，然后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思想库。之后，思想库便着手研究制定政策的备选方案。在这一步骤中，具体采用哪种政策，支持哪些研究项目，一般都由主要的思想库酝酿决定。可见，思想库在整个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一种“中流砥柱”的作用。尽管从名义上而言，政府官员是“最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但事实上“他们仅仅是将思想库制定好的政策予以合法化，虽然有时他们也会做些修改，但也只是做些增删，影响不了政策的主要方向和内容”[3]（pp.51-52）。
（二）利益集团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
利益集团理论即多元化团体理论，它与社会普通民众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动机甚为相关。政府的决策行动会影响社会群体和大众的利益，民众也期望政府的决策行为有利于本阶层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众并非以个体的力量去影响政府，而是通过集体行动来引起政府的关注。所以，民间团体组合就成为民众影响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这种反映团体利益的组织就是“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4]（p.240）。由此意义衍申，利益集团乃系“那些具有某种共同的目的，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个人的、有组织的实体”。多元主义的中心思想即权力是“割裂（Fragmented）”而分散的，政策的制定源自汇集各个团体所提出的不同建议及利益，政府决策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议价（Bargaining）过程。多元主义主张，团体政治是民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团体可以使个人免于政府侵害，促进民主之发展与社会之进步[4]（p.253）。利益集团影响政治过程的方式，大致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者如接触行政部门与官员，陈述其政治见解，表达其政治需求；间接者则可透过政党、民意代表与大众传媒，表达其利益并争取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支持。可见，利益集团的最终行为目的均系接近决策者，以达成其利益之实现[4]（p.246）。依据学者彭怀恩的整理，利益集团活动的方式有游说（Lobbying）、大众传播、助选、与政党联盟、草根式压力，等等。 二、范式之争：美国思想库的实质
何为美国思想库的实质？学界多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思想库现象是变相的精英政治，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美国社会阶层多元化和政治决策民主化的体现。
（一）精英理论视角
美国的权力精英主要由政治精英（即美国政府中身居要职者、政府各机关部门的行政人员）、经济精英（主要由美国几百家最大的公司的首脑，包括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大律师事务所、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和军事精英组成。进而，权力精英不断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包括社会活动家、政客、媒体人、律师、基金会负责人以及美国名牌高校的校董事们。由此，思想库中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即属于这类精英人物，他们对政策的生成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影响力。现代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多姆霍夫（Domhoff G.W.）提供了一个将社会学中关系网络理论中的亲密纽带（Close Tie）概念来探索这些精英影响国家政策决策的模式。精英之间通过纽带式的联系和信息互动就成为比正式的书面报告更有效的行为模式。针对思想库来说，一方面，为了获得资助，思想库的学者们同那些资金提供者试图维系这种亲密纽带；另一方面，通过这些纽带，思想库的学者们营销和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政策理念。
作为为执政当局提供第三方专业咨询服务的机构，美国思想库被视为是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群体。无论是政界精英、军界精英，还是商界精英，都高度重视思想库的作用，包括他们的言论、报告和研究成果，成为这些具有学术思想又兼有社会实践价值的“知识精英”的消费者。很多离任的政府高层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军人、高校学者加盟思想库，树立并强化了思想库作为政策精英的形象和作用。因此，社会各个阶层都接受思想库作为管理国家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可以说，思想库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举足轻重，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被称为“影子内阁”。有学者进而把西方国家中的思想库看做是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四种权力之外的“第五种权力”[5]（p.18）。
举例说明，美国著名的思想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胡佛研究所，以及兰德公司，虽然它们在数量上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其官方项目资金的来源、学术成员的经历背景以及美国特有的政治制度保证了思想库与政界权力精英之间密切、稳定的联系，以至于美国政府高层决策者对思想库功能的发挥产生严重的依赖性。美国前总统约翰逊就曾把思想库比作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机关，如果它不存在，我们不得不把它制造出来”[3]（p.2）。另外，政界精英由于各自党派、政见的差异性而产生政策分歧，思想库精英也会出现思想倾向的不同和研究问题的着眼点不同而分宗立派，这种现象进而演化下去，不同的政界精英和能与他们政见契合的思想库精英相联姻，产生了不同的政策主张，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给予思想库以政策精英的身份是无可厚非的。
（二）利益集团理论视角
