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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党百年来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现代化存在其特定深刻的实践逻辑，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在对中国现代化独特的实践逻辑的解读中又总结出三点经验启示，即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必须遵循运用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客观经济规律以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以更好推进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4—0020—07
[作者简介]余鹏，男，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哲学。
建党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表明中国现代化极具中国特色，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中国现代化特定的实践逻辑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单一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对建党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解读既有利于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有利于构建塑造中国政治体制的话语体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一、中国文明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李约瑟难题”
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来看，中国文明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文明，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东方文明代表。黄河流域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和发展，由于农业生产方式更趋于区域化和稳定化，这是与西方海洋贸易为主要的流动交往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正因为农业生产的区域性和稳定性才使得现实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生产关系更具地缘性和血缘性，而这种地缘性和血缘性的交往又对和谐统一的交往秩序有着更高的要求;再加上囿于农业生产技术的限制造成当时农业生产十分依赖于自然环境，当现实中的人们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或严重的自然灾害时就必须要团结协作以确保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这无形中也是加强了人们的生产交往和联系。正是这种农业文明特性使得社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中央集权国家对包括劳动力、生产工具等在内的生产资料的集中调动和使用以保证农业生产和交往的正常运行。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渐扩大，封建国家的上层建筑需要逐渐完善，而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由于对礼仪等级秩序的维护和对人们的教化便很快就成为封建国家统治的指导思想，在儒家思想这一完整治理体系的支持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随着历史的推演而不断繁荣发展，15世纪以前的中国可以说在經济、政治、文化和技术上一直领先于世界。早在15世纪明朝中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出现了如佃农雇工经营、手工雇工等雇佣劳动形式，但是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没有形成像西方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也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社会工业革命的社会技术革新，相反的是在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纷纷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同时，中国的封建王朝仍自沉于天朝大国美梦中，此时的中国并未有进入现代化的主观意识和内外在客观条件。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还提出了被学界称为“李约瑟难题”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3]，这一问题也被进一步延伸推广如“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现代化？还能进入现代化吗？”“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实际上，“李约瑟难题”等相关延伸问题是自居于“现代化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西方话语体系之中，国内不少学者基于唯物史观对“李约瑟难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认为李约瑟只是片面孤立地看待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从整个历史环境去看待中国的发展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发展进程被西方列强殖民活动所掐断仅是偶然事件而非必然事件，而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看近代中国进入现代化也仅仅是发展的时间问题。虽然“李约瑟难题”有其认识的不足之处，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现代化有着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实践逻辑，而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并不能完整恰当地解释中国的现代化。
二、中国曲折的现代化之路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时刻面临着亡国亡族的危险。为了摆脱民族危亡的命运，晚清以李鸿章、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通过“中体西用”的方式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自强求富”的社会现代化目标，期间创办不少的军事民用工业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根本上由于清朝封建政治体制的腐朽落后，洋务派运动为社会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最终还是以甲午海战败于日本而告终;甲午海战的失败让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要推动中国社会进入同西方世界同等程度的现代化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于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良运动，试图通过在封建王权的基础上建立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政体，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而遭到强烈的抵制与反对，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最终宣告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推翻落后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虽中华民国的创立结束了封建帝制对构建国家自主性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近代中国也并没有因此走向现代化道路。
于是，在“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4]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历史和人民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便就转交到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在1921年矛盾重重和危机四伏的中国孕育而生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重压下的中国，要达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等程度的现代化水平唯有在中华民族获得真正解放的基础上实现，而实现民族解放的第一步就是必须建立革命型政党并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帮助近代中国摆脱亡国亡族的危险命运。虽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依据现实环境多次调整过建立国家的未来图景，但是“一直把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为奋斗目标，运用其领导核心地位和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凝聚起中国人民的力量，使现代化得以在高度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环境下推进发展”[5]。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但是“三座大山”的推翻和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立仅仅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要想在已经遭遇连年战争且极其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现代化仍然困难重重。“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4]，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经验中清楚地知道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绝不是依靠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再复制而解决的，于是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进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探索和尝试。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作为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落后者，新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说是“后发型现代化”，简单而言就是新中国现代化进程落后于西方且发展社会现代化困难大。“后发现代化”的新中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发现代化”，因为中国文明并不具备像西方文明特性影响下的繁荣海洋贸易的商业基础，也不可能拥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残暴的殖民活动所带来的资本血腥积累，要想缩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差距就必须依赖中国共产党对全国资源的高效组合调动，以集中力量加快现代化进程的追赶。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主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四个现代化”层面，即“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6]并且创新性地提出分“两步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想：“第一步， 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7]。在党内正确的认识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团结一心奋发大搞社会主义建设，于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又在1957年超额度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工业基础。但随后由于党内对国家经济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加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严重受挫。直到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便开始重提“四个现代化”和“三步走”战略 [6]，此次党内对国内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又将国家现代化建设重拉回正轨。
