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横亘在中国文化天空之下的这一形象，因其强大的厚重感而让人生畏，而细究起来却空泛至极。父亲是如此模糊，只有深入文化的机理，才能从那些无所不在的符号中挖掘出其相对亲密的形象。只可惜，我们很少能够“父慈子孝”，往往在“父父子子”的纠葛中消耗斗争的勇气。
　　从“贡献一颗精子”到被推翻的“统治者”
　　遗传学上的父亲，简单点说，就是人类Y性染色体（遗传信息）始终随男性世代传递，这也是传统的子女从父姓的遗传学注解。
　　从现成的生理生命的角度上看，似乎母子关系对于养育后代已经足够了，所谓父亲只起到一个雄性的生殖作用而已。比如离人类最近的黑猩猩就是这样，除了维护整个群体安全的作用之外，雄性黑猩猩在具体的后代繁衍中只贡献精子，这种情况盛行于哺乳类里。
　　在人类业已存续的400万年静好岁月中，最早时候，男女没有性别意识和性别分工，一切处于自然之中，直到人类越过群婚制和对偶婚制，实行专偶婚制，才跨入文明门槛。在这极其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可以肯定，人在早期的若干发展阶段里，也一般地遵行过这条战斗的原则”（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人类学证明，男性的性选择竞争是人类进化的最原始动力之一。人类是双向性选择，这在其他生物物种中是不多见的，即男性挑选美丽精壮女性，女性挑选强悍智慧男性，使男女双方优质遗传性状得以传递扩散，加速了种质进化。
　　此后，父系文化影响数千年，当我们谈论父亲，却不知如何开始。
　　中国的传统中，父亲形象是模糊的，往往以符号而非鲜活的个体存在。它更多的是以“父父子子”而存在，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个模糊的形象，却有着居于统治地位的影响力，父亲是统治者，儿子是被统治者，统治和被统治之间有轮替，当儿子成了父亲，新的统治者就出现了。父亲在传统中国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与他在当代的地位变化巨大。即便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也在变更着父亲对于孩子们甚至对于立法者们的意义。
　　文化的父亲，很多人会提到贾政——这个集历史上“道学”或“假道学”于一身的父亲，被后世无数人批驳，成为古典父亲的经典形象。尤其是《红楼梦》三十三回，他打儿子贾宝玉，“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见老婆来了，“那板子越发下去的又狠又快”。打犹不解气，还要拿绳索来勒死这个孽障。
　　处理父辈和自己的关系成为中国文化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母题，比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好像只有反抗才能挣脱自我，革命的目标首先是家庭，家庭的代表自然是父亲。最后，父亲终于妥协了，贾政也任由儿子“发展特长”——这也预示了父子和解的可能性。
　　和解了的父与子，成为特殊的朋友，不过，此时的儿子也已成为父亲，还有漫长的和解，等待他与下一代共同完成。父子关系在慈孝的代际换位中，被非主体化地、时间化地和家族化地构成。
　　其实还有一个话题被我们轻易地忽视了：父与女，当然，父与子中的“子”也包括女儿，但真正关于父女关系的探讨少之又少。张悦然曾写过一篇《父亲》，“他待我的好，是参差不齐的好，在童年和少女时代，留下太多空白的罅隙。”她要找父亲清算，“可是尚未等到与他清算的时机，他已经老了”。“那些罅隙，只在我一个人的心里。成年后，我继续索取少年時要而不得的父爱，贪得无厌并且挥霍无度，只是这些，都与我的父亲无关了。”
　　两代人之间“空白的罅隙”，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弥补的空间。
　　让一个男孩和一个合适的男人在一起
　　在一条窄路上，弗洛伊德之父遇到另一个德国男人，那人把他的帽子打到烂泥地中，吼道：“从人行道上滚下去，你这个犹太人！”儿子期待父亲的反抗，但父亲告诉他的只是：“我走下人行道，然后捡起帽子。”
　　据说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弗洛伊德性格的形成，甚至其精神分析思想的形成。它反映出西方文明对父性看法的重要一面，即父亲必须是敢于斗争的强大者、胜利者，他是否善良倒不那么重要。但是，如上所及，父亲又是与谋划能力内在相关的，因此又要求他不能像阿喀琉斯那样冲动，必要时要隐忍而求最佳效果，就像尤利西斯一样。
　　“施加精神影响以塑成后代”是父亲身份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父亲的精神影响可以是无形的，比如在孝顺父母、勤奋学习和忠于职守诸方面以身作则的影响。这种无形影响甚至可以是完全非对象性的，比如一个死去的父亲和祖先，也可以活在孩子们的生存之中，深远地影响他的未来。这也就是古人——不止于中国古人——极其重视祭礼和各种形式的祖先追忆如家谱、家族荣誉的原因。
　　“父亲身份”或“父性”在现代的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现在常讲的“阴盛阳衰”在家庭和社会层次上的深度体现。
　　儒家文明面对西方工业化武装的侵略和殖民以及被这种侵略逼出来的自己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就很不适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化将从事传统农耕、手艺的父亲们驱赶入工厂，丧失了他们主导家庭和示范儿孙的父亲状态，成为一个与女工、童工无实质差别的工人。
　　于是，就有了鲁迅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实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重点在于为子一代争取他们的权利，并未详细探讨在他理想的家庭教育中，父亲母亲要分饰怎样的角色。
　　然而社会有明确的分工，走入工厂的父亲，逐渐割裂了传统父亲的社会角色。丰子恺有一幅极出名的漫画《爸爸还不来》，画的是太太牵着大孩子，抱着小孩子在弄堂口等待父亲的情形。爸爸去哪儿？自然是上班去了。
　　“男主外，女主内”的父母结构，一直在延续。陈村《鲜花和》里写过女性出门上班，男性在家写作的格局，街坊邻里各种议论，“这个男人真没用”是舆论的主流。
　　研究证明，生活在父母双全的家庭里的孩子要比失去父亲的孩子在各个方面都优秀。美国一项调查显示，一个从小不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男孩比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男孩犯罪概率高2倍；一个与未婚或离婚妈妈生活在一起的女孩，比与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十几岁就做妈妈的概率高5倍。
　　同样，生活在单亲家庭或与继父母生活在一起的青少年比与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问题。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杜布森认为：“让一个男孩和一个合适的男人在一起，这个男孩永远不会走上邪路”。
　　消失了文化枷锁的父亲们，逐渐成为家庭和社会结构中一个普通的构成。甚至你很难去感知他的具体存在，而在精神领域，他会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