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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生活在清王朝前期，其著作《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的最高峰，491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人文、科举、爱情、宗教、风俗等方方面面，构成了17世纪中国的一个缩影。蒲氏笔下最突出的形象当属花妖、狐媚形象。这些女子多为情意绵绵的妖娆绝尘女子，她们恣意纵情、为爱痴狂，有效地颠覆了女性的单一刻板形象。不过一旦与人婚配，便回归传统妇道，多数促进并见证了故事主人公从落魄书生走向个人成功的高峰。
尽管塑造了一系列超凡脱俗的异类女子形象，蒲松龄还是囿于男权文化，有意无意间放弃了女性经验可能构成的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与冲击。王向东指出聊斋故事中的悍妇、妖妇形象实为传统女祸论的投影，而作者精心塑造的商三官、乔女、颜氏等女中丈夫形象则充当了“维护或巩固封建伦常的工具”，多篇故事中，形象百变的异类女子都最终难逃辗转挣扎的性别宿命，沦为男性欲望的客体。本文援用精神分析鼻祖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暗恐”（the uncanny）理论，阐释这些鬼狐形象的成因，并分析这些异类女子对失意书生所遭受的科举创伤的治愈功能。
一、暗恐幻象与狐媚话语
纵观中国文化史，“花妖狐媚”这类虚幻女性形象渊源久远，在万物有灵的民间信仰里占据着重要地位。狐意象起源于原始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是一种寓意吉祥的神灵之兽。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此意象被赋予了众多的文化内涵，由神灵之狐向妖兽之狐再到人性之狐不断演变，却始终摆脱不了杂糅的身份特性。在中国民间故事中，狐狸常常表现为隐没于墓群之中，被故人的亡灵附体，是接通阴阳两界的信使。蒲松龄将这些身份驳杂的狐狸与鬼故事结合起来，创造了亦真亦幻的鬼狐女性。她们在这个世上流荡无依，多出没于墓冢环绕的荒山古庙或破败院落之中，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中国女性身份的压抑和歧视。
那么，如何解读《聊斋》天地中阴魂不散的鬼狐精怪对于失意文人的救赎意义？蒲松龄塑造了一系列痴狂士人形象，他们往往被只讲求形式，不求真才实学的考试制度榨干精力，沦为政治选拔制度的牺牲品。蒋兴珍指出，自中国汉朝开始，“惧”就被列为人的“七情”之一。然而，到了明清时期，本为人类基本情感之一的“惧”在文学作品中缺失了，因为当时的文人认为它与另一基本情感“欲”相悖。因此，蒋兴珍提出，蒲氏因屡试不第而倍感失落，转而从《聊斋》中的异类女子那里寻求慰藉。《阿宝》中的孙痴和《书痴》中的郎玉柱被严苛的考试制度无情踐踏，都变成了沉迷于四书五经的书呆子。在遇到他们垂青的女子之后，他们或痴或狂，揭示了中国封建人文礼教带给男性文人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暴力创伤。
弗洛伊德偏重用神经性人格中的压抑机制来阐释隐匿于个人冲突与危机背后的社会文明的各种制度问题。《论暗恐》一文中，弗氏将这个词阐释为“本该隐藏但却曝光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它呈现为既熟悉又陌生，让人迷恋又恐惧的种种异象。综述成因，弗氏将其归结为俄狄浦斯时期的儿童迫于以父亲为代表的社会道德观念或习俗而压抑对母体的欲望，以及后期这种欲望的强制重现。由此分析，暗恐实际上是“压抑的复现”所导致的神经性人格的一种表现形式。《聊斋》中的异类女子常常逾墙而入，晚间奉访，主动相就，自荐枕席，实为那些落难或落魄书生在孤独和苦闷的煎熬下幻化出来的暗恐幻象。