邓小平注意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8]（p380）。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反思中国现代化建设下的具体国情并认识到中国同西方巨大的现代化差距，于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后又深化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且第一次创新性地用中国传统社会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小康”理念来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小康社会”有“翻两番”的具体人均收入标准和有计划分“三步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想。到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六大又明确提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9]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既同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构想相衔接又根据新国情再提出了新的“翻两番”具体目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总体小康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实际，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在2020年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通过深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经在2020年末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且围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提出在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现代化进程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来看可以充分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现代化”均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现代化逻辑最重要的变量便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围绕中国现代化奋斗目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探索、不断深化和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要求和总体布局，从毛泽东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到邓小平时期的“小康”的“中国式现代化”，到江泽民时期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胡锦涛时期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习近平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渐进目标，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总布局演进，由“两个全面”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升级等都无不显示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逻辑的实践主体持续地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努力奋斗着，而也正是历届党中央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努力实践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才取得了令世界为之惊叹的成就。
（二）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辩证变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方式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之中，首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10];“社会形态是指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其次是上层建筑在被决定的前提下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10]所谓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革即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变革，而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方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中要求改革者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领域的变革而是要辩证性地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结合起来处理才能准确恰当地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规律，只有掌握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于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才能促使中国现代化以正确的实践方式进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洋务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等欲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尝试均失败的原因在于洋务派和实业家仅仅是单独地限定于对生产力领域和经濟基础的浅层次变革而没有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内在实质的变革，纵使在近代中国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但在落后腐朽的封建体制不进行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力也依然阻碍了中国迈入真正的现代化;即使是推翻了封建王朝的国民党也由于忽略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实际情况而企图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也注定其所为终将是失败的;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能最终战胜国内的一切反动势力，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自觉遵循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到改革开放一直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都是其生动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于是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扫清了旧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中国现代化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阻碍，这才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功改造和“一五计划”之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随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盲目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反过来要求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去适合人为产生变革的上层建筑必然使得中国现代化事业受到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2]，这标志着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全面展开。 党的十三大在提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基础上开始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创新性地探索，强调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来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十四大又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往单一公有制经济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效率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我国于2010年开始至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最好的例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促进我国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改革也已经进入深水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供给侧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全面开放新格局”等顶层设计正是为了应对生产力新难题和经济基础新要求而对不适用的生产关系作出的新变革。此外，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国家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八次集中的国家机构改革，而每一次的国家机构改革都是党和政府在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体制以通过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来达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而每一次的法制完善和教育改革等上层建筑的变革也均是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实践。
（三）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目标
在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辩证变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方式之后，还需要明白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最终的目标导向是什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回归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两方面。众所周知，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俱来最鲜明的理论品格，“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与以往的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共同富裕的设想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大跨越发展将会出现“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4]和“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5]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必定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福祉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也必定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6]，“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7]，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水平的好坏与否是由中国的人民群众所能感受到的且可以进行评判的，对此，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并坚定不移地走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说过：“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8]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和土豪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就是为了让大多数农民都能拥有土地以帮助农民改善自我的生存状况。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减租减息、调节粮食等措施都极大减轻了农民的生产负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造时他谈到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并且强调“这个富，是共同的富”[20]。为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中共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和逐步实现工业化，以此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虽然在建设时期后期出现的“左倾”错误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但从党的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看，其都是为了致力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多个重要场合多次阐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极旨归就是要實现共产主义，每个人能够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8]（p123）。于是邓小平便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8]（p373），衡量社会主义改革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最终还得看是否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8]（p111），但是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要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还必须要走“先富带后富”的发展路子，继邓小平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全面建立，绝对贫困和区域性贫困也已被全部消除，小康社会已全面建成，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了很大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正朝着“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1]目标迈进。
