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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地理位置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就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在汪洋中孤独漂浮的岛屿，通过水与各个板块相连接。地理意义上的台湾，离我所居住的广州实在算不上远，搭乘飞机仅仅需要不到3小时的航程，与广州飞往北京的旅途相差无几。而在心理意义上，台湾离我们似乎异常遥远。
近年大陆部分省市开放台湾自由行后，身边的朋友们争相去台，环岛骑行的、跟团的自助的，回来后皆滔滔不绝鼓励着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吃着他们带回的凤梨酥，与粤地出品的口味略有分别，有时会觉得很恍惚，这个岛屿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不久前的六月，受台湾东华大学邀请，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大陆青年诗人代表团参加了“两岸青春诗歌创作座谈会”。十余位诗人在《诗刊》社商震副主编和中国作家协会梁飞老师的带领下飞过了海峡。
湿热的海洋性气候让台湾面目如洗、花木葱茏，太平洋上的风也把人们的口音吹得温雅软糯。最先抵达台北，我们入住在台湾大学附近的宾馆。这里有温州街、罗斯福路；学生们扎堆的通宵小酒吧、老字号的冰沙店；诚品书店、独立艺术画廊、基督教堂；大街上呼啸而过的摩托车、精心抹过口红挽着环保袋购物的女子…….台北与我们所居住的大陆城市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这里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以至于101大楼鹤立鸡群，似乎无一处可以与之呼应。
生长于台北的朋友带我在热气喧腾的夜市穿梭，他告诉我，在这里，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是属于人民的，如果要拆迁或改造建筑，政府需要挨家挨户经过主人们的许可和支持；若有一户人家不同意改建，那政府的提案也将被搁置或重新讨论修改。这是台湾城市更新缓慢的原因，人们钟情于自己的一隅之地，他们拥有它、对之负责，并时刻回应着外界的反馈。
看着那些老旧的街区，我非常感慨，“无恒产者无恒心”几乎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经验和基本常识，无产者如何在广袤的社会上漂浮，又试图抓住一点点安全感和依托，几乎耗尽了多数人大半生的心血和想象。
从热闹而安静的诚品书店出来，华灯初上，仰头还望得见新月，花枝斜倚的小巷在周边随意散落着。我告诉朋友，如今的大陆，绝大多数书店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的是成功学、营销学、心灵鸡汤这一类的书籍，人们一面急功近利想要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一面又需要肤浅的心理疏导和疗愈。这中间有巨大的撕裂，就好比一百座高楼一万个窗户，我倾其所有来生存和生活，但没有任何一个窗口的灯火真正属于我。
郑愁予老先生曾写过这样一句诗，“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我们这一代年轻诗人几乎是念诵着郑老先生的《错误》长大的，如今我们以诗人的名义从他的念想之地而来，感觉很奇妙。每代人中总要有人在黄昏点灯，每代人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在台湾与诗人们的交流同样印证了这样的传承和创造。
《创世纪》诗刊是由洛夫、张默和痖弦三位前辈诗人在1954年共同创办的刊物。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创世纪》的前辈们依然活跃于诗坛，他们还在写诗，依然神采奕奕地参加诗歌座谈与朗诵，认真聆听年轻诗人的声音。最有意思的是，在台湾诗坛，五六十岁的诗人依然被称为“中生代诗人”，像翻译家陈黎先生在台上朗诵，充满了激情和热忱，他说起自己的夏日课堂上女孩子戴着兔耳朵头饰来上课的趣事，让人忍俊不禁。诗人的天真和纯粹确实可以让人忘记诗人的年纪；况且，余光中先生、洛夫先生等等这些前辈们依然在岛屿写作，依然富有创造力。五六十岁？那还年轻着呐！
