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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中央前委通信科科长黎东汉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在艰苦卓绝的转战中，他突患疾病，生命垂危，毛泽东下令：“黎东汉无论如何不能死！”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黎东汉得到了医生的悉心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便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保证了中央的指示安全、迅捷地传达到全国、全军。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黎东汉一直与红色电波同行，是解放军通信兵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之一，也是少数几位通信兵出身的开国将军之一，为解放军通信事业的发展和通信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其骄人功绩鲜为人知。
黎东汉，1914年10月出生，湖南浏阳人，1930年参加湘鄂赣红军独立一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6月湘鄂赣独立一、二师合编为红十八师后，缴获了敌人1部电台，黎东汉被派往江西万载县红军通信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8月，红十八师编入红六军团。黎东汉结业后，成为以阎知非为队长、江文为政委的红六军团无线电中队的一名报务员，开始了终身与红色电波打交道的革命生涯。
1947年3月初，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统率20多万人马向延安发起重点进攻。
3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撤离延安。时任军委三局通信总台副台长的黎东汉随中央机关转移。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子长县王家坪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
中央机关除了少部分精干人员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外，大部分东渡黄河，转移到晋绥解放区。29日，中央政治局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到晋察冀开展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初，中央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委，在晋绥建立中央同各解放区联系的枢纽，统筹后方工作。这样，中央就形成了前委、工委、后委“一分为三”的战时体制。
这时，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给黎东汉交代一项特殊任务：“中央决定在中央前委成立一个通信联络大队，由你任大队长，带3部电台（后4部）负责保障统帅部对全国全军的指挥。”接着，王诤带他去向周恩来和任弼时报到。周恩来亲切地拍了拍黎东汉的肩膀说：“欢迎你，黎大队长。这次中央留在陕北，电台是毛主席指挥全国全军的唯一通信工具，一定要确保毛主席的指挥畅通无阻。”黎东汉非常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转告毛主席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枣林沟村会议后，任弼时召开干部会议，将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按军事编制编成“昆仑纵队”，不久又改用“三支队”（后为“九支队”）的代号，下属3个电台大队：一大队负责通信联络，黎东汉任大队长；二大队负责无线电情报侦破，胡备文任大队长；四大队由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组成，范长江任大队长。纵队由任弼时担任司令员，陆定一为政治委员。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陆定一化名“郑位”。
周恩来对电台工作非常重视，他在干部会议上打比方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进一步解释：“你们看，一大队是电台（通信），二大队是电台（情报），四大队还是电台（新华社），我们4个中央委员（毛、周、任、陆）加上你们3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周恩来还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钱，二不发粮，只发电报！”
黎东汉进一步感到一大队担负的责任光荣而艰巨。一大队下属3个队（3部电台）：一队负责联络东北野战军，队长周建中，报务主任解超；二队负责联络晋察冀和华东野战军，队长孟令仪；三队负责联络西北和中原野战军，队长高洪彦，报务主任李东祥。后来，一大队又增加1部电台成立四队，负责联络中央后委，队长胡佳，报务主任于回香。
转战陕北十分艰苦，黎东汉感觉比长征时还苦。“三支队”经常在犬牙交错的敌军围追中行军，遇到紧急情况还要夜间冒着大雨急行军。一大队的工作性质特殊，更加紧张、辛苦。中央领导转移，黎东汉要先带人去打前站，值机人员要在中央领导走后才能撤机，而且又要赶在中央领导到达之前把电台架设好，以保障中央与各大野战军通信联络的畅通。
