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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审计约谈对防范审计风险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约谈的压力传导效应是否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目前尚缺少应有的经验证据。以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作为衡量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变量，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审计约谈对改善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在不同产权属性和市场环境的企业可能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存在与约谈提示内容对应问题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更多，约谈后内部控制缺陷明显得到了修复，这表明审计约谈制度提高了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约谈制度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市场化进程较快地区的企业更加显著。鉴此，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既是企业内部自我持续改进的结果，同时需要包括审计约谈在内的外部监管机制的作用发挥，只有内外部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以及市场环境的优化，内部控制才能真正发挥风险免疫功能，保证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审计约谈;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产权性质;市场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275.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9）02-0099-07
一、引 言
2011年中注协实施的年报审计约谈监管制度，就事务所承接的上市公司审计业务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前预警，促使被约谈的事务所对承接的上市公司实施更加严格的审计，体现约谈制度强烈的压力传导效应，在防范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审计约谈作为中注协（行使政府监管的某一些职能）行业监管的一种方式，在实践中的效果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现有文献主要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做了研究。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审计监管有助于抑制盈余管理行为[2]。另一种观点认为审计监管方式对企业操控真实经营活动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3，4]。可见，审计政府监管能不能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本文也无意介入这种争议，而是针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制度约束机制—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考察分析，因为这样做，不仅使得现有研究有了理论基础，对于改善企业的制度建设具有实质意义，而且这种基于现象背后根源的研究范式，才能真正体现实证研究的精神实质。
审计约谈监管作为一种新型的外部监管机制，其带来的压力是否会传导给企业，促进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这是监管效应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企业实施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动力来自于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5]。黄益雄和李长爱（2016）[6]、刘文欢等（2017）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讨论了审计约谈监管方式的有效性，但是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约谈监管制度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和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等方面，并没有文献研究其对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契机[6，7]。我们认为，一方面，审计约谈制度作为中注协实施的一种外部监管机制，和政府监管相比，中注协虽然是行业自律协会，但仍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和AICPA相比独立性更高，和PCAOB相比专业能力更强[8]，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和独立性。这种机制会直接对企业经营者产生外在压力和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内在动力，提高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增强提高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自觉性。另一方面，注册会计师同样会面临中注协的压力，从而导致审计过程更加严格，监督力度不断增强，使得企业在年报审计中的缺陷甚至违法违规行为更容易暴露出来，得到非标意见及其引致严重的市场后果可能性更大，迫使相关企业建立并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可见，审计约谈制度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行为及其对应的客户（上市公司）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具有明显的压力传导作用，有助于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建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2012-2016年约谈会计师事务所承接审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制度监管的角度，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审计约谈制度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形式和处于市场化进程地区不同的企业的差异。本文通过研究约谈制度对内部控制的直接影响，验证了审计约谈对提高审计质量、事务所把控审计风险所具有的预警价值。这种预警价值可以形成一种外在压力，作为一种信号传递给其所审计的企业，从而使企业关注内部控制的建设与完善，这一思路为内部控制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检视产权属性和市场化水平对外部监管效应的调节作用，为制度环境差异对约谈效果的影响和市场化进程的异质性提供了新的证据，说明了约谈制度的有效性具有明显的制度环境特征，为完善中注协的审计约谈制度提供了新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审计约谈制度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风险提示，面对约谈的压力时，审计师会更加谨慎，会采取更加严格的审计程序，收集更多的審计证据。同时内部控制作为外部审计确定审计测试范围、衡量审计风险、执行风险导向审计的制度基础，审计师会将一部分压力传导给企业，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企业在面对审计师压力的时候，则会产生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动机。