“暗恐”或“非家幻觉”是学者童明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术语“unheimlich”的翻译，描述了一种让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既是“家的”又是“非家的”，具有神秘恐怖效果的心理状态。蒲氏将典型的聊斋艳遇安排在荒山古庙、破败院落，或者是人间幻境。山东书生王文在异乡妓院邂逅狐女鸦头;广平冯生在郊外古庙遇见狐女辛十四娘;海南阳曰旦在海上遇难，被搭救至仙乡爱上了仙子粉蝶;狐女青凤则寄居在一官绅破败荒废的院落之中。这样的巧妙安排烘托出一种似“家”又“非家”的幻觉，并为故事奠定了暗恐的基调。这些身份模糊的跨界精灵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中国女性的压抑与束缚，同时为失意文人提供了排遣积愤、放纵情性的场所。
《书痴》篇里，彭城书生郎玉柱不求婚配，在陋室中苦读圣贤书，濒于精神上的死亡。一天，沙翦美人颜如玉从书中翩翩走来。毫无疑问，“书中颜如玉”的诱惑暗射了科举制度对封建文人的压抑与束缚。然而，颜如玉并没有敦促郎生两耳不闻窗外事而苦读，反而一语点破郎生屡屡失败的原因：“君所以不能腾达者，徒以读耳。”颜如玉暗示，郎生已经被考试制度扭曲了人性，忘记了生活的意义。最终，仙子身上散发出的尘世肉欲唤醒了郎生潜意识里对两性和人际关系的渴望，将其从圣贤书所喻指的孤立隔绝状态中拯救出来，打造为在街市中乐而忘读的倜傥书生。很显然，颜如玉有效地颠覆了中国女性在男权话语下的集体失语，揭示了被压抑的女性他者如何跨界展示出对男性的指引作用。因此，这些女子实为落难或落魄书生的暗恐幻象，她们来到人世的目的是赐予生命和教人生存之道。完成使命之后，她们往往功成身退，回归自己的世界。
二、文化他者与妖魅的自由
在《女性之性》（Feminine Sexuality， 1982）一书中，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康（Jacques Lacan）指出，女性通往权利之路是以牺牲主体性，成为男性欲望客体为代价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罗斯（Jacqueline Rose）这样解读拉康笔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失声：“作为男性的反衬面，女性已完全沦为男性的幻想客体（object of fantasy），她的生存就是为了维护男人在象征域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成为他者的化身。”《聊斋》中的超自然女性就隐喻了被男权社会边缘化，剥夺了任何选择可能，沦为文化他者的古代女性。即便死去，她们也往往变成阴魂不散的女鬼，或者异变成妖，因为中国封建时代男权文化给女性造成的创伤无法愈合。
《聊斋》中的异类女子因父权他者文化强加于她们的女性规范而无法建立一个内外一致的自我。拉康坚持，女人因同时身处象征域内外而自我分裂，蒲氏也提出了对女性单一刻板印象的挑战。他笔下的异类女性亦真亦幻、亦正亦邪，今天是性感撩人的妖娆女性，隔天却变为青面獠牙的厉鬼。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女人同时维护又试图拆毁象征域的话语权。由此分析，蒲氏笔下的超自然女性在阴阳两界穿梭，暗示尽管中国古代女性被封建礼教与女性规范“活埋”，却能够借用多重角色表达主体与文化身份诉求。 这些女性的多重角色使得《聊斋》天地呈现为一个个暗恐环生的他者世界。男主角多为科场蹭蹬的失意书生，清夜兀坐于书斋之中。这样的安排为花妖狐媚的出场做好了铺垫。这些异类女子百无禁忌，游走于两个世界，与被封建伦理道德缚于宅院之内的传统女性相去甚远。在其英文专著《暗恐》（The Uncanny， 2003）中，洛伊尔（Nicholas Royle）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定义，提出暗恐有时呈现为一种无关恐惧或怪诞，引人入迷忘形的跨界经历。洛伊尔在此阐释了一种令人神往的超验存在。在典型的《聊斋》故事情节里，往往会有一个貌美之极的女子闯入埋头苦读的书生房中，一番言语挑逗，两人便迅速宽衣解带，共赴巫山。这些场景打破了以儒家纲常为准则的等级社会强加于男女之间的授受不亲界限，呈现了一种颠覆世情常态的狂欢精神，与洛伊尔对暗恐幻象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
