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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刊载文章称，目前中国糖尿病患者已达1.14亿，约占全球糖尿病人总数的1/3。《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刊载的这项调查结果显示，与2007年相比，中国增加了2200万名糖尿病人。有专家称，中国大约2/3的糖尿病患者没有进行足够的血糖控制。糖尿病发病率的快速上升，同时也是中国慢性病发病率变化的特点。这给我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和居民健康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傅华，以糖尿病为例，探讨了中国慢性病防治的状况和前景。
我国的情况更严峻一些
《望东方周刊》：1980年，中国糖尿病的患病率为1%，随后出现全球不可比的增长速度。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什么时候开始了这种“不可比”的增长速度？
傅华：我们从1993年左右开始关注糖尿病，虽然以前的数据并不很齐全，但是那时候的糖尿病发病率大体上比80年代高不了多少。但从2007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糖尿病的发病率为9.7%。这种快速发展跟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地方的情况不相同，我们的情况更加严峻一些。
《望东方周刊》：严峻在哪里？
傅华：因为我们国家人多地广，各个地方的情况差别很大。9.7%的发病率只是全国的平均水平，但从具体情况看，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糖尿病的发病率其实更高。比如，上海35岁以上糖尿病人群的患病率已达15.6%，防控形势更加严峻。
《望东方周刊》：我国的糖尿病流行情况如此严峻，为什么？
傅华：影响糖尿病发病的一般归结为两个因素：基因和环境。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太平洋的岛国上做调查，结果发现，在那里生活的印度人，其糖尿病发病率就比当地居民要高，这就是基因的问题。但是就我国来说，以前发病率低，现在发病率高，人种并没有变，所以更多的是环境因素。在中国，9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是2型糖尿病，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1型糖尿病一般与基因相关，2型糖尿病则是环境因素占主导诱因。
我国糖尿病发病率的升高，和我国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现在的人吃得好，动得少。虽然没有具体的研究，但是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哪个地方要是餐饮业发展得很好，那么十年以后这个地方的糖尿病肯定是很严重的。
中国人从吃不饱到饕餮大餐只有短短几十年，所以有时候人们管不住嘴，无法抵抗美食诱惑。在外吃饭是很不健康的，面对各种美食，我们这些以前经历过饥饿年代的人，很难控制，容易超标。
《望东方周刊》：是不是所有的慢性病都与糖尿病一样，与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相关？
傅华：一般来讲都是这样。除了慢性阻塞性肺气肿（CUPD）的发病率在穷困的农村更高以外，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都是在发达地区发病率更高。总体来讲，我国的慢性病发病率在快速上升。
健康自我管理
《望东方周刊》：糖尿病的发病率正“不可比”地快速增长，糖尿病是否可以被治愈或者被控制？
傅华：糖尿病无法治愈只能控制，这也是为什么患病率一直攀升的原因。但是香港的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9%下降到了7%，芬兰北卡莱利亚曾经作为糖尿病高发病地区，现在也成为了慢性病控制的典范。所以如果管理适当，慢性病的患病率是可以控制的。
《望东方周刊》：芬兰北卡莱利亚的糖尿病发病率降低，有专家说这是包括国家的支持，物价部门，甚至是超市都做了物品摆放上的努力。我国的糖尿病发病率既然已经引起了关注，为什么没能控制住？
傅华：其实专家很早就提出了相关的问题，但都是在卫生部门内部的一些讨论，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防控更多应该在卫生部门以外的部门进行工作。比如芬兰的北卡莱利亚地区，居民习惯饮食全脂奶制品，这也是当地为何糖尿病高发的原因，于是政府就下令，要求食品行业降低乳制品中的饱和脂肪酸。在没有改变居民饮食习惯的情况下，让居民吃得更健康，这样才控制住了糖尿病的发病率。
但是现在我国相关部门仍主要关注治疗疾病本身，没能做好防控。就像是家里漏水，如果只擦地板而不关水龙头的话，怎么都是控制不住的。所以要往疾病的上游看。
《望东方周刊》：今年在荷兰，ESC和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EASD）的《糖尿病、糖尿病前期及心血管疾病诊疗指南》（简称“新指南”）正式发布，新指南对于糖尿病的防控有什么新的指导意义吗？
傅华：总体上，现在的新指南更加强调健康的自我管理。如果糖尿病患者每天需要用100分钟来处理与疾病相关问题的话，得到医生帮助的时间最多只需要10分钟就够了。其他的服药、验血糖、胰岛素的注射，行为改变如饮食控制、适当运动，以及情绪的管理等，病患者自己就可以完成。但前提是病患者需要培训，要教给他/她如何正确测血糖，如何控制饮食，如何安排运动，这些都是医生无法随时提供帮助的。民众的健康意识需要被唤起。