在东华大学的诗歌交流和一些新兴诗歌刊物（如《卫生纸》、《海星诗刊》），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台湾诗歌新生代的力量。深受互联网影响、生长于全球化的语境中的台湾新一代，他们的表达更具活力和个性。青春期的蓬勃生机让他們的表达充满了激进、生猛的一面，在他们的朗诵中也略有表露。但他们又是普遍内敛的，在东华大学的朗诵会上，年轻的面孔就在一首诗的吟咏中突然光亮又在台下渐次黯淡、默默散去。据说，这也是台湾诗歌生态的常态，他们松弛地与诗歌发生连接，不像大陆会有许许多多的活动或组织让各个诗歌圈层发生关系。有些人年轻时候凭着爱好和新奇写着，也没有太多的外界力量来督促你、激发你，后来诗人就投奔其他生活而去，也不觉得有什么损失。像郑愁予先生所说的“诗人的行业”只是少数人继承的。也许，这样自然的生发和隐退才是正常的，人们选择写诗，诗歌同样也在甄选着诗人。
那诗歌和大众的关系呢？我们忍不住要聊到这个话题。《创世纪》的古月老师告诉我，前阵子很热闹的大陆诗人余秀华，在台湾首印的诗集销量很高，类似大陆畅销书的水准。这现象与大陆同一时段“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成为流行语倒是不谋而合。拜信息时代所赐，人们迷恋媒体热情渲染的形象，也被媒体引导关注。
还是会有人捧读诗集，我在台湾的地铁、火车上均看到人们安静地捧着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这样的情景在大陆算是久违了，以至于每次吃饭、聊天当中如果没有人玩手机，我内心都要生出一点喜悦。这种喜悦在台湾就变成了一种伤感，阅读就是人们的生活，不需要人大张旗鼓地告诉他们，无知也是一种恶。东华大学诗社的青年诗人说，他曾读过“尔雅”出版社出版过的几乎所有大陆诗人的诗集，这种交流的渴望不得不说也是温暖诗意的一种。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杨佳娴教授告诉我们，政府对诗人们举办诗歌活动是有相关资助的，条件只有一个：活动需要面向公众。此行我们虽无缘得见台湾面向公众的诗歌活动会以什么方式进行，但我感到他们自有他们的平静、随遇而安的心态和步调。它起码应该是跟台湾整个文化氛围合拍的，没有太多的装饰物。在大陆，每年我也亲身参与或耳闻各种类型、各种级别的诗歌活动，特别是目前很多人尝试以诗歌与当代艺术跨界联姻的方式来传播诗歌。有些热闹过后就像烟花寂灭，有些还在延续。想到这些我有些沉重的心绪，一代代人不仅写诗也在传播诗歌，在当代媒体环境中，许多诗人也承担起传播者的角色，他们的探索本身也许就是一首诗歌吧。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赋予了诗歌太多、太高的诉求，最终让仪式化的覆盖物真正取代了诗歌本身？而又是什么，让我们害怕被淹没被消失？ 古月老师还说，她是通过大陆的娱乐节目认识台湾歌手黄丽玲的，她会经常熬夜看那个歌唱节目。我闻之哑然失笑。想当年，邓丽君甜美的声音通过电波从岛屿传向大陆，人们小心翼翼地翻录磁带、偷听。只有诗歌，用“靡靡”之柔软，像水一样从被固化被隔绝的坚硬隙缝中流进原本应该柔韧的人心。
同行的诗人沈浩波曾写过一首诗说台北有一种“软”。在台湾，这种“软”确实时刻尾随着：每间餐桌、每个洗手间都有干净的纸巾；路人没有谁拥挤着插队乘车；公共场所很少有人大声接电话、聊天；东华大学校园地图不仅标示着建筑物，还标注着野生动物的常栖之地……无论是这些生活细节，还是整个岛屿弥漫的海洋气息，都让人感到一种缓慢向内的“软”。这种软有一点中国古典式的散漫、一点日本式的寂然严谨。它好像停留在了某处，一座孤岛，不再急于寻找一种“硬”的支撑来获得身份认同。
闲逛到台北西门町徒步区，多次到过台湾的诗人顺手指一指街口的一栋红色老建筑，“喏，这就是西门红楼，当年邓丽君唱歌的地方。”按照台湾城市发展的情形，这里的景物应该与当年相差无多。然而，斯人已去，红楼如今已变成文创场馆；很难想象当年邓丽君在此吟唱“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的盛景。应该是盛景吧？就连海峡对岸的人还要担心偷听那柔情委婉的旋律而获罪。即使是今天，大多数大陆人在K歌时都会吼上一首《我只在乎你》。任时光匆匆流去，我们在乎的到底是什么呢？现世的功名利禄还是每一个人内心的那座孤岛都渴望靠岸？然而，历史的吊诡常常在于后世所在乎的恰好是现世所不被厚待的。譬如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张继，落第之时夜宿寒山寺；如今谁又能记得当年拔得头筹的状元呢？张继的诗句却经久流传。诗人奥登在《悼叶芝》里写到，“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是的，诗歌不像坦克、大炮，它软、无用，它却有水的性情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力量；它通过寂静而战胜时间。