《娇娜》篇通过在爱情和婚姻中苦苦挣扎的书生孔雪笠与狐女娇娜揭示了女性文化他者的跨界自由。孔生落魄异乡，在皇甫家对其妹娇娜一见钟情，却阴差阳错与松娘结秦晋之好。之后，娇娜也嫁做吴郎妇。一日，皇甫一家遭遇雷霆之劫，孔生为救娇娜而死。娇娜苏醒后，不避男女大防，用舌度红丸救活孔生。学者袁世硕指出，作者将艳妻与腻友相比较，实际上暗示爱情“应包括‘肉’与‘灵’两个方面”。袁世硕似乎暗示，之于男性，完美的爱情需要两位女性的互补性存在，不免带有封建男权文化色彩。本文则认为，娇娜跨越阴阳两界，却不属于任何一界，飘忽不定的身份与跨界自由导致她与孔生的爱情最终无法修成正果。以娇娜为代表的异类女子在这个世上流荡无依，通过好心人的帮助才暂时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作为回报，她们用自己的超能力帮助人类成功地实现自我。
《葛巾》篇中，洛阳人常大用到山东曹州寻访牡丹，与牡丹仙子葛巾结下姻缘。两年后，葛巾无意透露她家姓魏。因为曹州没有姓魏的官宦家，常大用怀疑葛巾是花妖，辗转试探。葛巾愤然招呼表妹玉版抱来儿子，两人举起孩子远远抛出，孩子落在地上转眼消失，两个女子也忽然不见了。很显然，蒲松龄笔下这些性格复杂、行为无常的女性他者有力冲击了封建社会下男性的话语霸权。最终，大用亲手葬送了自己苦心经营的爱情与家庭，故事的结局其实反映了中国古代男性内心深处的自私与虚荣。由此分析，男性虽然通过将女性他者化来维护自己在社会中的文化地位，却最终难以逃脱他者命运。
三、复影与救赎
弗洛伊德将“复影”列为暗恐幻觉之一。复影源于古人对自身生理现象以及周围世界的一种原始思维经验。在德语中，它本意为“两人同行”，喻指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看不见的另一个自我。弗氏引述了心理学家兰柯（Otto Rank）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复影是人的心理需要的投射，往往和镜中的影像、阴影、保护神以及人们对灵魂的相信和对死亡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兰柯的定义揭示了复影的神魔两面性。在此基础上，弗氏提出，复影萌芽于原始自恋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尚没有能力将自己同外部世界以及他人完全分开。因此，复影表现为古人或者尚处于原始自恋阶段的个体对抗毁灭与死亡的独特方式。之后，复影又发展为“道德心”（conscience），表现为监督、审查或摧毁自我的暗恐式在场。
《聊斋》天地中的以复影形式出现的花妖狐魅首先隐喻了封建男权文化带给中国古代女性挥之不去的性别创痛。《宦娘》篇中，同名女主角死后一百多年重返阳间，因深爱一个温姓善于抚琴的书生，想尽办法帮助他与另一位爱琴如命的知性美女——良工结为夫妻。宦娘嗜琴，但是命运使她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映了中國女性在男权主义阴影下的失语状态。与此相对，良工替宦娘实现了未竟心愿，通过和温生结合得到尘世中人的权利。由此分析，宦娘和良工实为一人的两面，她们的复影现象既揭示了女性遭遇的性别压抑，又顽强地从幽冥与雾障中显现出女性的生存努力。两人相互成全、惺惺相惜，读者由此窥见典型的中国式一夫多妻家庭，妻妾合力扶持丈夫成就伟业的理想图景。