在美国的现实政治中，利益集团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利益集团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是世界上利益集团数量最多的国家。利益集团作为美国政治过程中的一支基本力量，它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利益集团是个人的集合体，目的在于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或行动”这个定义来解释，思想库也是利益集团的一种。这一理论与前面的重要差别在于前者假设政治是由少数精英政治家控制，他们具有相似的学术背景、相同的社会圈子和价值观，因此思想库只有将自身的特点完全与精英政治家匹配才可能涉足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施加影响力，完成维护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任务。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假设政治并不是少数精英派完全支配，这体现在美国的“大社会、小政府、弱政党”的政治大环境下，政府对下一级政府的干涉权力有限，即便就中央政府而言，由于总统所在的政党通常与国会多数席位政党不同，以及涉及其中的各政治利益集团的干预，使得美国的政策制定事实上是在多元化社会权力结构下运行。二战以来，白宫政府行政官员受到的挑战范围几乎来自各行各业，涉及不同年龄、种族、宗教信仰的社会群体。同时，不断增加的各种委员会和次级委员会也在稀释着权力，这也给国会立法过程造成了很大压力，需要通过大量的说服工作来得到高层的默许与其他层面的支持，上述行为推动了多元化理论的政治实践。在华盛顿，各种利益集团培植的游说组织、工会和行业协会等都在积极关注和影响着政府以及各个部委的决策，政府也接受这些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并容许他们参政议政。在多元政治的理想状态下，各类利益集团都有机会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进程当中，作为其中之一元，思想库为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政治博弈中竞争并希望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特殊的是思想库常常表现为与其他利益集团合作的模式。尽管思想库偶尔也会涉足精英政治圈，但大卫·纽森（David Newson）认为，他们不过是政策制定领域众多类型的机构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持多元化理论的学者把政府比喻为监管这些团体之间竞争的“裁判员”，公共政策的形成不过是这些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政府的少数派精英政治家的意志。这是从利益集团角度分析思想库而区别于精英理论角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思想库的权力分层营销模式分析
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通常是按照社会群体的“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个概念变量来划分的。而约翰·加尔东（John Galtung）根据精英的界定与政策形成的社会关系将权力结构划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即决策核心（Decision-making Center）、中心（Center）和边缘（Periphery）[6]。因此，罗杰·希尔斯曼（Hilsman）把参与美国政治决策过程的力量相对应为权力的内层、权力的第二层以及权力的外层[7]（p.1）。思想库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众多，方式迥异，具体分析可以基于上述三个维度逐层展开。 其中，权力内层是最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总统、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顾问、政府行政官员、国会议员等权力精英；权力的第二层人士大多为社会精英，如利益集团和主流媒体。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决策，但接近决策圈，甚至对决策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思想库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与美国政界、商界、军界、学术界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复杂，管道通达。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一旦被政府采纳就有可能变成美国的政策，所以它们虽“身在民间”，但“大脑”是上层建筑“权力的外延”，故思想库和国务院、国防部等国家行政部门处于同一层面。权力的外层主要指公众舆论和选民，它实际上是处于边缘位置的美国普通民众，离直接决策圈最远，但多元化的政治生态让民众的舆情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间接而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在总统选举与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事件上，选民还是具有较大的发言权的，政府也会在大众舆论的压力下做出新的决策。
图1 思想库在美国决策机制的位置②
（一）对权力内层的影响
几乎所有思想库都追求影响政府的决策，因此对权力内层精英与精英集团的影响便成为思想库的最高目标，这也是它们试图影响政策所采取的最直接的方法。能对权力核心产生影响的思想库一般规模比较大，往往与政府有长期合同，与政府部门相互协调，共享信息。
第一，从“旋转门”效应来看，由政策研究者变为政府决策者，这是思想库发挥影响力的最有效的模式。和其他西方国家议会体制不同，美国的高层官员基本上不从公务员中选拔。在这样一种政治运作框架下，思想库成员出任政府要员便成了一种惯例。每当政府变更时，许多新职位就会出现空缺，思想库填补了美国的这一制度空白。思想库学者以此为跳板进入政界，将其学术研究的成果在政府工作实践中加以运用，进行检验，把思想转化为政策，而在离开政府加入思想库时，其在政府中任职的经历又反过来成为学术研究的鲜活材料。经过理论与实践的反复锤炼，使得学者型官员逐步走向成熟，能够独挡一面，经世致用，委以重任，如基辛格、理查德·哈斯、布热津斯基等人。思想库起到了培养、储备和交流人才的功能。
第二，利用总统换届，思想库成员积极地参加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为总统候选人提供执政思想和施政方案。每到总统换届之际，有政党倾向的、有利益集团资助的或者与当政者的思想理念一致的思想库充当总统候选人的智囊团成员，在台前幕后为选举宣传作贡献，直接向总统或总统候选人提供政策建议或主张，谋求未来的总统采纳或倾向于自己所主张的政策或观点。在思想库的智力支持下，来自不同政党派别的总统候选人通过对各类外交、内政议题的政策立场的辩论和展示，最终赢得竞选活动的成功。思想库成员可以将所在思想库的研究成果融入竞选纲领，一旦帮助候选人竞选成功，便能践行自己的政策主张[8]（p.243）。
