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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一方面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乡村的复杂现状和亲人们苍凉的生存际遇，另一方面又尝试通过自己的写作，来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这里，我们从悲凉的言说与隐匿的道路、直面问题与寻找路径、多视角的非虚构文学写作这三个方面对文本展开解读，探寻一个“70后”女作家不一样的观察视角与文学风格。
[关键词]《大地上的亲人》;非虚构;乡村图景;侵入式;多视角
[作者简介]郑来（1979-），女，文学博士，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平顶山467000）。
一直以来，大家在谈及“70后”女作家创作的时候，总会想到她们的女性视角、身体叙事以及个性化写作等，但实际上，“70后”女作家的创作也存在着多样性和多元化。“70后”女作家中，还有一批作家是关心社会、心怀天下的，只是人们把更多关注的视野聚焦在“70后”的“活在当下”与“压力山大”，而忽略了“70后”女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底层的描写。而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书就可以说是“70后”作家底层关怀的代表，黄灯不仅以真实的风格向我们展现了乡村底层老百姓在时代浪潮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危机，而且向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70后”女作家的观察视角与文学写作。
非虚构文学写作将事件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交织在一起，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别样的真实。这种非虚构书写的来源一般来说存在两种情况：“其一，以亲身经历摹写社会现象，让亲历性证明真实性，获得‘非虚构’写作的合法意义;其二，虽非亲身经历，但深入现场，作为见证者和观察者提供来自现场中心的报告，同样使‘非虚构’有着确凿无疑的存在依据。”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者和观察者。作者在非虚构文学写作中如何处理个体的主观介入，如何处理多元的情感交织，如何在时代背景下呈现出别样的真实，都值得探究。
一、悲凉的言说与隐匿的道路
黄灯生于乡村，后来通过求学，离开了乡村，却一直保持了对乡村命运的关注。这样的经历使得作者得以通过非虚构的文学书写，用文字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关系”，因不忍亲人们“天聋地哑的悲剧”被“生活的泡沫冲刷得无声无息”，写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同时，黄灯并未将乡村“视为寄寓离愁的载体”，而是将其作为“问题的场域”，通过拷问作者自己，也拷问着世人：乡村向何处去？乡村青年在上升通道被堵塞后，怎么办？乡村衰败后，城市和社会又应该怎么办？浓重的悲凉和感伤的焦虑因此跃然纸上。
《大地上的亲人》全书分为三个章节，以知识分子返乡的视角，书写了三个村庄的存在状态。城乡二元化和乡村的破败，黄灯并非是第一个书写者，无论是在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还是在乔叶的《拆楼记》《盖楼记》中，都不乏这样的书写。但黄灯显然以一名亲历者的书写视角，对于乡村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乡村教育资源的日渐贫瘠、“惯性中滑行”的乡村生活现状给予了更完整的关注，将现代化转型中的乡村现实境遇，更加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中。
我们注意到文中对乡村留守儿童生存困境的关注。在黄灯的叙述中，亲人中的第一代，婆婆、继父、爷爷、奶奶、外婆都和那一时期的同龄人一样，经历着物质的贫乏、精神的煎熬、身体的饥饿，这在许多“50后”的作家笔下已经有令人震惊的描写。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城镇的一体化，乡村饥饿的记忆逐渐减少，可乡村的困境却有了新的表症。亲人中第二代，不管是大哥大嫂，还是河水叔、瑛国叔，都成为了乡村较早的进城务工人员，随着他们的进城务工，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亲人中的第三代成为了留守儿童。哥哥嫂嫂因为生存的压力，外出务工，一去就是十八年，待到年老归乡时，儿女都已长大，在孩子最需要照顾、教育和亲情陪伴的岁月，留守的孩子难以得到良好的照顾，嫂子那句“钱没赚到，伢又丢了”令人欲哭无泪。“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学业无成的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继续外出务工，于是他们的子女，又一次成了留守儿童，比贫穷更可怕的是，乡村青年的命运出现了可怕的轮回。只不过，父辈是为了生计所迫，不得已让孩子成了留守儿童，而亲人中的第三代，“侄子、侄女”无爱的童年经历，使她们只想尽快进城务工，逃离养育孩子的责任，于是，爱再次缺失。
乡村教育资源的日渐贫瘠也成为阻挡在乡村青年上升通道前的一个问题。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和家庭教育的荒芜本已让乡村青年的成长颇为艰难，而乡村教育条件和教育资源的匮乏则无异于雪上加霜，使得乡村青年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更加渺茫。而那些有幸考上大学的乡村孩子，毕业后，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高房价和原生家庭的艰难生存状况，也只能望洋兴叹。亲人中的“第三代”基本都处在打工的范畴中，在现代化的都市中艰辛地摸爬滚打，在触目惊心的残酷现实中坚忍地生存。