4月12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战到安塞王家湾，在这里停留56天。为分散目标，电台驻王家湾附近的杨克廊湾。在紧张而辛苦的工作中，黎东汉患上了急性肠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病情十分危险，非输液不行。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派人弄来一瓶生理盐水。可黎东汉在输液时又出现了不良反应，一度出现休克。毛泽东问医务室主任任玉洪，就没有别的药了吗？任玉洪吞吞吐吐地回答，还有两个外国人留下的一点磺胺，但这药不能用。毛泽东明白他的意思，当即下令：“当务之急是抢救黎东汉，他担负的工作很重要，黎东汉无论如何不能死！”黎东汉知道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经过治疗，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他决心以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领袖的关怀。
一次，一队要向东野首长发一份电报，一大队的4部电台功率都小，只能联络全军的主要部队。中央与各野战军一些往来电报有时需经过中央后委总台转发。一天晚上11点多，中央有一份急电要发给华野，前委电台一时联络不上，就发到后委总台转发，但一直不能确认华野收到与否，毛泽东十分着急。黎东汉彻夜值守在电台前，电请总台火速查明，早7点多钟总台终于传来消息，电报已于凌晨5点送交华野首长。毛泽东如释重负：“这就好了。”黎东汉举一反三，在全大队进行了一次增强工作责任心的教育。
在王家湾期间，中央前委有114份文电通过电台的红色电波传到各地，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其中包括《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等重要文电。
正在这时，国民党军用新式无线电台“测向仪”测到王家湾一带有一个电台群，胡宗南电令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快速偷袭王家湾，活捉毛泽东”。中央前委只有4个连的兵力保卫，形势十分险恶。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任弼时已令“三支队”向东转移，一大队打前站的黎东汉等已经出发。毛泽东坚持向西转移，说“电台加毛泽东决不离开陕北”。周恩来从中调和，最后“三支队”向北转移。黎东汉他们接到折返的命令时，有的人已经过了黄河。根据周恩来的命令，黎东汉安排电台一律静默3天，只收不发。“三支队”连续夜间冒着大雨行军，与敌周旋，终于成功甩掉敌人，于6月17日到达靖边县小河村住了下来。
鉴于敌军已有“测向仪”这一新情况，为了缩小中央前委的目标，同时保障中央前委转战陕北并对全国各战场的指挥，中央实行了“前轻后重”的战时通信体制。晋绥地区的后委以大功率电台建立军委通信总台；中央前委一大队和各野战军都使用电波弱、不易辨别的移动小电台，以中间的大型固定台转发两头移动的小电台。保障了中央对各战场的指挥畅通，也保障了中央前委特别是毛泽东的安全。黎东汉领导的一大队圆满地完成了保障党中央和毛澤东转战陕北期间指挥系统畅通的重要任务，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毛泽东说：“到哪个地方都有通信联络，在陕北，天下大事我都可以知道。”这是对黎东汉他们的通信保障工作的高度评价。
1950年，黎东汉被评为模范通讯工作者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这样的代表军委直属单位只有5名，全国也只有350名。其后，他历任军委通信兵部干部处副处长、业务处副处长、通信学院第一副院长、通信兵学院院长、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军委通信兵部副主任、总参通信部副主任、总参通信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总参第二通信总站副主任、多次担任毛泽东外出机动电台台长的李锦华称“黎东汉是师职干部中少有的授少将军衔的顶尖人物”。1982年8月，黎东汉离职休养（正兵团职）。2007年6月7日，黎东汉在北京逝世，终年93岁。
“20年来，艰苦奋斗，身经百战，长期埋头于通讯联络工作。苦心钻研，在各种艰险与困境中，屡次保证了通讯工作任务之完成。”这是黎东汉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时组织给他的评语，这也是他红色电波人生的一个写照。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黎东汉一直与红色电波同行，是解放军通信兵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之一，也是少数几位通信兵出身的开国将军之一，为解放军通信事业的发展和通信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其骄人功绩鲜为人知。
黎东汉，1914年10月出生，湖南浏阳人，1930年参加湘鄂赣红军独立一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6月湘鄂赣独立一、二师合编为红十八师后，缴获了敌人1部电台，黎东汉被派往江西万载县红军通信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8月，红十八师编入红六军团。黎东汉结业后，成为以阎知非为队长、江文为政委的红六军团无线电中队的一名报务员，开始了终身与红色电波打交道的革命生涯。
1947年3月初，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统率20多万人马向延安发起重点进攻。
3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撤离延安。时任军委三局通信总台副台长的黎东汉随中央机关转移。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子长县王家坪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