从外部监管的视角看，审计约谈具有约束力和威慑力。Carcello等（2011）、Gunny 和Zhang（2013）研究表明PCAOB通过检查过程能够提高审计质量[9，10]。黄益雄和李长爱（2016）研究表明审计约谈制度对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的提升影响不显著，但对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的影响比较明显[6]。出于中国证券市场监督机制领导体系的特点，中注协的当面约谈制度，对审计师的约束力和威慑力更大 [7]，而且审计师会将约谈压力传导给企业，督促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可见，我国财政部、证监会以及中注协等部门均有权力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监管，中注协虽然是行业自律协会，但仍具有监管的官方背景和权威性，审计师的行为是在制度和环境的影响下进行的，因而监管制度对审计师具有威慑力，对审计师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通过压力传递的方式促进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从审计风险的视角看，注册会计师作为“风险承担者”，是在利益与风险权衡中承担审计业务的。对于会计师来说，约谈制度传递了强烈的监督和风险预警信号，传递出来的“问题”信息更多，且要求被约谈人员如实汇报事实，并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整改，若逾期不改的，将有权追究被约谈对象的责任。因此审计师面临越来越大的行政处罚或者诉讼风险，而不同的风险对审计师行为影响的不同，导致了审计质量的不同[11，12]。审计师一旦受到处罚，他们的声誉就会贬损[13]，进而影响审计收入。为了规避风险，审计师更有可能对存在重大风险的客户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审计约谈制度作为一种事前监管方式，即表明约谈发生在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之前或者期间，事务所在出具最终审计报告之前仍有一定的变动余地。为了减轻自身压力、避免声誉受损以及承担连带责任，审计师在面临约谈压力时，审计过程会更加严格。同时也会督促企业完善内部控制，以降低审计成本和规避审计风险。 从信号传递的视角看，审计意见作为一种强烈的传递信号，会直接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风险感知和信心。公司治理明显弱化的企业更容易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14]。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也能传递出丰富的信号，反映企业的财务风险[15]、信息风险[16]和合规风险等[17]。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感知，影响公司股价波动[18，19]，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了保障自身利益，也会十分关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因此，企业为了避免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感知和增加投资的可能性，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通常会在公司治理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具有增强和改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内在动力。尤其是对企业内部审计委员会的建设，提高企业审计委员会的效率和独立性，从而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未被约谈事务所涉及的企业而言，被约谈事务所涉及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更差;约谈之后，内部控制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
以2012-2016年对外公开约谈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剔除金融保险、财务数据不健全以及无法进行风险定量转化的约谈企业，最后得到有效样本5234个，其中涉及企业599个，约占总样本的11.4%。约谈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来自中注协官网上的手工收集，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数据经手工整理而得，其他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回归模型中的所有连续变量上下1%的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运用Excel2010和Stata13进行统计分析。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构建如下模型（1）：
ICW和ICWfixed为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借鉴叶建芳等（2012）[20]的研究，ICW采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作为替代变量，当公司存在內部控制重大缺陷时取1，否则为0。ICWfixed的计量方法是，当下一年不再存在重大缺陷时，说明修复有效取1，否则取0。
Involve为被约谈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接审计的客户企业。参考吴溪等（2014）的转化方法，对审计约谈所提示的风险定性特征进行定量转化[1]。当客户企业存在审计约谈提示的风险时取1，否则为0。
借鉴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有关研究文献，选取若干变量进行控制，且上述控制变量与中注协审计约谈并无直接关系，故排除了数据交叉性对结果的影响。具体研究变量见表1。
四、回归结果及其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描述性统计包括全样本和分组样本（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具体过程省略，资料备索），全样本统计结果表明，内部控制缺陷的平均值为0.009，表明0.9%的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平均值为0.101，表明10.1%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约谈涉及的企业（Involve=1）和不涉及的企业（Involve=0）分组统计结果表明，约谈涉及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ICW）的均值为0.03，不涉及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ICW）的均值为0.007，存在1%的显著性差异，初步说明了被约谈事务所涉及的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更多。
