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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在两届小布什政府期间历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美国第一任情报总监、美国副国务卿四大要职。
和切尼、赖斯、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鲍威尔、阿米蒂奇这些持有强烈新保守主义倾向的阁员不同，内格罗蓬特在外交上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人。在小布什第二个任期内，他接替佐利克成为副国务卿，罗伯特·盖茨则继任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长职务，二者被视为是小布什政府告别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政治理念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信号。
“9·11”十周年前夕，内格罗蓬特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他委婉地表示，小布什政府确实为在没有联合国授权前提下，发动伊拉克战争付出了政治代价，“有可能得到多方支持总是好过单方面行动”。
由于曾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主持过中美高层对话，现任华盛顿麦克拉迪顾问公司副董事长的内格罗蓬特也十分关注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定位。他表示，未来反恐将只是美国外交政策众多国际议题中的一个，而和中国等新兴力量中心发展全面关系，才是焦点。
《财经》：你最近在谈及伊拉克战争时对媒体表示，美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国家”。除了美国民众当时的极度不安全感，你觉得是什么推动美国匆忙投入了伊拉克战争？小布什政府是否高估了美国的力量，将自己的政治意愿当做外交政策指南？
内格罗蓬特：如果我是总统，我将会给联合国检查小组更多的工作时间。但我们也应当牢记，联合国安理会确实认为伊拉克存在“实质性违反义务”的情形。国际社会的分歧在于如何应对伊拉克政府的这一行为。
我不认为小布什政府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力量，但我确实认为，它为在没有得到第二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的前提下行动，付出了政治代价。如果有可能，得到多方支持的行动总是更好的。
《财经》：“民主”是華盛顿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词。但现在有人批评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民主输出失败了。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你曾经在战争期间担任过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你认为战争给伊拉克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美国是否有必要改进自己推广民主的方式？
内格罗蓬特：今天的伊拉克比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要民主许多。不过，现在预言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后，民主趋势是否会继续，还为时过早。我相信，由于我们美国人的作为，自由在今天的伊拉克成为了一个更好的选择。而民主是全人类追求自由政治和经济选择的普遍渴望。
究极而言，能够持续的政治变化必然来自内部。看看苏联的衰落和东欧的解放，这些国家的变化无不诞生于国家内部。阿拉伯之春也是如此。外部力量能够提供的是鼓励，而变化只有土生土长的行动者才能创造。
《财经》：你是美国第一任情报总监。请问美国情报部门是否有足够能力防止美国本土再度遭受“9·11”式的恐怖袭击？
内格罗蓬特：我们的情报能力比“9·11”事件发生前强大了很多。我们在情报部门的人力资源、技术和信息整合上做了大量投资。无论是情报搜集和分析，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对面对的恐怖威胁也有了更好的认识，防御性措施也得到了加强。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美国免遭袭击，但是较之“9·11”事件发生前，我们准备得更加充分了。
《财经》：美国即将从阿富汗撤军。但前国土安全部长迈克尔·薛托夫（Michael Chertoff）表示，“9·11”事件给他的核心教训就是要“坚持”。美国如何在撤军的同时“坚持”反恐？你对美军撤离后的阿富汗政治前景有何预判？
内格罗蓬特：我确信我们将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出军事力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与阿富汗人和北约的合作中，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训练阿富汗军警，以使他们自己能独立应对周遭环境。我们将来还会为阿富汗人提供训练服务和经济支持，但是在未来与塔利班的斗争中，阿富汗人自己的力量必须承担领导作用。
《财经》：有人认为，是二战后美国四处干涉的外交政策招致了“9·11”袭击事件的发生。你如何看待这一评论？
内格罗蓬特：“9·11”事件是基地组织一手导演的，他们借用阿富汗这个在国家建设意义上失败了的国家做平台，实施了攻击。这些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是唯一需要为“9·11”事件负责的人。
《财经》：有人认为“9·11”事件把美国从中东到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部署推迟了十年。奥巴马政府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看似是这一观点的注脚。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在反恐和新兴国家的影响间，美国的焦点是什么？
内格罗蓬特：我不认为“9·11”事件推迟了美国外交政策重心的调整。如果你仔细审视一下小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你就会发现他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以关注那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就是三个很好的例子，它们从小布什政府那里得到了切实的关注。我觉得，这一趋势将在未来数十年内不断加速。
美国全球战略基本焦点将是发展和那些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中心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