《望东方周刊》： 在慢性病的自我管理上，社区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否能够发挥作用？
傅华：我们的政府现在已经有相关的项目正在进行。对于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护理，社区医生以及社区医院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大部分的疾病管理工作都应该在社区完成。只有当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才需要去找专科医生帮助。而在社区，“病友”之间可以相互帮助，相互监督彼此对于病情的管理。通过“组群看病”的方式，可以在节省医生资源的情况下，更多地解决一个小组里关于同一种疾病的困惑，也能减轻病患者的经济压力。
至少在未来十年，发病率不会快速下降
《望东方周刊》：对于糖尿病患者，看病的经济成本很高吗？
傅华：糖尿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医疗费用是很高的，比起高血压等慢性病，糖尿病患者要花更多的钱，因为它本身的治疗手段就更贵一些。现在糖尿病的药物是能够入医保的，所以也给国家的医保增添了压力。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一位教授曾经做过关于糖尿病的经济学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一个人三四十岁就患上糖尿病的话，后面的花费是极其可观的。所以我们要极力在上游控制住糖尿病的发病。
《望东方周刊》：对于糖尿病等慢性病控制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两个方面，这两点主要是靠个人吗？
傅华：看上去是这两个方面，其实背后需要更多的政府政策上的执行。比如习近平主席的“约法八条”，就有效减少了公款吃喝，在外大吃大喝的风气多少能够得到遏制。这实际上也帮助了慢性病的防控。健康要融入到政府政策当中。我们之前的呼吁只在卫生部门，外面几乎听不到声音，所以预防慢性病需要政府多部门协调合作，改变大的社会环境。
《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我国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是否能够马上降下来？
傅华：恐怕在未来至少十年，这还将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因为即使我们现在马上制订有效的政策，并且多管齐下管理慢性病，也只能从现在做起，而现在还有很多没有发病但是发病可能性极高的潜在人群，所以至少在未来十年，发病率不会快速下降。
在中国，糖尿病的发病年龄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前，所以他们也将在长时间内影响发病率的统计。
虽然短时间内还不行，但是我们发现，香港、台湾地区在居民健康意识增强以后都能够很好地控制慢性病发病率的增长，所以慢性病发病率的下降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会比我们好，因为他们对于食物没有像我们这样如此渴求，他们的健康意识也会更强。
《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傅华，以糖尿病为例，探讨了中国慢性病防治的状况和前景。
我国的情况更严峻一些
《望东方周刊》：1980年，中国糖尿病的患病率为1%，随后出现全球不可比的增长速度。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什么时候开始了这种“不可比”的增长速度？
傅华：我们从1993年左右开始关注糖尿病，虽然以前的数据并不很齐全，但是那时候的糖尿病发病率大体上比80年代高不了多少。但从2007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糖尿病的发病率为9.7%。这种快速发展跟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地方的情况不相同，我们的情况更加严峻一些。
《望东方周刊》：严峻在哪里？
傅华：因为我们国家人多地广，各个地方的情况差别很大。9.7%的发病率只是全国的平均水平，但从具体情况看，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糖尿病的发病率其实更高。比如，上海35岁以上糖尿病人群的患病率已达15.6%，防控形势更加严峻。
《望东方周刊》：我国的糖尿病流行情况如此严峻，为什么？
傅华：影响糖尿病发病的一般归结为两个因素：基因和环境。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太平洋的岛国上做调查，结果发现，在那里生活的印度人，其糖尿病发病率就比当地居民要高，这就是基因的问题。但是就我国来说，以前发病率低，现在发病率高，人种并没有变，所以更多的是环境因素。在中国，9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是2型糖尿病，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1型糖尿病一般与基因相关，2型糖尿病则是环境因素占主导诱因。
我国糖尿病发病率的升高，和我国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现在的人吃得好，动得少。虽然没有具体的研究，但是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哪个地方要是餐饮业发展得很好，那么十年以后这个地方的糖尿病肯定是很严重的。
中国人从吃不饱到饕餮大餐只有短短几十年，所以有时候人们管不住嘴，无法抵抗美食诱惑。在外吃饭是很不健康的，面对各种美食，我们这些以前经历过饥饿年代的人，很难控制，容易超标。
