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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泥塑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很久远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泥塑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到后来的文明时代，时代在发展，泥塑也深受其影响。作为文化内核表现形式的艺术，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泥塑艺术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或雄伟或小巧或壮丽或轻盈或粗鄙或精巧的每一点改变其本质则是我们华夏文化的一次呼吸代谢亦或是基因重组。
关键词：泥塑；传统文化；影响
泥塑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很久远的历史。从起源上来说，学界很难对这种形式加以定义，就如同拉斯考克斯的岩画一样我们很难把他定义为一种宗教形式抑或是一种艺术形式，抑或是两者兼有。最新的考古发现，泥塑起源于距今九千至一万年前，最具代表的出土物便是在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陶猪、陶羊等，以及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出土的泥猪、泥羊头等。这些出土物做工精细，形象生动，但是他们的创造者们出于何目的把他们带入历史？这还存在着很多的争议。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文字的出现，人类的历史进入了文明时代，人们通过文字不仅可以把他们的生产经验记录下来并传承下去，同样他们也可以通过文字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道德信仰记录下来，并进行传播。这些传播的直接后果便是共同文化认同和文化思想的产生。这些文化思想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影响深刻甚至是主导性的控制，发展到这个时代的泥塑也难以逃避这种业已形成的文化的影响与控制。
众所周知，彩绘泥塑发源于陕西宝鸡市凤翔县，并作为一种主流的艺术形式已经存在三千余年，经过了数千年的沧桑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古秦之风在其身上深深的文化烙印。
秦人祖先为华夏西迁分支，其后继为其与西戎杂居之后，既有华夏礼仪之风又具戎狄剽悍果敢之气，这便是彩绘泥塑发源地的民族特性与文化性格。至公元前三百六十一年，商鞅变法、罢黜百家、弃礼任法，法家的思想从此贯穿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对泥塑这一艺术形式的影响。法家的思想基础是人性本恶，荀子有言“人性恶而伪”，性指的是人的动物的本能一面，而伪指的是人后天所接受的教育等影响，故而法家的集大成者卫鞅的治国基本思想便是“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其要意便是利用人的好恶之心来实现框定天下的目的。人，好生恶死，好赏恶罚，所以法家的治国手段则是“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其用意在于利用人们的好恶之心通过制定刑律法规、奖功罚过来规范社会秩序，让一切事物都有据可依、有法可循，最终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而能充分体现出秦人剽悍果敢，和法家好恶治民、定分止争这些文化思想特征的泥塑代表便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兵马俑的出现本身便是人们好生恶死本性与贵族皇权矛盾斗争后妥协的产物。民，好生恶死，君，好治恶乱，同时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生殉这一残酷的传统被废止，兵马俑这一新的宗教形式或者说艺术形式应运而生。可以说兵马俑从一出生便被刻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法”，而我们通过观察兵马俑的特点、形态和制作手法不难发现，兵马俑大小高度和真人相近，其组成的阵型气势磅礴，但是它并没有使用任何的装饰，朴素且庄严，它所追求的只是一种摄人心魄的恢弘与气势。而这正是对秦人民族性格最好的诠释和注解。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中华名族的文化特征、民族性格等也同样经历着融合、发展、代谢以及重生的过程。同样随着一个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转变，他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将这些变化展现的生动明快。这些表现形式既涉及了治国方略、文化道统等宏观方面，同时也包含了生活习惯、工艺样式等微观方面，这其中便包含了泥塑这一艺术形式。
汉武帝元光元年，武帝用董仲舒之法，实现了中华民族主导文化思想转变为独尊儒术的过程，从此之后发轫于孔子，发展于孟子，繁荣于朱子的儒教文化成为中华名族文化思想中的真正的内核，他的能量控制了上至受命于天的皇权，下至阡陌黔首的生活行为。圣人之道在乎“仁，学”而治道，儒教文化的思想核心为仁与学。所谓仁者，孟子倡导憧憬一个人人都怀有仁爱之心的理想道德规范的社会。所谓学，则是提倡人们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正如论语所述，“见贤思齐焉，见不闲而内自省也”，由此可见仁的目的是为了在社会的层面达到道的水平，而学的目的是为了在个人层面达到道的层次。那人们不禁要问儒家信仰中的道又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儒家的道指的是至诚、至善、至和的中庸之道，这里的中庸之道指的是尽随天性的天人合一之道，正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又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所谓的中庸之道乃是不盈不缺，不伎不求，中和乃至天性，化育万物的理想状态，社会与个人都无法逃离的理想状态。