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香港黑道人物的葬礼，一个阶层世代的几度春秋
　　

14号

　　3月14号，68岁的潘志勇去世后第23天。香港，阴。黄历上说，这两日并不适宜行丧。但怎么说呢，有不得不为之丧事，总有化解之道。
　　潘府治丧，选在这一日守灵。“14号”对过身的潘来说，意义重大。作为香港14K油尖旺区话事人，潘志勇是典型的传统派黑道人物，好勇斗狠，讲义气，帮众拥，权威重。香港社团演变至今，此类人所剩无几。
　　“14号”曾是这个帮会大本营的门牌号码，即广州市宝华路14号。国共内战后，国民党败走台湾，一直由国民党国防情报组资助的洪发山帮众亦唯有逃离大陆以自保，他们分散抵达香港和澳门后，便以14号作暗号相认。门牌号演化为番号，也成了组织的大宝号。可真实的宝华路14号一度变身麦当劳，如今已改作电器城。
　　因旧例，黑道人物的白事在世界殡仪馆的世界堂进行。灵堂里，三块液晶屏循环播放着逝者的影像;20个道士吹、拉、弹、击、唱、喷火、翻跟头、提灯巡游、着装如唐玄奘一样打坐;上香的人流始于下午3点，几无间断，男厕所的擦手纸摞起了一人高;临街的大门口摆着两匹带着号牌的纸扎马，家人惦记着阿勇赌马的嗜好;街对面是某旅行社的仓储外墙，治丧人员在那搭起霸占半壁的竹架，铺挂满花牌，也没见业主家言语;这样对望的街道两侧，社团帮众在这头，O记（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和反黑组在那头。
　　就这样热闹了六七个小时。潘志勇在屏幕里，众人在灵堂里，道士在道场里，3个世界，一同舞蹈。

两场春茗

　　3月的香港，大家都在忙着春茗。
　　这些俗称春酒、新年会的聚餐，是各行业各公司各社团开工的号角，也是发财的祝福。又跨过一冬，人们在暖意攀升中笑意盈盈。
　　我们参加了其中的两场。
　　一场在铜锣湾。正在翠苑酒家举行的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spring dinner。英文与粤语在空中飞来飞去，人们穿着晚礼服，排着队，分开左右两侧，等待乘坐电梯。每位到场者都有名牌，一张夹在胸前，一张对应餐桌的位置。每一张桌都有台号，围簇着红酒杯。每一道菜都由侍者分餐到对应人数的小碗里，发给大家。席间有若干次抽奖，直接从礼物箱里抓取现金红包，3秒内握住多少，可统统拿走。还有游戏、唱歌比赛、最佳员工表彰。老板是个从底层奋斗上来的人，因为华人惯有的勤恳，得到洋人老板赏识，把握时机有了今日，在台上慷慨激昂历数业绩，鼓舞人心。
　　伍霆峰带我们赴了这个优雅的宴会。他是道家白眉派传人，他的师弟王德，花名疍家，是潘志勇的师父，也是其在14K的大佬。
　　伍霆峰自述不是黑道中人，但身在武林。黑道和武林，“没有重叠”，但“有一个事情是同样的，就是很多麻烦”。
　　3月14号是伍先生原计划“封刀”的日子，从此不再收徒，不再过问武林之事。因为潘志勇的丧事，伍霆峰只得把自己的仪式推后。
　　他称潘志勇“潘先生”，而不是其他人惯用的“勇哥”或者花名“胡须勇”。他说，潘先生“秉性是纯的”，“跟他的师父、大哥（王德）的作风一样，不会去欺负别人，他很守规矩。”
　　当然，这个规矩，是祖师爷的规矩，不是现代社会的规矩。王德对手下吸毒的小弟，吊着打;“辖区”里食品档的婆子丢了钱包，也不慌，找王德告状，准能捉到贼，并看他被大哥教训。
　　“在1970到1980那个时间段，在香港，社会不安定，人口很多，这么小的地方，人跟人之间就有很多摩擦，有钱的人在一堆，有点钱的人在一堆，没什么钱的人在一堆，完全没钱的又一堆，在街上睡的人又一堆，变成一个很畸形、不正常的社会。”伍霆峰说。他在那个年代，坐上飞机，出国留学了。而阿勇中学辍学，跟了大哥，加入了社团，在街上搏命。
　　伍霆峰翻出一张照片，指给我们看，“这位是X哥，他的大佬叫‘豆腐佬’，卖豆腐的啦。阿勇他们当年都在九江街上混的。”
　　那日我们乘车，只提到“潘先生”和“花牌”，长发、大只、肥胖的的士司机便说，“14号，我也会去参加勇哥的‘party’。”话毕，竟有点哽咽。
　　我们参加的另一场春茗在诗歌舞街，英文名Sycamore，本意无花果，跟附近街道皆以植物命名的风格匹配，但因嫌无花果不吉利，改作现名。