四、建党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才能更好走向未来。”[22]只有对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进行解读和分析，才能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汲取好的经验和智慧，才能更好地推进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建设。纵观建党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独特的实践逻辑，总结出对推进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有三点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组织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主体，要想进一步推进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3]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的风险危机时，只有加强党对国内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有效防范化解新形势下各领域内的风险挑战。对此，要坚持将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深入到国内发展的各领域、各组织和各人群之中，进一步增强党内外团结，以确保全党内外“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使”，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征程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各领域内党组织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组织和党员的外部制度和内部精神教育上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以巩固发展良好的政治生态，同时要加强党内自身的政治建设、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以打造一支学习型、服务型和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力克党内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弱化党的先进性和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积极推动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把每一个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时代下中国现代化新征程。 （二）抓住主要矛盾，协同推进各项改革
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辩证变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方式，要想更进一步推进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要遵循并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客观规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中深刻把握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依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来明确今后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必须要牢牢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紧紧围绕发展来部署各项改革措施来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要注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通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发展要求。”[24]事实证明经济发展或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单一领域的，它需要各项改革的协同推进，只有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新发展格局，才能够使得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由以往的只追求效率和数量的发展模式转变为注重效益和质量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才能更好地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三）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共同富裕
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目标，要想更进一步推进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缩小人民群众内部间贫富差距以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质进程。“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24]共享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最终目标，主要内涵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全民共享”所强调的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改革开放的红利应该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而非少部分人，但现实是东部地区和城市居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享有了更多的发展成果，广大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农村村民相对而言却滞后较多，对此，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让每个人都有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全覆盖”“乡村振兴”等战略必须要长期坚持。“全面共享”强调的是国家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美好需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保护好生态环境以及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建共享”强调的是党和政府要完善社会动员机制。搭建好社会参与平台，形成“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共建机制。“渐进共享”强调的是注重推进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特征，合理合乎实际地满足人民新需要以使得使人民在共享发展中获得安全感。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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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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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表明中国现代化极具中国特色，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中国现代化特定的实践逻辑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单一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对建党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解读既有利于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有利于构建塑造中国政治体制的话语体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一、中国文明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李约瑟难题”
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来看，中国文明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文明，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东方文明代表。黄河流域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和发展，由于农业生产方式更趋于区域化和稳定化，这是与西方海洋贸易为主要的流动交往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正因为农业生产的区域性和稳定性才使得现实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生产关系更具地缘性和血缘性，而这种地缘性和血缘性的交往又对和谐统一的交往秩序有着更高的要求;再加上囿于农业生产技术的限制造成当时农业生产十分依赖于自然环境，当现实中的人们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或严重的自然灾害时就必须要团结协作以确保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这无形中也是加强了人们的生产交往和联系。正是这种农业文明特性使得社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中央集权国家对包括劳动力、生产工具等在内的生产资料的集中调动和使用以保证农业生产和交往的正常运行。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渐扩大，封建国家的上层建筑需要逐渐完善，而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由于对礼仪等级秩序的维护和对人们的教化便很快就成为封建国家统治的指导思想，在儒家思想这一完整治理体系的支持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随着历史的推演而不断繁荣发展，15世纪以前的中国可以说在經济、政治、文化和技术上一直领先于世界。早在15世纪明朝中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出现了如佃农雇工经营、手工雇工等雇佣劳动形式，但是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没有形成像西方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也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社会工业革命的社会技术革新，相反的是在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纷纷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同时，中国的封建王朝仍自沉于天朝大国美梦中，此时的中国并未有进入现代化的主观意识和内外在客观条件。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还提出了被学界称为“李约瑟难题”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3]，这一问题也被进一步延伸推广如“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现代化？还能进入现代化吗？”“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实际上，“李约瑟难题”等相关延伸问题是自居于“现代化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西方话语体系之中，国内不少学者基于唯物史观对“李约瑟难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认为李约瑟只是片面孤立地看待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从整个历史环境去看待中国的发展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发展进程被西方列强殖民活动所掐断仅是偶然事件而非必然事件，而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看近代中国进入现代化也仅仅是发展的时间问题。虽然“李约瑟难题”有其认识的不足之处，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现代化有着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实践逻辑，而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并不能完整恰当地解释中国的现代化。
二、中国曲折的现代化之路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时刻面临着亡国亡族的危险。为了摆脱民族危亡的命运，晚清以李鸿章、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通过“中体西用”的方式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自强求富”的社会现代化目标，期间创办不少的军事民用工业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根本上由于清朝封建政治体制的腐朽落后，洋务派运动为社会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最终还是以甲午海战败于日本而告终;甲午海战的失败让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要推动中国社会进入同西方世界同等程度的现代化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于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良运动，试图通过在封建王权的基础上建立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政体，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而遭到强烈的抵制与反对，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最终宣告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推翻落后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虽中华民国的创立结束了封建帝制对构建国家自主性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近代中国也并没有因此走向现代化道路。