在现代化的今天，乡村青年用着和城里人一样的“智能手机”，感知着外界的一切新鲜事物，表面上看起来，时代变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改变了，可实际上“父辈沿袭下来的农民身份”从未改变，他们的实际生存状态却是“在惯性中滑行”，城市并未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而乡村又是一个他们不愿回去的故乡，贫穷从未远离，生存依然艰难。面对家乡的真实困境，黄灯的忧患是：“如果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亲人们，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人尘埃中生存，无从反抗，也无声无息”。
鄉村中的“熟人社会”与公共事务之间的混乱无序，也出现在黄灯的笔下。乡村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无论是孩子的奶粉、日常饮食还是节庆的鞭炮，这些假货的倾销，严重危及村民性命，可却疏于监管。“农村给城市输送了最优质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而城市回馈农村的，却往往是最劣等的产品”。在黄灯的笔下，亲人们付出了相同的金钱，因为没有辨别真伪的能力和经验，“除了承受了假货的后果，而别无他法”。
可事实上，没有能力去辨别的又何止看得见的假货，还有被华丽外衣所掩盖的谎话——土地的丧失。各种度假村的修建、被改道的河流、无法灌溉的农田、还有被高污染企业“脏了的河水、秃了的青山”，黄灯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记录下这渐行渐远的“原本美丽的乡村”，尽管作者在文中一直强调“我意识到，在进入他们的生存肌理、深入其内心世界时，要尽量采用浸入式的交流，避免介入式的冒犯”，必须注意到“他们讲述背后的情绪过滤与我文字背后膨胀之间的客观差异”，但看到“农田被装扮成度假村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种心理幻觉”时，“我”依然感到种种痛楚;在看到村民对“失去土地”的漠不关心，而且至今仍然没有相关政策来解决难题时，“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焦灼和对失去土地后农村的担忧。 书中，作者还对乡村乡风民俗的凋零进行了书写，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被痛苦撕裂的乡村图景。乡村传统朴实的农耕文化和淳朴的乡风民俗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早已支离破碎，被“掏空灵魂的村庄”，已经没有了可以负载的精神支撑和价值体系，只剩下满目疮痍。“年轻人城里买房，买车，十万块的彩礼”的最低结婚标准、家乡令人触目惊心的疯狂买码、男女老少沉迷之中的巨额赌博、潜滋暗长的吸毒之风，都使得故乡这块土地变得更加贫瘠和荒凉。黄灯以一个亲历者，“在现代化无往不至的社会进程中”，不忍家乡的“乡风乡俗”就这样在急功近利的现代化进程中轰然倒塌，要“对故乡鲜活的生存情状做一简单的勾勒”，用写作记录下亲人们的遭遇和乡村命运抗争的复杂背景。正如书中所言，“在亲人天聋地哑无法表达的境况中，（通过）我的写作……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
二、直面问题、寻找路径
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拆楼记》等同时期反映乡村问题的非虚构文学写作一样，《大地上的亲人》直面了乡村的破败现状，悲悯着亲人们残酷的生存际遇、感受着他们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的无奈、痛心着他们代际轮回的命运和希望渺茫的未来。另一方面，《大地上的亲人》的不同之处又在于，黄灯并未只局限于书写乡村的种种无奈与苍凉，而是在直面问题的同时，努力地在苍凉之中寻找光明。她尝试着从乡村教育、文化重建、乡贤力量、民俗文化认同等方面去探寻路径。
黄灯在直面问题之后，尝试书写乡村教育对于乡村的影响。亲人们的“第三代”，基本都属于打工一族，可是通过分析发现，按照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可以分为两类。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们，一般只能从事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们，虽然也并未因此彻底改变命运，但是在新的环境和社会机遇面前，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所以，对于乡村的年轻人而言，受教育依然是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乡村的教育资源贫乏，但是依然有坚守乡村教育四十余年的“父亲”，“尽着一个乡村文化人的本分，甚至为了给学生争取好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不惜和上级争执，成为了上级眼中最难缠的刺儿头”。无论时代如何裂变，无论社会如何功利化，只要乡村还有父亲这样的群体坚守，乡村就有希望。但遗憾的是，如“父亲”般坚守乡村教育的人越来越少，“而现在，买码、赌博、吸毒、传销的登陆，不能不说与乡村教育的衰亡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此外，乡村教育的振兴还需要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二舅”十分重视女儿鸿霞的教育问题，而后鸿霞顺利成长并接受了高等教育，即便中间也曾深陷买码之风，但是较好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素养，使她能够拥有更多的机会，成就自己的事业，还有余力帮助亲人。此外，书中还通过对比满舅和二舅的经历，进一步指出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还是“一个家庭长久兴旺”的重要支撑。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所在。
黄灯也关注到了乡村买码、赌博、吸毒等现象。她发现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乡村教育的缺失、乡村组织的失察。那么有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对乡村有所帮助呢？其中“乡贤”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父亲”和“二舅”便是典型代表。
