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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学，即“经世之学”，就是指解释、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的那套学术。本文主要就汉代经学经典化的确立及其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关键词：经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博士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1
一、经学经典化确立的过程
一定时期的文化是当时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反映。笔者以为西汉经学经典化的确立经历了两种斗争：其一，儒学与其它学说（主要是黄老学说和法家）的斗争；其二，儒学内部即思孟学派和荀派的斗争。
经学的经典化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之后正式形成的。秦朝尊法家学说，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终历二世而亡。西汉吸取秦亡的教训，汉初奉行黄老之术。当时《诗经》、《春秋》均设有博士，即“一经博士”，但儒学还没有成为官方的学说。著名的儒生有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当时有专以传经为事的儒生，即“通经”的博士。儒学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汉武帝即位时强大的内忧外患使其意识到必须迫切转变既有的治国理念。《汉书·董仲舒传》：“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使并进。”[1]诸家学说并行其道，各家侧重点也不同，使得人们思想混乱，官员也没有固定遵循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成为当务之急。董仲舒借鉴阴阳五行学说适时提出“大一统”、“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学说，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求。这些理论是在儒家思想为核心，借鉴了其他理论的有利成分，本质上还是 儒家学说。故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将儒家的《诗经》、《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列为经典，并置于学官，通经成为出仕的重要途径，由此开始确立了经学的经典统治地位。
另一方面，儒家自孔子之后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史记·儒林传》：“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2]孟子、荀子均是战国时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学说源自《诗》、《书》，荀子学说源于《礼》、《乐》，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提倡“性恶论”；孟子主张仁义，荀子提倡刑名等。孟学后来与阴阳五行结合，荀学经过发展则与名、法相融。战国之时，荀子的学说更为顺应时势，孟子的学说则难以实行。荀子的学说经过韩非子和李斯的发展而形成法学，在秦国和秦朝时声势达到鼎盛。西汉吸取秦亡的教训，尊奉黄老学说。及至汉武帝时，孟派学说借鉴阴阳五行说，提出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理论，渐渐被推崇，荀派则渐渐失势。荀派和孟派的斗争，是法先王和法后王的争斗，本质上是儒学自身内部根据时代发展的一次自我调整和完善，这也使得儒学更好地满足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时也为自身赢得了发展的机会。
二、经学经典化确立的主要影响
经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对经学自身有着明显的影响，形成了官方主导的今文经学和民间私传的古文经学。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仅仅是书写方式上的差异，两者在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认识上，对六经的研究上，在各自的学统和来源承继上也存在差异。下面列举几点参考：（一）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由孔子所创，孔子之前没有“经”；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一些史料，孔子不过是对其进行了整理；（二）今文经学家尊孔子为素王，认为六经代表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是治世之道，所以在治经时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从六经中寻求治国安邦的方法；古文经学家尊孔子为先师，认为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六经是先于孔子就存在的史料，因而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三）今文经是通过记忆背诵的方式口耳相传下来的，到汉初时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作为传本的，因此古文经学家斥责今文经学家是抱残守缺；古文经的传本多是从地下或孔壁中挖掘出来的古本，是先秦时的文字写的，其流传情况已无从考证，所以经文经学家认为古文经是刘歆伪造，古文经学是变乱师法；（四）就两派的学统而言，今文经学家以《公羊传》为主，汉代董仲舒开创了今文经学，形成了“公羊学派”；古文学家奉《周礼》为尊，《周礼》是一部关于政治制度的书，书中所记多为西周旧制；（五）西汉的今文经学在开创时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融入阴阳五行，讲灾异，“其特色是功利的，其流弊为狂妄”[3]；古文经学从史的角度看待六经，“偏重‘名物训诂’，其特色是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繁琐”[4]。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虽有以上这些不同点，但是两派都是奉五经为儒家经典，是最高的学术权威，都重视对经的本体研究。经学经典化的地位的确立，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也由此开启了我国古代的学术传统，确立了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经学经典化的确立是在官方主导下儒学自身进行适当调整以求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而最终形成的。双方的结合是以各自的利益需求为前提的，官方借助经学的教化功能来统一其意识形态，为其制定国策，巩固政治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经学则通过官方的力量确立了儒家学说在诸家中的独尊地位，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并由此开启了儒学经典化、神圣化的传统。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16.