于是，在“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4]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历史和人民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便就转交到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在1921年矛盾重重和危机四伏的中国孕育而生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重压下的中国，要达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等程度的现代化水平唯有在中华民族获得真正解放的基础上实现，而实现民族解放的第一步就是必须建立革命型政党并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帮助近代中国摆脱亡国亡族的危险命运。虽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依据现实环境多次调整过建立国家的未来图景，但是“一直把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为奋斗目标，运用其领导核心地位和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凝聚起中国人民的力量，使现代化得以在高度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环境下推进发展”[5]。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但是“三座大山”的推翻和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立仅仅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要想在已经遭遇连年战争且极其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现代化仍然困难重重。“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4]，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经验中清楚地知道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绝不是依靠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再复制而解决的，于是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进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探索和尝试。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作为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落后者，新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说是“后发型现代化”，简单而言就是新中国现代化进程落后于西方且发展社会现代化困难大。“后发现代化”的新中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发现代化”，因为中国文明并不具备像西方文明特性影响下的繁荣海洋贸易的商业基础，也不可能拥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残暴的殖民活动所带来的资本血腥积累，要想缩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差距就必须依赖中国共产党对全国资源的高效组合调动，以集中力量加快现代化进程的追赶。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主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四个现代化”层面，即“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6]并且创新性地提出分“两步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想：“第一步， 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7]。在党内正确的认识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团结一心奋发大搞社会主义建设，于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又在1957年超额度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工业基础。但随后由于党内对国家经济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加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严重受挫。直到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便开始重提“四个现代化”和“三步走”战略 [6]，此次党内对国内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又将国家现代化建设重拉回正轨。
邓小平注意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8]（p380）。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反思中国现代化建设下的具体国情并认识到中国同西方巨大的现代化差距，于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后又深化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且第一次创新性地用中国传统社会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小康”理念来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小康社会”有“翻两番”的具体人均收入标准和有计划分“三步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想。到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六大又明确提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9]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既同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构想相衔接又根据新国情再提出了新的“翻两番”具体目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总体小康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实际，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在2020年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通过深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经在2020年末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且围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提出在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现代化进程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来看可以充分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现代化”均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现代化逻辑最重要的变量便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围绕中国现代化奋斗目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探索、不断深化和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要求和总体布局，从毛泽东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到邓小平时期的“小康”的“中国式现代化”，到江泽民时期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胡锦涛时期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习近平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渐进目标，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总布局演进，由“两个全面”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升级等都无不显示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逻辑的实践主体持续地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努力奋斗着，而也正是历届党中央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努力实践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才取得了令世界为之惊叹的成就。
（二）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辩证变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方式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之中，首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10];“社会形态是指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其次是上层建筑在被决定的前提下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10]所谓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革即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变革，而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方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中要求改革者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领域的变革而是要辩证性地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结合起来处理才能准确恰当地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规律，只有掌握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于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才能促使中国现代化以正确的实践方式进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洋务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等欲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尝试均失败的原因在于洋务派和实业家仅仅是单独地限定于对生产力领域和经濟基础的浅层次变革而没有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内在实质的变革，纵使在近代中国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但在落后腐朽的封建体制不进行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力也依然阻碍了中国迈入真正的现代化;即使是推翻了封建王朝的国民党也由于忽略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实际情况而企图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也注定其所为终将是失败的;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能最终战胜国内的一切反动势力，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自觉遵循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到改革开放一直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都是其生动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于是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扫清了旧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中国现代化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阻碍，这才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功改造和“一五计划”之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随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盲目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反过来要求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去适合人为产生变革的上层建筑必然使得中国现代化事业受到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2]，这标志着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全面展开。 党的十三大在提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基础上开始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创新性地探索，强调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来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十四大又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往单一公有制经济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效率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我国于2010年开始至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最好的例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促进我国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改革也已经进入深水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供给侧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全面开放新格局”等顶层设计正是为了应对生产力新难题和经济基础新要求而对不适用的生产关系作出的新变革。此外，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国家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八次集中的国家机构改革，而每一次的国家机构改革都是党和政府在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体制以通过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来达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而每一次的法制完善和教育改革等上层建筑的变革也均是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实践。
