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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90岁的老人，因中风昏迷，已经卧床多年，平时都是由看护工照料生活起居。这一次，老人出现持续的腹胀与高烧，家人觉得病情不对劲，赶紧带他来就医。
他到院时，已经呈现休克状态，急诊检查发现是消化性溃疡穿孔，必须立刻接受手术治疗。
“你父亲得的是消化性溃疡穿孔造成的腹膜炎，现在有败血性休克的症状，我建议马上进行手术。不过，我也必须请你们了解，如此高龄并且有多重并发症的病人，动手术的风险与死亡率很高，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手術的成功率不高的话，我们就不打算治疗了。我父亲的病已经拖了很多年，再这样下去，只是增加痛苦而已。”他的儿子跟媳妇听完我对手术的利弊分析，决定不再积极治疗，打算放弃。
虽然我理解家属的考虑，身为外科医生，自己对见死不救而放任疾病侵蚀生命的做法依然不能接受，甚至对他们武断决定病人生死的做法，不以为然。可惜，医生只是一个外人，对他们的决定，我只能尊重。
“手术不一定能活，不手术一定会死。”每次遇到这类病人，这是我固定的说辞。
过了一会儿，其他几位家人陆续出现，经过家庭会议讨论，他们改变决定，既然手术的目的是为了救命，当然就得要接受手术拼一拼。
手术顺利结束，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糟。术后，病人的胃肠道功能慢慢恢复，腹内感染得到控制，原本我们担心会引发的并发症没有发生。唯独因为高龄与心肺功能不佳，病人无法脱离对气管内插管与呼吸器的依赖。
我试着与家属们讨论后续的照顾计划，可能要安排呼吸照护中心，做中长期的照护，毕竟一直插管躺在重症监护病房，不是办法。
“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商量过了，决定拔掉呼吸管，病情如果又有变化，就接我父亲出院，让他在家里寿终正寝。”家属的决定，令我相当诧异。
“现在拔管？他目前没有脱离呼吸器的能力，拔掉之后，如果一口气喘不过来，马上就会没命。”我完全不赞成这样的做法。
“没关系，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那么大的手术都做完了，而且病人也在逐渐恢复中，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放弃？”我还是不理解他们的想法，如果当初因为病况危急，所以放弃治疗，还说得过去，现在病情已经稳住，为何还要放弃？
况且，这已经不是“被动”地拒绝治疗，而是“主动”要求移除病人的体外维生装置。对家属拒绝治疗的举动，我即使无可奈何也必须尊重；要我协助移除病人的体外维生装置，除了相关法规尚未完备之外，这也与我的行医原则和价值观相违背，因此，我无法配合这种“主动终结病人生命”的行为。
“我们做子女的觉得，与其让他一直躺在病床上，受这种折磨，不如趁这个机会，让我父亲解脱。”这句话让我更不理解。手术前，他就是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难不成他们以为手术后，老先生就能健健康康地站起来？
沟通了几次，都没有达成共识，家属依然固执己见。我甚至请他们签署一份文件，内容注明医生并不建议在未达到拔管条件时，仓促拔除气管内插管；拔管纯粹是家属的个人意愿，一切后果自负云云。
负责执行动作的长子，用颤抖的双手移除呼吸管。这时候，我看了病榻上的老先生一眼，回顾他就医的这段时间与种种波折，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为谁活着，甚至连谁可以决定他的生死，我都相当困惑。
骤然拔管之后，医护人员严阵以待，就怕接下来的变化会让我们措手不及。所幸的是，通过氧气面罩与药物辅助，他没有发生太严重的问题。观察了几天，待呼吸状况一切稳定之后，我将他转到普通病房。
由于病人病情渐趋稳定，我告知家属可以准备接他出院，却在此时遇到阻力。他们找了各种不肯出院的理由，其中让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我父亲现在一直都躺着，我们想等他好一点再出院”。
我只好很清楚也很严肃地告诉他们：“手术前，他已经是个长期卧床的慢性病病人，他现在能恢复到手术前的状况，已经相当不错。”“你现在看到的状态，就是他最好的状态，也是他原本的状态。”结果家属们采取避不见面的方式，将老先生一个人丢在医院里，只留下原本请来照顾他的看护工。每天查房，我只能与她相对无言，她知道医护人员的无奈，但也无能为力。
在这期间，我们通过社工、宣传科人员，甚至是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人员，从中协调，始终得不到正面响应，看来，家属是铁了心不打算接自己的父亲回家。
无计可施，病人只好住了下来。又过了一个多月，他因为肺炎并发的败血症，离开人世。在临终的这段日子里，我无法确定他的家人们是否关心过病人究竟是死还是活。
办理遗体领回手续时，我总算遇到他的儿女们，他们淡淡地跟我说：“我父亲痛苦这么多年，现在总算解脱了。”“自从他多年前中风昏迷后，我们的生活里早已没有父亲。家里躺着的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
我相信，长期照顾这样的家人，家属难免会心力交瘁，或许病人生个无法挽救的重病“刚好”可以让他们解脱。我不是病人的主要照顾者，因此无权置喙个中辛苦，或是用敲边鼓的方式将“不孝”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
但我不能接受因为逃避责任或义务，而把医院当作收容所，也无法接受所谓替患者“着想”，而要医生来执行死刑。