“父亲”和“二舅”，不仅受过较好的传统教育，而且自身又有着时代和家族赋予的使命感，他们负责调停整个家族乃至乡村的内部事务，动员全体成员共同面对生活困境，这对于传统的家庭结构乃至乡村结构是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在某种意义上讲，“父亲”和“二舅”就是名副其实的乡贤，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组织中，乡贤的力量十分重要，是乡村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无论是婶婶病故后无人照顾的河水一家人，还是造纸厂工作中高位截瘫的三哥，亲人们在遭受家庭的巨大变故时，父亲都是他们的“定心丸”。对农村的大家庭来说，当他们面临困境时，如果缺少家庭成员或者乡贤的担当和付出、调解与妥协、让步与劝说，很多矛盾就会累积和爆发，使本来脆弱的家庭不堪一击，进而影响整个乡村的基本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农村基层组织削弱，而公共事务还需要加强的情况下，乡贤角色的存在，就显得举足轻重。
黄灯通过书写曾经深陷赌博、吸毒、买码、“提包”的表弟鲁智，最终在家族的关爱、亲情的召唤下迷途知返的经历，发现“当村庄陷入实际的困境时，蕴含其中的文化传统，一旦能够受到外在环境的激发，就能从内心深处唤醒村人的记忆，变成活水清泉，荡涤脏污的文化入侵。至少，从隘口村近几年来的文化实践看，尊重民风民俗，尽力回归传统，将乡村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新农村建设的举措结合起来，寻找到最佳的契合点，不失为重建村庄的可行路径”。
如果说《大地上的亲人》是一段悲怆凄凉的乐章的话，那么文中關于民风民俗的书写，则更像是跳动其中的咏叹调，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乡村曾经的色彩和美好的记忆，激发我们对于民俗回归的渴望。在当代文学中，湖南作家对于湖湘民俗的书写，曾有着显赫的成绩，“曾经一度以古华、叶蔚林、莫应丰、韩少功、孙健忠等人为骨干的湖南作家群，从总体上看是一个地域空间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强烈的作家群体。他们手中既握有一支得心应手的风景画笔，竞相比试描绘绚丽灿烂的湖南山川景物，写得有色彩，有情调;又有一双从古朴的风俗民情中观察人生，也观察历史进程的眼睛，将楚水湘云之间充满神奇传说的古老习俗尽收眼底。”在当下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曾经的乡村民俗记忆在人们的生活中慢慢隐退，在岁月的流逝中，这一类的书写也渐渐稀少。作为一位“70后”湖南作家，黄灯把目光投注到乡村，关注乡村的民风民俗，通过再现家乡特有的湖湘民俗，来探究乡村内在的生命律动。作者选取了她自幼生活的外婆家——“隘口村”为讲述对象，通过打讲、做冷事、吵茶、看戏等日常生活图景的讲述，再现了湖南汨罗乡村的传统民风民俗。
从民俗看，流传至今的“故事会”（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闻名中外，被视为古镇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因为出故事的过程，调动了普通民众的热情，包含了上市街和下市街的竞争和对垒……每逢过年，尤其是到元宵节，长乐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看故事，不但成为全镇人民的共同节日，也成为周边乡镇民众的节日。 黄灯笔下的汨罗风俗，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在这民俗的背后，涵盖了乡村特有的氛围和场景，“民俗是生活文化的基本构成，民俗生活是生活文化的基本表现，包括着人生的基本内容。”民俗对于重拾乡村美好记忆，倡导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乡村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传承保护民俗民风，现在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黄灯还写到了家乡“做冷事（丧礼）”的民俗，当一个人死了，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管他是怎样死的，在隘口人的理念里，都应该给予关怀和起码的敬重。那种汨罗特有的古怪音乐、身着鲜艳衣服的大和尚、色彩鲜艳的描绘阴间图景的图片、做法事时敲打的木鱼声、看客的嘈杂声、女人们的哭丧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场”记忆，“像历经一次完美、立体的视觉、听觉、嗅觉盛宴，总是难以忘怀其中的兴奋与趣味”。
在黄灯的笔下，“做冷事”已经不仅仅是对于亲人离世的一种仪式，而更像是一个民俗的登场。在道场中，它不仅显示了特有的艺术感染力，并且会在随后的短暂日子里，对村民的生活产生细微的变化，人们开始变得兴奋，“女人不再唠叨”、“男人变得温存”、“孩子变得更懂事”，虽然这种变化不会持续太久，却能让隘口村处于一种短暂的神秘气氛之中。做道场，在隘口村人的眼中，像是一个游戏，像是一个不定期的节日，像是一个展示的舞台，更像是一次人生的预演。“在隘口人的死亡观中，始终浸润了通透和彻底。在他们看来，人来到世上，捡到这块人皮，本就由轻如灰烬的神秘东西结合而成，人离开阳间后，当然应该以一种飘渺的方式远离尘世。”除了介绍了“做冷事”，黄灯在文中还专门介绍了当地“吵茶（闹洞房）”等习俗，不仅有叫花子的莲花落、年轻人的各种恶作剧，还有融人其中的各种生命的放肆与人性的挥洒。
作品中对乡村民风民俗的再现，体现了作者的思考：那些传统文化可以唤醒村民的传统记忆，而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大有益处，使这些质朴的乡风民俗既能够保存原始的活力，又可以融人时代的长河，从而为推动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增添一份力量。在注重非遗的传承和保护的同时，村里还兴建了公共娱乐场所，大家开始组建腰鼓队，玩狮子、玩龙、跳广场舞。“吸毒的少了，打牌的也少了，跳舞的多了，散步的多了，村民有一种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归宿感，古老的村庄逐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由此，我们能感受到这片土地上新生活的活力，还有新的希望。尽快恢复乡村的秩序，重现乡村的活力，使亲人们获得一种精神的归宿，“最后还是离不开生长在他们骨子里边儿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重建”。