　　万发海鲜菜馆的楼梯狭窄，爬到二楼可见指示牌“红荃小巴”，往来红磡和荃湾的小巴司机的宴会就在这里了。到8点时，3桌分布在前中后角落里的麻将席已经人声嘈杂烟雾缭绕。酒席9点开始，那个时间小巴司机才交班。也没什么说法，菜端上来大家就动筷子。午夜12点会轮替另一班人马，再开一次宴。他们穿着帽衫、夹克，戴着粗条的金属链，喝着雪碧可乐和啤酒，直接起身越过桌面取远端的食物，桌子的转盘毫无用处。席间他们会谈论，14号“给勇哥上香”。
　　帮会组织在香港既敏感，又日常。敏感之处在于，由于法律严明、执法严格，自称是三合会组织成员即有入狱风险。而作为一个在本地可以上溯将近二百年历史的会党组织，它深入民间，渗透入市民生活的细胞，已经成为香港人生活中若隐若现但始终存在的一部分，就像在城市脉络里狂奔的小巴车。
　　陈慎芝招呼我们吃喝“别客气”，“这里都是粗人。”曾为“慈云山十三太保”之一的陈慎芝，绰号“茅趸华”（“茅趸”指泼皮无赖。“华”取自母名，故其又名陈华，人称“华哥”），自称早已退出江湖，他经历戒毒、信基督，现在已是“洗白了”的商人，帮人戒毒，调节社团间矛盾，曾获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一条小巴线，好几十个家庭……他们没读什么书，考个车牌当司机，每个月也有一两万的收入，因为有稳定的工作，所以不会闹事。你看他们个个都很开心。”陈慎芝讲着，不忘说，刚刚跟他们打牌，自己故意输钱。
　　席间，他向我们介绍一位瘦高的、面部皮肤粗粝的人，他嘴角边长着一颗大豆般的瘊子，叫“葵佬哥”。西九龙反黑组总督察吴警官指定，葵佬哥为胡须勇葬礼时与警察沟通之人。原因是，葵佬哥“最麻烦了”，“五十多岁了，还很调皮，……下手很狠的。”
　　吴警官也是厉害角色。日前和胜和坐馆上海仔参加手下人葬礼，从车上下来时被吴警官指着骂“你扮绅士啊！”已成为金句。
　　离席时，小弟展开黑西装外套，帮葵佬哥穿好。

几次会议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见葵佬哥。去年12月，胡须勇曾经带我们去了葵佬哥看场的歌坛。
　　歌坛像一家老式的茶馆，只有个小舞台，“粤雅轩”几个字由彩灯勾勒，闪烁在大红背景上。舞台上竖几把麦克风，挂一道纸牌“欢迎宾客客串，一首小曲壹佰元整”。旁边墙上贴着歌女的名字和价格，老板娘在账簿上记下当天的收益：蕾蕾，600;小兰，300。宾客们喝着从大瓶里分倒出来的啤酒，把预备点唱的钞票插在啤酒商赞助的塑料杯里。胡须勇说，这样的歌厅在庙街又重新流行回来了，增开了很多家，怀恋旧时光的人把这样的场子填满、焐热。
　　葵佬哥向店里的女主管介绍胡须勇。这个上了些岁数的女人脸上写满恭敬：“勇哥（的名字）我听了很久了，不过没见过。”
　　“开张都叫不了他来，今天来了，谢谢勇哥！”葵佬哥说。
　　他更喜欢在自己做股东的现代化夜总会里唱歌，而且多是英文歌。如果谁没有眼色刚好挡住了他看屏幕上的歌词，他会极不耐烦地挥手令其躲开。
　　这天在老式歌厅，在小弟们的欢呼声中，胡须勇唱了三首歌，《榕树下》、《往事只能回味》和一首不断重复I did love you的英文歌。坐在舞台附近的一位老人家，伴着歌声，打起了瞌睡。
　　胡须勇也怀恋旧时光。三四十岁正值当打之年，麻雀馆、夜总会都请他去看场，“红”得“差不多天天有新闻”。警察要破案，有时不得不对黑社会有所倚仗，贪污寻租也有，黑白两道中人可以在夜店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不像现在，必须泾渭分明，完全没有朋友做。那个时代，商人也要依靠黑社会，求财讨债保安宁。他还怀念那个时候“人淳朴一点，你肯干活，两餐不忧，没那么多压迫感”，而现在的社会“像个压力煲”。换作如今这个年代，他可能都不会加入黑社会了。“我经常叫人不要入黑社会，加入黑社会还惨过去做正行。”
　　众人起身敬酒，胡须勇拿掉杯盖，举起冒着热气的茶水。他患癌症十年，酒已经不能喝。头发也剃光，他出门戴鸭舌帽，每天换，不重样。
　　与病魔斗争的经年累月，已经被医生们称作“神迹”。同时期的病友都死了，他还会在觉得精神好的时候出门打麻将，每周三的赌马也从不落下。伍霆峰觉得，大概街上杀伐的经验，让胡须勇习惯了与痛相处。