或许我还不够有同理心，从事医疗工作这些年，却让我更洞悉人性：到底由谁来决定病人的生死？
（摘自《拼命》中信出版社）
他到院时，已经呈现休克状态，急诊检查发现是消化性溃疡穿孔，必须立刻接受手术治疗。
“你父亲得的是消化性溃疡穿孔造成的腹膜炎，现在有败血性休克的症状，我建议马上进行手术。不过，我也必须请你们了解，如此高龄并且有多重并发症的病人，动手术的风险与死亡率很高，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手術的成功率不高的话，我们就不打算治疗了。我父亲的病已经拖了很多年，再这样下去，只是增加痛苦而已。”他的儿子跟媳妇听完我对手术的利弊分析，决定不再积极治疗，打算放弃。
虽然我理解家属的考虑，身为外科医生，自己对见死不救而放任疾病侵蚀生命的做法依然不能接受，甚至对他们武断决定病人生死的做法，不以为然。可惜，医生只是一个外人，对他们的决定，我只能尊重。
“手术不一定能活，不手术一定会死。”每次遇到这类病人，这是我固定的说辞。
过了一会儿，其他几位家人陆续出现，经过家庭会议讨论，他们改变决定，既然手术的目的是为了救命，当然就得要接受手术拼一拼。
手术顺利结束，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糟。术后，病人的胃肠道功能慢慢恢复，腹内感染得到控制，原本我们担心会引发的并发症没有发生。唯独因为高龄与心肺功能不佳，病人无法脱离对气管内插管与呼吸器的依赖。
我试着与家属们讨论后续的照顾计划，可能要安排呼吸照护中心，做中长期的照护，毕竟一直插管躺在重症监护病房，不是办法。
“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商量过了，决定拔掉呼吸管，病情如果又有变化，就接我父亲出院，让他在家里寿终正寝。”家属的决定，令我相当诧异。
“现在拔管？他目前没有脱离呼吸器的能力，拔掉之后，如果一口气喘不过来，马上就会没命。”我完全不赞成这样的做法。
“没关系，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那么大的手术都做完了，而且病人也在逐渐恢复中，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放弃？”我还是不理解他们的想法，如果当初因为病况危急，所以放弃治疗，还说得过去，现在病情已经稳住，为何还要放弃？
况且，这已经不是“被动”地拒绝治疗，而是“主动”要求移除病人的体外维生装置。对家属拒绝治疗的举动，我即使无可奈何也必须尊重；要我协助移除病人的体外维生装置，除了相关法规尚未完备之外，这也与我的行医原则和价值观相违背，因此，我无法配合这种“主动终结病人生命”的行为。
“我们做子女的觉得，与其让他一直躺在病床上，受这种折磨，不如趁这个机会，让我父亲解脱。”这句话让我更不理解。手术前，他就是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难不成他们以为手术后，老先生就能健健康康地站起来？
沟通了几次，都没有达成共识，家属依然固执己见。我甚至请他们签署一份文件，内容注明医生并不建议在未达到拔管条件时，仓促拔除气管内插管；拔管纯粹是家属的个人意愿，一切后果自负云云。
负责执行动作的长子，用颤抖的双手移除呼吸管。这时候，我看了病榻上的老先生一眼，回顾他就医的这段时间与种种波折，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为谁活着，甚至连谁可以决定他的生死，我都相当困惑。
骤然拔管之后，医护人员严阵以待，就怕接下来的变化会让我们措手不及。所幸的是，通过氧气面罩与药物辅助，他没有发生太严重的问题。观察了几天，待呼吸状况一切稳定之后，我将他转到普通病房。
由于病人病情渐趋稳定，我告知家属可以准备接他出院，却在此时遇到阻力。他们找了各种不肯出院的理由，其中让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我父亲现在一直都躺着，我们想等他好一点再出院”。
我只好很清楚也很严肃地告诉他们：“手术前，他已经是个长期卧床的慢性病病人，他现在能恢复到手术前的状况，已经相当不错。”“你现在看到的状态，就是他最好的状态，也是他原本的状态。”结果家属们采取避不见面的方式，将老先生一个人丢在医院里，只留下原本请来照顾他的看护工。每天查房，我只能与她相对无言，她知道医护人员的无奈，但也无能为力。
在这期间，我们通过社工、宣传科人员，甚至是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人员，从中协调，始终得不到正面响应，看来，家属是铁了心不打算接自己的父亲回家。
无计可施，病人只好住了下来。又过了一个多月，他因为肺炎并发的败血症，离开人世。在临终的这段日子里，我无法确定他的家人们是否关心过病人究竟是死还是活。
办理遗体领回手续时，我总算遇到他的儿女们，他们淡淡地跟我说：“我父亲痛苦这么多年，现在总算解脱了。”“自从他多年前中风昏迷后，我们的生活里早已没有父亲。家里躺着的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
我相信，长期照顾这样的家人，家属难免会心力交瘁，或许病人生个无法挽救的重病“刚好”可以让他们解脱。我不是病人的主要照顾者，因此无权置喙个中辛苦，或是用敲边鼓的方式将“不孝”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
但我不能接受因为逃避责任或义务，而把医院当作收容所，也无法接受所谓替患者“着想”，而要医生来执行死刑。
或许我还不够有同理心，从事医疗工作这些年，却让我更洞悉人性：到底由谁来决定病人的生死？
（摘自《拼命》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