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著名小说史研究专家陈翔华先生编校的线装本《元刻讲史平话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6月版,印制精美,装帧典雅。拜读之后,我深感这是元代讲史平话的最佳整理本。
讲史,是一种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得失争战”的专门伎艺,其简略纪要或提示性的文字底本,被通称为“平话”或“评话”。元代是讲史的繁盛期,《永乐大典》所载元代平话目录就有二十六种之多,实际当然不止于此。它们是长篇历史演义的先河,在中国小说演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几经改朝换代和无数次的天灾人祸,今存的元代讲史平话仅仅只有五种,即:《武王伐纣书》、《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续集》、《三国志平话》。这五种平话又都仅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可谓弥足珍贵另有《三分事略》,实为《三国志平话》的异名刻本,仅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
二十世纪以来,这五种讲史平话曾经几次影印。1926年,东京帝国大学据原刻本首次影印《三国志平话》;三十年代,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据原刻本首次影印了另外四种平话。此后,中国的出版机构出版了翻印本;1929年,上海涵芬楼翻印东京帝国大学影印本《三国志平话》;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翻印仓石武四郎影印本四种平话,并重翻涵芬楼本,合称《全相平话五种》。这些翻印本,为没有条件看到原刻本和最初影印本的古代小说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提供了相当大的方便。但是,这些翻印本并未完全忠实于原刻本,对原书的漫漶和残缺之处作了许多描改和描补,其中存在若干错误和不当之处,由于这些翻印本的广泛流传,使广大教学和研究工作者误以为这五种讲史平话的“真面目就是如此”,并将其作为研究的依据和校注的底本,从而导致学术研究中的某些不确乃至错误之处。这些问题如果长期不加纠正,不仅有违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而且将有损中华学术的良好声誉。有鉴于此,陈翔华先生经过多年努力,编校了这部《元刻讲史平话集》。
《元刻讲史平话集》共六册,前五册分别为上述五种讲史平话,第六册则是作为附录,供研究者与《三国志平话》对照的《三分事略》据1980年东京八木书店影印本为底本。综观全书,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全力保存原刻本文字的真实面貌。陈翔华先生在本书第五册《三国志平话》“引言”的“附语”中说得很好:“影印古籍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向人们提供一种不易见到而又完全忠实于原始面目的版本,而不是要制造出一个不同于母本的新版本。”但他在整理实践中却发现,涵芬楼翻印本和文学古籍刊行社翻印本并未完全忠实于原刻本,而是对原书的漫漶与残缺之处作了许多描改和描补,这虽然可作为校读的参考,却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原本文字正确无误,翻印时反而改成了错字或别字。如《三国志平话》原本开卷诗首句:“江东吴王蜀地川”按《三分事略》亦如此,而“涵芬楼本”却将原本“吴王”改描作“吴土”“全相五种本”从之;又如《三国志平话》原本卷中写曹操迎战袁绍,“便立智囊先生张辽为军师”,而“涵芬楼本”却将“军师”改描作“军帅”“全相五种本”从之,俱与原意殊异。诸如此类失真或错误,又被后来有些排印本所沿袭,以讹传讹,积非成是。针对这一问题,陈先生编校的《元刻讲史平话集》,均以日本所藏元代刻本的拍照复原件为底本,并参阅若干原藏照片和日本的最初影印本,一一恢复元刻本的原来文字。这样,就使本书达到了充分保存原本真实面貌的要求,能够满足专业研究工作者的需要,体现出很高的出版价值。
