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求学经历
　　
　　1937年12月，我背着沉重的行李来到山西的古城临汾。当年我17岁，这是我离开家乡郑州的第一次远行。临行前，我的良师也是我最热心的忘年朋友——一个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党员黄正甫，给他的那些熟人写了信，让他们把我介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可是到了延安，要找的这两个人，也许有这样那样的顾虑都推辞了。这样我就不得不贸然去闯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站在办事处的门洞里，隔着窗口同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谈了话。因为我没有介绍信，我的要求被婉拒，他说抗大已经招考过了。我的梦想幻灭了。我怅然若失地在门洞里站了好几分钟。幸亏旁边墙上贴着另一张招生广告，仔细看，原来是八路军115师军政干部学校要人。我问工作人员：“这个比抗大怎么样？”他答道：“也差不多。”于是我就在当天夜里扛上行李上了火车，折返潼关，于朝阳初起时渡过黄河。在风陵渡的小火车上冻了一夜，这才来到临汾。
　　坐在小摊的矮凳上，我一边吃东西，一边张望着大街上的行人。这时太原已沦入日军之手一个多月，临汾城已成了晋中的抗敌重镇。不仅阎锡山的指挥中心设在此处，他还办了一个与共产党争夺青年的民族革命大学。南来北往的军人很多。以彭雪枫为处长的八路军办事处，也设在郊区不远的地方。街上也偶尔有佩戴着“八路”臂章的军人出现。我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他们之中有女兵，甚至有似乎穿上军服不久的家庭妇女。他们谈笑自若地从我身边走过，这时候，我心里是多么地羡慕他们呵！为什么他们都能当上八路军呢？为什么我就遇到这么多困难呢？
　　从临汾到蒲县有一条蜿蜒起伏的黄土公路。我在滚滚的黄尘中踽踽独行，到日落时分还没有赶到，只好住在紧靠山坡路边的一家乡村小店。
　　第二天一早，我刚要启程继续前行，偶尔抬头，见店旁墙壁上贴着一个通告，说是115师军政干校已由蒲县移往赵城(现属洪洞)马牧村去了。我只好掉头从原路再返临汾，乘夜班火车于当夜赶到赵城。一个人扛着行李行走在黑黝黝的田野里，摸索着，进了这座陌生的小城，找了一家小店住下。
　　这时，赵城已经迫近前线。传说敌我正对峙在霍县一带，距此仅90华里。城里已充满战争的气氛。小店里人不多，只住着几个国民党部队下来的散兵。大家都睡在一条大炕上，同他们聊起来，他们都很悲观。说是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厉害，连刺刀也比我们长几分，你刺不到他，他就刺到你身上去了。我无意同他们多谈，只是注意询问八路军的所在和马牧村的位置。
　　第二天用过早饭，我即兴冲冲地上了路，一路打听着向马牧村奔去。路上我低头一看，我自家乡出走时穿的一双鞋子已经破烂不堪，很不像个样子。正好遇上一个卖棉鞋的妇女，我就买了一双，立时穿在脚上。不想在庄稼地行走，被高梁楂子扎了一个大洞，怪可惜的。幸好很快就到了马牧村，又被喜悦的心情代替了。马牧村是个很大的镇子，八路军总部和115师师部都驻在这里。115师军政干校驻在一个小学校里，在这里，接待我的是一个矮胖和蔼的东北人，后来知道，他就是学校的办公室主任，名叫方炽，曾经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他打量了一下我这个穿着黑色学生装风尘仆仆的青年人，问明来意，笑了笑，马上就同我对面而坐，开始了入学考试。考试方式很简单，就是口试我三个问题。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是什么？三、你自己的志愿和目的是什么？由于我在家时就受到上海左翼文化的影响，看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何干之的《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和上海出的杂志《自修大学》，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第三个问题更可以借此倾吐我出来的满腔热忱。回答完毕，他立刻挥挥手满意地笑着说：“录取了!”我在这里饱饱地吃了一餐饭，大米饭和飘着一层辣椒油的豆腐圩(土豆)汤。当天把行李搬来，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军服，左臂也戴上了十分醒目的“八路”的臂章，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名战士。想起这一段，我任何时候都忘不了方炽同志。
　　
　　短暂的军校生活
　　
　　当时115师干校还处于初创阶段，抗日青年每天都三五成群地陆续到来，学校还没有固定的教员，只偶尔有一位首长来校讲课，加上师主力北上执行任务，不久就合编到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去了。
　　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是一个很正规的军事学校，其前身是红军教导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为随营学校，东渡黄河随总司令部一起行动。任务是在战地培训下层干部，随时补充部队。校长韦国清，政委陈明，教务处处长闫捷三，政治处主任张正光。他们在红军中都是久经锻炼富有办学经验的老干部。
　　随营学校的所在地洪洞县白石村，也是一个很大的镇子，村子里有一个像地主庄园似的高墙大院，校部就驻在这里。我们来到白石村，又经过一番入学考试，编为7个队，共千余人。我被分到文化程度较高的4队，住在一个名叫五圣寺的古庙里。庙楼前是一个广场，对面是一座戏楼，旁边就是校部的那个大院。1938年元旦过后，正规的训练就开始了。
