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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敏先生在《怎样推进“品质革命”》（本刊2017·5上）中强调品质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但说“高速是品质的天敌”，则需要商榷。这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很有必要辨明。
新中国面临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必须高速发展经济。但“大跃进”高速过了头，必须放缓。“文革”10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对于“GDP”（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令世界瞠目的中国奇迹发生了，从1978年开始GDP年均增速10%以上，持续的高速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物沛民丰，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也就对商品（包括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妨回眸一下，如果不高速发展经济创造出巨大社会财富摆脱经济短缺，人们有底气对品质挑三拣四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但过分重视GDP高速增长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粗制滥造、制假售假、投机诈骗、环境破坏等，伴之以豆腐渣工程、政绩工程、懒政怠政、贪污腐败等等。
高层及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采取配套措施予以纠正。从整治“四风”入手，从严治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认识和舆论上纠正了“唯GDP论”，强调质量与速度并重；加强制度建设，实行一票否决的中国最严环境考核制度和史上最严的《环保法》相继出台，31省（自治区、直辖市）签署了“环保军令状”，对于污染环境者或罚至倾家荡产；各地加大了对于粗制滥造、制假售假的惩罚力度。
与此同时，放缓了经济发展步伐，GDP从2012年开始回落到8%以下。今年，我国将经济增长速度设定在6.5%左右。发展速度放缓并不说明不重视速度了。李克强总理说，增长6.5%这个速度不低，因为是在74万亿元人民币这样一个庞大的基数上的增长。我看到过一份统计资料，我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新增就业岗位300万个。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没有相当的发展速度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国民经济只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稳定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目前，民众对于市场上的商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虽然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但绝大部分在可接纳范围内，亦有颇多点赞。至于文先生说到的“消费者对境外高品质商品的青睐”，那只是极少数有钱人境外的“青睐”，表现为一窝蜂的“扫货”，更多国人还是“安享”国货。事实上，境外消费者对于中国商品也很“青睐”。外国一直在“抨击”中国的贸易“顺差”。2017年一季度，我国外贸顺差虽有收窄，但还是有4549.4亿元的出超，证明中国许多产品的品质很好。市场全球化，各有优势，互通有无，互为“青睐”，是常态，这不能说明被“青睐”的一方所有产品品质就比另一方的好。
纵观历史，速度，是人类永远不懈的追求，在获得速度的基础上讲求质量也是不懈的追求。“三次工业革命”（一是18世纪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蒸汽机的使用是其标志；二是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是其标志；三是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其标志）也好，三次“浪潮”（第一次为农业阶段，约1万年前开始；第二次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次为信息化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也好，其共同之處是速度的飞升。非此，人类文明就不可能发生、发展。在电子通信和计算等领域，人类已掌握并正在广泛应用光速。当然，在包含光速的速度场景下，就更需要重视质量的精密，没有高精密度的高速度那将是灾难，重速度轻质量造成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事故时有发生，有些是毁灭性的。但高精密度的前提是高速，没有高速度的高精密，是无皮之毛。
总之，如若高速与品质互为天敌而我们被迫只能选择A或B的话，结果都一样，即造成经济社会的全面崩溃。高速与高品质本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双胞胎兄弟，在跑道上，或并肩或一前一后，均属于正常。
新中国面临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必须高速发展经济。但“大跃进”高速过了头，必须放缓。“文革”10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对于“GDP”（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令世界瞠目的中国奇迹发生了，从1978年开始GDP年均增速10%以上，持续的高速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物沛民丰，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也就对商品（包括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妨回眸一下，如果不高速发展经济创造出巨大社会财富摆脱经济短缺，人们有底气对品质挑三拣四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但过分重视GDP高速增长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粗制滥造、制假售假、投机诈骗、环境破坏等，伴之以豆腐渣工程、政绩工程、懒政怠政、贪污腐败等等。
高层及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采取配套措施予以纠正。从整治“四风”入手，从严治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认识和舆论上纠正了“唯GDP论”，强调质量与速度并重；加强制度建设，实行一票否决的中国最严环境考核制度和史上最严的《环保法》相继出台，31省（自治区、直辖市）签署了“环保军令状”，对于污染环境者或罚至倾家荡产；各地加大了对于粗制滥造、制假售假的惩罚力度。
与此同时，放缓了经济发展步伐，GDP从2012年开始回落到8%以下。今年，我国将经济增长速度设定在6.5%左右。发展速度放缓并不说明不重视速度了。李克强总理说，增长6.5%这个速度不低，因为是在74万亿元人民币这样一个庞大的基数上的增长。我看到过一份统计资料，我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新增就业岗位300万个。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没有相当的发展速度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国民经济只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稳定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目前，民众对于市场上的商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虽然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但绝大部分在可接纳范围内，亦有颇多点赞。至于文先生说到的“消费者对境外高品质商品的青睐”，那只是极少数有钱人境外的“青睐”，表现为一窝蜂的“扫货”，更多国人还是“安享”国货。事实上，境外消费者对于中国商品也很“青睐”。外国一直在“抨击”中国的贸易“顺差”。2017年一季度，我国外贸顺差虽有收窄，但还是有4549.4亿元的出超，证明中国许多产品的品质很好。市场全球化，各有优势，互通有无，互为“青睐”，是常态，这不能说明被“青睐”的一方所有产品品质就比另一方的好。
纵观历史，速度，是人类永远不懈的追求，在获得速度的基础上讲求质量也是不懈的追求。“三次工业革命”（一是18世纪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蒸汽机的使用是其标志；二是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是其标志；三是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其标志）也好，三次“浪潮”（第一次为农业阶段，约1万年前开始；第二次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次为信息化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也好，其共同之處是速度的飞升。非此，人类文明就不可能发生、发展。在电子通信和计算等领域，人类已掌握并正在广泛应用光速。当然，在包含光速的速度场景下，就更需要重视质量的精密，没有高精密度的高速度那将是灾难，重速度轻质量造成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事故时有发生，有些是毁灭性的。但高精密度的前提是高速，没有高速度的高精密，是无皮之毛。
总之，如若高速与品质互为天敌而我们被迫只能选择A或B的话，结果都一样，即造成经济社会的全面崩溃。高速与高品质本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双胞胎兄弟，在跑道上，或并肩或一前一后，均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