第二,整理方法严谨而科学。陈先生以一个真正学者的严肃治学态度,不仅坚持以原本为底本,认真参阅原藏照片和最初影印本,而且参校了改描过的“涵芬楼本”和“全相五种本”,以及几种早期的校点排印本,在“保存原貌”的前提下,细加比勘,刻意求真。如《三国志平话》卷上有头回叙说汉光武帝听到近臣所奏时,原刻本作“急令”东京帝国大学影印本、涵芬楼翻印本同,但“全相五种本”在“急令”上残缺三字处,臆加描补作“光武曰”。陈先生根据《三分事略》判定,原刻本此处残缺字当为“帝得知”,而非“光武曰”三字,于是在本书中校补为“帝得知”,纠正了“全相五种本”的错误。寥寥三字,耗费了多少心血,又体现出多么严谨的学风他还参考有关史书,结合上下文进行校勘,校正了不少原本中的错讹和翻印本的错误。如《三国志平话》中多处将“玄德”作“玄得”,“翼德”作“翼得”,“董卓”作“董草”,本书按照传统的古籍整理方法,在这类问题首次出现时加注说明,以后则径改,不另出校。个别文字讹夺之处,加[]号注明脱文;凡有疑误或必要交待的地方,也在校注中加以说明。这种科学的、规范的校订工作,使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尽量为读者提供帮助。本书卷首有陈先生的长篇论文《论讲史平话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作为代序,全面论述了讲史平话的源流、体制和影响等问题,是一篇凝聚着作者多年研究心得的高水平专论,对读者很有帮助。而且,在每一种平话正文之前,陈先生都撰写了简明扼要的《引言》,介绍该种平话的内容、流传、影响、版本及整理原则;正文之后,则附录原本图题、正文节目、有关题跋等重要参考资料。这一切,为读者阅读和研究元代讲史平话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在本书的“代序”末尾,陈先生写道:重新校订元代讲史平话,“目的在于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存原本文字的真实面目,以有益于文学史、民俗史以及语言史等诸多领域学术研究之参考。”可以说,陈先生已经实现了“保存原本文字的真实面目”的目标。因此,本书也就具有了“有益于文学史、民俗史以及语言史等诸多领域学术研究”的多重文化价值。
《元刻讲史平话集》是一个忠实于原版本的、可以信从的校订本。所以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了澳大利亚、法国、日本等国及海内学者的关注和好评。韩国的三国专家郑元基教授在其韩文译本《三国志平话》一书中就多处引述这部《元刻讲史平话集》。
讲史,是一种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得失争战”的专门伎艺,其简略纪要或提示性的文字底本,被通称为“平话”或“评话”。元代是讲史的繁盛期,《永乐大典》所载元代平话目录就有二十六种之多,实际当然不止于此。它们是长篇历史演义的先河,在中国小说演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几经改朝换代和无数次的天灾人祸,今存的元代讲史平话仅仅只有五种,即:《武王伐纣书》、《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续集》、《三国志平话》。这五种平话又都仅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可谓弥足珍贵另有《三分事略》,实为《三国志平话》的异名刻本,仅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
二十世纪以来,这五种讲史平话曾经几次影印。1926年,东京帝国大学据原刻本首次影印《三国志平话》;三十年代,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据原刻本首次影印了另外四种平话。此后,中国的出版机构出版了翻印本;1929年,上海涵芬楼翻印东京帝国大学影印本《三国志平话》;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翻印仓石武四郎影印本四种平话,并重翻涵芬楼本,合称《全相平话五种》。这些翻印本,为没有条件看到原刻本和最初影印本的古代小说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提供了相当大的方便。但是,这些翻印本并未完全忠实于原刻本,对原书的漫漶和残缺之处作了许多描改和描补,其中存在若干错误和不当之处,由于这些翻印本的广泛流传,使广大教学和研究工作者误以为这五种讲史平话的“真面目就是如此”,并将其作为研究的依据和校注的底本,从而导致学术研究中的某些不确乃至错误之处。这些问题如果长期不加纠正,不仅有违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而且将有损中华学术的良好声誉。有鉴于此,陈翔华先生经过多年努力,编校了这部《元刻讲史平话集》。
