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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贸易顺差与资本顺差不断增加的情形下，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持久利用中国外汇储备并借机向中国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认为，中国集中购买美债而忽略欧元等其他资产的结果是咎由自取——话语极其风凉；有西方官员比喻，中国若抛售美国债券就如同“对着自己的脚板开枪”——竭尽嘲讽。
自中国央行行长发表“超主权国际货币”文章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此主题发表了一连串文章与评论，其核心内容是，中国一手把自己推向“美元陷阱”，现在不知如何脱身，唯有制造个议题抛给其他国家。克鲁格曼于4月中旬在纽约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最大风险为美元贬值，预计中国遭受的投资损失最终恐达20％～30％。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塞特塞尔(Brad Setser)的说法，中国已经积聚了至少1.5万亿美元的美元资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30％的变动(这是很可能的)意味着大约4500亿美元的损失，差不多是中国经济的十分之一。更加痛苦的是，中国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决心迫使其每月购买数十亿美元资产。中国就像一个沉迷赌博的人，不断增加无望的投注，令它的最终损失不断加大。国人质问的是，中国经济精英终日里“运筹帷幄”，为何眼睁睁地落入“美元陷阱”?
执迷于出口导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综观世界历史，很多悲剧则是因为主人翁终日里为成就所陶醉，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声音，最终势必为排山倒海的忧虑所吞没。
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巨大的成就背后也不难发现，在科技创新上我们没有更多成就；在思想观念创新上，也是乏善可陈。改革开放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一直沿袭东亚出口导向模式(被日本与“四小龙”证明为一种比较成功的模式)，一条道路走到黑。出口导向有两个主要的政策工具：一个是通过关税政策，保护国内市场，抑制进口；另一个是压低本国货币汇率，以此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
由于要急于挤进WTO，所以中国在关税不断降低的同时，只有越来越倚重人民币贬值，特别是1994年进行外汇体制改革，人民币大幅贬值后，中国出口导向政策绩效愈发明显，廉价的劳动力搭上廉价的资源与廉价的环境，使得“中国制造”行销世界，印有美国总统头像的纸张滚滚而来，中国外汇由稀缺很快转为过剩，由不得不实行配给的稀罕物一下子变成了烫手的土豆。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等东亚国家与地区，通过出口导向，扶植国内幼稚产业，不断提升本土制造品质，为产业结构升级、为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供铺垫。但是，中国的出口导向主要任务就是换汇，尤其是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创汇热情极度高涨，通过提高出口退税增加换汇、鼓励境外投资引汇，无以复加，因此形成持续巨额“双顺差”之国际奇观。
由于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民族企业的成长空间被不断挤压，由于利润微薄，企业没有过多资金用于研发与创新，因此被越来越牢固地钉死在劳动密集与低技术密集、最低端的国际分工之上，加工与代工盛行，实质变相成为将中国实际资源转换为美国债券的工具。而国际市场一旦出现风吹草动，首先遭遇冲击的就是这些无自主品牌、无核心技术、无创造高附加值能力的中资企业。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美国的压力与诱导
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必然使国际金融动荡趋于持久性与常态化。金融寡头“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金融寡头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符合金融寡头的利益，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金融动荡为美国垄断资本提供了转移他国财富、分食他国利润的契机；金融动荡迫使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防范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这会增加美元发行，增加美国铸币税收入(一美元发行成本不到一美分)；为增加美元储备，就必须增加对美国各类产品的出口，这不仅使美国能够持续利用国际廉价资源，而且利用国内市场的优势地位，施压相关国家屈从美国利益。
美国不断通过立法，增设部门机构与机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外汇储备富余国购买美国优质资产或先进技术设备。因此，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同时，近乎只能购买美元债券资产，如此，一方面持续为美国赤字消费持续融资，另一方面为美国金融机构、跨国垄断资本实施国际金融扩张提供充足资金。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企业欠债终究要清偿。但是，美国对越积越高的债务根本就没有清偿打算，只是不断地以发新债还旧债。当外债累积超过美国的负载能力时，就实施美元贬值。从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便陷入周期性贬值，每次贬值平均幅度约30％～40％。美元贬值的衡量标准不只是欧元、日元等其他信用货币，更主要是“真正的货币”——黄金(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从当初35美元/盎司到如今900～1000美元/盎司，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一直在不断缩水。花旗集团曾预测，金价将升至2000美元／盎司水平。美国当局操纵美元贬值，其实质就是通过降低美元实际购买力来实施赖账，转移金融风险，转嫁金融危机。因此，自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那天起，道德风险就伴随着美元。