《凤仙》中的同名女主角展示了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女性的多元文化身份。落魄书生刘赤水酒会狂欢后返家，“见少年拥丽者眠榻上”，床上二人闻声落荒而逃。改日，床上丽人八仙派人与刘生商定用其妹凤仙换取遗失的灯笼裤，从而揭示了男权话语下中国女性的商品和附属地位。一日回门，凤仙不满父亲嫌贫爱富冷落刘生，决绝离家出走，以激励丈夫发愤苦读。凤仙留下了一面能映出自己身影的镜子：“一日，见镜中人忽现正面，盈盈欲笑，益重爱之……月余，锐志渐衰，游恒忘返。归见镜影，惨然若涕。”凤仙表现为无处不在的隐形在场，以“道德心”的形式督导刘生昼夜不辍刻苦研读。最终刘生在秋试中金榜题名，摆脱了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在镜中魅影的指引下完成了自我救赎。凤仙一边展示父权威严将刘生从迷惘中拉出，一边用女性特有的温柔抚慰帮助他，完美地诠释了复影固有的悖逆性。故事结尾，她断绝与其家族的联系，与刘赤水的小妾共侍一夫，最终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蒲松龄笔下的多数超自然女性虽然有效地颠覆了女性的他者文化形象，却最终没有跳出封建礼教下男性对女性“共同想象”的窠臼。她们的出现点燃了备受科举制度蹂躏的书生压抑已久的欲火，多数成为相爱书生博取功名路上的导师或救赎者，从而颠覆了女性在父权社会的他者地位。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多数异类女子最终还是被百无一用的书生成功收服，二女共侍一夫的俗套故事结局印证了中国古代女性只有通过自虐性地牺牲自己的个性才能获得社会身份，完成自我救赎的社会事实。由此分析，尽管蒲氏展示了对人性的重新思考，最终还是受到时代的局限，未能跳出封建伦理的窠臼，扬弃那套贬抑女性的道德体系。
四、结语
蒲松龄塑造的婉柔的鬼狐精怪其实暗射了被封建礼教“活埋”，在孤独、绝望和压抑中终老一生的中国女性。她们的出现一方面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中国女性身份的歧视，另一方面揭示了隐匿于这个时期中国男性文人内心的压抑与脆弱。这些异类女子虽然代表了被压抑的女性群体，却敢爱敢恨、充满活力地展示自己的存在，多数促进相爱书生走出孤僻阴郁的精神困境，从而暗示那些封建文人只有接纳这些花妖狐魅所代表的生命交流方式才能突破圣贤书对正常“人欲”的压抑，进而走出孤僻阴郁的心理困境，登上人生的高峰。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文化记忆视角下的《聊斋志异》”（2017BWY004）的阶段性成果。
尽管塑造了一系列超凡脱俗的异类女子形象，蒲松龄还是囿于男权文化，有意无意间放弃了女性经验可能构成的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与冲击。王向东指出聊斋故事中的悍妇、妖妇形象实为传统女祸论的投影，而作者精心塑造的商三官、乔女、颜氏等女中丈夫形象则充当了“维护或巩固封建伦常的工具”，多篇故事中，形象百变的异类女子都最终难逃辗转挣扎的性别宿命，沦为男性欲望的客体。本文援用精神分析鼻祖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暗恐”（the uncanny）理论，阐释这些鬼狐形象的成因，并分析这些异类女子对失意书生所遭受的科举创伤的治愈功能。
一、暗恐幻象与狐媚话语
纵观中国文化史，“花妖狐媚”这类虚幻女性形象渊源久远，在万物有灵的民间信仰里占据着重要地位。狐意象起源于原始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是一种寓意吉祥的神灵之兽。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此意象被赋予了众多的文化内涵，由神灵之狐向妖兽之狐再到人性之狐不断演变，却始终摆脱不了杂糅的身份特性。在中国民间故事中，狐狸常常表现为隐没于墓群之中，被故人的亡灵附体，是接通阴阳两界的信使。蒲松龄将这些身份驳杂的狐狸与鬼故事结合起来，创造了亦真亦幻的鬼狐女性。她们在这个世上流荡无依，多出没于墓冢环绕的荒山古庙或破败院落之中，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中国女性身份的压抑和歧视。