　　“打打杀杀不辛苦，癌症挺辛苦。打打杀杀一次过，赢就赢，输就输，（之后还）可以再来过。癌症你很难胜过它，你受到攻击，就避它，不可以跟它拼搏。只有你伤，它不伤。这跟江湖不同。”胡须勇一直不服、不甘，坚持挺过了猴年春节，去世于正月十三。
　　在守灵日，葵佬哥等一众两百余人，黑西装、黑衬衫、黑领带、黑皮鞋，胸前戴着“知宾”黑白符。他们是胡须勇门下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小弟”，分成几队，摆布花牌、在灵堂黄毯两侧站位、与警察接触、接待宾客，还负责安保、舞狮、后勤等，每队一个头目，配对讲机、蓝牙耳机，换班制执行。为此，葬礼前曾专门“开了几次会”安排部署。
　　就拿摆花牌来说，上千个花牌，送礼之人的重要性和与逝者的亲密度不同，摆放的位置也不同。比如“胜利堂上海哥”送的花牌，刚刚还在走廊洗手间门口看到，过一会儿便不知所踪。“挚友尹国驹”送的，本来摆在灵堂正中显著位置，未几便不见，原因是“香港不给‘崩牙驹’入境”。
　　胡须勇的弟弟潘志泉骄傲于这么大规模仪式的“纪律性、整齐度”，“不会叉腰跷脚文武脚，而且很少在灵堂里高声讲话、谈笑。他们是很认真的。他们很尊重勇哥。他们是很自发的，不是生硬去做，不用监管，做什么都好。（分工明确，很整齐，）很感动，这是很开心的一样事情。”
　　潘志泉小胡须勇8岁，排行老十，人称“阿十”、“十叔”。胡须勇最后这段日子每次采访时，都会叫他陪伴左右。
　　阿十估计14号上香的人有两三千。陈建国在一旁补充，“我听有些警察说是有四千五百多，但是后来又有些是说三千多。”
　　52岁的陈建国是原香港西九龙警署反黑组探员，2005年因被指控自称黑社会成员而入狱。他外表高大有型，但说起话来总是充满犹豫。
　　胡须勇说陈建国甫一出狱时，境况糟糕，自己曾出手相助。
　　“其实没什么需要他直接帮我，可能其他社团、其他人知道我跟了勇哥后，已经是一个方便了，或者说是他给了我的财富来源之一。……（比方说）如果我在不跟勇哥的情况下，在钵兰街开一家酒吧，别人会来收保护费啊，叫你给场他看，而如果别人知道你跟了勇哥的，就不会有人来谈这个了，……我们在外面讲数（谈判）期间，因为大家认识的，你是勇哥的人，那就OK啦，就这么算了吧，会将事情很低调地处理，外面的很多老板给面子。”
　　“我自己觉得，警察有坏有好，警察里面也有坏分子，黑社会里也有很正经的人，你说要我怎么界定……当时我上班的时候，百分之百是个警察，但是我收了工，我可能是以一个警察身份出去结交朋友，可因为我在纪律部队，当然受到很多限制……但其实，黑社会真的全是坏人吗，警察是全是好人吗？……其实黑社会不一定会做犯法的事，比如我发现我被别人欺负，报警没有人来查，就只好找当地（黑帮），虽然警察跟黑社会是没有（灰色地带），是黑就黑，是白就白……” 　　陈建国说，这次葬礼，惊动警队诸多部门，跨地区跨部门，有O记，也有西九龙、新界等地的反黑组，“我想，人数都过百人了。”
　　“那（宾客数量）就是三四千多，警察很少报大数的。”阿十说，因为“报多了那就等于帮他（勇哥）壮大了声势，不可能这样。”
　　香港媒体称，本次葬礼的规模“近年罕见”。各社团坐馆或前坐馆、堂口大佬基本都到场祭拜。
　　准备会议上，众人最怕来宾在进场过程中与警察有冲突。在现场，葵佬哥就常从手下那里得知，“O记在查XX（来宾）的证件。”
　　为了控制冲突，“在他进来的时候，我们会让人去跟警察说，有分量的人你就给他进来吧，年轻的就查一下身份证咯。如果有什么起哄，我们就让负责这方面的兄弟去说，‘忍一下，尊重一下勇哥，不要跟警察发生摩擦’。”
　　但是按照江湖规矩，预防针不能提前打，“不能给别人开条件。”
　　在香烛烟气弥漫的场子里，空气正是靠着这上千人次的走位动作而带着流动。在人口密度最大时，人群逆向成排，挤挤挨挨地蛇形扭动。

八人扶灵

　　世界殡仪馆的布告栏是玻璃质地，映着灯光、人影和花形。棕黄色的油漆在上面打着表格，白漆书写姓名和时辰——潘志勇，十五日，十二时，出殡。
　　为胡须勇扶灵的有8位先生。据阿十说，选择标准是“交情”和“江湖地位”。
　　扶灵人之一的陈慎芝，此前一天带我们去了佐敦西贡街的适香园茶餐厅，对面的婚宴酒楼，在上世纪90年代末曾是全香港最热的迪斯科场子348，闻名东南亚。每天晚上9点人们在门口排队等待入场，轰轰隆隆到早上9点。迪斯科包下楼上大华酒店10间房，还是没法做到隔震。凌晨1点到4点，是酒过几巡后打架频发的时段。胡须勇是348的股东之一。