这也许也是我们这些诗人漂洋过海来到此的缘由吧。这是有着浓重乡愁的岛屿，我们经过的村庄里至今还居住着许多孤身老人，他们来自四川、东北、广西……返程机场候机时我遇到一位女士，她13年前从广东梅州嫁到台湾，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做了许多年全职主妇后，现在在学习一些布艺相关的手艺。她几乎每年都回广东看望亲人，她跟我提起梅州老家很多传统风俗在弱化，说起广州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她不敢在广州挤地铁，听说在东莞很多人被摩托车抢劫过…….
我静静地听着，她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异乡人，在为我描述她的家乡。刚好，我在广州这座城市生活了13年，我不知道怎么向她解释这13年间一座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这些在我们看来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的：每年新开通了多少条地铁线、新建多少个商业圈、新增了多少万人口……但是，我也和她一样，对这个也不属于我的城市感到茫然、哑然。就好比，即使我在这里花费大量金钱买一套房子，它也不属于我，合同上也是用数据表明了使用期的年限。
就在登机前，台北的朋友给我发来这样一条信息：“希望这趟台湾行，你觉得充实、开心，感受到台湾的美丽与温情。这块土地不完美，人们的生活也辛苦，但大家都努力让它变更好。希望你若有机会再来台湾，可看见它的进步。”一瞬间，有一种泪意盈睫的感动。是什么使大家都在努力讓一片土地变得更好？这里，不仅“连大海的怒浪都有温柔的回眸”（沈浩波诗句），它确实也有着大海的怒浪，它是发出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样疾呼的土地；是为了反对核电上万人自发走上街头的土地；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在机场会与你说起选举的土地。
就在我回望台湾之行的此刻，龙应台在退出政坛3年后，在香港书展上以作家的身份发表了公众演讲。她说我们应该开启一个大倾听的时代，“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我们不喜欢不赞成的人，倾听前面一个时代残酷湮灭的记忆。倾听，是建立新的文明价值的第一个起点。”这位经历了政治洗礼的作家重新发声，许多年前，她怀揣着野火般的炽烈情怀，如今，她更加沉着朴素。我想到台北朋友的短信，想到在台湾这座岛屿上，无论市井小民还是文化名流，都在思考并实践着，用他们的方式努力让这里变得更好。现下，他们还有了倾听的自觉，那随着四面八方的水涌动而来的声音一定带给了他们新的觉知。我在短信中回复朋友：我相信下次相遇，一定能看到台湾更加美好的面貌。我也相信还有更多的对话契机，更值得期待的重逢。
然而，又是什么可以让人们获得超越政治、种族、宗教、地域的对话？也许只有人心深处的对爱和美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和珍视，才可以让我们由衷赞叹：多美好啊！请你停留一下。
我在晴朗的下午飞过湛蓝的太平洋，岛屿和陆地都被抛在身后。那些完整的蓝在这颗星球上发出让人心颤的光芒，“多美好啊！请你停留一下。”我深深地知道，纵使汪洋远远看上去像是永远停留在某一刻，但它们用深邃的潮汐不断塑造着这颗星球的面目。在此后的七月，我们也聆听到了来自遥远外太空冥王星的消息，人类用无数光年的期待换来了一次短暂的照面。我觉得这也是诗歌，是人类关于梦想和探索的伟大篇章。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自然科学中总是如是描绘我们的家园，确实，我们在陆地上孤独漂浮，却紧紧地，被所有水怀抱着。
