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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和西南财经大学共同主办、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09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于10月22—25日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全国70多家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13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王学东研究员致开幕辞，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殷建中同志及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封希德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
本次年会的主题为“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社会主义”。与会代表主要围绕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西方左翼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国际金融危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新中国6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现将与会代表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
与会代表围绕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和特征、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关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和特征，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有学者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其他一些学者则从金融资本家的贪婪、美联储对资本市场监管不力、美国小布什政府在危机初期决策不当以及美国人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和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更有学者强调此次金融危机是“内生性”而非“外生性”的，认为现代经济学的模型并没有为本次金融危机作出有效预见，仅仅主张用监管来约束危机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而马克思的内生理论可以为我们更深刻地剖析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和特征提供可行途径。还有学者指出，正是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引发了虚拟经济的恶性膨胀及人性的贪婪。多数代表认为，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的认识，不能只从体制层面和技术操作层面进行阐释，更要从制度层面、本质层面进行剖析。
关于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危机虽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下滑，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同时也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但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在相当长时期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世界格局仍处于调整和过渡状态，多极化趋势将继续发展，世界多极化呈现“一超多强”的态势。
关于如何看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影响，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尽管当代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形式有了新的变化，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并未改变。金融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的表现，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真理性。代表们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有学者从资本主义调节机制变化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调节方式从凯恩斯主义方式到新自由主义方式的转变，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境表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不可能“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调整不是在强化“正统”资本主义的“元素”，而是在为“新社会因素”发挥催生作用。归根结底，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是本次会议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彰显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既面临挑战，也面临发展的机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需要从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规避和防范。
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未遭受此次金融危机的重创，原因在于中国尚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生产过剩与透支消费的矛盾还未浮出水面。但是随着政府大力鼓励消费，中国未来是否会面临如今美国的两难境地，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有学者从分析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出发，指出中国市场存在“先天性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并实现中国的发展，需要从改革市场经济模式、深化政府自身改革以及完善制度等方面着手。还有学者强调要通过加速深化改革增强我国抵抗风险的能力，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需要从各方面来提高中国的总体竞争力，包括进一步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创新能力、完善监督机制、推进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等。
另有学者分析了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三大潜在机遇，即结构调整的机遇、利用廉价国际能源资源和提高科技实力的机遇以及推动重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机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适逢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本届年会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与会代表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模式、党内民主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讨论。
有学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业。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面临许多问题，中国的发展还任重道远。并强调，应该对我国的执政关系有一个基本判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党具有很强的执政能力；但另一方面，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地研究解决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包括社会和谐、党内民主以及改革动力不足等问题。
一些学者具体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实践指向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产生重大影响。还有学者具体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发展阶段，即探索酝酿阶段、初步形成阶段、深入发展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主要理论贡献。一些学者还就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作了分析，强调社会主义的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的联系。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此次会议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学者提出，扩大党内民主、推进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要认真研究扩大党内民主的动力源问题。改革的强大动力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民生的改善没有人民民主的保障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学者们强调要从如何使干部得到群众的认同、如何推进民主决策、如何开展对人权和财权的民主监督、如何提高政务和党务的透明度等方面加以思考。另有学者就党内民主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如党代表按民主程序产生、在有相关制度保障的条件下建立一人一票的票决制、实行党内监督、提高党务的透明度、各级党委必须定期召开会议等。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创新的研究
与会代表从不同视角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创新问题。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人们 关注的一个热点。有学者介绍了即将出版的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的情况。还有学者就《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版本问题作了考证。另有学者从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条件的，脱离特定条件的移植则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后果。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仅仅被理解为适应国情的“民族化”，更应包括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也是本次年会的热点之一。有学者具体分析了列宁《论我国革命》一文成文的历史条件，指出它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其中初步提出了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在一个落后国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并没有对这一设想予以最后确认。所以，必须清醒地认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固有特点(包括弱点)，并立足于现实来解决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便向前发展。还有学者从马克思的“三个新贡献”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学说的核心与实质，强调牢牢把握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核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基本前提。也有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述了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强调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会给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另一种有关人类共同未来的经典解释。