　　四队的领导是很坚强的。队长徐国夫，政治指导员欧阳平，军事教员陶汉章，他们虽比我们大不了很多，却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练成熟的军人。队长徐国夫军容严整，谦逊诚朴，和蔼可亲。指导员欧阳平性格活泼，能唱兴国山歌，晚会上他唱的《送郎当红军》很受大家欢迎。他上的政治课，也使我们这些外面来的大中学生为之倾倒，想不到工农干部竟有这样高的政治水平。据说，毛主席曾在延安的干部会上表扬过他。那时毛主席正在提倡“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欧阳平是作为工农干部知识化的模范事例提出来的。军事教员陶汉章，年轻英俊，我多年后得知，那时他已在写一本关于游击战术的书，不过当时并不知道，那时我们这些还很幼稚、更没有经过什么锻炼的青年人，就是在这样一些久经锻炼的老干部带领下起步的，怎么能不飞快地前进呢？
　　


　　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政治工作等。军事课目主要是制式教练、班排进攻防御、紧急集合以及着装训练。
　　救亡室(现在称俱乐部)的工作搞的很活跃。成员都是由学生选举的。记得救亡室主任是邢亦民，经济委员是陆小山，还有墙报委员等一大批活跃人物。他们常常组织歌咏比赛、文艺晚会、游戏活动。每天从早到晚，都有抗日歌声，充满青春朝气。每隔一两周，还有新的墙报出版，贴在五圣寺的大殿里。我从家里带来的一首500行的长诗，那是离家之前在黄河岸上流着眼泪写成的，也大胆地拿出来在墙报上发表了。最大的文艺活动，就是上海救亡第一队在白石村的演出和临汾刘村学兵队与我们的联欢，在五圣寺对面的戏楼上演出了难忘的精彩节目，白石村军民的掌声不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音乐家贺绿汀，他刚创作出来不久的《游击队之歌》，就亲自到我们四队来教唱。我还记得，他身披一件平型关的战利品即日军的黄呢大衣，风度潇洒地一面打着拍子，一面轻轻地吹着口哨儿。
　　场面最热烈最难忘的，要算是看朱总司令打篮球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马牧村，距白石村并不很远。大约是1938年元旦过后，总司令亲自来校视察，晚饭后的游戏时间，他同学员们一起打篮球。这一举动轰动了全村，不仅学员来看，把白石村的老百姓也引来了，将整个球场围个风雨不透。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望着这个满脸风霜朴实得像老农民的军人。当他接到球的时候，那班年轻人怕把他撞伤碰倒而只在他周围虚张声势。他的投篮很准，一举投中，场上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但是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背后的潜台词：在中国大地上，谁见过这些普通的士兵同赫赫有名的总司令在一起打球？在哪里才能找到这种人与人的真正的平等关系？正是这一切，比政治课更有力地说明着一切，改变着和融化着我们这些从外面来的知识分子的灵魂，或者说，我们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默默地接受着无声的熔化……
　　
　　顺利地随营转移
　　
　　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于1938年元旦后开学，至2月底正常的训练进程就被打断了。
　　这时，侵占太原的日军，经过整顿后继续沿同蒲路南犯，第一个目标就是夺取临汾。总部确定，随营学校西渡黄河合并到抗大总校。因为情况紧急，部队的行动是仓促的。事实上这是一场新形式下的训练。
　　第二天，当我们转移到临汾城以西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急速的防空号声，接着我们的上空出现了几架敌机。这时大约是下午三点钟的样子，行进的部队正暴露在强烈日光照射的平原上，没有什么可以隐蔽的地方。大家正在犹豫慌乱，指挥员一声令下，让我们都隐伏在田坎之下，而田坎下正好有二尺多宽的阴影。尽管敌机飞得很低，而且在我们的上空盘旋了一圈，却并没有发现我们。而这时临汾城及城郊，阎锡山的部队，还有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却乱成一团。几架敌机得意洋洋地在那里俯冲轰炸，不一时浓烟四起，完全被烟雾笼罩住了。待敌机过后，我们即起来拍拍土，井然有序地继续向西转移。为什么友军受到了那么大的伤亡，而我们却毫无损失？眼前这亲身经历的一幕，不能不使我们在内心里深深感到老红军干部作战经验的丰富和指挥的沉着。
　　行军中我们接受的最严格的训练，就是群众纪律。老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检查我们一切行动的标准。部队住下，要挑水、扫院子，宣传群众；部队离开捆铺草，借物送还，群众委员要检查纪律。老红军的这一套纪律，就在行动中逐渐养成了。
　　长途行军是同志间谈心交流思想的好机会。副班长张绍闵同我谈得最多，我把离开家乡前的经历几乎都同他谈了。面孔总是红红的陈尔东同我谈得甚为相投，有一次他在谈话中忽然问我：
　　“你的笔记本前面写的‘韦红青’是什么意思？”
　　“那是我自己随便取的一个名字。”
　　“我问的是那名字是什么意思？”
　　“韦当然是‘魏’的谐音，红青是说我要做一个红色青年。”我笑着说。
　　当时，我还不敢说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只能这样说了。日后回想起来，也许他们已经把我当作“培养对象”，我的这些话很可能都向支部作了汇报。到了延安后的一个多月，即1938年4月份我就被吸收入党，张绍闵就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否则我的入党不会这么快的。
　　穿过吕梁山，经过吉县，越过黄河，我们已经距日夜向往的延安不远了。又经过两天行军，当我们终于远远望见嘉陵山上的宝塔时，同学们是如何地欢腾雀跃呵!我们立刻就要投入一座更大的熔炉了……
　　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随营学校这段生活，我总是充满感激之情，怀念那些学校的领导、老师们和同学们。我不能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人生的引路人，是我的老师和朋友。随营学校是我的真正生命的开始，我的人生的起跑线。
　　六十年代，我在《井冈山漫游》那首诗里说：“红军哥呀红军哥/没有你来哪有我/不是你扑过急流攀险崖/我怎么接过火把来!”我的这种感情正是从最初参加革命的日子开始孕育的。我想，革命总是这样，前浪牵引后浪，后浪推涌前浪，不断奔涌前进，是不会停止的。○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