那么，如何解读《聊斋》天地中阴魂不散的鬼狐精怪对于失意文人的救赎意义？蒲松龄塑造了一系列痴狂士人形象，他们往往被只讲求形式，不求真才实学的考试制度榨干精力，沦为政治选拔制度的牺牲品。蒋兴珍指出，自中国汉朝开始，“惧”就被列为人的“七情”之一。然而，到了明清时期，本为人类基本情感之一的“惧”在文学作品中缺失了，因为当时的文人认为它与另一基本情感“欲”相悖。因此，蒋兴珍提出，蒲氏因屡试不第而倍感失落，转而从《聊斋》中的异类女子那里寻求慰藉。《阿宝》中的孙痴和《书痴》中的郎玉柱被严苛的考试制度无情踐踏，都变成了沉迷于四书五经的书呆子。在遇到他们垂青的女子之后，他们或痴或狂，揭示了中国封建人文礼教带给男性文人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暴力创伤。
弗洛伊德偏重用神经性人格中的压抑机制来阐释隐匿于个人冲突与危机背后的社会文明的各种制度问题。《论暗恐》一文中，弗氏将这个词阐释为“本该隐藏但却曝光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它呈现为既熟悉又陌生，让人迷恋又恐惧的种种异象。综述成因，弗氏将其归结为俄狄浦斯时期的儿童迫于以父亲为代表的社会道德观念或习俗而压抑对母体的欲望，以及后期这种欲望的强制重现。由此分析，暗恐实际上是“压抑的复现”所导致的神经性人格的一种表现形式。《聊斋》中的异类女子常常逾墙而入，晚间奉访，主动相就，自荐枕席，实为那些落难或落魄书生在孤独和苦闷的煎熬下幻化出来的暗恐幻象。
“暗恐”或“非家幻觉”是学者童明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术语“unheimlich”的翻译，描述了一种让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既是“家的”又是“非家的”，具有神秘恐怖效果的心理状态。蒲氏将典型的聊斋艳遇安排在荒山古庙、破败院落，或者是人间幻境。山东书生王文在异乡妓院邂逅狐女鸦头;广平冯生在郊外古庙遇见狐女辛十四娘;海南阳曰旦在海上遇难，被搭救至仙乡爱上了仙子粉蝶;狐女青凤则寄居在一官绅破败荒废的院落之中。这样的巧妙安排烘托出一种似“家”又“非家”的幻觉，并为故事奠定了暗恐的基调。这些身份模糊的跨界精灵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中国女性的压抑与束缚，同时为失意文人提供了排遣积愤、放纵情性的场所。
《书痴》篇里，彭城书生郎玉柱不求婚配，在陋室中苦读圣贤书，濒于精神上的死亡。一天，沙翦美人颜如玉从书中翩翩走来。毫无疑问，“书中颜如玉”的诱惑暗射了科举制度对封建文人的压抑与束缚。然而，颜如玉并没有敦促郎生两耳不闻窗外事而苦读，反而一语点破郎生屡屡失败的原因：“君所以不能腾达者，徒以读耳。”颜如玉暗示，郎生已经被考试制度扭曲了人性，忘记了生活的意义。最终，仙子身上散发出的尘世肉欲唤醒了郎生潜意识里对两性和人际关系的渴望，将其从圣贤书所喻指的孤立隔绝状态中拯救出来，打造为在街市中乐而忘读的倜傥书生。很显然，颜如玉有效地颠覆了中国女性在男权话语下的集体失语，揭示了被压抑的女性他者如何跨界展示出对男性的指引作用。因此，这些女子实为落难或落魄书生的暗恐幻象，她们来到人世的目的是赐予生命和教人生存之道。完成使命之后，她们往往功成身退，回归自己的世界。
二、文化他者与妖魅的自由
在《女性之性》（Feminine Sexuality， 1982）一书中，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康（Jacques Lacan）指出，女性通往权利之路是以牺牲主体性，成为男性欲望客体为代价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罗斯（Jacqueline Rose）这样解读拉康笔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失声：“作为男性的反衬面，女性已完全沦为男性的幻想客体（object of fantasy），她的生存就是为了维护男人在象征域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成为他者的化身。”《聊斋》中的超自然女性就隐喻了被男权社会边缘化，剥夺了任何选择可能，沦为文化他者的古代女性。即便死去，她们也往往变成阴魂不散的女鬼，或者异变成妖，因为中国封建时代男权文化给女性造成的创伤无法愈合。