《元刻讲史平话集》共六册,前五册分别为上述五种讲史平话,第六册则是作为附录,供研究者与《三国志平话》对照的《三分事略》据1980年东京八木书店影印本为底本。综观全书,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全力保存原刻本文字的真实面貌。陈翔华先生在本书第五册《三国志平话》“引言”的“附语”中说得很好:“影印古籍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向人们提供一种不易见到而又完全忠实于原始面目的版本,而不是要制造出一个不同于母本的新版本。”但他在整理实践中却发现,涵芬楼翻印本和文学古籍刊行社翻印本并未完全忠实于原刻本,而是对原书的漫漶与残缺之处作了许多描改和描补,这虽然可作为校读的参考,却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原本文字正确无误,翻印时反而改成了错字或别字。如《三国志平话》原本开卷诗首句:“江东吴王蜀地川”按《三分事略》亦如此,而“涵芬楼本”却将原本“吴王”改描作“吴土”“全相五种本”从之;又如《三国志平话》原本卷中写曹操迎战袁绍,“便立智囊先生张辽为军师”,而“涵芬楼本”却将“军师”改描作“军帅”“全相五种本”从之,俱与原意殊异。诸如此类失真或错误,又被后来有些排印本所沿袭,以讹传讹,积非成是。针对这一问题,陈先生编校的《元刻讲史平话集》,均以日本所藏元代刻本的拍照复原件为底本,并参阅若干原藏照片和日本的最初影印本,一一恢复元刻本的原来文字。这样,就使本书达到了充分保存原本真实面貌的要求,能够满足专业研究工作者的需要,体现出很高的出版价值。
第二,整理方法严谨而科学。陈先生以一个真正学者的严肃治学态度,不仅坚持以原本为底本,认真参阅原藏照片和最初影印本,而且参校了改描过的“涵芬楼本”和“全相五种本”,以及几种早期的校点排印本,在“保存原貌”的前提下,细加比勘,刻意求真。如《三国志平话》卷上有头回叙说汉光武帝听到近臣所奏时,原刻本作“急令”东京帝国大学影印本、涵芬楼翻印本同,但“全相五种本”在“急令”上残缺三字处,臆加描补作“光武曰”。陈先生根据《三分事略》判定,原刻本此处残缺字当为“帝得知”,而非“光武曰”三字,于是在本书中校补为“帝得知”,纠正了“全相五种本”的错误。寥寥三字,耗费了多少心血,又体现出多么严谨的学风他还参考有关史书,结合上下文进行校勘,校正了不少原本中的错讹和翻印本的错误。如《三国志平话》中多处将“玄德”作“玄得”,“翼德”作“翼得”,“董卓”作“董草”,本书按照传统的古籍整理方法,在这类问题首次出现时加注说明,以后则径改,不另出校。个别文字讹夺之处,加[]号注明脱文;凡有疑误或必要交待的地方,也在校注中加以说明。这种科学的、规范的校订工作,使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尽量为读者提供帮助。本书卷首有陈先生的长篇论文《论讲史平话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作为代序,全面论述了讲史平话的源流、体制和影响等问题,是一篇凝聚着作者多年研究心得的高水平专论,对读者很有帮助。而且,在每一种平话正文之前,陈先生都撰写了简明扼要的《引言》,介绍该种平话的内容、流传、影响、版本及整理原则;正文之后,则附录原本图题、正文节目、有关题跋等重要参考资料。这一切,为读者阅读和研究元代讲史平话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在本书的“代序”末尾,陈先生写道:重新校订元代讲史平话,“目的在于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存原本文字的真实面目,以有益于文学史、民俗史以及语言史等诸多领域学术研究之参考。”可以说,陈先生已经实现了“保存原本文字的真实面目”的目标。因此,本书也就具有了“有益于文学史、民俗史以及语言史等诸多领域学术研究”的多重文化价值。
《元刻讲史平话集》是一个忠实于原版本的、可以信从的校订本。所以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了澳大利亚、法国、日本等国及海内学者的关注和好评。韩国的三国专家郑元基教授在其韩文译本《三国志平话》一书中就多处引述这部《元刻讲史平话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