那么自汉已降，泥塑这一艺术脉络又是怎样将这条仁学以至中庸的文化主轴体现出来的呢。最显著的代表便是广泛流传于京津一带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它兴起于清朝的顶峰时期。泥人张的彩塑作品，告别了彩塑文化初期诸如兵马俑等硕大的形体，也告别了其简洁甚至粗糙的工艺，“泥人张”彩塑不仅形态轻盈小巧，而且色彩亮丽富有一定的装饰性，这些更为细致的做工更为亮丽的色彩更为精巧的装饰，无疑有许多是借鉴了漆器、玉器等的制作与装饰手法，这不正是迎合与遵循了儒家“学”的思想真谛吗？通过这些新手法新工艺的引进，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个更加真实、更加生动的泥塑作品，从此他们不再是墓地里毫无生气的殉葬品，而是记录和反映人们生活的富有生机与吉祥寓意的艺术品乃至成为了人们理想生活的图腾。而这不正是大儒先贤们所追求的道吗？再者，从作品的内容上我们也不难看出儒家文化深深的痕迹，秦人的泥塑往往是单独的人形，以及动物图腾，其制作制式和形象都有严格的等级限制。这些种种都反应了法家，定分止争，严刑峻法的思想。相反泥人张的彩塑作品则往往是以组的形式出现，泥塑的主要内容从一个单体的图腾变成了一个生动富有血肉与生趣的故事，一个传说亦或是一种寓言，这种艺术仿佛挣脱了尘土与思想的束缚释放出了它本来所具有的活力与天性，讲述人们自己的故事，教以善，诱以仁，示以道。这种释放，也正是中庸之道化育万物最好的体现。
人作为一种群居、智慧的生物，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他们形成了各自的群落，继之而来的便是各个群落之内相似的生活习性、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和道德准则。随着文字的出现人们从史前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各自群落用自己的文字记录和传承他们各自的生活习惯、习俗、宗教、思维方式等，这些传承下来的习惯、习俗、信仰、思维方式便组成了我们所谓的文化，它一代代传承并作为一种指导和凝聚力影响着整个族群的方方面面，任何事物都无法逃脱这种称之为文化的力量。当然这种强大的力量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唯一不变的便是变化本身，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也经历了许多挑战与变迁，因此作为文化内核表现形式的艺术，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泥塑艺术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或雄伟或小巧或壮丽或轻盈或粗鄙或精巧的每一点改变其本质都是我们华夏文化的一次呼吸代謝亦或是基因重组。
参考文献：
[1] 王新婷，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2] 李砚祖.造物之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潘梅（1988—），女，湖南怀化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2011级硕士），研究方向；视觉传达。
关键词：泥塑；传统文化；影响
泥塑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很久远的历史。从起源上来说，学界很难对这种形式加以定义，就如同拉斯考克斯的岩画一样我们很难把他定义为一种宗教形式抑或是一种艺术形式，抑或是两者兼有。最新的考古发现，泥塑起源于距今九千至一万年前，最具代表的出土物便是在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陶猪、陶羊等，以及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出土的泥猪、泥羊头等。这些出土物做工精细，形象生动，但是他们的创造者们出于何目的把他们带入历史？这还存在着很多的争议。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文字的出现，人类的历史进入了文明时代，人们通过文字不仅可以把他们的生产经验记录下来并传承下去，同样他们也可以通过文字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道德信仰记录下来，并进行传播。这些传播的直接后果便是共同文化认同和文化思想的产生。这些文化思想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影响深刻甚至是主导性的控制，发展到这个时代的泥塑也难以逃避这种业已形成的文化的影响与控制。
众所周知，彩绘泥塑发源于陕西宝鸡市凤翔县，并作为一种主流的艺术形式已经存在三千余年，经过了数千年的沧桑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古秦之风在其身上深深的文化烙印。
秦人祖先为华夏西迁分支，其后继为其与西戎杂居之后，既有华夏礼仪之风又具戎狄剽悍果敢之气，这便是彩绘泥塑发源地的民族特性与文化性格。至公元前三百六十一年，商鞅变法、罢黜百家、弃礼任法，法家的思想从此贯穿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对泥塑这一艺术形式的影响。法家的思想基础是人性本恶，荀子有言“人性恶而伪”，性指的是人的动物的本能一面，而伪指的是人后天所接受的教育等影响，故而法家的集大成者卫鞅的治国基本思想便是“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其要意便是利用人的好恶之心来实现框定天下的目的。