乡土社会的民俗力量，是维持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黄灯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乡村走出困境的一条路径，即通过乡贤乡绅将民俗认同观念与村落社会凝聚一体。黄灯既敢于直面家乡的苍凉与疮痍，又积极地探寻路径，寻找光明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地上的亲人》是一部有温度的书。
三、多视角的非虚构文学写作
如果说《中国在梁庄》中的梁鸿是一个乡村的“他者”，一个对故乡的“痛”的“旁观者”，那么《大地上的亲人》中的黄灯则更像一个“参与者”。如果说《中国在梁庄》的写作是以一种深度剖析的视角，用“介入式”写出了乡村的不堪与惨败，给读者留下一抹乡村的血色残阳，那么《大地上的亲人》，如作者自己所言，则是“侵人式”，是一个“乡村逃出来的家庭成员”“眼中的乡村图景”。书中，黄灯从身边亲人的经历和遭遇展开书写，通过大量的人物口述实录，力图还原社会巨变中“亲人们”的生存面貌。黄灯在文中一直强调，“这种知根知底的讲述，因为姿态的平等和耐心的陪伴，更能将谈话的对象还原到各自的语境，从而更好地凸显其生存肌理和内心隐私”。作者对于乡村的讲述，不是旁观者的叙述，而是一个亲历者的感受与表达，她的叙述“完全是积极主动的，不是消极被动的;是微观化的，不是宏观性的;是现场直击式的，不是经验转述式的。它不像一般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为了保持事件的客观性和完整性，作家常以局外人的身份扮演着事件的记录者，而是以非常鲜明的主观意愿，直接展示创作主体对事件本身的观察、分析和思考。”
与文字较量的意愿，就在此刻在我心头升起，对一个普通生命的叙述，让我感受到神圣的意义和庄重的担当。……现在想来，写作《乡村图景》最原始的冲动，正缘于婆婆生命最后的时光对我的情感洗礼。我不认为婆婆一生所遭受的厄运和痛苦，只是一种命定的安排。她以一个女性的存在，凸显了个体和时代对抗过程中的妥协和无奈。……我以一个女性的直觉，在还原人生遭遇时，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这一切在婆婆一生中所施加的心灵伤害到底达到了怎样深重的程度。……我从婆婆昏迷时的妄语中感知到她对子女的不舍与牵挂。终其一生，这个普通的老人从未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生活给予她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对贫穷的恐惧，她的不安全感和对生活的期待，终究还是在临终的潜意识中，以一种荒诞、真实的形式呈现出来……
黄灯在书写的同时，还力争做到理性的克制，既感同身受又有所节制，而这也是黄灯这部作品有着更坚实表现力的特色所在。
在作品中，“我”既是写作者，又是被言说的对象。“我”在分析别人的时候，也在分析着自己，在黄灯的笔下，“我”作为一个从乡村逃离出来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书写为亲人们发出声音，去言说乡村的苦难。可仅仅是言说家乡的苦难，这让“我”常常感到一种悲怆的无力，于是，黄灯在书写中不自觉地加人了反思意识，“我”常常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的无力展开反思，反思自己能对家族，对乡村的命运做些什么。“我”曾提出“学术如何介入现实，学术如何在当下语境中找到它最有生命力的形式”的问题，尝试“让家庭的叙述进入公共视野，不让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又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表达了作家在写作的同时，想把所学知识转化为现实资源的强烈渴求。非虚构文学写作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可以充分发挥生活真实的优势，个体的“我”在生活的真实中自由穿梭，通过见证亲人们的生活，也见证了“我”的成长与时代的变迁，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尝试去参与和把握社会公共领域的改变，把知识的力量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让人感受到知识照亮生活的温暖和希望。
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渗透，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和乡贤影响模式在悄然发生着改变。现代传媒的快速发展、及时行乐的生活观念，都对村民们的生活观念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并没有局限于文学层面的书写，而是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转型期的乡村何去何从。书中，作者不仅书写了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组织中乡贤的重要作用，还书写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熟人社会的家庭结构与溃败的农村结构”，并从中梳理出熟人社会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现状，将熟人社会与法理社会交织后的矛盾清晰地剖析出来。
对今天的乡村而言，乡邻之间的信任确实留存，很多信守老传统的人，依然会坚守信用的价值。只不过，当个体行为和越来越多的现代生活产生关联时，古老信条和残酷现实之间，往往会产生激烈的对抗，熟人社会和法理社会之间的冲突，比之以前更加频繁地发生。……农村人口结构已彻底改变了当下的家庭结构，在维持农村家庭抗风险层面上，现有结构能否还能保持相应的活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黄灯从一个亲历者的书写视角出发，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乡村现状的担忧与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考。“这种带着明确主观意图的叙事，使得创作主体的介人性呈现出强烈的目的性，也让‘非虚构写作’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作家在选择叙事目标时，都有着某种‘跨界’探索的冲动，即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证性叙述，传达文学在审美之外的某些社会学或历史学价值……”