中国在贸易顺差与资本顺差不断增加的情形下，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持久利用中国外汇储备并借机向中国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则为美国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最好的机制。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低估，给美国施压中国以最好的口实。通过战略对话，美国不断施压中国购买美元资产，中国由此一步一个脚印地进入了“美元陷阱”。
中国若用外汇储备继续大量购买、持有美国债券，其价值则会被美元逐渐贬值所“风干”；但积极减持，手上资产又会立即大量蒸发。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认为，中国集中购买美债而忽略欧元等其他资产的结果是昝由自取——话语极其风凉；有西方官员比喻，中国若抛售美国债券就如同“对着自己的脚板开枪”——竭尽嘲讽。
挥之不去的部门利益
资料显示，自2004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一直在高速增长，从2004年到2007年增长三倍，高达9220亿美元。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中国一如既往地不断大手笔购买美国债券。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在“同舟共济”下，中国仍然一往情深地不断增持。
在“比较优势”下，中国用实实在在的商品——凝结着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资源、廉价的环境等，换回成堆的绿色“纸张” (美元现钞又称“绿背”)与电子符号(现在美元发行的绝 大多数是电子符号)，然后用这些“概念美元”买美国国债，支持美国政府运转，支持美国借贷消费，支持美国金融机构用这些钱到中国赚更多的钱。美国的债务越滚越大，债台高筑，只能用发行更多的美元来偿还，美元贬值无可避免。刚才提到，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陷入周期性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其实是在不断缩水。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铁杆盟国日本与英国，都在抛弃或减持美元债券的情形下，中国仍在不知疲倦地增加持有，如今一举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美国爆发世纪金融大危机，美元持续贬值，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美元资产到底亏损多少，相关部门一直含糊其辞，成为一个谜。
2003年为完成一项国家重大课题，本人有幸“近距离”接触到咱们外汇管理部门高层领导。我借机问了一个自认为很简单但却一直被其困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断用外汇储备买美国债券而不买黄金?”那位领导回答得很干脆：“因为买黄金不赚钱。”我更不明白了：“为什么买黄金不赚钱?”但那位高傲的领导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大谈“石油美元”，全是教科书中的概念。2005年本人在进行《部门利益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课题调研时，与一位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又谈到这个话题。那领导说：买黄金是不赚钱，即使黄金升值了也不好在我们的财务账面上体现，因为黄金的价值在不断变动，即使能在账面上反映出来，但在结算时，储备黄金不好买卖，也就没有了收益；而买美国债券，因为有债息，到期都有收益，尽管按你们学者的看法实际可能是亏损的，但是我们的账面有收益，而且我们买得越多绝对收益就越大，部门绩效也就越大。我问：买黄金，黄金升值了，国家不是赚了吗?那领导笑答：国家可以说是赚了，但我们没赚头。
另据新华社2009年4月24日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专访，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黄金储备增加了454吨，目前已达到1054吨。这1054吨黄金，以当前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2％，远低于欧盟设定的15％的安全水平。应当注意的是，中国黄金储备的小幅增加(相对于迅速增加的庞大外汇储备)，是通过国内杂金提纯以及国内市场交易等方式实现的，并不是(起码主要不是)用外汇购买，而且不是在国际市场购买，这不仅未能有效分散外汇储备风险，而且抬高了国内黄金价格，不仅影响藏金于民，而且还是与民争利。
蔑视经济规律，挑战经济常识
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取代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央行高官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 “从人均尺度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高。如果以我国13亿人口来计算，目前中国人均外汇储备只有600多美元，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与新加坡相比也相差很远”。在此之前，国际经济学中似乎还没有一个学者、一个部门、一个国家以人均外汇储备来衡量国家外汇储备的适量标准，中国当是首创。当今国际上通常是将外汇储备支持外贸进口的时间作为衡量外汇储备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最低外汇储备额不能少于三个月进口需要量，并以此作为警戒线。
中国的一些官员蔑视经济规律与经济常识，在外汇储备上搞“多多益善”，如此到2006年1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到了1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到200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1.95万亿美元，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40％。其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高达70％。因此，落入“美元陷阱”恰如克鲁格曼所言，真是“咎由自取”。
外汇储备居高不下，一方面加大了外汇占款压力，造成金融调控难度，不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加剧贸易摩擦，授人以重商主义口实。此外，高额外汇储备降低了资金的利用效率，造成资金的浪费。高额外汇储备还提高了外汇储备成本，增大了储备风险。外汇的确“多多”，但何来“益善”?