　　陈慎芝也去过这个夜场，描述里面“乌烟瘴气”，“喝醉酒就这样（好打架）的了。我们有句话说，喝醉酒大哥变鹩哥（八哥），鹩哥变大哥，明明自己邮差（邮递员）又说自己是杂差（便衣警察），喝高了乱说话！”
　　场子热闹，带火了一整条街的商铺。因为暴力事件频发，当局要求关闭348。商铺的经营者联名要求重开，但住户们不同意。陈慎芝当时作为顾问，帮忙想办法，让迪斯科聘用九十多个释囚，于是跟法庭申请，希望给这些人改过自新重回社会的机会。法庭批准试用3个月，还是争闹不断，最终勒令关停了铺面。
　　当年的胡须勇，在夜里唱完歌后，便来适香园喝咖啡。
　　陈慎芝念叨着“怀念勇哥”，在店门口撞到老板郭生。郭生说，知了，“在报纸上看到。”
　　“这家餐厅很多故事。”陈慎芝说。
　　适香园是很多聊天、讲数、拆弹（谈和）、毒品交易发生的场所。它是这条街上第一家餐馆，39年来保持着不变的十几张台的格局和绿橙色搭配的桌椅，咖啡从5毛涨到15块，热闹的时段从当初的半夜改成了如今的下午。
　　“郭生，这家餐厅开了多少年？”落了座的陈慎芝问。
　　头戴毛线帽子的郭生缓缓地转过头，“39年。”
　　“八十几岁了啊郭生？”
　　“83岁。”
　　胡须勇说茅趸华，“不是很好斗的人，就是（曾经）吸毒。但是他的人缘不错，对人很好。”胡须勇病中，陈慎芝曾打电话给他，“我说不出话来，他就讲笑逗我，他叫我潘先生，我叫他陈先生，他就讲啊讲啊，见我说不出话来，突然哭起来。他说，潘先生啊，我很舍不得你啊。”两个月前，茅趸华在电话里对胡须勇说，“你要坚持住啊，来看我首映。”陈慎芝的自传电影预计今年上映，主演是刘青云。胡须勇回他：“我感觉到自己没有力气再支持了。”
　　茅趸华说胡须勇“是恶人，但是讲理的恶人”，“是枭雄。”
　　“枭雄啊，（就是）会有些不正确的手段（去坐到这个位置），当然，如果你问我如今这个世界上能有多少个人去用正确的手段去做到一件事，我想很难回答……他打了几场大架打出名了。他很多朋友爱戴，（因为）如果朋友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站出来，不会逃避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胡须勇不相信黑道中人能够真正洗白，即便陈慎芝也一样，“很难形容的。你说他不是（黑道中人）吧，看起来又是。你说是吧，看起来又不是。他是中间人。他两方面（都在）。他没有脱离的。”
　　至于“脱离”，“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界定的。比如，你说我退出三合会了，但很少有人这样子……因为有人会笑你。”
　　陈慎芝在江湖上得到过“拆弹专家”的称号。
　　“如果他说他跟我们的兄弟没有关系，他很多地方不行的。拆什么弹啊，没有能力没有背景拆什么拆，人家不给你面子。所以你不可以脱离，脱离了没有关系，你就没有力量。”胡须勇说。
　　陈慎芝说勇哥也是拆弹专家，“我看到有一次吵架，他走过去（大声）说，吵什么！他们就不吵了。我就不是，我会（和事佬一样）说不要吵啦。他是权威性，我是友谊性。”
　　胡须勇知道陈慎芝手下已没有小弟，会不时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我曾经说，我没事的，如果我有什么事我就报警。他说，报警？有没有搞错，你大哥来的啊，给人笑！我说，大哥不可以报警吗？”
　　在2014年生日宴上，陈慎芝说，“我们每一个人出生都拿着一副烂牌，但今天我们能把牌打成好牌，是不简单的。”
　　扶灵的人中，还有陈秉寰、马文川（“马细”），二人连同胡须勇、司徒玉莲、“街市伟”都出自深水埗九江街，从小一起长大。深水埗在当时是有名的贫民窟。后来这几人都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当年活动的九江街，曾被称为“恶人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帮会成员不称呼自己为14号，而是说“来自九江街”。 　　司徒玉莲发帘有一绺白，气场足。她的事业在澳门，丈夫“街市伟”也是江湖猛人。