《大地上的亲人》为我们展示了非虚构写作的多样姿态。作为一名“70后”非虚构文学写作的新生力量，黄灯在前面非虚构文学写作的基础上，对非虚构文学写作视角的把握更为多维，话语空间更为多元，书写视角更为多样，更大限度地拓展了非虚构文学写作再现的空间，为我们展示了非虚构文学写作更多的可能性，使之更具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意义。
期待着黄灯的书写取得更大的成绩。
[关键词]《大地上的亲人》;非虚构;乡村图景;侵入式;多视角
[作者简介]郑来（1979-），女，文学博士，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平顶山467000）。
一直以来，大家在谈及“70后”女作家创作的时候，总会想到她们的女性视角、身体叙事以及个性化写作等，但实际上，“70后”女作家的创作也存在着多样性和多元化。“70后”女作家中，还有一批作家是关心社会、心怀天下的，只是人们把更多关注的视野聚焦在“70后”的“活在当下”与“压力山大”，而忽略了“70后”女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底层的描写。而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书就可以说是“70后”作家底层关怀的代表，黄灯不仅以真实的风格向我们展现了乡村底层老百姓在时代浪潮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危机，而且向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70后”女作家的观察视角与文学写作。
非虚构文学写作将事件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交织在一起，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别样的真实。这种非虚构书写的来源一般来说存在两种情况：“其一，以亲身经历摹写社会现象，让亲历性证明真实性，获得‘非虚构’写作的合法意义;其二，虽非亲身经历，但深入现场，作为见证者和观察者提供来自现场中心的报告，同样使‘非虚构’有着确凿无疑的存在依据。”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者和观察者。作者在非虚构文学写作中如何处理个体的主观介入，如何处理多元的情感交织，如何在时代背景下呈现出别样的真实，都值得探究。
一、悲凉的言说与隐匿的道路
黄灯生于乡村，后来通过求学，离开了乡村，却一直保持了对乡村命运的关注。这样的经历使得作者得以通过非虚构的文学书写，用文字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关系”，因不忍亲人们“天聋地哑的悲剧”被“生活的泡沫冲刷得无声无息”，写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同时，黄灯并未将乡村“视为寄寓离愁的载体”，而是将其作为“问题的场域”，通过拷问作者自己，也拷问着世人：乡村向何处去？乡村青年在上升通道被堵塞后，怎么办？乡村衰败后，城市和社会又应该怎么办？浓重的悲凉和感伤的焦虑因此跃然纸上。
《大地上的亲人》全书分为三个章节，以知识分子返乡的视角，书写了三个村庄的存在状态。城乡二元化和乡村的破败，黄灯并非是第一个书写者，无论是在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还是在乔叶的《拆楼记》《盖楼记》中，都不乏这样的书写。但黄灯显然以一名亲历者的书写视角，对于乡村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乡村教育资源的日渐贫瘠、“惯性中滑行”的乡村生活现状给予了更完整的关注，将现代化转型中的乡村现实境遇，更加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中。
我们注意到文中对乡村留守儿童生存困境的关注。在黄灯的叙述中，亲人中的第一代，婆婆、继父、爷爷、奶奶、外婆都和那一时期的同龄人一样，经历着物质的贫乏、精神的煎熬、身体的饥饿，这在许多“50后”的作家笔下已经有令人震惊的描写。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城镇的一体化，乡村饥饿的记忆逐渐减少，可乡村的困境却有了新的表症。亲人中第二代，不管是大哥大嫂，还是河水叔、瑛国叔，都成为了乡村较早的进城务工人员，随着他们的进城务工，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亲人中的第三代成为了留守儿童。哥哥嫂嫂因为生存的压力，外出务工，一去就是十八年，待到年老归乡时，儿女都已长大，在孩子最需要照顾、教育和亲情陪伴的岁月，留守的孩子难以得到良好的照顾，嫂子那句“钱没赚到，伢又丢了”令人欲哭无泪。“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学业无成的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继续外出务工，于是他们的子女，又一次成了留守儿童，比贫穷更可怕的是，乡村青年的命运出现了可怕的轮回。只不过，父辈是为了生计所迫，不得已让孩子成了留守儿童，而亲人中的第三代，“侄子、侄女”无爱的童年经历，使她们只想尽快进城务工，逃离养育孩子的责任，于是，爱再次缺失。
乡村教育资源的日渐贫瘠也成为阻挡在乡村青年上升通道前的一个问题。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和家庭教育的荒芜本已让乡村青年的成长颇为艰难，而乡村教育条件和教育资源的匮乏则无异于雪上加霜，使得乡村青年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更加渺茫。而那些有幸考上大学的乡村孩子，毕业后，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高房价和原生家庭的艰难生存状况，也只能望洋兴叹。亲人中的“第三代”基本都处在打工的范畴中，在现代化的都市中艰辛地摸爬滚打，在触目惊心的残酷现实中坚忍地生存。
在现代化的今天，乡村青年用着和城里人一样的“智能手机”，感知着外界的一切新鲜事物，表面上看起来，时代变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改变了，可实际上“父辈沿袭下来的农民身份”从未改变，他们的实际生存状态却是“在惯性中滑行”，城市并未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而乡村又是一个他们不愿回去的故乡，贫穷从未远离，生存依然艰难。面对家乡的真实困境，黄灯的忧患是：“如果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亲人们，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人尘埃中生存，无从反抗，也无声无息”。