世界大国为了本国利益，越来越重视货币政策的独立运用，中国相关金融高官却明确表示并不在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锁定人民币汇率，与美联储的政策亦步亦趋。而美联储恰恰是当今世界货币政策的最大操纵者。3月18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终于开启印钞机，从“直升机上撒钱”，进一步向市场“输血”1.15万亿美元。美元注定是要贬值的，中国外汇储备未来将面临更大缩水。美国对它的最大债权国的承诺——保证美元资产的安全，注定是要落空的，尽管美国可以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实现连本带息支付，但是美元贬值，所还的“本”已不是原来的“本”，所付的“息”已不是原来的“息”。
于是，世人看见“超主权国际货币”之说横空出世。SDR(特别提款权)本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创立，是其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美国以371.493亿SDR为最大份额成员，中国以63.692亿位于第8位。SDR利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货币的加权定值(权重分别为44％、34％、11％和11％)，用于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结算，成员国也可用它来暂时平衡国际收支。40年来，SDR一直未能做大，其根本原因是SDR的主要份额是由发达国家持有，而发达国家的货币通常就是硬通货，他们不需要SDR，因此不存在推动SDR被更多、更广泛使用的市场需求。中国提出以SDR或类似SDR性质的货币取代美元，实在有些不靠谱。道理很简单：如今，为稳定金融、刺激经济，西方国家“集体作弊”，都在开动印钞机印刷钞票，国际储备货币集体贬值，如若有一个“超主权”SDR，又有何用?因此，香港《东方日报》2009年3月26日发表社评认为，提议创建新储备货币，下错了方，找错了人，选错了时机。连自由派经济学家张五常都敢赌狠，在其博客发表文章《汤姆逊的金融灾难分析》，说“愿意出钱打赌，一博一，XXX的建议如果成功地推出，中国会是天下第一输家。”
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占GDP的比重2009年将为13.6％，2010年将为9.7％，远远超出3％的年度警戒线，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家(约世界GDP的10％)，以美元作为单一的货币系统，实已出现威胁。有国际经济学家通过考察世界经济史来安慰中国：20世纪20年代，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为法国拥有，但最终以落入“英镑陷阱”的灾难性结局收场。然而，当时管理外汇储备的法兰西银行是一家私营机构，并非涵盖法国的全部外汇资产。与法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对全国近乎所有外汇的集中管理，是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集中体现。如今，中国落入“美元陷阱”，而且越陷越深，相关部门与人士应该给大众一个交代。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认为，中国集中购买美债而忽略欧元等其他资产的结果是咎由自取——话语极其风凉；有西方官员比喻，中国若抛售美国债券就如同“对着自己的脚板开枪”——竭尽嘲讽。
自中国央行行长发表“超主权国际货币”文章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此主题发表了一连串文章与评论，其核心内容是，中国一手把自己推向“美元陷阱”，现在不知如何脱身，唯有制造个议题抛给其他国家。克鲁格曼于4月中旬在纽约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最大风险为美元贬值，预计中国遭受的投资损失最终恐达20％～30％。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塞特塞尔(Brad Setser)的说法，中国已经积聚了至少1.5万亿美元的美元资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30％的变动(这是很可能的)意味着大约4500亿美元的损失，差不多是中国经济的十分之一。更加痛苦的是，中国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决心迫使其每月购买数十亿美元资产。中国就像一个沉迷赌博的人，不断增加无望的投注，令它的最终损失不断加大。国人质问的是，中国经济精英终日里“运筹帷幄”，为何眼睁睁地落入“美元陷阱”?