内部控制缺陷和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内部控制缺陷与约谈制度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077，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73，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与约谈制度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的相关系数均为0.039，显著正相关，这初步说明内部控制缺陷和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受到了约谈制度的影响，也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此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5，可以初步判断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2显示了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审计约谈制度的回归结果，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稳健，本文在进行Logit多元回归的基础上，补充进行了Probit回归、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一阶差分、基于面板数据的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列示在表5中。表2中第一列为内部控制缺陷和审计约谈的Logit回归结果，首先，根据χ2值以及Pseudo-R2值可以认为模型构建比较合理。其次，内部控制缺陷（ICW）与审计约谈（Involve）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了被约谈的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更多。第七列显示了审计约谈对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修复（ICWfixed）与审计约谈（Involve）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被约谈后涉及的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更容易得到修复。研究假设得以验证。
表2第2～6列、第8～12列分别给出了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与审计约谈的Probit回归、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回归、一阶差分检验、基于面板数据的混合回归与随机效应回归的结果。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显示：内部控制缺陷（ICW）与审计约谈（Involve）分别在1%和5%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缺陷修复（ICWfixed）与审计约谈（Involve）分别在1%和10%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这不仅证明了Logit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而且为研究假设提供了更有力支撑。
（三）内生性检验
审计约谈制度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结论，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和遗漏某一些可能同时影响审计约谈和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关键变量，进而导致本文的研究结果产生偏误，我们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上述问题进行内生性检验。
首先，使用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对“审计约谈（Involve）”进行Logit回归，计算出PS值，然后采用核匹配方法进行配对，筛选出配对样本并基于上述匹配数据进行多元分析。表3显示了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在倾向得分和协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在经过平衡性分析过程之后，匹配后的所有条件变量在两组企业之间的偏差程度都显著降低，同时，已匹配样本的P值变大，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条件变量在分布上是一致的。这说明本文所选择的条件变量是合理的，匹配的过程也是有效的。 表4报告了PSM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并且同时报告了未经匹配时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没有经过倾向值匹配的情况下，审计约谈涉及的企业组（Invlove=1）与不涉及的企业组（Invlove=0）在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差异为0.037，而在经过倾向值匹配之后，这一效应只达到0.035，表明内生性的存在会高估普通Logit回归的估计结果。尽管采用倾向值匹配之后差异变小，但此时的T值仍达到2.37，表明约谈制度对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作用仍非常显著，进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设。
（四）稳健性检验
以内部控制指数（来自迪博数据库）替代内部控制缺陷，从正面检验回归结果是否稳健（限于篇幅不再列示具体过程）。内部控制指数来源于迪博数据库，其值越大代表企业内部控制越好，IC为企业被约谈当期的内部控制指数，ICt+1为企业被约谈后第2年的内部控制指数。回归检验结果没有本质性差别，即审计约谈涉及的企业内部控制指数更低，约谈后内控制数得到显著提高，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基于产权属性与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检验
有研究表明，产权属性与市场化进程的差异会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的制定与执行，同样也会影响审计约谈压力传导的有效性[21]。因此，我们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这两个方面考察产权属性与市场化进程对强化审计约谈机制和完善内部控制的外部环境价值。
（一）产权属性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与民营企业相比，首先，国有企业面临着政策性负担，在融资、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会受到政府更大的支持，其决策也通常会受到政府决定的影响。其次，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具有强制性的措施和要求，其内部控制建设的推动力相比于民营企业更强[22]。最后，国有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大，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比如人才和知识储备）投入到内部控制中去。此外，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为了自身的政治晋升，在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上比民營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因此，我们推论：审计约谈制度对于国企内部控制的影响会大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上具有更强的动机和优势。
表5列示了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审计约谈制度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Logit和Probit的回归结果（限于篇幅，控制变量不再列示，资料备索。下同）。从国有组看，审计约谈（Involve）和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修复（ICWfixed）之间的系数为0.42，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事务所被约谈所审计的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明显得到了修复;从民营组看，审计约谈（Involve）和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修复（ICWfixed）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事务所被约谈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修复没有明显的影响，Probit回归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表明审计约谈制度对于国有企业内控缺陷修复的有效影响远大于民营企业。
