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本来是坐在那儿卖花生的。他头上的黑色毡帽，早已磨得不很黑了，可能已经戴了十年，或者二十年。他身旁摆着很多用小纸袋包好的花生，等待过路人来买。然而过路的人太匆忙了，他们哪有闲情呢？孩子们自己带来了干面包，游客们记挂着提起相机调整焦距，谁也没有注意这个刻意打扮过的老人家。
　　他的毛绒西服已经没有毛了，磨得平平的，露出了小线孔。裤管下一双袜子，裹着瘦削的足踝。他的腿并排紧靠着，像那初次上学的小孩子一样，似是对生命怀疑、不信任。这种自保的姿势和过分的整洁，教我战栗地感到年纪可以如何侵蚀人的自尊。
　　他静静地打开一包花生，鸽子就飞来了。这些不付钱的客人，自四方八面来归，为老人打发又一个无聊的早晨。他的周围，孩子们正在喧哗欢笑。同是喂养鸽子，不同的只是心境罢了。
　　如果基本生活就是人的一切，那么英国的老人自当无憾了。他们有一个养活他们的政府。然而糊口之外，人还有没有要求呢?既然年轻过，老人又何尝不明白青春多么叫人骄傲?谁没有赢过一场球赛？谁没有过可堪回首的失恋？谁没有等过信？谁没有买过一束鲜红的玫瑰花呢?……
　　而似乎这些已不再是他们游荡的借口了。到公园去闲溜，晒太阳，到地铁站去午睡，穿上礼服逛几公里，养一只刁蛮愚笨的大狗……望着这白发的伯伯，我不禁惊讶伦敦街头老人之多。想起那一次，深水埗国华银行门前的石阶，早上七点钟就坐满了老妇人，排排地在编毛线。无论是东方西方，要年老就需要勇气呀。
　　此刻，我站在二十码外，思索是否应该走过去买一包花生。我若不去，则一切情感只是云烟空想，未能为老人带来半分光与影；我若过去了，却自知不是一个诚恳的顾客，这会使我走进施予的道德陷阱，侮辱了老人的尊严。我呆呆地衡量，只希望每一只飞近他的小灰鸽，都为他钓回一尾童年、一网故旧、一汪美好的记忆。
　　剑桥一位老教授告诉我：“我们让孩子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他的女儿也告诉我：“父亲太关心我了，他有时实在很过分。我长大了，我要自立。” 于是，他们分开了。独居的女儿在伦敦住一间三层的屋子，晚上若不上街，就与电视为伍，或者看书。老父一人留守充满回忆的剑桥，静静地过活。以西方的眼睛看，他们父慈女孝，遥遥地关心着对方，记挂着对方的生辰。然而假使有一天，老人半夜起来，踩着地毡滑倒了呢？又或者，谁不慎被热水烫伤了呢?
　　老教授慈祥睿智，充满爱心，做事周全认真，在学术界享有盛名，七十岁了，仍精神奕奕。但无论生活如何完美，人始终有基本的感情需要。我在他家中作客一月，深深感觉到这一点。生命的美丽在于热切的反响，而反响，不是物质可以给予的。我们的肩膊，经常需要一只鼓励的大手。而往往，我们只能自一面镜中追寻亲切的笑容：自欺的、无有的，冰冷一如玻璃与水银。
　　他亟需一个“孩子”，让他去呵护照顾。于是他不断地为我铺床，送我礼物，每早为我泡一杯茶，听我诉说英国食物的不是。他还悄悄地把鲜花插到我几上的小瓶，偷偷挂上新的浴巾，把草莓塞进我手中，到处搜购我喜爱的书籍，为我剪报，收集香港和中国的新闻，替我打听火车时间……我虽感到尴尬，却不时瞥见老人的唇边，流露出幸福的笑容。于是每晚，我就在沙发上，听他详尽描述他的外孙（他另一个女儿早结婚了）长得如何逗人，听他谈他的埃及学生、中美朋友和日本同事。柔和的灯光里，老人的心事就像一阵回流的清风，吹漾我的平静，化成温柔的涟漪。
　　一个留学剑桥的德国姑娘说：“我不明白，也不相信，是不是离开了父母就等于成熟？坚持远走高飞的，又成熟得到哪里呢？自立真的要建立在老人的寂寞上面吗？”
　　我庆幸自己生长于中国，早就知道了答案。
　　[文自《彩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