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从特洛伊返回伊萨卡岛的十年旅途中,奥德修斯与自然环境、自然事物和自然存在有着强烈的交融,但是,荷马史诗的评论者们却忽视了他在《奥德赛》中对自然再现的意义。文章赞同威廉·克罗农的观点:"人类活动出现在由各种关系、过程和系统构成的网络中。这个网络既是生态的,也是文化的。"本文认为,荷马在《奥德赛》中构建了一个物理环境,这个环境基于他对地中海的天气、独特的日相以及自然万物所具有的精确认识之上。在这种自然环境中,他的行为特征受到了考验、受到了挑战,不仅在生理上成长着,而且在心理上、道德上也成长着。文章采用了有机形态模式、管理者模式和人类中心模式,证明《奥德赛》承认人类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即遵照有机形态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值得尊敬的原则而生活;但是,在他返乡途中,奥德修斯主要按照统治和剥夺的原则行动,而这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这点在奥德修斯对库克洛普斯、波吕斐摩斯、基尔克岛上动物的攻击以及与太阳神的战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返乡之前,奥德修斯回归到他的动物天性,失去了他的文化属性;他再一次准备好去欣赏他的故乡,认可他与故乡诸多居民的关系,包括各种动物和与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尽管它们表面上是低级阶层。通过忠诚的养猪人欧迈奥斯及其父拉埃尔特斯,奥德修斯认识到管理者角色的重要意义,以及从事农业活动带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互利。《奥德赛》作为一种文体在当代的流行表明,越来越多的叙事反映了从自我中心向生态中心视角转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