近年大陆部分省市开放台湾自由行后，身边的朋友们争相去台，环岛骑行的、跟团的自助的，回来后皆滔滔不绝鼓励着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吃着他们带回的凤梨酥，与粤地出品的口味略有分别，有时会觉得很恍惚，这个岛屿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不久前的六月，受台湾东华大学邀请，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大陆青年诗人代表团参加了“两岸青春诗歌创作座谈会”。十余位诗人在《诗刊》社商震副主编和中国作家协会梁飞老师的带领下飞过了海峡。
湿热的海洋性气候让台湾面目如洗、花木葱茏，太平洋上的风也把人们的口音吹得温雅软糯。最先抵达台北，我们入住在台湾大学附近的宾馆。这里有温州街、罗斯福路；学生们扎堆的通宵小酒吧、老字号的冰沙店；诚品书店、独立艺术画廊、基督教堂；大街上呼啸而过的摩托车、精心抹过口红挽着环保袋购物的女子…….台北与我们所居住的大陆城市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这里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以至于101大楼鹤立鸡群，似乎无一处可以与之呼应。
生长于台北的朋友带我在热气喧腾的夜市穿梭，他告诉我，在这里，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是属于人民的，如果要拆迁或改造建筑，政府需要挨家挨户经过主人们的许可和支持；若有一户人家不同意改建，那政府的提案也将被搁置或重新讨论修改。这是台湾城市更新缓慢的原因，人们钟情于自己的一隅之地，他们拥有它、对之负责，并时刻回应着外界的反馈。
看着那些老旧的街区，我非常感慨，“无恒产者无恒心”几乎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经验和基本常识，无产者如何在广袤的社会上漂浮，又试图抓住一点点安全感和依托，几乎耗尽了多数人大半生的心血和想象。
从热闹而安静的诚品书店出来，华灯初上，仰头还望得见新月，花枝斜倚的小巷在周边随意散落着。我告诉朋友，如今的大陆，绝大多数书店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的是成功学、营销学、心灵鸡汤这一类的书籍，人们一面急功近利想要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一面又需要肤浅的心理疏导和疗愈。这中间有巨大的撕裂，就好比一百座高楼一万个窗户，我倾其所有来生存和生活，但没有任何一个窗口的灯火真正属于我。
诗人的行业与怒浪的温柔
郑愁予老先生曾写过这样一句诗，“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我们这一代年轻诗人几乎是念诵着郑老先生的《错误》长大的，如今我们以诗人的名义从他的念想之地而来，感觉很奇妙。每代人中总要有人在黄昏点灯，每代人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在台湾与诗人们的交流同样印证了这样的传承和创造。
《创世纪》诗刊是由洛夫、张默和痖弦三位前辈诗人在1954年共同创办的刊物。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创世纪》的前辈们依然活跃于诗坛，他们还在写诗，依然神采奕奕地参加诗歌座谈与朗诵，认真聆听年轻诗人的声音。最有意思的是，在台湾诗坛，五六十岁的诗人依然被称为“中生代诗人”，像翻译家陈黎先生在台上朗诵，充满了激情和热忱，他说起自己的夏日课堂上女孩子戴着兔耳朵头饰来上课的趣事，让人忍俊不禁。诗人的天真和纯粹确实可以让人忘记诗人的年纪；况且，余光中先生、洛夫先生等等这些前辈们依然在岛屿写作，依然富有创造力。五六十岁？那还年轻着呐！
在东华大学的诗歌交流和一些新兴诗歌刊物（如《卫生纸》、《海星诗刊》），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台湾诗歌新生代的力量。深受互联网影响、生长于全球化的语境中的台湾新一代，他们的表达更具活力和个性。青春期的蓬勃生机让他們的表达充满了激进、生猛的一面，在他们的朗诵中也略有表露。但他们又是普遍内敛的，在东华大学的朗诵会上，年轻的面孔就在一首诗的吟咏中突然光亮又在台下渐次黯淡、默默散去。据说，这也是台湾诗歌生态的常态，他们松弛地与诗歌发生连接，不像大陆会有许许多多的活动或组织让各个诗歌圈层发生关系。有些人年轻时候凭着爱好和新奇写着，也没有太多的外界力量来督促你、激发你，后来诗人就投奔其他生活而去，也不觉得有什么损失。像郑愁予先生所说的“诗人的行业”只是少数人继承的。也许，这样自然的生发和隐退才是正常的，人们选择写诗，诗歌同样也在甄选着诗人。