鄉村中的“熟人社会”与公共事务之间的混乱无序，也出现在黄灯的笔下。乡村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无论是孩子的奶粉、日常饮食还是节庆的鞭炮，这些假货的倾销，严重危及村民性命，可却疏于监管。“农村给城市输送了最优质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而城市回馈农村的，却往往是最劣等的产品”。在黄灯的笔下，亲人们付出了相同的金钱，因为没有辨别真伪的能力和经验，“除了承受了假货的后果，而别无他法”。
可事实上，没有能力去辨别的又何止看得见的假货，还有被华丽外衣所掩盖的谎话——土地的丧失。各种度假村的修建、被改道的河流、无法灌溉的农田、还有被高污染企业“脏了的河水、秃了的青山”，黄灯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记录下这渐行渐远的“原本美丽的乡村”，尽管作者在文中一直强调“我意识到，在进入他们的生存肌理、深入其内心世界时，要尽量采用浸入式的交流，避免介入式的冒犯”，必须注意到“他们讲述背后的情绪过滤与我文字背后膨胀之间的客观差异”，但看到“农田被装扮成度假村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种心理幻觉”时，“我”依然感到种种痛楚;在看到村民对“失去土地”的漠不关心，而且至今仍然没有相关政策来解决难题时，“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焦灼和对失去土地后农村的担忧。 书中，作者还对乡村乡风民俗的凋零进行了书写，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被痛苦撕裂的乡村图景。乡村传统朴实的农耕文化和淳朴的乡风民俗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早已支离破碎，被“掏空灵魂的村庄”，已经没有了可以负载的精神支撑和价值体系，只剩下满目疮痍。“年轻人城里买房，买车，十万块的彩礼”的最低结婚标准、家乡令人触目惊心的疯狂买码、男女老少沉迷之中的巨额赌博、潜滋暗长的吸毒之风，都使得故乡这块土地变得更加贫瘠和荒凉。黄灯以一个亲历者，“在现代化无往不至的社会进程中”，不忍家乡的“乡风乡俗”就这样在急功近利的现代化进程中轰然倒塌，要“对故乡鲜活的生存情状做一简单的勾勒”，用写作记录下亲人们的遭遇和乡村命运抗争的复杂背景。正如书中所言，“在亲人天聋地哑无法表达的境况中，（通过）我的写作……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
二、直面问题、寻找路径
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拆楼记》等同时期反映乡村问题的非虚构文学写作一样，《大地上的亲人》直面了乡村的破败现状，悲悯着亲人们残酷的生存际遇、感受着他们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的无奈、痛心着他们代际轮回的命运和希望渺茫的未来。另一方面，《大地上的亲人》的不同之处又在于，黄灯并未只局限于书写乡村的种种无奈与苍凉，而是在直面问题的同时，努力地在苍凉之中寻找光明。她尝试着从乡村教育、文化重建、乡贤力量、民俗文化认同等方面去探寻路径。
黄灯在直面问题之后，尝试书写乡村教育对于乡村的影响。亲人们的“第三代”，基本都属于打工一族，可是通过分析发现，按照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可以分为两类。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们，一般只能从事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们，虽然也并未因此彻底改变命运，但是在新的环境和社会机遇面前，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所以，对于乡村的年轻人而言，受教育依然是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乡村的教育资源贫乏，但是依然有坚守乡村教育四十余年的“父亲”，“尽着一个乡村文化人的本分，甚至为了给学生争取好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不惜和上级争执，成为了上级眼中最难缠的刺儿头”。无论时代如何裂变，无论社会如何功利化，只要乡村还有父亲这样的群体坚守，乡村就有希望。但遗憾的是，如“父亲”般坚守乡村教育的人越来越少，“而现在，买码、赌博、吸毒、传销的登陆，不能不说与乡村教育的衰亡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此外，乡村教育的振兴还需要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二舅”十分重视女儿鸿霞的教育问题，而后鸿霞顺利成长并接受了高等教育，即便中间也曾深陷买码之风，但是较好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素养，使她能够拥有更多的机会，成就自己的事业，还有余力帮助亲人。此外，书中还通过对比满舅和二舅的经历，进一步指出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还是“一个家庭长久兴旺”的重要支撑。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所在。
黄灯也关注到了乡村买码、赌博、吸毒等现象。她发现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乡村教育的缺失、乡村组织的失察。那么有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对乡村有所帮助呢？其中“乡贤”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父亲”和“二舅”便是典型代表。
“父亲”和“二舅”，不仅受过较好的传统教育，而且自身又有着时代和家族赋予的使命感，他们负责调停整个家族乃至乡村的内部事务，动员全体成员共同面对生活困境，这对于传统的家庭结构乃至乡村结构是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在某种意义上讲，“父亲”和“二舅”就是名副其实的乡贤，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组织中，乡贤的力量十分重要，是乡村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无论是婶婶病故后无人照顾的河水一家人，还是造纸厂工作中高位截瘫的三哥，亲人们在遭受家庭的巨大变故时，父亲都是他们的“定心丸”。对农村的大家庭来说，当他们面临困境时，如果缺少家庭成员或者乡贤的担当和付出、调解与妥协、让步与劝说，很多矛盾就会累积和爆发，使本来脆弱的家庭不堪一击，进而影响整个乡村的基本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农村基层组织削弱，而公共事务还需要加强的情况下，乡贤角色的存在，就显得举足轻重。