第三，与联邦行政机构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按照美国《宪法》规定，以美国总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机构众多的决策机制构成网。总统不仅是三军总司令，也是外交家、国家元首、首席立法者、首席司法官和民众代言人等。同时，包括白宫办公厅、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发展办公室等专门辅佐总统的涉及外交方面的办事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美国的联邦行政机构因职能、性质和地位的不同可分为四类：行政部、独立管制机构、其他独立机构、政府公司。以上这些机构虽然地位不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对美国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在寻求对政府机构影响的过程中，大型思想库针对政府官员举办专题研究班、培训班等，邀请政府高官参与自己的研究课题、出版项目、答谢午宴等各界精英云集的活动，借以向政府成员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同时在与政府官员交流的过程中捕捉到政策走向的信息，为下一步的研究做好调研工作。
第四，影响主持立法工作的国会是思想库确保政策主张得到肯定的重要渠道之一。自美国宪法实施以来，国会一直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统和行政部门的职能和权力逐渐扩大，国会失去了其国家权力的首要地位。相对于其在国内事务上的巨大影响力，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力逊色不少，但是鉴于总统制定的每一项重大对外政策都要得到国会两院的批准，总统提名的外交官也要国会批准，同时国会还具有宣战权等。因此如果弱势总统当政，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影响力要大于行政部门。由于国会拥有这些权力，许多思想库都十分重视与国会的关系，注重借助国会从立法的源头来影响美国政策的制订。
（二）对权力第二层的影响
权力的第二层大多是对决策者有重大影响的利益集团、媒体或社会团体等。在多元政治的美国社会中，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原则助长了五花八门的利益集团，虽然“在美国政策影响力方面较多地表现为‘间接和分散的’特征，但仍居于辅助地位”[9]（p.67）。
思想库的资金来源多样，其中来自利益集团的购买是较大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对国家议程和公共政策有重大影响、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在向行政当局或国会施加压力或影响时也需要思想库提供人员、社会关系和产品（社会思想、政策方案等）的智力支持。鉴于此，政策鼓吹型的思想库以市场为导向，从研究项目的设立、研究人员的配备和政策观点的角度都倾向于利益集团，设法与利益集团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得到稳定的收入来源。以至于思想库成员的观点常常预先成形，难以保持中立与客观，而不是基于客观、理性的分析[3]（p.5）。双方各有所需，且各有优势，相得益彰。
各大思想库都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书籍。长期以来，各大思想库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图书系列，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年度《东北亚调查》（Brookings Northeast Asia Survey）、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世界各国实力评估》、传统基金会的年度《全球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东西方中心的《亚太安全展望》（Asia Pacific Security Outlook）年刊等。这些系列丛书全面、系统、权威，受到政界精英和学界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成为他们案头的常备参考。 比较而言，向政府提交政策报告是影响决策者更直接、更有效的营销方式。几乎每个思想库都不断捕捉前沿热点问题，及时发表对应的政策报告。就渠道而言，思想库的政策报告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开发表，另一类则是直接提交政府。虽然二者在内容上并无实质区别，但后者涉及敏感部分，在对策建议方面直言不讳，容易引起社会争议。这类秘密报告多为受政府委托研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同时，美国一流的思想库都办有定期的权威学术期刊，包括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外交》（Diplomacy）、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Brookings Review）等。从政策形成的萌芽期着手，思想库通过在其学术刊物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覆盖美国政界、商界、学界人物的思想观点，引发精英舆论的讨论和学术思潮的碰撞，启迪、塑造美国政策精英的思维定式和政策取向，谋求精英共识。
（三）对权力外层的影响
作为西方民主社会的政治现象，美国政府在决策时往往受到来自社会广大阶层的舆论监督和压力，因此十分重视公众舆论和民意。为满足这一需要，思想库通过建立起面向大众的媒介传播体系来营销自己，借助媒体富有感染力的视听效果和传播优势，一方面引发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另一方面通过全民讨论自下而上地形成塑造和改变决策者思维的公共舆论生态[10]（p.57）。
当前影响大众的传媒方式主要包括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今天各国政治中的权力中心之一。在美国，新闻媒体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可以在短时间内左右公众舆论，甚至操控政府，推行自己的政策。因此，各思想库都十分重视通过媒体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影响社会舆论。媒体也对智库的研究成果有着非常强的依赖性，智库为媒体提供了大量新颖的政策主张和思想观点，成为媒体的卖点，两者相互促进、各取所需。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这类大型思想库，每年都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发表大量的文章、电视访谈等，对社会热点做权威性解读。传统基金会建立了两套设备先进的无线电播音室，创办每周一次一小时的政治新闻谈话网络，吸引了不少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到访，并广泛邀请基金会专家和华盛顿重要人物为嘉宾，就外交、国防、教育改革、经济政策等广泛发表主张和见解。