那诗歌和大众的关系呢？我们忍不住要聊到这个话题。《创世纪》的古月老师告诉我，前阵子很热闹的大陆诗人余秀华，在台湾首印的诗集销量很高，类似大陆畅销书的水准。这现象与大陆同一时段“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成为流行语倒是不谋而合。拜信息时代所赐，人们迷恋媒体热情渲染的形象，也被媒体引导关注。
还是会有人捧读诗集，我在台湾的地铁、火车上均看到人们安静地捧着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这样的情景在大陆算是久违了，以至于每次吃饭、聊天当中如果没有人玩手机，我内心都要生出一点喜悦。这种喜悦在台湾就变成了一种伤感，阅读就是人们的生活，不需要人大张旗鼓地告诉他们，无知也是一种恶。东华大学诗社的青年诗人说，他曾读过“尔雅”出版社出版过的几乎所有大陆诗人的诗集，这种交流的渴望不得不说也是温暖诗意的一种。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杨佳娴教授告诉我们，政府对诗人们举办诗歌活动是有相关资助的，条件只有一个：活动需要面向公众。此行我们虽无缘得见台湾面向公众的诗歌活动会以什么方式进行，但我感到他们自有他们的平静、随遇而安的心态和步调。它起码应该是跟台湾整个文化氛围合拍的，没有太多的装饰物。在大陆，每年我也亲身参与或耳闻各种类型、各种级别的诗歌活动，特别是目前很多人尝试以诗歌与当代艺术跨界联姻的方式来传播诗歌。有些热闹过后就像烟花寂灭，有些还在延续。想到这些我有些沉重的心绪，一代代人不仅写诗也在传播诗歌，在当代媒体环境中，许多诗人也承担起传播者的角色，他们的探索本身也许就是一首诗歌吧。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赋予了诗歌太多、太高的诉求，最终让仪式化的覆盖物真正取代了诗歌本身？而又是什么，让我们害怕被淹没被消失？ 古月老师还说，她是通过大陆的娱乐节目认识台湾歌手黄丽玲的，她会经常熬夜看那个歌唱节目。我闻之哑然失笑。想当年，邓丽君甜美的声音通过电波从岛屿传向大陆，人们小心翼翼地翻录磁带、偷听。只有诗歌，用“靡靡”之柔软，像水一样从被固化被隔绝的坚硬隙缝中流进原本应该柔韧的人心。
同行的诗人沈浩波曾写过一首诗说台北有一种“软”。在台湾，这种“软”确实时刻尾随着：每间餐桌、每个洗手间都有干净的纸巾；路人没有谁拥挤着插队乘车；公共场所很少有人大声接电话、聊天；东华大学校园地图不仅标示着建筑物，还标注着野生动物的常栖之地……无论是这些生活细节，还是整个岛屿弥漫的海洋气息，都让人感到一种缓慢向内的“软”。这种软有一点中国古典式的散漫、一点日本式的寂然严谨。它好像停留在了某处，一座孤岛，不再急于寻找一种“硬”的支撑来获得身份认同。
闲逛到台北西门町徒步区，多次到过台湾的诗人顺手指一指街口的一栋红色老建筑，“喏，这就是西门红楼，当年邓丽君唱歌的地方。”按照台湾城市发展的情形，这里的景物应该与当年相差无多。然而，斯人已去，红楼如今已变成文创场馆；很难想象当年邓丽君在此吟唱“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的盛景。应该是盛景吧？就连海峡对岸的人还要担心偷听那柔情委婉的旋律而获罪。即使是今天，大多数大陆人在K歌时都会吼上一首《我只在乎你》。任时光匆匆流去，我们在乎的到底是什么呢？现世的功名利禄还是每一个人内心的那座孤岛都渴望靠岸？然而，历史的吊诡常常在于后世所在乎的恰好是现世所不被厚待的。譬如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张继，落第之时夜宿寒山寺；如今谁又能记得当年拔得头筹的状元呢？张继的诗句却经久流传。诗人奥登在《悼叶芝》里写到，“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是的，诗歌不像坦克、大炮，它软、无用，它却有水的性情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力量；它通过寂静而战胜时间。
世界上所有水都相通
这也许也是我们这些诗人漂洋过海来到此的缘由吧。这是有着浓重乡愁的岛屿，我们经过的村庄里至今还居住着许多孤身老人，他们来自四川、东北、广西……返程机场候机时我遇到一位女士，她13年前从广东梅州嫁到台湾，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做了许多年全职主妇后，现在在学习一些布艺相关的手艺。她几乎每年都回广东看望亲人，她跟我提起梅州老家很多传统风俗在弱化，说起广州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她不敢在广州挤地铁，听说在东莞很多人被摩托车抢劫过…….