（二）市场化进程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地区发展的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市场化进程对这种地区差距的扩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3]。从公共压力理论的视角看，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的行政干预更少，市场发育程度高，法律制度环境更健全，对于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和监管力度较高，公司财务舞弊和违规行为更容易被发现，强制性法律威慑力会使企业具有较强的动机去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以降低企业的风险[24]，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则存在相反的情况[25]。从成本效益的视角看，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相应的法律规定和监管环境比较完善，企业违规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更高，这更有利于包括审计约谈制度等各种监管制度功能的发挥。藉此我们推论：审计约谈制度对于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作用更大。
表6反映了市场化进程水平不同的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结果，从Logit回归的结果看，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的系数为0.531，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约谈对于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影响十分显著，而对市场化进程慢的地区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的企业对于政策的反应较快。在Logit回归的基础上增加的Probit的回归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六、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基于中注协2012-2016年的年报风险约谈数据，实证检验审计约谈制度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升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审计约谈和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审计约谈涉及的相关企业内部控制存在较大问题，但被约谈之后，审计师会更加关注和谨慎地对待客户企业的相关问题，采取更加稳健的审计方法，从而促使企业去修复内部控制缺陷。此外，约谈制度对于国有企业和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的企业也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约谈制度对于国有企业和市场化进程快的企业影响更大。研究表明中注协约谈制度对于内部控制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是一项有效的监管机制，应该继续推进审计约谈制度，加强监管力度，使约谈制度更加完善，更好地发挥审计风险的预警作用，督促企业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市场化进程，在“竞争中性”的产权改革推进中，关注和加强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建设，而且还要进一步关注市场化进程的建设，让市场在企业改革和内部控制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只有以市场为主体、以政府监管为保障，才能更好地发挥审计约谈制度的效用，更好地发挥审计约谈对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压力传导效用，保证企业内部控制真正成为企业发展和基业长青的防火墙。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在于：风险特征的定量转化方式上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而且存在某些难以量化的风险，例如：备受媒体关注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大额贷款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和抵制行业不正当低价竞争等。这些问题数量小，不足以影响研究结论，但是有待于后续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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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漆玲琼）
关键词：审计约谈;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产权性质;市场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275.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9）02-0099-07
一、引 言
2011年中注协实施的年报审计约谈监管制度，就事务所承接的上市公司审计业务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前预警，促使被约谈的事务所对承接的上市公司实施更加严格的审计，体现约谈制度强烈的压力传导效应，在防范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审计约谈作为中注协（行使政府监管的某一些职能）行业监管的一种方式，在实践中的效果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现有文献主要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做了研究。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审计监管有助于抑制盈余管理行为[2]。另一种观点认为审计监管方式对企业操控真实经营活动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3，4]。可见，审计政府监管能不能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本文也无意介入这种争议，而是针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制度约束机制—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考察分析，因为这样做，不仅使得现有研究有了理论基础，对于改善企业的制度建设具有实质意义，而且这种基于现象背后根源的研究范式，才能真正体现实证研究的精神实质。
审计约谈监管作为一种新型的外部监管机制，其带来的压力是否会传导给企业，促进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这是监管效应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企业实施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动力来自于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5]。黄益雄和李长爱（2016）[6]、刘文欢等（2017）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讨论了审计约谈监管方式的有效性，但是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约谈监管制度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和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等方面，并没有文献研究其对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契机[6，7]。