人，好生恶死，好赏恶罚，所以法家的治国手段则是“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其用意在于利用人们的好恶之心通过制定刑律法规、奖功罚过来规范社会秩序，让一切事物都有据可依、有法可循，最终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而能充分体现出秦人剽悍果敢，和法家好恶治民、定分止争这些文化思想特征的泥塑代表便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兵马俑的出现本身便是人们好生恶死本性与贵族皇权矛盾斗争后妥协的产物。民，好生恶死，君，好治恶乱，同时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生殉这一残酷的传统被废止，兵马俑这一新的宗教形式或者说艺术形式应运而生。可以说兵马俑从一出生便被刻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法”，而我们通过观察兵马俑的特点、形态和制作手法不难发现，兵马俑大小高度和真人相近，其组成的阵型气势磅礴，但是它并没有使用任何的装饰，朴素且庄严，它所追求的只是一种摄人心魄的恢弘与气势。而这正是对秦人民族性格最好的诠释和注解。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中华名族的文化特征、民族性格等也同样经历着融合、发展、代谢以及重生的过程。同样随着一个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转变，他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将这些变化展现的生动明快。这些表现形式既涉及了治国方略、文化道统等宏观方面，同时也包含了生活习惯、工艺样式等微观方面，这其中便包含了泥塑这一艺术形式。
汉武帝元光元年，武帝用董仲舒之法，实现了中华民族主导文化思想转变为独尊儒术的过程，从此之后发轫于孔子，发展于孟子，繁荣于朱子的儒教文化成为中华名族文化思想中的真正的内核，他的能量控制了上至受命于天的皇权，下至阡陌黔首的生活行为。圣人之道在乎“仁，学”而治道，儒教文化的思想核心为仁与学。所谓仁者，孟子倡导憧憬一个人人都怀有仁爱之心的理想道德规范的社会。所谓学，则是提倡人们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正如论语所述，“见贤思齐焉，见不闲而内自省也”，由此可见仁的目的是为了在社会的层面达到道的水平，而学的目的是为了在个人层面达到道的层次。那人们不禁要问儒家信仰中的道又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儒家的道指的是至诚、至善、至和的中庸之道，这里的中庸之道指的是尽随天性的天人合一之道，正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又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所谓的中庸之道乃是不盈不缺，不伎不求，中和乃至天性，化育万物的理想状态，社会与个人都无法逃离的理想状态。那么自汉已降，泥塑这一艺术脉络又是怎样将这条仁学以至中庸的文化主轴体现出来的呢。最显著的代表便是广泛流传于京津一带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它兴起于清朝的顶峰时期。泥人张的彩塑作品，告别了彩塑文化初期诸如兵马俑等硕大的形体，也告别了其简洁甚至粗糙的工艺，“泥人张”彩塑不仅形态轻盈小巧，而且色彩亮丽富有一定的装饰性，这些更为细致的做工更为亮丽的色彩更为精巧的装饰，无疑有许多是借鉴了漆器、玉器等的制作与装饰手法，这不正是迎合与遵循了儒家“学”的思想真谛吗？通过这些新手法新工艺的引进，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个更加真实、更加生动的泥塑作品，从此他们不再是墓地里毫无生气的殉葬品，而是记录和反映人们生活的富有生机与吉祥寓意的艺术品乃至成为了人们理想生活的图腾。而这不正是大儒先贤们所追求的道吗？再者，从作品的内容上我们也不难看出儒家文化深深的痕迹，秦人的泥塑往往是单独的人形，以及动物图腾，其制作制式和形象都有严格的等级限制。这些种种都反应了法家，定分止争，严刑峻法的思想。相反泥人张的彩塑作品则往往是以组的形式出现，泥塑的主要内容从一个单体的图腾变成了一个生动富有血肉与生趣的故事，一个传说亦或是一种寓言，这种艺术仿佛挣脱了尘土与思想的束缚释放出了它本来所具有的活力与天性，讲述人们自己的故事，教以善，诱以仁，示以道。这种释放，也正是中庸之道化育万物最好的体现。
人作为一种群居、智慧的生物，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他们形成了各自的群落，继之而来的便是各个群落之内相似的生活习性、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和道德准则。随着文字的出现人们从史前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各自群落用自己的文字记录和传承他们各自的生活习惯、习俗、宗教、思维方式等，这些传承下来的习惯、习俗、信仰、思维方式便组成了我们所谓的文化，它一代代传承并作为一种指导和凝聚力影响着整个族群的方方面面，任何事物都无法逃脱这种称之为文化的力量。当然这种强大的力量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唯一不变的便是变化本身，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也经历了许多挑战与变迁，因此作为文化内核表现形式的艺术，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泥塑艺术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或雄伟或小巧或壮丽或轻盈或粗鄙或精巧的每一点改变其本质都是我们华夏文化的一次呼吸代謝亦或是基因重组。
参考文献：
[1] 王新婷，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2] 李砚祖.造物之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潘梅（1988—），女，湖南怀化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2011级硕士），研究方向；视觉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