　　胡须勇形容司徒玉莲“是一个女强人”，“她想得很大，她做的事很大，小的事情不做，同时她看得很准的，脑筋很灵光。她有她的克制力。她到赌场跟武则天差不多，员工看到她就立正。普通的女人在赌场怎么可以做到这样，那是一个男性（称）大的地方，但是她可以。”
　　“都是得到勇哥他们江湖人（的支持），我跟江湖人是离不开关系的，他们大部分支持我的。你也知道在澳门这个无返之地，如果没有勇哥这些江湖朋友，不要说女的，男的也难待。”司徒玉莲描述胡须勇对她的帮助，“是无形的帮”，很简单，“江湖里他说一句，这个人不错，就帮了很大的忙。”而反过来，在澳门，若胡须勇的小弟惹事，司徒玉莲也就帮着纾困。
　　今年1月，在吴淞路的旦哥火锅店，司徒玉莲同电影人李修贤一起，陪胡须勇接受采访。火锅店是他们几个朋友合开的。这是胡须勇最后一次受访。
　　胡须勇打趣司徒玉莲管着赌场却赌技太差。司徒玉莲对胡须勇回忆当年追求他的女孩佯装嘲讽，然后帮他打开热柠茶，加糖，尝一下甜度，满意了，推到这个停不下回忆的男人面前。
　　胡须勇说，回忆的总是那些“钻石”一样的东西，过去和现在并无分别，“不过现在你想，可能你觉得这个江湖你（将要）离去了，有些感触。”他指着上次采访时他穿花衬衫的照片，说，“照片里就是那个小弟被人砍的地方。那个火锅店的后门。小弟有几个被枪打死，被刀砍死。几个了，斌仔（音译）无期徒刑，阿药（音译）失踪，球仔（音译）在台湾被枪打死，死了两天都不知，像电影一样，现在想想比电影还真实。”
　　身体还好时，他会在大风的日子里撑着伞到他们死去的地方凭吊。最后一次凭吊都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
　　“这7年不断有些新的病死了老死了，我就想，都不知能凭吊多少，还不如躺在床上思念。”
　　他讲起一篇写了一半的回忆文章，里面有庙街的妓女，很多小赌档。那里有很多大榕树。还有座大庙，香火很旺。“解签，求姻缘，专骗你们这些孝女。（庙中人）用麻雀挑签，麻雀都是经过训练的，其实每个签放了不同味道的米，让麻雀跳着去选，称‘这是麻雀挑的，不是我挑的’，说是‘天意’。”
　　现在，大榕树都砍掉，大庙变成花园。
　　“庙街以前吃的也便宜，衣服也便宜，什么都便宜。潮汕人做的贝壳类食物也都很好。都在那里。现在想起来都很过瘾。现在去庙街已经看不到以前香港的东西了。香港以前的天星码头，现在也没有了。”
　　“以前的小电影，色情电影，普通人看不到，要给钱，到接驳口，是个巴士。你想看A片，就在那里等。坐够一车人就拉到观塘。那个站是14K控制的。”
　　“第一次砍人，跳上车，脑袋一片空白，太紧张。”
　　“当时打过好多地方，控制好多地方，自己到现在都不记得了。别人说你曾经……我说我不记得了……”
　　他说，那篇文章还想写，“有一个帮会，在那个区域很厉害，不准其他帮会在那里开赌档。我曾经带我的小弟去那里扫掉了他们的档口。四十多年前，我二十多岁。”

三只孝狮

　　除了家人，司徒玉莲在灵前哭得最多。一哭，她就立刻掏出墨镜戴上。
　　“要舞狮了。”有小弟特意跑来通知我们出去看。3只黑白蓝素色的狮子缓步向前，眼睛半张，鼓点和锣声低且轻，舞狮人跪着挪入灵堂。
　　一开始我们并不理解，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后来听说，上个月，另一帮会有人过世，申请舞狮，未获警方批准。
　　“申请……是手续，（警方）可以说不批准你在街上舞狮，当然警方肯定要有理由，阻碍交通或者什么。但是以我所知，比如你舞白狮，你肯定要辈分很高或者很受尊重才能舞白狮，而且舞白狮时，舞一只白狮跟舞3只白狮是不一样的，因为要看你这个人能不能受得起3只白狮。”陈建国说。
　　洪拳宗师刘家良过世时，有3只孝狮和9只素狮送别。
　　“狮子不是代表是（在）社团（里）的地位。只不过是我们觉得，可能舞几头白狮子是对勇哥的尊重，我觉得以勇哥今时今日的地位，舞3头白狮是不会被人笑的。”
　　胡须勇的地位，是靠“狠”奠定的。
　　当年在九龙麻雀馆睇场，锁闭电动门，对大圈仔瓮中捉鳖，砍杀地血流成河，一战成名。江湖人皆认其“够胆”。
　　有一次，陈慎芝做中间人，调停胡须勇与另外一位帮派大佬的矛盾。
　　“3个坐在这里，勇哥一直解释，突然那人拍桌子，勇哥说，不要再拍了。……他再拍，勇哥就站了起来（想打架）。我看到勇哥是非常冷静的，当时外面有六七个，勇哥一个人。”