我们认为，一方面，审计约谈制度作为中注协实施的一种外部监管机制，和政府监管相比，中注协虽然是行业自律协会，但仍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和AICPA相比独立性更高，和PCAOB相比专业能力更强[8]，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和独立性。这种机制会直接对企业经营者产生外在压力和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内在动力，提高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增强提高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自觉性。另一方面，注册会计师同样会面临中注协的压力，从而导致审计过程更加严格，监督力度不断增强，使得企业在年报审计中的缺陷甚至违法违规行为更容易暴露出来，得到非标意见及其引致严重的市场后果可能性更大，迫使相关企业建立并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可见，审计约谈制度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行为及其对应的客户（上市公司）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具有明显的压力传导作用，有助于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建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2012-2016年约谈会计师事务所承接审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制度监管的角度，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审计约谈制度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形式和处于市场化进程地区不同的企业的差异。本文通过研究约谈制度对内部控制的直接影响，验证了审计约谈对提高审计质量、事务所把控审计风险所具有的预警价值。这种预警价值可以形成一种外在压力，作为一种信号传递给其所审计的企业，从而使企业关注内部控制的建设与完善，这一思路为内部控制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检视产权属性和市场化水平对外部监管效应的调节作用，为制度环境差异对约谈效果的影响和市场化进程的异质性提供了新的证据，说明了约谈制度的有效性具有明显的制度环境特征，为完善中注协的审计约谈制度提供了新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审计约谈制度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风险提示，面对约谈的压力时，审计师会更加谨慎，会采取更加严格的审计程序，收集更多的審计证据。同时内部控制作为外部审计确定审计测试范围、衡量审计风险、执行风险导向审计的制度基础，审计师会将一部分压力传导给企业，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企业在面对审计师压力的时候，则会产生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动机。
从外部监管的视角看，审计约谈具有约束力和威慑力。Carcello等（2011）、Gunny 和Zhang（2013）研究表明PCAOB通过检查过程能够提高审计质量[9，10]。黄益雄和李长爱（2016）研究表明审计约谈制度对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的提升影响不显著，但对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的影响比较明显[6]。出于中国证券市场监督机制领导体系的特点，中注协的当面约谈制度，对审计师的约束力和威慑力更大 [7]，而且审计师会将约谈压力传导给企业，督促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可见，我国财政部、证监会以及中注协等部门均有权力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监管，中注协虽然是行业自律协会，但仍具有监管的官方背景和权威性，审计师的行为是在制度和环境的影响下进行的，因而监管制度对审计师具有威慑力，对审计师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通过压力传递的方式促进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从审计风险的视角看，注册会计师作为“风险承担者”，是在利益与风险权衡中承担审计业务的。对于会计师来说，约谈制度传递了强烈的监督和风险预警信号，传递出来的“问题”信息更多，且要求被约谈人员如实汇报事实，并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整改，若逾期不改的，将有权追究被约谈对象的责任。因此审计师面临越来越大的行政处罚或者诉讼风险，而不同的风险对审计师行为影响的不同，导致了审计质量的不同[11，12]。审计师一旦受到处罚，他们的声誉就会贬损[13]，进而影响审计收入。为了规避风险，审计师更有可能对存在重大风险的客户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审计约谈制度作为一种事前监管方式，即表明约谈发生在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之前或者期间，事务所在出具最终审计报告之前仍有一定的变动余地。为了减轻自身压力、避免声誉受损以及承担连带责任，审计师在面临约谈压力时，审计过程会更加严格。同时也会督促企业完善内部控制，以降低审计成本和规避审计风险。 从信号传递的视角看，审计意见作为一种强烈的传递信号，会直接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风险感知和信心。公司治理明显弱化的企业更容易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14]。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也能传递出丰富的信号，反映企业的财务风险[15]、信息风险[16]和合规风险等[17]。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感知，影响公司股价波动[18，19]，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了保障自身利益，也会十分关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因此，企业为了避免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感知和增加投资的可能性，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通常会在公司治理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具有增强和改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内在动力。尤其是对企业内部审计委员会的建设，提高企业审计委员会的效率和独立性，从而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未被约谈事务所涉及的企业而言，被约谈事务所涉及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更差;约谈之后，内部控制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
以2012-2016年对外公开约谈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剔除金融保险、财务数据不健全以及无法进行风险定量转化的约谈企业，最后得到有效样本5234个，其中涉及企业599个，约占总样本的11.4%。约谈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来自中注协官网上的手工收集，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数据经手工整理而得，其他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回归模型中的所有连续变量上下1%的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运用Excel2010和Stata13进行统计分析。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构建如下模型（1）：
