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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柏林墙倒塌25周年，东德艺术家们关于史塔西治下的生活记忆也开始逐渐朦胧。
伴随柏林墙倒塌的，还有东德的艺术。此问的25年里，东德的艺术家们似乎再也没能创作出《分裂的天空》，而在此之前，东德的文学成就却是公认的，西德评论界甚至认为自60年代末期，最优秀的德文作品出自东德作家。史塔西治下的民主德国，究竟是如何催生出高品质艺术的？我们不妨以《窃听风暴》的电影叙事的侧面展开分析。
一、史塔西与众生相
《窃听风暴》正是从一位经验丰富的史塔西的角度展叙事。影片讲述了民主德国中后期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卫斯勒上尉奉命监视颇具声望的剧作家吉欧德瑞曼和女演员克丽丝塔。从卫斯勒上尉潜入吉欧德瑞曼家里并安装监听设备，到克丽丝塔愧疚中遇车祸而亡，影片全方位展示了民主德国情报部门监听的无孔不入和对民众的迫害。
作为国家安全情报人员，老道谨慎的卫斯勒上尉是一名合格的史塔西。史塔西（stasi）全称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功能上近似于苏联的克格勃。作为警察秘密机关，在“党的剑与盾”的名义下，史塔西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地对上至中央委员下至普通百姓的民主德国公民，施行跟踪、窃听、搜查、逮捕等措施，几乎成了可以为所欲为的强力机关。
198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塔西的工作总人数达到9.1万。这意味着每160人中就有一位史塔西。集权主义下的高压政治，最恐怖的在于来自警察秘密组织的特殊监视，个体被群体的监视，甚至是个体与个体的互相监视。这种全景式的监视使得个人生活的全面公开化，影片中的吉欧德瑞曼从集会讨论到吃饭睡觉，甚至连性生活都受到监听。正如乔治·奥威尔《1984》描述一般，像“被扒光了站在人面前”，让人闻之生畏，内心惊惧。而统治阶层却能利用职权轻易游走于法律与道德之问，对于汉普部长，让演员告别舞台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威胁，违禁药品也可以轻易得到。难怪结尾处吉欧德瑞曼质问监视过他的汉普部长：“你这种人竟操弄过一个国家”。
影片中许多艺术家选择通过自杀的方式自我了结，这种现象是艺术家们长期被动的高度精神紧张与思想压迫的结局，在权力意志和长官意志的强压下，艺术家们往往是无所适从，最终在精神的折磨中选择自戕。
二、政治高压与艺术存活
通常人们认为政治高压下，艺术的存活状况令人堪忧：僵化的思想统一，鲜明的思想倾向，严苛的审查机制，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会严重限制艺术家思想的自由延伸，从而影响作品的质量。苏联长期走文化专制主义路线，在不断的清洗、批判与斗争中，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
但是，政治高压下诞生高品质艺术似乎不是偶然现象，二战后，东西阵营对立而治，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些国家的艺术却一直方兴未艾：白俄罗斯的梅列日以敏锐的观察为众人称赞；《失去的家园》的作者约·阿维茹斯来自立陶宛；乌克兰作家冈察尔的作品被誉为苏联文学“向更高的高峰迈进的里程碑和最近的定向坐标”；苏联时期不同民族的优秀艺术家不胜枚举。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即使是《时代周刊》这种对立阵营的杂志，也给出了“首屈一指”的可贵评价。
的确，在政治高压下，来自政治需求和上层意志，对于文化艺术层面的限制绝不亚于对于人本身的限制。艺术家思想的自由延伸和艺术作品的张力首当其冲。
在《窃听风暴》的电影世界里，民主德国的作家大抵分为三类：附庸政治、歌功颂德是一类，拒绝合作、悲愤自杀是一类，痛苦思索、踩在“红线”上又是一类。吉欧德瑞曼应该是第三类作家，而他的作品，无论是歌剧《爱的面貌》还是畅销小说《献给好人的奏鸣曲》，都是对人性的发掘，也都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