　　胡须勇的原则是有事就要立刻解决，要么分出你死我活，要么讲和，不再纠缠。
　　阿十见识过胡须勇的不妥协。一次，胡须勇被告知，他的一位做夜总会经理的小妹把一位大佬的门生怀了孕的老婆推倒在沙发上，那位大佬打上门来。小妹坚称没有推过人。大佬骂了她，说，不要再有下一次。胡须勇不肯：这次都没有，怎么会有下一次。有人打圆场，说给勇哥面子，算了，没下次就行。胡须勇不依不饶：不要说下次，就讲这次;就当这次推了，又怎样？说着说着，胡须勇突然起身，拉开架子。对方服软。江湖事，江湖了。
　　还有轰动一时的泰龙被砍杀案。
　　“泰龙用一个啤酒瓶插了一个文身忠的脖子的动脉，伤得很厉害。如果泰龙是我的大佬，肯定不会被人砍死，肯定会跟他们谈判，如果不谈的话，就继续追杀，不可以停下来。他不跟你和，一定要找你麻烦，你一定要打击他，逼他和。这个事情不能放在一边。” 　　胡须勇的威严对内也有表现。
　　“我知道曾经有个警察，在当值的时候打了我们的人。当然可以报警或者投诉警察，但是别人打了电话来（讲情）。勇哥会打给他下面的门生，说，不要投诉警察，这样不是很好。因为他觉得如果真的因为这些小问题而产生（大麻烦），比如令那位警察因为投诉而丢了工作，他也不想。他会把事情很低调地处理。”
　　胡须勇阻止小弟投诉，只说一句话：“看医生的钱我掏，但不准投诉。”陈建国回忆说，“我没听过有人问为什么。因为他说一句必须要听。你要问为什么，其实没有为什么的。”
　　“他心地很好的，他不会欺负人，但是你又不能惹他。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有朋友找他帮忙，他一定会帮。但是如果你不对，他就会说你不对。他是一个，我们说‘行旧制’、讲义气的（人）。现在的新制，不管是跆拳道，还是别的什么道，总之就是要有银（钱）道，要不什么都没得谈。”陈慎芝说。
　　老一辈的人看不上新世道了。但胡须勇这样旧制下的人，江湖上还是卖他面子。究其原因，可能还是他的小女儿Zoe的总结：“他很着重自己的成就感，佢系一个唔衰得的人（他是一个不能失败的人），但是他交朋友不会很看重利益方面，他是感情人，是放开利益去交朋友。”
　　江湖流传这样一个故事。A花了20万让B去整胡须勇，B一听说是勇哥，就不答应，因为与胡须勇是朋友。
　　“很多小弟都劝我，说14K这么多年都没正式的盟主，为什么你不做呢？我说如果我要做，我行强硬政策，必然会引起麻烦，但是我没有体力去处理，就处理得不完善，倒不如有能者居之。但很可惜，感觉现在没有谁是有能的。我觉得香港的社团，越来越不成气候……我跟O记说，你们不想我们14K大统合，14K真的很多人的，如果我们整合，你们就会留意，就给我们麻烦，何必这样呢？因为如果有个领导人，他们去追查，会跟着去（有迹可循）;如果（组织）很散，警方就难控制。”胡须勇也曾想，若退回到50岁，年富力强，没有病痛侵扰，争来做，也是好的。
　　在新制下，传统的盘踞于某块势力范围深耕多年的形式已然不存在。不如适应和享受这样的局面，不争坐馆，不那么出头，反而赢得更多尊重和话语权。小弟已经散开在各个角落，“就像发射站一样，像无线电波一样，那些电波到处去，”阿十说，“现在不是在那里（某个地方）扎根，而是在江湖上扎根。”
　　出殡时辰即到。11点42分，盖棺。液晶电视里的胡须勇比划着，听不到声音。3只孝狮匍匐着舞到灵柩前。胡须勇养的猫出现在屏幕上，瞪着眼睛，胡须勇把它抱了过去。两个画面交错重叠，孝狮变成了灰猫。

三只猫与三只龟

　　胡须勇的家里有两只猫。一只叫Jack，一只叫Lin。前者取自他以前的女朋友，后者取自熊黛林，胡须勇为她不平——跟郭富城谈恋爱的时候好像他的附属品。
　　原本还有一只猫。趁胡须勇不注意，从窗口跳了楼，砸坏了别人的车。管理处的人上楼通知胡须勇赔偿，要他下去看，他不肯，因正在兴致勃勃地赌马，便说，你问下车主要多少钱，我赔给他。紧接着问，那只猫呢？管理员说，猫还没死。胡须勇赶紧跑下楼，打电话给动物协会的人来急救，自己打一辆车跟在救护车后面赶去港岛的动物医院。路上，动物协会的人打电话告诉他，猫死了。胡须勇放弃追赶，让对方帮他把猫埋了，他付钱。接着让的士司机把车停到路边，两人一起赌起马来。
　　原本还有一只狗，胡须勇嫌它粘人，送给了女儿。