《聊斋》中的异类女子因父权他者文化强加于她们的女性规范而无法建立一个内外一致的自我。拉康坚持，女人因同时身处象征域内外而自我分裂，蒲氏也提出了对女性单一刻板印象的挑战。他笔下的异类女性亦真亦幻、亦正亦邪，今天是性感撩人的妖娆女性，隔天却变为青面獠牙的厉鬼。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女人同时维护又试图拆毁象征域的话语权。由此分析，蒲氏笔下的超自然女性在阴阳两界穿梭，暗示尽管中国古代女性被封建礼教与女性规范“活埋”，却能够借用多重角色表达主体与文化身份诉求。 这些女性的多重角色使得《聊斋》天地呈现为一个个暗恐环生的他者世界。男主角多为科场蹭蹬的失意书生，清夜兀坐于书斋之中。这样的安排为花妖狐媚的出场做好了铺垫。这些异类女子百无禁忌，游走于两个世界，与被封建伦理道德缚于宅院之内的传统女性相去甚远。在其英文专著《暗恐》（The Uncanny， 2003）中，洛伊尔（Nicholas Royle）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定义，提出暗恐有时呈现为一种无关恐惧或怪诞，引人入迷忘形的跨界经历。洛伊尔在此阐释了一种令人神往的超验存在。在典型的《聊斋》故事情节里，往往会有一个貌美之极的女子闯入埋头苦读的书生房中，一番言语挑逗，两人便迅速宽衣解带，共赴巫山。这些场景打破了以儒家纲常为准则的等级社会强加于男女之间的授受不亲界限，呈现了一种颠覆世情常态的狂欢精神，与洛伊尔对暗恐幻象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
《娇娜》篇通过在爱情和婚姻中苦苦挣扎的书生孔雪笠与狐女娇娜揭示了女性文化他者的跨界自由。孔生落魄异乡，在皇甫家对其妹娇娜一见钟情，却阴差阳错与松娘结秦晋之好。之后，娇娜也嫁做吴郎妇。一日，皇甫一家遭遇雷霆之劫，孔生为救娇娜而死。娇娜苏醒后，不避男女大防，用舌度红丸救活孔生。学者袁世硕指出，作者将艳妻与腻友相比较，实际上暗示爱情“应包括‘肉’与‘灵’两个方面”。袁世硕似乎暗示，之于男性，完美的爱情需要两位女性的互补性存在，不免带有封建男权文化色彩。本文则认为，娇娜跨越阴阳两界，却不属于任何一界，飘忽不定的身份与跨界自由导致她与孔生的爱情最终无法修成正果。以娇娜为代表的异类女子在这个世上流荡无依，通过好心人的帮助才暂时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作为回报，她们用自己的超能力帮助人类成功地实现自我。
《葛巾》篇中，洛阳人常大用到山东曹州寻访牡丹，与牡丹仙子葛巾结下姻缘。两年后，葛巾无意透露她家姓魏。因为曹州没有姓魏的官宦家，常大用怀疑葛巾是花妖，辗转试探。葛巾愤然招呼表妹玉版抱来儿子，两人举起孩子远远抛出，孩子落在地上转眼消失，两个女子也忽然不见了。很显然，蒲松龄笔下这些性格复杂、行为无常的女性他者有力冲击了封建社会下男性的话语霸权。最终，大用亲手葬送了自己苦心经营的爱情与家庭，故事的结局其实反映了中国古代男性内心深处的自私与虚荣。由此分析，男性虽然通过将女性他者化来维护自己在社会中的文化地位，却最终难以逃脱他者命运。
三、复影与救赎
弗洛伊德将“复影”列为暗恐幻觉之一。复影源于古人对自身生理现象以及周围世界的一种原始思维经验。在德语中，它本意为“两人同行”，喻指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看不见的另一个自我。弗氏引述了心理学家兰柯（Otto Rank）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复影是人的心理需要的投射，往往和镜中的影像、阴影、保护神以及人们对灵魂的相信和对死亡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兰柯的定义揭示了复影的神魔两面性。在此基础上，弗氏提出，复影萌芽于原始自恋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尚没有能力将自己同外部世界以及他人完全分开。因此，复影表现为古人或者尚处于原始自恋阶段的个体对抗毁灭与死亡的独特方式。之后，复影又发展为“道德心”（conscience），表现为监督、审查或摧毁自我的暗恐式在场。