黄灯通过书写曾经深陷赌博、吸毒、买码、“提包”的表弟鲁智，最终在家族的关爱、亲情的召唤下迷途知返的经历，发现“当村庄陷入实际的困境时，蕴含其中的文化传统，一旦能够受到外在环境的激发，就能从内心深处唤醒村人的记忆，变成活水清泉，荡涤脏污的文化入侵。至少，从隘口村近几年来的文化实践看，尊重民风民俗，尽力回归传统，将乡村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新农村建设的举措结合起来，寻找到最佳的契合点，不失为重建村庄的可行路径”。
如果说《大地上的亲人》是一段悲怆凄凉的乐章的话，那么文中關于民风民俗的书写，则更像是跳动其中的咏叹调，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乡村曾经的色彩和美好的记忆，激发我们对于民俗回归的渴望。在当代文学中，湖南作家对于湖湘民俗的书写，曾有着显赫的成绩，“曾经一度以古华、叶蔚林、莫应丰、韩少功、孙健忠等人为骨干的湖南作家群，从总体上看是一个地域空间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强烈的作家群体。他们手中既握有一支得心应手的风景画笔，竞相比试描绘绚丽灿烂的湖南山川景物，写得有色彩，有情调;又有一双从古朴的风俗民情中观察人生，也观察历史进程的眼睛，将楚水湘云之间充满神奇传说的古老习俗尽收眼底。”在当下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曾经的乡村民俗记忆在人们的生活中慢慢隐退，在岁月的流逝中，这一类的书写也渐渐稀少。作为一位“70后”湖南作家，黄灯把目光投注到乡村，关注乡村的民风民俗，通过再现家乡特有的湖湘民俗，来探究乡村内在的生命律动。作者选取了她自幼生活的外婆家——“隘口村”为讲述对象，通过打讲、做冷事、吵茶、看戏等日常生活图景的讲述，再现了湖南汨罗乡村的传统民风民俗。
从民俗看，流传至今的“故事会”（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闻名中外，被视为古镇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因为出故事的过程，调动了普通民众的热情，包含了上市街和下市街的竞争和对垒……每逢过年，尤其是到元宵节，长乐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看故事，不但成为全镇人民的共同节日，也成为周边乡镇民众的节日。 黄灯笔下的汨罗风俗，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在这民俗的背后，涵盖了乡村特有的氛围和场景，“民俗是生活文化的基本构成，民俗生活是生活文化的基本表现，包括着人生的基本内容。”民俗对于重拾乡村美好记忆，倡导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乡村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传承保护民俗民风，现在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黄灯还写到了家乡“做冷事（丧礼）”的民俗，当一个人死了，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管他是怎样死的，在隘口人的理念里，都应该给予关怀和起码的敬重。那种汨罗特有的古怪音乐、身着鲜艳衣服的大和尚、色彩鲜艳的描绘阴间图景的图片、做法事时敲打的木鱼声、看客的嘈杂声、女人们的哭丧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场”记忆，“像历经一次完美、立体的视觉、听觉、嗅觉盛宴，总是难以忘怀其中的兴奋与趣味”。
在黄灯的笔下，“做冷事”已经不仅仅是对于亲人离世的一种仪式，而更像是一个民俗的登场。在道场中，它不仅显示了特有的艺术感染力，并且会在随后的短暂日子里，对村民的生活产生细微的变化，人们开始变得兴奋，“女人不再唠叨”、“男人变得温存”、“孩子变得更懂事”，虽然这种变化不会持续太久，却能让隘口村处于一种短暂的神秘气氛之中。做道场，在隘口村人的眼中，像是一个游戏，像是一个不定期的节日，像是一个展示的舞台，更像是一次人生的预演。“在隘口人的死亡观中，始终浸润了通透和彻底。在他们看来，人来到世上，捡到这块人皮，本就由轻如灰烬的神秘东西结合而成，人离开阳间后，当然应该以一种飘渺的方式远离尘世。”除了介绍了“做冷事”，黄灯在文中还专门介绍了当地“吵茶（闹洞房）”等习俗，不仅有叫花子的莲花落、年轻人的各种恶作剧，还有融人其中的各种生命的放肆与人性的挥洒。
作品中对乡村民风民俗的再现，体现了作者的思考：那些传统文化可以唤醒村民的传统记忆，而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大有益处，使这些质朴的乡风民俗既能够保存原始的活力，又可以融人时代的长河，从而为推动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增添一份力量。在注重非遗的传承和保护的同时，村里还兴建了公共娱乐场所，大家开始组建腰鼓队，玩狮子、玩龙、跳广场舞。“吸毒的少了，打牌的也少了，跳舞的多了，散步的多了，村民有一种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归宿感，古老的村庄逐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由此，我们能感受到这片土地上新生活的活力，还有新的希望。尽快恢复乡村的秩序，重现乡村的活力，使亲人们获得一种精神的归宿，“最后还是离不开生长在他们骨子里边儿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重建”。
乡土社会的民俗力量，是维持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黄灯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乡村走出困境的一条路径，即通过乡贤乡绅将民俗认同观念与村落社会凝聚一体。黄灯既敢于直面家乡的苍凉与疮痍，又积极地探寻路径，寻找光明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地上的亲人》是一部有温度的书。
三、多视角的非虚构文学写作
