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往改善社会生态、个体心态两个方向上努力，在制度、环境、道德、信仰诸多层面上协力，才是人心向善、长治久安之道。
　　
　　 这是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是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此为急剧转型之社会必然呈现的现实图景。真正让人不安的是，这种焦虑，并非来自个体欲念的普遍提升，而是源于伦理底线的屡屡失守。
　　 2011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历数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痛斥“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回望2011年，不难发现，类似的事件反复发生，同样的悲剧一再重演，常常只是更换了一些人物、时间和地点而已。
　　 譬如，在小悦悦被撞之后，18个路人冷眼旁观，无人试图伸出援手。最终，一名拾破烂的阿婆将她抱到路边。一位高官对此痛心疾首：“我看的时候恨不得跳进荧屏去唤醒那些麻木的路人。”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甚至联想到鲁迅的旧作《一件小事》，文中鲁迅讲述了主人公“我”对搀扶跌倒路人的黄包车夫从蔑视到敬仰的心理变化：“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道德确有层次之分。中国古代儒家的一些人，以道德高尚、内圣外王作为其人生最高的甚至唯一的目标。时至今日，人们的价值追求逐渐走向多元化。例如很多人未必会有很高的道德追求，他们不想加害于人，不想成为英雄，只求本本分分赚钱、平平安安生活，这也无可指摘。并且，必须承认，绝大多数个体普遍具有的恻隐之心与向善之心，恰恰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动力所在。
　　 不过，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伴随着多年来形成的生活共同体趋于瓦解，原本比较亲密的同事、朋友乃至家庭的情感纽带，逐渐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淡化甚至消融。深圳公务员廖某对父母拳脚相加，媒体问其为什么这样做，廖某回应：“你们还要管啥，(我和父母)反正都这样了，无所谓了。”
　　 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整个社会实际上还潜藏着一种精神信仰的缺失。在成功地解决了人们最初级的生存需要之后，我们已经在向着更高的需求，即对权利和尊严的需求迈进。然而，财富的分配却不尽合理，对低收入者的刺激不断放大。他们的收入尽管在提高，但始终赶不上贫富差距拉大对精神刺激的强度。倘若到处都是物欲的肆虐横行、功利的甚嚣尘上，凡事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每时每刻都以权力、金钱划分人的等级，弱者势必痛感在精神上缺乏寄托，找不到一块足以安身立命的绿洲。
　　 值得警惕的是，那些突破伦理底线的人，对于公共权力和法律机构往往缺乏起码的信任。在介入公共事务过程中，也多充满了挫败感，其结果就是觉得个人很渺小，甚至选择用绝望的暴力“说话”，毁人而又毁己。以抚州连环爆炸案为例，由于当地政府迟迟没有兑现拆迁补偿，肇事者钱明奇在事发前多次致电区长、区政法委书记，暗示其将采取极端行动。就在政府再度失信之时，钱明奇终于失去了耐心。
　　 由此，我们需要铭记，走投无路者很可能铤而走险，日暮途穷者则容易孤注一掷。而抚慰一个绝望者就是减少一份社会风险。国家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安全为立国之本。政府应当努力通过法治的轨道来解决问题，通过法律来关怀和救济“穷民而无告者”，通过法律来援助和支持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来运行和实现公平正义。
　　 最近，深圳开全国之先河，向社会公布了《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拟从举证规则、免责原则、损害赔偿等多方面对见义勇为者予以保护，在舆论界引发一片喝彩之声。此前，南京“彭宇案”的判决结果导向，打压了本来就已狭小的道德生存空间，导致“老人街头倒地无人敢扶”现象接连发生。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承认判决的错误并勇于纠正错误，无疑是挽救世道人心的必要之举。
　　 更为根本的是，我们需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权力本为天下公器，执掌权柄者理当成为社会道德之表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日前，中组部印发《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要求突出德在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注重群众公论。可见，总是要有一只“天眼”监督政府，这“天眼”其实是所有公民；而公民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国之命，在人心。只有往改善社会生态、个体心态两个方向上努力，在制度、环境、道德、信仰诸多层面上协力，才是人心向善、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