　　这个家是如此匹配两只高冷的猫。玄关处5双黑皮鞋一字排开，没有准备任何的客用拖鞋。鞋柜里是十几双几乎崭新的鞋，全黑。走廊尽头挂着一把剑，是一位香港高级警官去德国深造时，德国警察送他的礼物，港警把它转送给了胡须勇。
　　司徒玉莲帮他收拾屋子的时候，从一堆礼物里把剑挑了出来，挂置在墙上，“挂起来像不像十字架？我觉得那十字架保佑了他十几年，他还不相信。”
　　司徒玉莲是基督徒，2012年在以色列受洗。“我决志（信仰耶稣）差不多二十年，但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蛮高的，因为我还在社会里，后来我才明白在信仰里，上主不一定要我们干干净净的，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不干净的。”她相信胡须勇有一天会入主。
　　因为少年时在教会学校念书，胡须勇背圣经比司徒玉莲还溜，但坚称自己“无神论”。他手上戴一串佛珠，是干儿子的心意。伍霆峰在得知他患病后也于白眉派宗堂前为他点长寿香。小女儿觉得彻夜的祈祷曾在危难关头助父亲挺过，也成了基督徒。
　　即便不拜不信仰，循例，胡须勇家里也应该摆着穿黑鞋的关公像。问他，他很尴尬地指指墙角的一方空木框，说，以前摆在那里，“烂了，跌下来烂了。被猫弄破了……我又病，没时间安返去（补回来）……”
　　胡须勇想抱一下Jack，赶到卧室里的洗手间门口，弯腰，没抱到。J跳到桌上，穿过桌面，跳下，胡须勇俯身再抱，又落空。J跳上电视桌，钻到电视机后面，跑下来，上了床头柜，胡须勇刚一哈腰，J又窜到桌子下，躲进洗手间。胡须勇把它堵在马桶旁，一阵器皿碰撞的声音后，J终于被按住，抱起。但它迅速咬了他一口，逃走了。
　　有一瞬间，他的眼神凶起来，带着怒气。转而想法破解丢脸的尴尬。他至少说了四遍：它怕我抱走，以前都可以抱的。
　　卧室的书架上摆着门类杂乱的书：
　　《成人英语课程》、《标准英汉词典》、《牛津英汉词典》、《英文同音词手册》、《图解咏春拳——李小龙校正》、《轻渡癌关》、《热带鱼水草养殖法》、《刑罚的历》、《性病新知》、《图解台湾史》、《宋词名句欣赏》、《现代汽车的结构与维修》、（书页老旧的）《新歌集 new song book》、《看图例学window7》。
　　采访时，两只猫轮番来打扰，胡须勇会在严肃地讲述帮会仪式、血腥拼杀或者别的什么性命攸关的时刻，突然话锋转柔：“Lin，你想点啊（你想怎么样啊），走来搞搞震你不怕丑（害羞）吗？好啦，抱一下下。”然后用粗重的力道迅速为猫通身按摩几下。 　　他还养过两只金钱龟一只草龟。野生金钱龟是小弟送的，听说可以解毒治病，他给养大了便不舍得吃，病友听说他有，想高价买，他都不肯。草龟是花一二百块钱买的，爪子受了伤，兽医看过，要了万把块钱治病。胡须勇临终入院前，草龟失踪了几个月。后来他女儿收拾衣柜，发现龟不知怎么钻进去的，还爬上了层层柜台，叠在一摞衣服里。发现时，已经腐化成一层壳了。至今，这副壳还躺在胡须勇的衣柜里，没人敢动它。

一家人

　　胡须勇本可以不这么孤独。Zoe曾与他同住照顾，但后来他还是让女儿回去自己的家。他还是喜欢独自一人生活，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病痛干扰到别人。
　　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便与他们疏离，有时一年才见一次面。
　　不知道几岁时，大儿子潘少杰生日，胡须勇突然拎着一个蛋糕和一个龙虾沙律出现在孩子面前。少杰很开心，但又觉得“有点恐惧”，他的样子“好凶”。
　　他知道爸爸是做偏门的。不到10岁时，有一次潘少杰发烧，爸爸打车带他看医生，的士司机故意兜路，爸爸拿起石头打破了挡风玻璃，然后拉着他躲进了麻将馆。
　　“我觉得他是最难面对家人，有点逃避家庭。”潘少杰说。长大后他也曾跟父亲同住过一段时间，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每天的对话只是他叫一声“爸”，然后两人各自回屋。
　　“我以前很怪我爸，觉得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生活，到长大了才明白他是不想我们沾染他（圈子）的东西。”Zoe说。胡须勇坐过半年牢，那期间，Zoe给他写信，倾诉自己的想法。一直忙碌、逃避的胡须勇开始回信解答。