执迷于出口导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综观世界历史，很多悲剧则是因为主人翁终日里为成就所陶醉，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声音，最终势必为排山倒海的忧虑所吞没。
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巨大的成就背后也不难发现，在科技创新上我们没有更多成就；在思想观念创新上，也是乏善可陈。改革开放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一直沿袭东亚出口导向模式(被日本与“四小龙”证明为一种比较成功的模式)，一条道路走到黑。出口导向有两个主要的政策工具：一个是通过关税政策，保护国内市场，抑制进口；另一个是压低本国货币汇率，以此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
由于要急于挤进WTO，所以中国在关税不断降低的同时，只有越来越倚重人民币贬值，特别是1994年进行外汇体制改革，人民币大幅贬值后，中国出口导向政策绩效愈发明显，廉价的劳动力搭上廉价的资源与廉价的环境，使得“中国制造”行销世界，印有美国总统头像的纸张滚滚而来，中国外汇由稀缺很快转为过剩，由不得不实行配给的稀罕物一下子变成了烫手的土豆。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等东亚国家与地区，通过出口导向，扶植国内幼稚产业，不断提升本土制造品质，为产业结构升级、为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供铺垫。但是，中国的出口导向主要任务就是换汇，尤其是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创汇热情极度高涨，通过提高出口退税增加换汇、鼓励境外投资引汇，无以复加，因此形成持续巨额“双顺差”之国际奇观。
由于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民族企业的成长空间被不断挤压，由于利润微薄，企业没有过多资金用于研发与创新，因此被越来越牢固地钉死在劳动密集与低技术密集、最低端的国际分工之上，加工与代工盛行，实质变相成为将中国实际资源转换为美国债券的工具。而国际市场一旦出现风吹草动，首先遭遇冲击的就是这些无自主品牌、无核心技术、无创造高附加值能力的中资企业。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美国的压力与诱导
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必然使国际金融动荡趋于持久性与常态化。金融寡头“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金融寡头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符合金融寡头的利益，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金融动荡为美国垄断资本提供了转移他国财富、分食他国利润的契机；金融动荡迫使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防范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这会增加美元发行，增加美国铸币税收入(一美元发行成本不到一美分)；为增加美元储备，就必须增加对美国各类产品的出口，这不仅使美国能够持续利用国际廉价资源，而且利用国内市场的优势地位，施压相关国家屈从美国利益。
美国不断通过立法，增设部门机构与机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外汇储备富余国购买美国优质资产或先进技术设备。因此，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同时，近乎只能购买美元债券资产，如此，一方面持续为美国赤字消费持续融资，另一方面为美国金融机构、跨国垄断资本实施国际金融扩张提供充足资金。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企业欠债终究要清偿。但是，美国对越积越高的债务根本就没有清偿打算，只是不断地以发新债还旧债。当外债累积超过美国的负载能力时，就实施美元贬值。从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便陷入周期性贬值，每次贬值平均幅度约30％～40％。美元贬值的衡量标准不只是欧元、日元等其他信用货币，更主要是“真正的货币”——黄金(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从当初35美元/盎司到如今900～1000美元/盎司，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一直在不断缩水。花旗集团曾预测，金价将升至2000美元／盎司水平。美国当局操纵美元贬值，其实质就是通过降低美元实际购买力来实施赖账，转移金融风险，转嫁金融危机。因此，自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那天起，道德风险就伴随着美元。
中国在贸易顺差与资本顺差不断增加的情形下，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持久利用中国外汇储备并借机向中国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则为美国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最好的机制。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低估，给美国施压中国以最好的口实。通过战略对话，美国不断施压中国购买美元资产，中国由此一步一个脚印地进入了“美元陷阱”。
中国若用外汇储备继续大量购买、持有美国债券，其价值则会被美元逐渐贬值所“风干”；但积极减持，手上资产又会立即大量蒸发。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认为，中国集中购买美债而忽略欧元等其他资产的结果是昝由自取——话语极其风凉；有西方官员比喻，中国若抛售美国债券就如同“对着自己的脚板开枪”——竭尽嘲讽。
挥之不去的部门利益
资料显示，自2004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一直在高速增长，从2004年到2007年增长三倍，高达9220亿美元。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中国一如既往地不断大手笔购买美国债券。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在“同舟共济”下，中国仍然一往情深地不断增持。
在“比较优势”下，中国用实实在在的商品——凝结着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资源、廉价的环境等，换回成堆的绿色“纸张” (美元现钞又称“绿背”)与电子符号(现在美元发行的绝 大多数是电子符号)，然后用这些“概念美元”买美国国债，支持美国政府运转，支持美国借贷消费，支持美国金融机构用这些钱到中国赚更多的钱。美国的债务越滚越大，债台高筑，只能用发行更多的美元来偿还，美元贬值无可避免。刚才提到，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陷入周期性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其实是在不断缩水。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铁杆盟国日本与英国，都在抛弃或减持美元债券的情形下，中国仍在不知疲倦地增加持有，如今一举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美国爆发世纪金融大危机，美元持续贬值，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美元资产到底亏损多少，相关部门一直含糊其辞，成为一个谜。