ICW和ICWfixed为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借鉴叶建芳等（2012）[20]的研究，ICW采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作为替代变量，当公司存在內部控制重大缺陷时取1，否则为0。ICWfixed的计量方法是，当下一年不再存在重大缺陷时，说明修复有效取1，否则取0。
Involve为被约谈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接审计的客户企业。参考吴溪等（2014）的转化方法，对审计约谈所提示的风险定性特征进行定量转化[1]。当客户企业存在审计约谈提示的风险时取1，否则为0。
借鉴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有关研究文献，选取若干变量进行控制，且上述控制变量与中注协审计约谈并无直接关系，故排除了数据交叉性对结果的影响。具体研究变量见表1。
四、回归结果及其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描述性统计包括全样本和分组样本（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具体过程省略，资料备索），全样本统计结果表明，内部控制缺陷的平均值为0.009，表明0.9%的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平均值为0.101，表明10.1%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约谈涉及的企业（Involve=1）和不涉及的企业（Involve=0）分组统计结果表明，约谈涉及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ICW）的均值为0.03，不涉及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ICW）的均值为0.007，存在1%的显著性差异，初步说明了被约谈事务所涉及的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更多。
内部控制缺陷和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内部控制缺陷与约谈制度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077，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73，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与约谈制度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的相关系数均为0.039，显著正相关，这初步说明内部控制缺陷和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受到了约谈制度的影响，也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此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5，可以初步判断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2显示了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审计约谈制度的回归结果，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稳健，本文在进行Logit多元回归的基础上，补充进行了Probit回归、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一阶差分、基于面板数据的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列示在表5中。表2中第一列为内部控制缺陷和审计约谈的Logit回归结果，首先，根据χ2值以及Pseudo-R2值可以认为模型构建比较合理。其次，内部控制缺陷（ICW）与审计约谈（Involve）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了被约谈的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更多。第七列显示了审计约谈对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修复（ICWfixed）与审计约谈（Involve）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被约谈后涉及的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更容易得到修复。研究假设得以验证。
表2第2～6列、第8～12列分别给出了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与审计约谈的Probit回归、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回归、一阶差分检验、基于面板数据的混合回归与随机效应回归的结果。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显示：内部控制缺陷（ICW）与审计约谈（Involve）分别在1%和5%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缺陷修复（ICWfixed）与审计约谈（Involve）分别在1%和10%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这不仅证明了Logit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而且为研究假设提供了更有力支撑。
（三）内生性检验
审计约谈制度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结论，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和遗漏某一些可能同时影响审计约谈和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关键变量，进而导致本文的研究结果产生偏误，我们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上述问题进行内生性检验。
首先，使用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对“审计约谈（Involve）”进行Logit回归，计算出PS值，然后采用核匹配方法进行配对，筛选出配对样本并基于上述匹配数据进行多元分析。表3显示了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在倾向得分和协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在经过平衡性分析过程之后，匹配后的所有条件变量在两组企业之间的偏差程度都显著降低，同时，已匹配样本的P值变大，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条件变量在分布上是一致的。这说明本文所选择的条件变量是合理的，匹配的过程也是有效的。 表4报告了PSM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并且同时报告了未经匹配时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没有经过倾向值匹配的情况下，审计约谈涉及的企业组（Invlove=1）与不涉及的企业组（Invlove=0）在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差异为0.037，而在经过倾向值匹配之后，这一效应只达到0.035，表明内生性的存在会高估普通Logit回归的估计结果。尽管采用倾向值匹配之后差异变小，但此时的T值仍达到2.37，表明约谈制度对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作用仍非常显著，进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设。
（四）稳健性检验
以内部控制指数（来自迪博数据库）替代内部控制缺陷，从正面检验回归结果是否稳健（限于篇幅不再列示具体过程）。内部控制指数来源于迪博数据库，其值越大代表企业内部控制越好，IC为企业被约谈当期的内部控制指数，ICt+1为企业被约谈后第2年的内部控制指数。回归检验结果没有本质性差别，即审计约谈涉及的企业内部控制指数更低，约谈后内控制数得到显著提高，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基于产权属性与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检验
