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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的历史
1960年,严帆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河背街严屋村。
他的堂祖父严庆堤是一员开国少将,曾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政委。他的祖父严庆丰也是一名红军高级干部,可惜历尽千难万险,好不容易走完了长征全程,却在甘肃境内遭遇土匪袭击,不幸壮烈牺牲。他的伯父年轻时曾受毛泽东主席的指派,带人上山砍伐木头,修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和旁边的防空洞……作为红军的后代,严帆从小就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红色文化的熏陶,对红色历史和红色文物情有独钟。
1976年,严帆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大柏地供销社工作。当年,毛泽东主席曾在此地亲自指挥红四军,成功地伏击了国民党赣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并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光辉诗篇《菩萨蛮·大柏地》。
严帆每每耳闻关山深处松涛阵阵,目睹前村壁上累累弹痕,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头届红”,心中陡然升腾起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他开始广泛搜集素材,拿起笔来复制革命历史,还原苏区岁月,与红色历史、红土地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2年,严帆在大柏地圩场上为单位采购水果,偶然得知苏区也曾实行过供销合作股份制,而且有个赣县老人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印有马列头像的股票凭证。严帆一听,不由得眼睛一亮,心想若能把这张票证收藏到手,岂不是等于收藏了一段“有形”的历史?他拿定主意,当即搭车前往赣县,颇费一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后来几经考证,证实这张由联合消费合作总社发行的、面值二角的彩色版苏区股票,果然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在当时尚属首次发现。严帆满怀欣喜之情,挥笔写下了一篇《苏区红色股票发现始末》,很快就被《江西革命文物》杂志采用,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和信心。从此,他一边收集红色文物,一边撰写相关的考证文章,一发而不可收拾。
拨开历史迷雾
1984年5月,严帆因对苏区消费合作社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被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借调进京,受聘担任《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丛书编辑。1986年借调期满,他从北京返回瑞金,被安排在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1987年又被调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任专职编研干部。如此频繁的工作调动,正好给了他更多接触珍贵史料和文物的机会,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增长了见识。
1990年,严帆报名参加成人高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带职攻读了三年文博专业。学成归来,他的历史专业知识和文物鉴赏水平更是突飞猛进,迅速成长为文物收藏和史学研究界的行家里手。
1991年6月,严帆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他拨开历史迷雾,首次在出版物上公开考证了原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人亚烈士鲜为人知的生平事迹,博得了党史研究界同仁的一致好评,称赞该书填补了我国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紧接着,严帆又从浩如烟海的典籍、史料中,大海捞针一般发现并考证了一本署名为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原来竟是张闻天丢失在中央苏区的佚著!他根据这一考证成果,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央苏区南北部经济建设大会有关史实的考证》,发表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文献和研究》上,及时地纠正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毛泽东选集》里面的一些错误,成为研究我党早期的经济政策和苏区经济建设史的权威力作,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张闻天夫人刘英为此特地回到阔别了几十年的故乡,向这位小老乡再三表示谢意。
1998年,严帆因工作需要,再次被调动到瑞金市人民法院,受托负责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和苏区审判史陈列馆。为了收集相关的资料和文物,他一路风尘仆仆地走访了原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川陕苏区和遵义、延安等地,行程上万公里。经过为期七、八个月的连续奋战,他终于收集到了大量珍贵文物和约100多万字的重要资料,拍摄了近100个胶卷,从而确保了旧址和陈列馆如期完工,并复原陈列,圆满完成了任务。
收藏历史的“负翁”
如果说史学研究是一项劳心费神的差使,那么文物收藏则是一门耗资伤财的营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作支撑,依靠个人微薄的工资显然无济于事。早在1989年,严帆在壬田镇发现了一块清朝道光年间的瑞金县官府大印,当时因财力不济,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块稀世珍宝被文物贩子买走。官府大印的流失,成了严帆痛惜一生的心病;囊中羞涩的尴尬,也常令他苦恼不已。但他一介书生,别无生财之道,惟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结合文物收藏著书立说,再把稿酬用于文物收藏,“以藏养藏,以文养藏”,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1999年春,他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终于以1200元的价格,从一个文物贩子手里买下了一份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随后,他相继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考证文章,稿费收入基本上跟购买文物的成本持平。