《望东方周刊》：是不是所有的慢性病都与糖尿病一样，与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相关？
傅华：一般来讲都是这样。除了慢性阻塞性肺气肿（CUPD）的发病率在穷困的农村更高以外，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都是在发达地区发病率更高。总体来讲，我国的慢性病发病率在快速上升。
健康自我管理
《望东方周刊》：糖尿病的发病率正“不可比”地快速增长，糖尿病是否可以被治愈或者被控制？
傅华：糖尿病无法治愈只能控制，这也是为什么患病率一直攀升的原因。但是香港的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9%下降到了7%，芬兰北卡莱利亚曾经作为糖尿病高发病地区，现在也成为了慢性病控制的典范。所以如果管理适当，慢性病的患病率是可以控制的。
《望东方周刊》：芬兰北卡莱利亚的糖尿病发病率降低，有专家说这是包括国家的支持，物价部门，甚至是超市都做了物品摆放上的努力。我国的糖尿病发病率既然已经引起了关注，为什么没能控制住？
傅华：其实专家很早就提出了相关的问题，但都是在卫生部门内部的一些讨论，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防控更多应该在卫生部门以外的部门进行工作。比如芬兰的北卡莱利亚地区，居民习惯饮食全脂奶制品，这也是当地为何糖尿病高发的原因，于是政府就下令，要求食品行业降低乳制品中的饱和脂肪酸。在没有改变居民饮食习惯的情况下，让居民吃得更健康，这样才控制住了糖尿病的发病率。
但是现在我国相关部门仍主要关注治疗疾病本身，没能做好防控。就像是家里漏水，如果只擦地板而不关水龙头的话，怎么都是控制不住的。所以要往疾病的上游看。
《望东方周刊》：今年在荷兰，ESC和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EASD）的《糖尿病、糖尿病前期及心血管疾病诊疗指南》（简称“新指南”）正式发布，新指南对于糖尿病的防控有什么新的指导意义吗？
傅华：总体上，现在的新指南更加强调健康的自我管理。如果糖尿病患者每天需要用100分钟来处理与疾病相关问题的话，得到医生帮助的时间最多只需要10分钟就够了。其他的服药、验血糖、胰岛素的注射，行为改变如饮食控制、适当运动，以及情绪的管理等，病患者自己就可以完成。但前提是病患者需要培训，要教给他/她如何正确测血糖，如何控制饮食，如何安排运动，这些都是医生无法随时提供帮助的。民众的健康意识需要被唤起。
《望东方周刊》： 在慢性病的自我管理上，社区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否能够发挥作用？
傅华：我们的政府现在已经有相关的项目正在进行。对于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护理，社区医生以及社区医院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大部分的疾病管理工作都应该在社区完成。只有当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才需要去找专科医生帮助。而在社区，“病友”之间可以相互帮助，相互监督彼此对于病情的管理。通过“组群看病”的方式，可以在节省医生资源的情况下，更多地解决一个小组里关于同一种疾病的困惑，也能减轻病患者的经济压力。
至少在未来十年，发病率不会快速下降
《望东方周刊》：对于糖尿病患者，看病的经济成本很高吗？
傅华：糖尿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医疗费用是很高的，比起高血压等慢性病，糖尿病患者要花更多的钱，因为它本身的治疗手段就更贵一些。现在糖尿病的药物是能够入医保的，所以也给国家的医保增添了压力。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一位教授曾经做过关于糖尿病的经济学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一个人三四十岁就患上糖尿病的话，后面的花费是极其可观的。所以我们要极力在上游控制住糖尿病的发病。
《望东方周刊》：对于糖尿病等慢性病控制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两个方面，这两点主要是靠个人吗？
傅华：看上去是这两个方面，其实背后需要更多的政府政策上的执行。比如习近平主席的“约法八条”，就有效减少了公款吃喝，在外大吃大喝的风气多少能够得到遏制。这实际上也帮助了慢性病的防控。健康要融入到政府政策当中。我们之前的呼吁只在卫生部门，外面几乎听不到声音，所以预防慢性病需要政府多部门协调合作，改变大的社会环境。
《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我国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是否能够马上降下来？
傅华：恐怕在未来至少十年，这还将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因为即使我们现在马上制订有效的政策，并且多管齐下管理慢性病，也只能从现在做起，而现在还有很多没有发病但是发病可能性极高的潜在人群，所以至少在未来十年，发病率不会快速下降。
在中国，糖尿病的发病年龄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前，所以他们也将在长时间内影响发病率的统计。
虽然短时间内还不行，但是我们发现，香港、台湾地区在居民健康意识增强以后都能够很好地控制慢性病发病率的增长，所以慢性病发病率的下降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会比我们好，因为他们对于食物没有像我们这样如此渴求，他们的健康意识也会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