有研究表明，产权属性与市场化进程的差异会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的制定与执行，同样也会影响审计约谈压力传导的有效性[21]。因此，我们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这两个方面考察产权属性与市场化进程对强化审计约谈机制和完善内部控制的外部环境价值。
（一）产权属性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与民营企业相比，首先，国有企业面临着政策性负担，在融资、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会受到政府更大的支持，其决策也通常会受到政府决定的影响。其次，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具有强制性的措施和要求，其内部控制建设的推动力相比于民营企业更强[22]。最后，国有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大，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比如人才和知识储备）投入到内部控制中去。此外，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为了自身的政治晋升，在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上比民營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因此，我们推论：审计约谈制度对于国企内部控制的影响会大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上具有更强的动机和优势。
表5列示了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审计约谈制度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Logit和Probit的回归结果（限于篇幅，控制变量不再列示，资料备索。下同）。从国有组看，审计约谈（Involve）和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修复（ICWfixed）之间的系数为0.42，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事务所被约谈所审计的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明显得到了修复;从民营组看，审计约谈（Involve）和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修复（ICWfixed）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事务所被约谈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修复没有明显的影响，Probit回归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表明审计约谈制度对于国有企业内控缺陷修复的有效影响远大于民营企业。
（二）市场化进程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地区发展的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市场化进程对这种地区差距的扩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3]。从公共压力理论的视角看，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的行政干预更少，市场发育程度高，法律制度环境更健全，对于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和监管力度较高，公司财务舞弊和违规行为更容易被发现，强制性法律威慑力会使企业具有较强的动机去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以降低企业的风险[24]，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则存在相反的情况[25]。从成本效益的视角看，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相应的法律规定和监管环境比较完善，企业违规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更高，这更有利于包括审计约谈制度等各种监管制度功能的发挥。藉此我们推论：审计约谈制度对于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作用更大。
表6反映了市场化进程水平不同的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结果，从Logit回归的结果看，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的系数为0.531，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约谈对于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影响十分显著，而对市场化进程慢的地区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的企业对于政策的反应较快。在Logit回归的基础上增加的Probit的回归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六、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基于中注协2012-2016年的年报风险约谈数据，实证检验审计约谈制度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升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审计约谈和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审计约谈涉及的相关企业内部控制存在较大问题，但被约谈之后，审计师会更加关注和谨慎地对待客户企业的相关问题，采取更加稳健的审计方法，从而促使企业去修复内部控制缺陷。此外，约谈制度对于国有企业和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的企业也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约谈制度对于国有企业和市场化进程快的企业影响更大。研究表明中注协约谈制度对于内部控制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是一项有效的监管机制，应该继续推进审计约谈制度，加强监管力度，使约谈制度更加完善，更好地发挥审计风险的预警作用，督促企业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市场化进程，在“竞争中性”的产权改革推进中，关注和加强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建设，而且还要进一步关注市场化进程的建设，让市场在企业改革和内部控制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只有以市场为主体、以政府监管为保障，才能更好地发挥审计约谈制度的效用，更好地发挥审计约谈对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压力传导效用，保证企业内部控制真正成为企业发展和基业长青的防火墙。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在于：风险特征的定量转化方式上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而且存在某些难以量化的风险，例如：备受媒体关注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大额贷款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和抵制行业不正当低价竞争等。这些问题数量小，不足以影响研究结论，但是有待于后续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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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漆玲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