《聊斋》天地中的以复影形式出现的花妖狐魅首先隐喻了封建男权文化带给中国古代女性挥之不去的性别创痛。《宦娘》篇中，同名女主角死后一百多年重返阳间，因深爱一个温姓善于抚琴的书生，想尽办法帮助他与另一位爱琴如命的知性美女——良工结为夫妻。宦娘嗜琴，但是命运使她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映了中國女性在男权主义阴影下的失语状态。与此相对，良工替宦娘实现了未竟心愿，通过和温生结合得到尘世中人的权利。由此分析，宦娘和良工实为一人的两面，她们的复影现象既揭示了女性遭遇的性别压抑，又顽强地从幽冥与雾障中显现出女性的生存努力。两人相互成全、惺惺相惜，读者由此窥见典型的中国式一夫多妻家庭，妻妾合力扶持丈夫成就伟业的理想图景。
《凤仙》中的同名女主角展示了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女性的多元文化身份。落魄书生刘赤水酒会狂欢后返家，“见少年拥丽者眠榻上”，床上二人闻声落荒而逃。改日，床上丽人八仙派人与刘生商定用其妹凤仙换取遗失的灯笼裤，从而揭示了男权话语下中国女性的商品和附属地位。一日回门，凤仙不满父亲嫌贫爱富冷落刘生，决绝离家出走，以激励丈夫发愤苦读。凤仙留下了一面能映出自己身影的镜子：“一日，见镜中人忽现正面，盈盈欲笑，益重爱之……月余，锐志渐衰，游恒忘返。归见镜影，惨然若涕。”凤仙表现为无处不在的隐形在场，以“道德心”的形式督导刘生昼夜不辍刻苦研读。最终刘生在秋试中金榜题名，摆脱了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在镜中魅影的指引下完成了自我救赎。凤仙一边展示父权威严将刘生从迷惘中拉出，一边用女性特有的温柔抚慰帮助他，完美地诠释了复影固有的悖逆性。故事结尾，她断绝与其家族的联系，与刘赤水的小妾共侍一夫，最终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蒲松龄笔下的多数超自然女性虽然有效地颠覆了女性的他者文化形象，却最终没有跳出封建礼教下男性对女性“共同想象”的窠臼。她们的出现点燃了备受科举制度蹂躏的书生压抑已久的欲火，多数成为相爱书生博取功名路上的导师或救赎者，从而颠覆了女性在父权社会的他者地位。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多数异类女子最终还是被百无一用的书生成功收服，二女共侍一夫的俗套故事结局印证了中国古代女性只有通过自虐性地牺牲自己的个性才能获得社会身份，完成自我救赎的社会事实。由此分析，尽管蒲氏展示了对人性的重新思考，最终还是受到时代的局限，未能跳出封建伦理的窠臼，扬弃那套贬抑女性的道德体系。
四、结语
蒲松龄塑造的婉柔的鬼狐精怪其实暗射了被封建礼教“活埋”，在孤独、绝望和压抑中终老一生的中国女性。她们的出现一方面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中国女性身份的歧视，另一方面揭示了隐匿于这个时期中国男性文人内心的压抑与脆弱。这些异类女子虽然代表了被压抑的女性群体，却敢爱敢恨、充满活力地展示自己的存在，多数促进相爱书生走出孤僻阴郁的精神困境，从而暗示那些封建文人只有接纳这些花妖狐魅所代表的生命交流方式才能突破圣贤书对正常“人欲”的压抑，进而走出孤僻阴郁的心理困境，登上人生的高峰。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文化记忆视角下的《聊斋志异》”（2017BWY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