（三）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目标
在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辩证变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方式之后，还需要明白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最终的目标导向是什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回归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两方面。众所周知，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俱来最鲜明的理论品格，“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与以往的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共同富裕的设想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大跨越发展将会出现“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4]和“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5]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必定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福祉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也必定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6]，“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7]，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水平的好坏与否是由中国的人民群众所能感受到的且可以进行评判的，对此，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并坚定不移地走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说过：“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8]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和土豪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就是为了让大多数农民都能拥有土地以帮助农民改善自我的生存状况。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减租减息、调节粮食等措施都极大减轻了农民的生产负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造时他谈到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并且强调“这个富，是共同的富”[20]。为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中共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和逐步实现工业化，以此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虽然在建设时期后期出现的“左倾”错误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但从党的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看，其都是为了致力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多个重要场合多次阐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极旨归就是要實现共产主义，每个人能够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8]（p123）。于是邓小平便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8]（p373），衡量社会主义改革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最终还得看是否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8]（p111），但是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要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还必须要走“先富带后富”的发展路子，继邓小平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全面建立，绝对贫困和区域性贫困也已被全部消除，小康社会已全面建成，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了很大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正朝着“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1]目标迈进。
四、建党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才能更好走向未来。”[22]只有对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进行解读和分析，才能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汲取好的经验和智慧，才能更好地推进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建设。纵观建党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独特的实践逻辑，总结出对推进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有三点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组织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主体，要想进一步推进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3]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的风险危机时，只有加强党对国内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有效防范化解新形势下各领域内的风险挑战。对此，要坚持将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深入到国内发展的各领域、各组织和各人群之中，进一步增强党内外团结，以确保全党内外“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使”，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征程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各领域内党组织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组织和党员的外部制度和内部精神教育上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以巩固发展良好的政治生态，同时要加强党内自身的政治建设、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以打造一支学习型、服务型和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力克党内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弱化党的先进性和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积极推动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把每一个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时代下中国现代化新征程。 （二）抓住主要矛盾，协同推进各项改革
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辩证变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方式，要想更进一步推进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要遵循并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客观规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中深刻把握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依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来明确今后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必须要牢牢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紧紧围绕发展来部署各项改革措施来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要注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通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发展要求。”[24]事实证明经济发展或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单一领域的，它需要各项改革的协同推进，只有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新发展格局，才能够使得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由以往的只追求效率和数量的发展模式转变为注重效益和质量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才能更好地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三）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共同富裕
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目标，要想更进一步推进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缩小人民群众内部间贫富差距以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质进程。“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24]共享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最终目标，主要内涵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全民共享”所强调的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改革开放的红利应该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而非少部分人，但现实是东部地区和城市居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享有了更多的发展成果，广大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农村村民相对而言却滞后较多，对此，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让每个人都有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全覆盖”“乡村振兴”等战略必须要长期坚持。“全面共享”强调的是国家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美好需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保护好生态环境以及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建共享”强调的是党和政府要完善社会动员机制。搭建好社会参与平台，形成“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共建机制。“渐进共享”强调的是注重推进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特征，合理合乎实际地满足人民新需要以使得使人民在共享发展中获得安全感。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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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