　　在婚恋年龄，Zoe交了男朋友Andy，在赌场工作。胡须勇知道后很反对，他见到Andy的第一句话是，“玩归玩，但是一定要回家睡觉。”
　　胡须勇希望子女们能够好好读书，不要像他那样。但他并不知道怎样将这个愿望实现。
　　最终，在他的恶疾面前，一家人开始和解和彼此接受。
　　在胡须勇最后的时光里，儿女们轮流陪在他身旁。
　　成家后明白了家庭的复杂，潘少杰觉得自己能够谅解父亲了。在病房里，他帮父亲擦拭，第一次摸到父亲的手，才感到，原来父亲是这样的啊，“终于感觉到跟爸爸很接近”。两人还能一起看电视，聊聊电视的内容，而又刚好，电视正在播放电视剧《爱·回家》想想，还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相较于子女，胡须勇跟弟弟阿十更亲近。我问阿十，为什么选择了跟哥哥一样的生活方式，他说，“其实不需要选择，十几岁就跟他一起工作，大家的生活方式都融入了，都没考虑做什么，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不用重新选择。”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潘志泉对潘志勇的称呼，由按照排名来的“八哥”，变成了“大佬”，很少再叫哥。
　　但阿十不想做胡须勇那样的大佬，“他一天背着八九张担保纸，整天去见警察，整天去跟人讲数，处理小弟发生的纠纷。我觉得很辛苦，但是他不一定会觉得辛苦，就像明天要上堂，今天先去打麻将。（我们的能力和承受力是）不同的。”
　　在最后的病房，黑道大佬胡须勇的周边终于有了些家的样子。他身上盖着五颜六色的花格子毛毯，米老鼠唐老鸭的脖枕，窗台上陈列着一只轻松熊，墙上贴的、门上挂的是史迪奇和Hello Kitty的祝符，还有卡通化了的一家几口簇拥着4个字：家肥屋润。
　　“如果我往生之后，我当然希望家人平安，不需要大富大贵，生活无虑会更好。帮会方面我当然希望能发展好一点，最重要是不要留臭名。我有个原则，有些事情犯法无可避免，但是要尽量对人公平，不要太伤天害理。”
　　即便没有了他，香港的帮会还会照常运转，“香港黑社会其实不是野心太大，他能赚钱就不会乱的，香港黑社会跟外国的相比已经是比较平和的了，香港受控制的程度比外国要加重一点的。”
　　胡须勇心里清楚，传统帮派已经流逝得残渣无几。
　　“现在很多帮派，连大哥都不懂这些东西，我们以前早上吃东西，筷子要摆成‘卜’字，中午也是，晚（上）要摆‘旦’……香港的大哥十个有九个不懂。我很少跟人讲的，这是第一次。以前如果递筷子给你，递三根是你怎么吃（饭），那你就呆了，如果你会说，就说，‘洪门结义留关张，义兄拿单我拿双’，有这些规矩的。……现在没人懂了，很多黑社会元老都不懂，现在聊起来像故事一样，很好笑。”胡须勇唏嘘，“社会越来越进步，黑社会在进步，现在为什么没有入会仪式，因为有很多人当了线人，一搞就容易被警察全都抓了，就慢慢转化从简。……现在都是给封利是就可以，现在的转变是因为社会进步了，现在吟诗作对没用了，最重要是实力，人们是现实了。”
　　这三四十年前就开始起的变化，如今只留下历史的背影。
　　“打架，一定是打钱的，以前黑社会是为了钱，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必要去打一场大架了……”陈建国说。
　　在葵涌火葬场，众人最后一次给胡须勇上香。陈慎芝两次拒绝了别人递给他的燃香，“因为信主。”
　　茅趸华退到人群后面。吴警官经过时跟他打了招呼。
　　“警察都对我很好的。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
　　吴警官开车离开后，茅趸华进入一号礼堂，拍照留念。
　　陈秉寰看上去跟在殡仪馆时的样子有些不同，神情缓和，凶态消失了。他拄着拐杖，抽了一支烟，像个寻常的市井老人。
　　葬礼马上结束。一直跟拍视频的工作人员设计了这样一幕，众人对着空中盘旋的航拍器挥手，大声道：“勇哥，走好！”
　　就这样，拍了三条。
　　工作人员一句OK，人群散去。
　　大佬的这部电影，落幕了。
　　（感谢凌江婵整理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