有时候,他也会拿出一些多余的藏品跟同行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想方设法增加文物收藏的种类。他曾用一张清代的雕花床,换取了一枚会昌县苏维埃政府的印章;用抗战时的路条交换古钱币,又用古钱币交换苏区时期的手雷、土炮、布证、银票……有不少人见他不谋私利,醉心于文物收藏、文化传播事业,深表敬佩,纷纷主动向他提供有价值的文物或文物信息。他收藏的一块重达150公斤的明代石雕,就是一群农民工自告奋勇,义务用板车运送到他家里的。
随着当地休闲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严帆眼光放得更远,步子迈得更宽了。他把收藏地域从瑞金扩大到整个赣南,把收藏种类从红色文物拓展到古代、客家历史文物,研究范围也从党史、红色历史涉及到古代历史、民俗、客家文化等各个领域。2003年4月,他深入赣南著名的客家古村落、清代理学家罗有高的故乡——九堡镇密溪村,开展客家史调研,并收藏到了两块罗有高著作的樟木质木刻印板,写下了好几篇有分量的研究赣南客家史、经济发展史的论文,为开辟密溪古村落旅游线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0多年来,严帆通过各种途径、不同方式,收藏了十几个门类、约一万余件文物、史料,另有藏书6000余册,其中大多为精品、孤品,光是国家三级以上的文物就有200多件。这时候,他不由得萌发了创办个人博物馆的念头,决心通过博物馆向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一个展示、发现、保存文物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使个人收藏品社会化,最终实现弘扬红色精神、传承历史文化的目的。
说干就干,2000年1月,他在自己的家里创办了全省首座私立地方史博物馆。2003年5月,他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旁边,投资兴建了一座瑞金市客家文化民俗艺术博物馆。其展品数量之多,级别之高,令前来参观的客人叹为观止。
2008年3月,严帆依托博物馆的资源优势,联合有关部门策划、举办了“红都瑞金首届民间古玩艺术收藏品交流会”,周边五省46县市约300多名收藏爱好者,欣然携带近万件藏品赴会,交易场面相当火爆。交流会的成功举办,有力地促进了民间收藏与交流,一个初具规模的古玩艺术品交流市场正在瑞金悄然形成……
2008年5月,鉴于他在民间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民间文艺家协会决定授予他第一届(亚太地区)民间艺术家最高奖——“金飞鹰奖”终身成就荣誉称号。
严帆声名远播,近年来,全国各地上门向他求购文物的人络绎不绝。朋友们也劝他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妨趁机发一笔横财,但他有自己的坚持:“我收藏文物不是为了换取物质上的享受,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传承历史文化!”“无论我的藏品值多少钱,它都是属于红土地和客家人民的,我迟早会毫无保留地把它交给国家,或比我更适合收藏的人!”
坐拥无价之宝,却甘于清贫、寂寞,过着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日子,难怪有人说他是收藏历史的“负翁”。
1960年,严帆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河背街严屋村。
他的堂祖父严庆堤是一员开国少将,曾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政委。他的祖父严庆丰也是一名红军高级干部,可惜历尽千难万险,好不容易走完了长征全程,却在甘肃境内遭遇土匪袭击,不幸壮烈牺牲。他的伯父年轻时曾受毛泽东主席的指派,带人上山砍伐木头,修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和旁边的防空洞……作为红军的后代,严帆从小就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红色文化的熏陶,对红色历史和红色文物情有独钟。
1976年,严帆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大柏地供销社工作。当年,毛泽东主席曾在此地亲自指挥红四军,成功地伏击了国民党赣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并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光辉诗篇《菩萨蛮·大柏地》。
严帆每每耳闻关山深处松涛阵阵,目睹前村壁上累累弹痕,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头届红”,心中陡然升腾起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他开始广泛搜集素材,拿起笔来复制革命历史,还原苏区岁月,与红色历史、红土地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2年,严帆在大柏地圩场上为单位采购水果,偶然得知苏区也曾实行过供销合作股份制,而且有个赣县老人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印有马列头像的股票凭证。严帆一听,不由得眼睛一亮,心想若能把这张票证收藏到手,岂不是等于收藏了一段“有形”的历史?他拿定主意,当即搭车前往赣县,颇费一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后来几经考证,证实这张由联合消费合作总社发行的、面值二角的彩色版苏区股票,果然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在当时尚属首次发现。严帆满怀欣喜之情,挥笔写下了一篇《苏区红色股票发现始末》,很快就被《江西革命文物》杂志采用,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和信心。从此,他一边收集红色文物,一边撰写相关的考证文章,一发而不可收拾。
拨开历史迷雾
1984年5月,严帆因对苏区消费合作社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被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借调进京,受聘担任《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丛书编辑。1986年借调期满,他从北京返回瑞金,被安排在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1987年又被调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任专职编研干部。如此频繁的工作调动,正好给了他更多接触珍贵史料和文物的机会,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增长了见识。