我静静地听着，她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异乡人，在为我描述她的家乡。刚好，我在广州这座城市生活了13年，我不知道怎么向她解释这13年间一座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这些在我们看来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的：每年新开通了多少条地铁线、新建多少个商业圈、新增了多少万人口……但是，我也和她一样，对这个也不属于我的城市感到茫然、哑然。就好比，即使我在这里花费大量金钱买一套房子，它也不属于我，合同上也是用数据表明了使用期的年限。
就在登机前，台北的朋友给我发来这样一条信息：“希望这趟台湾行，你觉得充实、开心，感受到台湾的美丽与温情。这块土地不完美，人们的生活也辛苦，但大家都努力让它变更好。希望你若有机会再来台湾，可看见它的进步。”一瞬间，有一种泪意盈睫的感动。是什么使大家都在努力讓一片土地变得更好？这里，不仅“连大海的怒浪都有温柔的回眸”（沈浩波诗句），它确实也有着大海的怒浪，它是发出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样疾呼的土地；是为了反对核电上万人自发走上街头的土地；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在机场会与你说起选举的土地。
就在我回望台湾之行的此刻，龙应台在退出政坛3年后，在香港书展上以作家的身份发表了公众演讲。她说我们应该开启一个大倾听的时代，“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我们不喜欢不赞成的人，倾听前面一个时代残酷湮灭的记忆。倾听，是建立新的文明价值的第一个起点。”这位经历了政治洗礼的作家重新发声，许多年前，她怀揣着野火般的炽烈情怀，如今，她更加沉着朴素。我想到台北朋友的短信，想到在台湾这座岛屿上，无论市井小民还是文化名流，都在思考并实践着，用他们的方式努力让这里变得更好。现下，他们还有了倾听的自觉，那随着四面八方的水涌动而来的声音一定带给了他们新的觉知。我在短信中回复朋友：我相信下次相遇，一定能看到台湾更加美好的面貌。我也相信还有更多的对话契机，更值得期待的重逢。
然而，又是什么可以让人们获得超越政治、种族、宗教、地域的对话？也许只有人心深处的对爱和美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和珍视，才可以让我们由衷赞叹：多美好啊！请你停留一下。
我在晴朗的下午飞过湛蓝的太平洋，岛屿和陆地都被抛在身后。那些完整的蓝在这颗星球上发出让人心颤的光芒，“多美好啊！请你停留一下。”我深深地知道，纵使汪洋远远看上去像是永远停留在某一刻，但它们用深邃的潮汐不断塑造着这颗星球的面目。在此后的七月，我们也聆听到了来自遥远外太空冥王星的消息，人类用无数光年的期待换来了一次短暂的照面。我觉得这也是诗歌，是人类关于梦想和探索的伟大篇章。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自然科学中总是如是描绘我们的家园，确实，我们在陆地上孤独漂浮，却紧紧地，被所有水怀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