因特网也是思想库影响民众的另一大方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因特网因其信息容量大、覆盖面广的特点，在影响公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思想倾向、塑造社会舆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今，大多数美国思想库都拥有自己的网站，内容十分丰富详实，从普通的日志、报告、论文到庞大的视听多媒体资料库，大部分文件均可下载。网民通过登陆其网站来了解该思想库的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另外，各大思想库网站还提供互动功能，即任何人均可在网上注册和订阅信息以及通过捐款成为会员，其目的就是要建立思想库的网络用户群体，了解网民信息，并可以借网络与各国学者交流，扩大思想库的知名度，寻求个人资金募捐，以及争夺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做虚拟世界的舆论话语霸主。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美国思想库权力分层营销模式的考察，单一的理论分析各有千秋，但难以一概全。从这一观点出发，关于美国思想库的上述两个理论都有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
精英理论能够在国家层面明确地窥视思想库如何把影响力作用于国家权力核心的天然管道，而利益集团理论在社会层面清晰地显示出思想库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和思想倾向的多元政治生态。同时，精英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仅仅体现了思想库的角色感，但是对于其具体影响决策的方式和影响力大小论证不够充分；对于更为宽泛的社会层面存在的众多政治行为体所带来的“权力接触和碰撞”，也采取了回避态度。利益集团理论使学者认识到尽管思想库在政策制定领域的重要性很强，但它只是在权力领域为施加政策影响力而展开竞争的众多组织中的一员。这一研究方法比前者更接近当前美国政治生态，有一定的说服力，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美国思想库在数量上的激增和平民化的运作方式，使这一理论的解释力不断增强。当然，它有致命的理论缺陷，即无法指出思想库与影响公共政策的其他政策性研究机构的不同之处以及关联程度。同时，如果单一地将思想库视为政策制定领域众多利益行为体中的一员，而忽略思想库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比其他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有更好的软优势，这种特殊性的抹杀使得利益集团多元论学者将思想库明确为多元政治中的“一元”以及“所有团体都竞争于同一政治领域”的观点也难获学界之肯定。
总之，思想库的营销模式是否成功主要还要体现在其研究成果是否符合美国决策者及其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政治主张，同时也取决于思想库影响政府决策的议题、方式和路径选择。因此，研究思想库营销行为需要全方位考察，既要确定思想库在美国社会与权力架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身份，也要认识到思想库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与其他个体的互动行为。因此，任何理论的单独使用都无法全面诠释思想库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具体行为指向，无法透彻地考察思想库营销功能运作的整个复杂过程。因此，以双理论范式作为研究思想库的理论分析工具更加全面、客观，更具有说服力。
注释：
①2009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公布的《2008全球思想库报告》显示，全球已有5465家思想库。报告显示，在全球思想库十强国家中，美国思想库的研究能力最强大，并拥有1777家思想库，数量比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多。
②图表是作者根据《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和《外交决策》两本书的相关内容绘制而成。详见熊志勇等：《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目录页；张历历：《外交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页。
参考文献：
[1]穆占劳.美国思想库与中美关系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4.
[2]托马斯·R·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鞠方安，吴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安德鲁·里奇.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4]彭怀恩.政治学新论[M].台北：风云论坛，2003.
[5]任晓.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的成长、功能及运作机制[J].现代国际关系，2000，（7）.
[6]J.Galtung.Foreign Policy Opinion as a Function of Social Position[J].Peace Research Society（International），1965，（2）.
[7]罗杰·希尔斯曼，劳拉·高克伦，帕特里夏·A.韦茨曼.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8]Donald E.Abelson.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M].Washington：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1996.
[9]谭融.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0]袁鹏，傅梦孜.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刘琼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