问题接踵而来。既然艺术家们精神心理上受到巨大压迫，既然艺术家们的思想和理念都被强烈阻碍，那么这些高品艺术从何而来？对人性的思索与追求又怎会出现？
权力越是集中，言论越是受到限制，人们表达自己不满与观点的欲望也就愈强烈，对人性的渴望和思考也就愈发深入。在德瑞曼与豪瑟等人的语言中，控诉与渴望的心绪得以自然表露，而且愈发委婉，愈发需要琢磨之后才敢说敢写，所以呈现在纸上的已经是绞尽脑汁的字句，且文章的意象也异常婉转丰富。
需要承认，处在社会高压下的艺术家们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抑郁症和人格分裂，或者说是二重性格。极端美好的社会空想与极端严肃的社会现实，极端自由的内心世界与极端沉默的表面现象使得艺术家们时刻生活在主体、客体的双重矛盾中。影片中的吉欧德瑞曼也是在“高举斯大林大旗”的旗帜上在文学作品中加上自己的情感、向往和意念。现实与内心的巨大矛盾也使得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更容易把握复杂、矛盾的思绪。
艺术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善于缄默的表达，而且使人“得意忘言”。高品艺术的特质在于它建立起人们思想延展的基础，不设框范，却能在一定的高度上达到价值的认同。今人在解读这些特殊时期的艺术时，从艺术家的基点出发，最终也能达到思想上的契合。影片中，卫斯勒与吉欧德瑞曼经历了同样的故事，对《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的解读不尽相同，但在最终也能达到精神意义上的契合。
政治高压催生高品艺术，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解读为：社会某种文化和价值越是被剥夺，人们对其感触愈发切肤与直接，渴望也越发强烈，对人性的渴望的描摹也就更加具有层次感，深入到位。这些描摹是当时的艺术家们对多元矛盾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个体与整体的思考结果，建立在层次复杂、言语婉转的语言上，意象丰富，思考深入，因而不难理解其品质之高。
伴随柏林墙倒塌的，还有东德的艺术。此问的25年里，东德的艺术家们似乎再也没能创作出《分裂的天空》，而在此之前，东德的文学成就却是公认的，西德评论界甚至认为自60年代末期，最优秀的德文作品出自东德作家。史塔西治下的民主德国，究竟是如何催生出高品质艺术的？我们不妨以《窃听风暴》的电影叙事的侧面展开分析。
一、史塔西与众生相
《窃听风暴》正是从一位经验丰富的史塔西的角度展叙事。影片讲述了民主德国中后期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卫斯勒上尉奉命监视颇具声望的剧作家吉欧德瑞曼和女演员克丽丝塔。从卫斯勒上尉潜入吉欧德瑞曼家里并安装监听设备，到克丽丝塔愧疚中遇车祸而亡，影片全方位展示了民主德国情报部门监听的无孔不入和对民众的迫害。
作为国家安全情报人员，老道谨慎的卫斯勒上尉是一名合格的史塔西。史塔西（stasi）全称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功能上近似于苏联的克格勃。作为警察秘密机关，在“党的剑与盾”的名义下，史塔西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地对上至中央委员下至普通百姓的民主德国公民，施行跟踪、窃听、搜查、逮捕等措施，几乎成了可以为所欲为的强力机关。
198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塔西的工作总人数达到9.1万。这意味着每160人中就有一位史塔西。集权主义下的高压政治，最恐怖的在于来自警察秘密组织的特殊监视，个体被群体的监视，甚至是个体与个体的互相监视。这种全景式的监视使得个人生活的全面公开化，影片中的吉欧德瑞曼从集会讨论到吃饭睡觉，甚至连性生活都受到监听。正如乔治·奥威尔《1984》描述一般，像“被扒光了站在人面前”，让人闻之生畏，内心惊惧。而统治阶层却能利用职权轻易游走于法律与道德之问，对于汉普部长，让演员告别舞台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威胁，违禁药品也可以轻易得到。难怪结尾处吉欧德瑞曼质问监视过他的汉普部长：“你这种人竟操弄过一个国家”。