[3][4]皮锡瑞著，周予同释.《经学历史·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
关键词：经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博士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1
一、经学经典化确立的过程
一定时期的文化是当时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反映。笔者以为西汉经学经典化的确立经历了两种斗争：其一，儒学与其它学说（主要是黄老学说和法家）的斗争；其二，儒学内部即思孟学派和荀派的斗争。
经学的经典化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之后正式形成的。秦朝尊法家学说，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终历二世而亡。西汉吸取秦亡的教训，汉初奉行黄老之术。当时《诗经》、《春秋》均设有博士，即“一经博士”，但儒学还没有成为官方的学说。著名的儒生有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当时有专以传经为事的儒生，即“通经”的博士。儒学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汉武帝即位时强大的内忧外患使其意识到必须迫切转变既有的治国理念。《汉书·董仲舒传》：“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使并进。”[1]诸家学说并行其道，各家侧重点也不同，使得人们思想混乱，官员也没有固定遵循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成为当务之急。董仲舒借鉴阴阳五行学说适时提出“大一统”、“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学说，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求。这些理论是在儒家思想为核心，借鉴了其他理论的有利成分，本质上还是 儒家学说。故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将儒家的《诗经》、《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列为经典，并置于学官，通经成为出仕的重要途径，由此开始确立了经学的经典统治地位。
另一方面，儒家自孔子之后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史记·儒林传》：“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2]孟子、荀子均是战国时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学说源自《诗》、《书》，荀子学说源于《礼》、《乐》，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提倡“性恶论”；孟子主张仁义，荀子提倡刑名等。孟学后来与阴阳五行结合，荀学经过发展则与名、法相融。战国之时，荀子的学说更为顺应时势，孟子的学说则难以实行。荀子的学说经过韩非子和李斯的发展而形成法学，在秦国和秦朝时声势达到鼎盛。西汉吸取秦亡的教训，尊奉黄老学说。及至汉武帝时，孟派学说借鉴阴阳五行说，提出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理论，渐渐被推崇，荀派则渐渐失势。荀派和孟派的斗争，是法先王和法后王的争斗，本质上是儒学自身内部根据时代发展的一次自我调整和完善，这也使得儒学更好地满足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时也为自身赢得了发展的机会。
二、经学经典化确立的主要影响
经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对经学自身有着明显的影响，形成了官方主导的今文经学和民间私传的古文经学。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仅仅是书写方式上的差异，两者在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认识上，对六经的研究上，在各自的学统和来源承继上也存在差异。下面列举几点参考：（一）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由孔子所创，孔子之前没有“经”；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一些史料，孔子不过是对其进行了整理；（二）今文经学家尊孔子为素王，认为六经代表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是治世之道，所以在治经时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从六经中寻求治国安邦的方法；古文经学家尊孔子为先师，认为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六经是先于孔子就存在的史料，因而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三）今文经是通过记忆背诵的方式口耳相传下来的，到汉初时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作为传本的，因此古文经学家斥责今文经学家是抱残守缺；古文经的传本多是从地下或孔壁中挖掘出来的古本，是先秦时的文字写的，其流传情况已无从考证，所以经文经学家认为古文经是刘歆伪造，古文经学是变乱师法；（四）就两派的学统而言，今文经学家以《公羊传》为主，汉代董仲舒开创了今文经学，形成了“公羊学派”；古文学家奉《周礼》为尊，《周礼》是一部关于政治制度的书，书中所记多为西周旧制；（五）西汉的今文经学在开创时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融入阴阳五行，讲灾异，“其特色是功利的，其流弊为狂妄”[3]；古文经学从史的角度看待六经，“偏重‘名物训诂’，其特色是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繁琐”[4]。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虽有以上这些不同点，但是两派都是奉五经为儒家经典，是最高的学术权威，都重视对经的本体研究。经学经典化的地位的确立，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也由此开启了我国古代的学术传统，确立了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经学经典化的确立是在官方主导下儒学自身进行适当调整以求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而最终形成的。双方的结合是以各自的利益需求为前提的，官方借助经学的教化功能来统一其意识形态，为其制定国策，巩固政治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经学则通过官方的力量确立了儒家学说在诸家中的独尊地位，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并由此开启了儒学经典化、神圣化的传统。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16.
[3][4]皮锡瑞著，周予同释.《经学历史·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