五、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向本次年会提交的论文以及大会发言和讨论中，与会代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对苏东剧变的讨论依然是本次年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从深化对苏联解体的认识的角度强调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意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样如此广泛、重大和复杂的社会现象仅仅归结为某些个人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应该把它看作同样也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由此强调，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苏联解体进行全面而实事求是的分析，可以看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庸医治病，错药丧命”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有的代表从公信力丧失的角度分析了苏共垮台的原因，认为执政承诺不能兑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停滞甚至倒退，利益表达机制受阻，干部特权问题突出以及意识形态宣传僵化等，都对苏共丧失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学者具体分析了东欧国家后继党的发展演变，认为不同的历史遗产、经济转型与社会分层、政治分裂与政党政治、与其他左翼力量的关系以及党的自身建设，是影响各国后继党的不同发展轨迹及其影响的主要因素。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尤其是面对金融危机时各国左翼政治力量的状况，是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与会代表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有学者针对发达国家共产党的理论变革与实践问题，分别从社会变化、理论变革、实践转型三个方面作了分析，认为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正在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方面出现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转变，突出民主、自由和多样性的趋势。有学者总结分析了发达国家共产党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指出金融危机既给各国共产党带来一些发展的机遇，也使其面临严峻挑战，金融危机并未显示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迹象，并未改变共产党在发达国家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处境，发达国家共产党自身也不具备解决实际危机的能力。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如何对自身角色及奋斗目标准确定位，如何在现代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自身特性，如何有效克服党内分歧以及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左翼政党既联盟又斗争的关系。
围绕全球化时代和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学者分别对社会主义力量和自由资本主义力量在经济战略、社会战略、政治与文化战略以及全球秩序四个方面的观念和政治主张分歧作了梳理，强调在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上要区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不同。在价值观念上，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多元的社会主义力量及其观念和政治主张中抽象出共识性的要素；另一方面需要超越传统的简单的二元思维，根据时代的内容制定社会主义在不同方面的战略，由此促进社会主义观念的发展和政治空间的扩大。
此外，多元的研究方法是本次年会学术讨论的一个特点。围绕会议的主题，与会代表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了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研讨，深化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在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还就如何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改革、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把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整个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学者本着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既回顾和总结了本学科的成就和经验，又直面问题、积极思考、寻求对策。
按照惯例，本次年会进行了中青年优秀论文评奖活动。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和一次理事会全体会议，对本次年会以及学会的工作事宜进行了讨论。在会议主办方和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年会圆满完成了各项既定议程。
[责任编辑：文慧]
本次年会的主题为“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社会主义”。与会代表主要围绕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西方左翼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国际金融危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新中国6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现将与会代表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
与会代表围绕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和特征、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关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和特征，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有学者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其他一些学者则从金融资本家的贪婪、美联储对资本市场监管不力、美国小布什政府在危机初期决策不当以及美国人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和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更有学者强调此次金融危机是“内生性”而非“外生性”的，认为现代经济学的模型并没有为本次金融危机作出有效预见，仅仅主张用监管来约束危机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而马克思的内生理论可以为我们更深刻地剖析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和特征提供可行途径。还有学者指出，正是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引发了虚拟经济的恶性膨胀及人性的贪婪。多数代表认为，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的认识，不能只从体制层面和技术操作层面进行阐释，更要从制度层面、本质层面进行剖析。
关于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危机虽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下滑，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同时也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但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在相当长时期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世界格局仍处于调整和过渡状态，多极化趋势将继续发展，世界多极化呈现“一超多强”的态势。
关于如何看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影响，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尽管当代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形式有了新的变化，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并未改变。金融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的表现，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真理性。代表们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有学者从资本主义调节机制变化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调节方式从凯恩斯主义方式到新自由主义方式的转变，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境表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不可能“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调整不是在强化“正统”资本主义的“元素”，而是在为“新社会因素”发挥催生作用。归根结底，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是本次会议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彰显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既面临挑战，也面临发展的机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需要从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规避和防范。
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未遭受此次金融危机的重创，原因在于中国尚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生产过剩与透支消费的矛盾还未浮出水面。但是随着政府大力鼓励消费，中国未来是否会面临如今美国的两难境地，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有学者从分析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出发，指出中国市场存在“先天性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并实现中国的发展，需要从改革市场经济模式、深化政府自身改革以及完善制度等方面着手。还有学者强调要通过加速深化改革增强我国抵抗风险的能力，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需要从各方面来提高中国的总体竞争力，包括进一步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创新能力、完善监督机制、推进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等。