2003年为完成一项国家重大课题，本人有幸“近距离”接触到咱们外汇管理部门高层领导。我借机问了一个自认为很简单但却一直被其困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断用外汇储备买美国债券而不买黄金?”那位领导回答得很干脆：“因为买黄金不赚钱。”我更不明白了：“为什么买黄金不赚钱?”但那位高傲的领导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大谈“石油美元”，全是教科书中的概念。2005年本人在进行《部门利益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课题调研时，与一位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又谈到这个话题。那领导说：买黄金是不赚钱，即使黄金升值了也不好在我们的财务账面上体现，因为黄金的价值在不断变动，即使能在账面上反映出来，但在结算时，储备黄金不好买卖，也就没有了收益；而买美国债券，因为有债息，到期都有收益，尽管按你们学者的看法实际可能是亏损的，但是我们的账面有收益，而且我们买得越多绝对收益就越大，部门绩效也就越大。我问：买黄金，黄金升值了，国家不是赚了吗?那领导笑答：国家可以说是赚了，但我们没赚头。
另据新华社2009年4月24日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专访，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黄金储备增加了454吨，目前已达到1054吨。这1054吨黄金，以当前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2％，远低于欧盟设定的15％的安全水平。应当注意的是，中国黄金储备的小幅增加(相对于迅速增加的庞大外汇储备)，是通过国内杂金提纯以及国内市场交易等方式实现的，并不是(起码主要不是)用外汇购买，而且不是在国际市场购买，这不仅未能有效分散外汇储备风险，而且抬高了国内黄金价格，不仅影响藏金于民，而且还是与民争利。
蔑视经济规律，挑战经济常识
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取代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央行高官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 “从人均尺度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高。如果以我国13亿人口来计算，目前中国人均外汇储备只有600多美元，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与新加坡相比也相差很远”。在此之前，国际经济学中似乎还没有一个学者、一个部门、一个国家以人均外汇储备来衡量国家外汇储备的适量标准，中国当是首创。当今国际上通常是将外汇储备支持外贸进口的时间作为衡量外汇储备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最低外汇储备额不能少于三个月进口需要量，并以此作为警戒线。
中国的一些官员蔑视经济规律与经济常识，在外汇储备上搞“多多益善”，如此到2006年1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到了1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到200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1.95万亿美元，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40％。其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高达70％。因此，落入“美元陷阱”恰如克鲁格曼所言，真是“咎由自取”。
外汇储备居高不下，一方面加大了外汇占款压力，造成金融调控难度，不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加剧贸易摩擦，授人以重商主义口实。此外，高额外汇储备降低了资金的利用效率，造成资金的浪费。高额外汇储备还提高了外汇储备成本，增大了储备风险。外汇的确“多多”，但何来“益善”?
世界大国为了本国利益，越来越重视货币政策的独立运用，中国相关金融高官却明确表示并不在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锁定人民币汇率，与美联储的政策亦步亦趋。而美联储恰恰是当今世界货币政策的最大操纵者。3月18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终于开启印钞机，从“直升机上撒钱”，进一步向市场“输血”1.15万亿美元。美元注定是要贬值的，中国外汇储备未来将面临更大缩水。美国对它的最大债权国的承诺——保证美元资产的安全，注定是要落空的，尽管美国可以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实现连本带息支付，但是美元贬值，所还的“本”已不是原来的“本”，所付的“息”已不是原来的“息”。
于是，世人看见“超主权国际货币”之说横空出世。SDR(特别提款权)本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创立，是其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美国以371.493亿SDR为最大份额成员，中国以63.692亿位于第8位。SDR利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货币的加权定值(权重分别为44％、34％、11％和11％)，用于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结算，成员国也可用它来暂时平衡国际收支。40年来，SDR一直未能做大，其根本原因是SDR的主要份额是由发达国家持有，而发达国家的货币通常就是硬通货，他们不需要SDR，因此不存在推动SDR被更多、更广泛使用的市场需求。中国提出以SDR或类似SDR性质的货币取代美元，实在有些不靠谱。道理很简单：如今，为稳定金融、刺激经济，西方国家“集体作弊”，都在开动印钞机印刷钞票，国际储备货币集体贬值，如若有一个“超主权”SDR，又有何用?因此，香港《东方日报》2009年3月26日发表社评认为，提议创建新储备货币，下错了方，找错了人，选错了时机。连自由派经济学家张五常都敢赌狠，在其博客发表文章《汤姆逊的金融灾难分析》，说“愿意出钱打赌，一博一，XXX的建议如果成功地推出，中国会是天下第一输家。”
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占GDP的比重2009年将为13.6％，2010年将为9.7％，远远超出3％的年度警戒线，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家(约世界GDP的10％)，以美元作为单一的货币系统，实已出现威胁。有国际经济学家通过考察世界经济史来安慰中国：20世纪20年代，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为法国拥有，但最终以落入“英镑陷阱”的灾难性结局收场。然而，当时管理外汇储备的法兰西银行是一家私营机构，并非涵盖法国的全部外汇资产。与法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对全国近乎所有外汇的集中管理，是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集中体现。如今，中国落入“美元陷阱”，而且越陷越深，相关部门与人士应该给大众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