1990年,严帆报名参加成人高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带职攻读了三年文博专业。学成归来,他的历史专业知识和文物鉴赏水平更是突飞猛进,迅速成长为文物收藏和史学研究界的行家里手。
1991年6月,严帆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他拨开历史迷雾,首次在出版物上公开考证了原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人亚烈士鲜为人知的生平事迹,博得了党史研究界同仁的一致好评,称赞该书填补了我国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紧接着,严帆又从浩如烟海的典籍、史料中,大海捞针一般发现并考证了一本署名为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原来竟是张闻天丢失在中央苏区的佚著!他根据这一考证成果,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央苏区南北部经济建设大会有关史实的考证》,发表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文献和研究》上,及时地纠正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毛泽东选集》里面的一些错误,成为研究我党早期的经济政策和苏区经济建设史的权威力作,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张闻天夫人刘英为此特地回到阔别了几十年的故乡,向这位小老乡再三表示谢意。
1998年,严帆因工作需要,再次被调动到瑞金市人民法院,受托负责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和苏区审判史陈列馆。为了收集相关的资料和文物,他一路风尘仆仆地走访了原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川陕苏区和遵义、延安等地,行程上万公里。经过为期七、八个月的连续奋战,他终于收集到了大量珍贵文物和约100多万字的重要资料,拍摄了近100个胶卷,从而确保了旧址和陈列馆如期完工,并复原陈列,圆满完成了任务。
收藏历史的“负翁”
如果说史学研究是一项劳心费神的差使,那么文物收藏则是一门耗资伤财的营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作支撑,依靠个人微薄的工资显然无济于事。早在1989年,严帆在壬田镇发现了一块清朝道光年间的瑞金县官府大印,当时因财力不济,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块稀世珍宝被文物贩子买走。官府大印的流失,成了严帆痛惜一生的心病;囊中羞涩的尴尬,也常令他苦恼不已。但他一介书生,别无生财之道,惟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结合文物收藏著书立说,再把稿酬用于文物收藏,“以藏养藏,以文养藏”,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1999年春,他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终于以1200元的价格,从一个文物贩子手里买下了一份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随后,他相继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考证文章,稿费收入基本上跟购买文物的成本持平。
有时候,他也会拿出一些多余的藏品跟同行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想方设法增加文物收藏的种类。他曾用一张清代的雕花床,换取了一枚会昌县苏维埃政府的印章;用抗战时的路条交换古钱币,又用古钱币交换苏区时期的手雷、土炮、布证、银票……有不少人见他不谋私利,醉心于文物收藏、文化传播事业,深表敬佩,纷纷主动向他提供有价值的文物或文物信息。他收藏的一块重达150公斤的明代石雕,就是一群农民工自告奋勇,义务用板车运送到他家里的。
随着当地休闲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严帆眼光放得更远,步子迈得更宽了。他把收藏地域从瑞金扩大到整个赣南,把收藏种类从红色文物拓展到古代、客家历史文物,研究范围也从党史、红色历史涉及到古代历史、民俗、客家文化等各个领域。2003年4月,他深入赣南著名的客家古村落、清代理学家罗有高的故乡——九堡镇密溪村,开展客家史调研,并收藏到了两块罗有高著作的樟木质木刻印板,写下了好几篇有分量的研究赣南客家史、经济发展史的论文,为开辟密溪古村落旅游线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0多年来,严帆通过各种途径、不同方式,收藏了十几个门类、约一万余件文物、史料,另有藏书6000余册,其中大多为精品、孤品,光是国家三级以上的文物就有200多件。这时候,他不由得萌发了创办个人博物馆的念头,决心通过博物馆向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一个展示、发现、保存文物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使个人收藏品社会化,最终实现弘扬红色精神、传承历史文化的目的。
说干就干,2000年1月,他在自己的家里创办了全省首座私立地方史博物馆。2003年5月,他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旁边,投资兴建了一座瑞金市客家文化民俗艺术博物馆。其展品数量之多,级别之高,令前来参观的客人叹为观止。
2008年3月,严帆依托博物馆的资源优势,联合有关部门策划、举办了“红都瑞金首届民间古玩艺术收藏品交流会”,周边五省46县市约300多名收藏爱好者,欣然携带近万件藏品赴会,交易场面相当火爆。交流会的成功举办,有力地促进了民间收藏与交流,一个初具规模的古玩艺术品交流市场正在瑞金悄然形成……
2008年5月,鉴于他在民间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民间文艺家协会决定授予他第一届(亚太地区)民间艺术家最高奖——“金飞鹰奖”终身成就荣誉称号。
严帆声名远播,近年来,全国各地上门向他求购文物的人络绎不绝。朋友们也劝他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妨趁机发一笔横财,但他有自己的坚持:“我收藏文物不是为了换取物质上的享受,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传承历史文化!”“无论我的藏品值多少钱,它都是属于红土地和客家人民的,我迟早会毫无保留地把它交给国家,或比我更适合收藏的人!”
坐拥无价之宝,却甘于清贫、寂寞,过着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日子,难怪有人说他是收藏历史的“负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