应对恐怖主义仍将是重要的，但那将只是众多国际议题中的一个。
和切尼、赖斯、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鲍威尔、阿米蒂奇这些持有强烈新保守主义倾向的阁员不同，内格罗蓬特在外交上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人。在小布什第二个任期内，他接替佐利克成为副国务卿，罗伯特·盖茨则继任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长职务，二者被视为是小布什政府告别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政治理念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信号。
“9·11”十周年前夕，内格罗蓬特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他委婉地表示，小布什政府确实为在没有联合国授权前提下，发动伊拉克战争付出了政治代价，“有可能得到多方支持总是好过单方面行动”。
由于曾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主持过中美高层对话，现任华盛顿麦克拉迪顾问公司副董事长的内格罗蓬特也十分关注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定位。他表示，未来反恐将只是美国外交政策众多国际议题中的一个，而和中国等新兴力量中心发展全面关系，才是焦点。
《财经》：你最近在谈及伊拉克战争时对媒体表示，美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国家”。除了美国民众当时的极度不安全感，你觉得是什么推动美国匆忙投入了伊拉克战争？小布什政府是否高估了美国的力量，将自己的政治意愿当做外交政策指南？
内格罗蓬特：如果我是总统，我将会给联合国检查小组更多的工作时间。但我们也应当牢记，联合国安理会确实认为伊拉克存在“实质性违反义务”的情形。国际社会的分歧在于如何应对伊拉克政府的这一行为。
我不认为小布什政府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力量，但我确实认为，它为在没有得到第二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的前提下行动，付出了政治代价。如果有可能，得到多方支持的行动总是更好的。
《财经》：“民主”是華盛顿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词。但现在有人批评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民主输出失败了。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你曾经在战争期间担任过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你认为战争给伊拉克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美国是否有必要改进自己推广民主的方式？
内格罗蓬特：今天的伊拉克比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要民主许多。不过，现在预言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后，民主趋势是否会继续，还为时过早。我相信，由于我们美国人的作为，自由在今天的伊拉克成为了一个更好的选择。而民主是全人类追求自由政治和经济选择的普遍渴望。
究极而言，能够持续的政治变化必然来自内部。看看苏联的衰落和东欧的解放，这些国家的变化无不诞生于国家内部。阿拉伯之春也是如此。外部力量能够提供的是鼓励，而变化只有土生土长的行动者才能创造。
《财经》：你是美国第一任情报总监。请问美国情报部门是否有足够能力防止美国本土再度遭受“9·11”式的恐怖袭击？
内格罗蓬特：我们的情报能力比“9·11”事件发生前强大了很多。我们在情报部门的人力资源、技术和信息整合上做了大量投资。无论是情报搜集和分析，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对面对的恐怖威胁也有了更好的认识，防御性措施也得到了加强。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美国免遭袭击，但是较之“9·11”事件发生前，我们准备得更加充分了。
《财经》：美国即将从阿富汗撤军。但前国土安全部长迈克尔·薛托夫（Michael Chertoff）表示，“9·11”事件给他的核心教训就是要“坚持”。美国如何在撤军的同时“坚持”反恐？你对美军撤离后的阿富汗政治前景有何预判？
内格罗蓬特：我确信我们将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出军事力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与阿富汗人和北约的合作中，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训练阿富汗军警，以使他们自己能独立应对周遭环境。我们将来还会为阿富汗人提供训练服务和经济支持，但是在未来与塔利班的斗争中，阿富汗人自己的力量必须承担领导作用。
《财经》：有人认为，是二战后美国四处干涉的外交政策招致了“9·11”袭击事件的发生。你如何看待这一评论？
内格罗蓬特：“9·11”事件是基地组织一手导演的，他们借用阿富汗这个在国家建设意义上失败了的国家做平台，实施了攻击。这些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是唯一需要为“9·11”事件负责的人。
《财经》：有人认为“9·11”事件把美国从中东到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部署推迟了十年。奥巴马政府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看似是这一观点的注脚。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在反恐和新兴国家的影响间，美国的焦点是什么？
内格罗蓬特：我不认为“9·11”事件推迟了美国外交政策重心的调整。如果你仔细审视一下小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你就会发现他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以关注那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就是三个很好的例子，它们从小布什政府那里得到了切实的关注。我觉得，这一趋势将在未来数十年内不断加速。
美国全球战略基本焦点将是发展和那些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中心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
应对恐怖主义仍将是重要的，但那将只是众多国际议题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