如果说《中国在梁庄》中的梁鸿是一个乡村的“他者”，一个对故乡的“痛”的“旁观者”，那么《大地上的亲人》中的黄灯则更像一个“参与者”。如果说《中国在梁庄》的写作是以一种深度剖析的视角，用“介入式”写出了乡村的不堪与惨败，给读者留下一抹乡村的血色残阳，那么《大地上的亲人》，如作者自己所言，则是“侵人式”，是一个“乡村逃出来的家庭成员”“眼中的乡村图景”。书中，黄灯从身边亲人的经历和遭遇展开书写，通过大量的人物口述实录，力图还原社会巨变中“亲人们”的生存面貌。黄灯在文中一直强调，“这种知根知底的讲述，因为姿态的平等和耐心的陪伴，更能将谈话的对象还原到各自的语境，从而更好地凸显其生存肌理和内心隐私”。作者对于乡村的讲述，不是旁观者的叙述，而是一个亲历者的感受与表达，她的叙述“完全是积极主动的，不是消极被动的;是微观化的，不是宏观性的;是现场直击式的，不是经验转述式的。它不像一般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为了保持事件的客观性和完整性，作家常以局外人的身份扮演着事件的记录者，而是以非常鲜明的主观意愿，直接展示创作主体对事件本身的观察、分析和思考。”
与文字较量的意愿，就在此刻在我心头升起，对一个普通生命的叙述，让我感受到神圣的意义和庄重的担当。……现在想来，写作《乡村图景》最原始的冲动，正缘于婆婆生命最后的时光对我的情感洗礼。我不认为婆婆一生所遭受的厄运和痛苦，只是一种命定的安排。她以一个女性的存在，凸显了个体和时代对抗过程中的妥协和无奈。……我以一个女性的直觉，在还原人生遭遇时，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这一切在婆婆一生中所施加的心灵伤害到底达到了怎样深重的程度。……我从婆婆昏迷时的妄语中感知到她对子女的不舍与牵挂。终其一生，这个普通的老人从未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生活给予她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对贫穷的恐惧，她的不安全感和对生活的期待，终究还是在临终的潜意识中，以一种荒诞、真实的形式呈现出来……
黄灯在书写的同时，还力争做到理性的克制，既感同身受又有所节制，而这也是黄灯这部作品有着更坚实表现力的特色所在。
在作品中，“我”既是写作者，又是被言说的对象。“我”在分析别人的时候，也在分析着自己，在黄灯的笔下，“我”作为一个从乡村逃离出来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书写为亲人们发出声音，去言说乡村的苦难。可仅仅是言说家乡的苦难，这让“我”常常感到一种悲怆的无力，于是，黄灯在书写中不自觉地加人了反思意识，“我”常常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的无力展开反思，反思自己能对家族，对乡村的命运做些什么。“我”曾提出“学术如何介入现实，学术如何在当下语境中找到它最有生命力的形式”的问题，尝试“让家庭的叙述进入公共视野，不让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又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表达了作家在写作的同时，想把所学知识转化为现实资源的强烈渴求。非虚构文学写作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可以充分发挥生活真实的优势，个体的“我”在生活的真实中自由穿梭，通过见证亲人们的生活，也见证了“我”的成长与时代的变迁，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尝试去参与和把握社会公共领域的改变，把知识的力量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让人感受到知识照亮生活的温暖和希望。
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渗透，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和乡贤影响模式在悄然发生着改变。现代传媒的快速发展、及时行乐的生活观念，都对村民们的生活观念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并没有局限于文学层面的书写，而是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转型期的乡村何去何从。书中，作者不仅书写了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组织中乡贤的重要作用，还书写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熟人社会的家庭结构与溃败的农村结构”，并从中梳理出熟人社会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现状，将熟人社会与法理社会交织后的矛盾清晰地剖析出来。
对今天的乡村而言，乡邻之间的信任确实留存，很多信守老传统的人，依然会坚守信用的价值。只不过，当个体行为和越来越多的现代生活产生关联时，古老信条和残酷现实之间，往往会产生激烈的对抗，熟人社会和法理社会之间的冲突，比之以前更加频繁地发生。……农村人口结构已彻底改变了当下的家庭结构，在维持农村家庭抗风险层面上，现有结构能否还能保持相应的活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黄灯从一个亲历者的书写视角出发，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乡村现状的担忧与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考。“这种带着明确主观意图的叙事，使得创作主体的介人性呈现出强烈的目的性，也让‘非虚构写作’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作家在选择叙事目标时，都有着某种‘跨界’探索的冲动，即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证性叙述，传达文学在审美之外的某些社会学或历史学价值……”
《大地上的亲人》为我们展示了非虚构写作的多样姿态。作为一名“70后”非虚构文学写作的新生力量，黄灯在前面非虚构文学写作的基础上，对非虚构文学写作视角的把握更为多维，话语空间更为多元，书写视角更为多样，更大限度地拓展了非虚构文学写作再现的空间，为我们展示了非虚构文学写作更多的可能性，使之更具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意义。
期待着黄灯的书写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