影片中许多艺术家选择通过自杀的方式自我了结，这种现象是艺术家们长期被动的高度精神紧张与思想压迫的结局，在权力意志和长官意志的强压下，艺术家们往往是无所适从，最终在精神的折磨中选择自戕。
二、政治高压与艺术存活
通常人们认为政治高压下，艺术的存活状况令人堪忧：僵化的思想统一，鲜明的思想倾向，严苛的审查机制，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会严重限制艺术家思想的自由延伸，从而影响作品的质量。苏联长期走文化专制主义路线，在不断的清洗、批判与斗争中，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
但是，政治高压下诞生高品质艺术似乎不是偶然现象，二战后，东西阵营对立而治，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些国家的艺术却一直方兴未艾：白俄罗斯的梅列日以敏锐的观察为众人称赞；《失去的家园》的作者约·阿维茹斯来自立陶宛；乌克兰作家冈察尔的作品被誉为苏联文学“向更高的高峰迈进的里程碑和最近的定向坐标”；苏联时期不同民族的优秀艺术家不胜枚举。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即使是《时代周刊》这种对立阵营的杂志，也给出了“首屈一指”的可贵评价。
的确，在政治高压下，来自政治需求和上层意志，对于文化艺术层面的限制绝不亚于对于人本身的限制。艺术家思想的自由延伸和艺术作品的张力首当其冲。
在《窃听风暴》的电影世界里，民主德国的作家大抵分为三类：附庸政治、歌功颂德是一类，拒绝合作、悲愤自杀是一类，痛苦思索、踩在“红线”上又是一类。吉欧德瑞曼应该是第三类作家，而他的作品，无论是歌剧《爱的面貌》还是畅销小说《献给好人的奏鸣曲》，都是对人性的发掘，也都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
问题接踵而来。既然艺术家们精神心理上受到巨大压迫，既然艺术家们的思想和理念都被强烈阻碍，那么这些高品艺术从何而来？对人性的思索与追求又怎会出现？
权力越是集中，言论越是受到限制，人们表达自己不满与观点的欲望也就愈强烈，对人性的渴望和思考也就愈发深入。在德瑞曼与豪瑟等人的语言中，控诉与渴望的心绪得以自然表露，而且愈发委婉，愈发需要琢磨之后才敢说敢写，所以呈现在纸上的已经是绞尽脑汁的字句，且文章的意象也异常婉转丰富。
需要承认，处在社会高压下的艺术家们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抑郁症和人格分裂，或者说是二重性格。极端美好的社会空想与极端严肃的社会现实，极端自由的内心世界与极端沉默的表面现象使得艺术家们时刻生活在主体、客体的双重矛盾中。影片中的吉欧德瑞曼也是在“高举斯大林大旗”的旗帜上在文学作品中加上自己的情感、向往和意念。现实与内心的巨大矛盾也使得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更容易把握复杂、矛盾的思绪。
艺术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善于缄默的表达，而且使人“得意忘言”。高品艺术的特质在于它建立起人们思想延展的基础，不设框范，却能在一定的高度上达到价值的认同。今人在解读这些特殊时期的艺术时，从艺术家的基点出发，最终也能达到思想上的契合。影片中，卫斯勒与吉欧德瑞曼经历了同样的故事，对《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的解读不尽相同，但在最终也能达到精神意义上的契合。
政治高压催生高品艺术，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解读为：社会某种文化和价值越是被剥夺，人们对其感触愈发切肤与直接，渴望也越发强烈，对人性的渴望的描摹也就更加具有层次感，深入到位。这些描摹是当时的艺术家们对多元矛盾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个体与整体的思考结果，建立在层次复杂、言语婉转的语言上，意象丰富，思考深入，因而不难理解其品质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