另有学者分析了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三大潜在机遇，即结构调整的机遇、利用廉价国际能源资源和提高科技实力的机遇以及推动重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机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适逢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本届年会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与会代表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模式、党内民主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讨论。
有学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业。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面临许多问题，中国的发展还任重道远。并强调，应该对我国的执政关系有一个基本判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党具有很强的执政能力；但另一方面，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地研究解决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包括社会和谐、党内民主以及改革动力不足等问题。
一些学者具体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实践指向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产生重大影响。还有学者具体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发展阶段，即探索酝酿阶段、初步形成阶段、深入发展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主要理论贡献。一些学者还就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作了分析，强调社会主义的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的联系。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此次会议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学者提出，扩大党内民主、推进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要认真研究扩大党内民主的动力源问题。改革的强大动力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民生的改善没有人民民主的保障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学者们强调要从如何使干部得到群众的认同、如何推进民主决策、如何开展对人权和财权的民主监督、如何提高政务和党务的透明度等方面加以思考。另有学者就党内民主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如党代表按民主程序产生、在有相关制度保障的条件下建立一人一票的票决制、实行党内监督、提高党务的透明度、各级党委必须定期召开会议等。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创新的研究
与会代表从不同视角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创新问题。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人们 关注的一个热点。有学者介绍了即将出版的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的情况。还有学者就《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版本问题作了考证。另有学者从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条件的，脱离特定条件的移植则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后果。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仅仅被理解为适应国情的“民族化”，更应包括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也是本次年会的热点之一。有学者具体分析了列宁《论我国革命》一文成文的历史条件，指出它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其中初步提出了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在一个落后国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并没有对这一设想予以最后确认。所以，必须清醒地认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固有特点(包括弱点)，并立足于现实来解决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便向前发展。还有学者从马克思的“三个新贡献”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学说的核心与实质，强调牢牢把握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核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基本前提。也有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述了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强调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会给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另一种有关人类共同未来的经典解释。
五、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向本次年会提交的论文以及大会发言和讨论中，与会代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对苏东剧变的讨论依然是本次年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从深化对苏联解体的认识的角度强调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意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样如此广泛、重大和复杂的社会现象仅仅归结为某些个人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应该把它看作同样也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由此强调，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苏联解体进行全面而实事求是的分析，可以看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庸医治病，错药丧命”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有的代表从公信力丧失的角度分析了苏共垮台的原因，认为执政承诺不能兑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停滞甚至倒退，利益表达机制受阻，干部特权问题突出以及意识形态宣传僵化等，都对苏共丧失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学者具体分析了东欧国家后继党的发展演变，认为不同的历史遗产、经济转型与社会分层、政治分裂与政党政治、与其他左翼力量的关系以及党的自身建设，是影响各国后继党的不同发展轨迹及其影响的主要因素。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尤其是面对金融危机时各国左翼政治力量的状况，是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与会代表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有学者针对发达国家共产党的理论变革与实践问题，分别从社会变化、理论变革、实践转型三个方面作了分析，认为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正在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方面出现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转变，突出民主、自由和多样性的趋势。有学者总结分析了发达国家共产党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指出金融危机既给各国共产党带来一些发展的机遇，也使其面临严峻挑战，金融危机并未显示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迹象，并未改变共产党在发达国家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处境，发达国家共产党自身也不具备解决实际危机的能力。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如何对自身角色及奋斗目标准确定位，如何在现代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自身特性，如何有效克服党内分歧以及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左翼政党既联盟又斗争的关系。
围绕全球化时代和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学者分别对社会主义力量和自由资本主义力量在经济战略、社会战略、政治与文化战略以及全球秩序四个方面的观念和政治主张分歧作了梳理，强调在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上要区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不同。在价值观念上，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多元的社会主义力量及其观念和政治主张中抽象出共识性的要素；另一方面需要超越传统的简单的二元思维，根据时代的内容制定社会主义在不同方面的战略，由此促进社会主义观念的发展和政治空间的扩大。
此外，多元的研究方法是本次年会学术讨论的一个特点。围绕会议的主题，与会代表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了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研讨，深化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在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还就如何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改革、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把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整个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学者本着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既回顾和总结了本学科的成就和经验，又直面问题、积极思考、寻求对策。
按照惯例，本次年会进行了中青年优秀论文评奖活动。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和一次理事会全体会议，对本次年会以及学会的工作事宜进行了讨论。在会议主办方和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年会圆满完成了各项既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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