中央机关除了少部分精干人员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外，大部分东渡黄河，转移到晋绥解放区。29日，中央政治局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到晋察冀开展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初，中央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委，在晋绥建立中央同各解放区联系的枢纽，统筹后方工作。这样，中央就形成了前委、工委、后委“一分为三”的战时体制。
这时，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给黎东汉交代一项特殊任务：“中央决定在中央前委成立一个通信联络大队，由你任大队长，带3部电台（后4部）负责保障统帅部对全国全军的指挥。”接着，王诤带他去向周恩来和任弼时报到。周恩来亲切地拍了拍黎东汉的肩膀说：“欢迎你，黎大队长。这次中央留在陕北，电台是毛主席指挥全国全军的唯一通信工具，一定要确保毛主席的指挥畅通无阻。”黎东汉非常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转告毛主席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枣林沟村会议后，任弼时召开干部会议，将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按军事编制编成“昆仑纵队”，不久又改用“三支队”（后为“九支队”）的代号，下属3个电台大队：一大队负责通信联络，黎东汉任大队长；二大队负责无线电情报侦破，胡备文任大队长；四大队由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组成，范长江任大队长。纵队由任弼时担任司令员，陆定一为政治委员。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陆定一化名“郑位”。
周恩来对电台工作非常重视，他在干部会议上打比方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进一步解释：“你们看，一大队是电台（通信），二大队是电台（情报），四大队还是电台（新华社），我们4个中央委员（毛、周、任、陆）加上你们3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周恩来还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钱，二不发粮，只发电报！”
黎东汉进一步感到一大队担负的责任光荣而艰巨。一大队下属3个队（3部电台）：一队负责联络东北野战军，队长周建中，报务主任解超；二队负责联络晋察冀和华东野战军，队长孟令仪；三队负责联络西北和中原野战军，队长高洪彦，报务主任李东祥。后来，一大队又增加1部电台成立四队，负责联络中央后委，队长胡佳，报务主任于回香。
转战陕北十分艰苦，黎东汉感觉比长征时还苦。“三支队”经常在犬牙交错的敌军围追中行军，遇到紧急情况还要夜间冒着大雨急行军。一大队的工作性质特殊，更加紧张、辛苦。中央领导转移，黎东汉要先带人去打前站，值机人员要在中央领导走后才能撤机，而且又要赶在中央领导到达之前把电台架设好，以保障中央与各大野战军通信联络的畅通。
4月12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战到安塞王家湾，在这里停留56天。为分散目标，电台驻王家湾附近的杨克廊湾。在紧张而辛苦的工作中，黎东汉患上了急性肠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病情十分危险，非输液不行。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派人弄来一瓶生理盐水。可黎东汉在输液时又出现了不良反应，一度出现休克。毛泽东问医务室主任任玉洪，就没有别的药了吗？任玉洪吞吞吐吐地回答，还有两个外国人留下的一点磺胺，但这药不能用。毛泽东明白他的意思，当即下令：“当务之急是抢救黎东汉，他担负的工作很重要，黎东汉无论如何不能死！”黎东汉知道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经过治疗，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他决心以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领袖的关怀。
一次，一队要向东野首长发一份电报，一大队的4部电台功率都小，只能联络全军的主要部队。中央与各野战军一些往来电报有时需经过中央后委总台转发。一天晚上11点多，中央有一份急电要发给华野，前委电台一时联络不上，就发到后委总台转发，但一直不能确认华野收到与否，毛泽东十分着急。黎东汉彻夜值守在电台前，电请总台火速查明，早7点多钟总台终于传来消息，电报已于凌晨5点送交华野首长。毛泽东如释重负：“这就好了。”黎东汉举一反三，在全大队进行了一次增强工作责任心的教育。
在王家湾期间，中央前委有114份文电通过电台的红色电波传到各地，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其中包括《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等重要文电。
正在这时，国民党军用新式无线电台“测向仪”测到王家湾一带有一个电台群，胡宗南电令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快速偷袭王家湾，活捉毛泽东”。中央前委只有4个连的兵力保卫，形势十分险恶。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任弼时已令“三支队”向东转移，一大队打前站的黎东汉等已经出发。毛泽东坚持向西转移，说“电台加毛泽东决不离开陕北”。周恩来从中调和，最后“三支队”向北转移。黎东汉他们接到折返的命令时，有的人已经过了黄河。根据周恩来的命令，黎东汉安排电台一律静默3天，只收不发。“三支队”连续夜间冒着大雨行军，与敌周旋，终于成功甩掉敌人，于6月17日到达靖边县小河村住了下来。
鉴于敌军已有“测向仪”这一新情况，为了缩小中央前委的目标，同时保障中央前委转战陕北并对全国各战场的指挥，中央实行了“前轻后重”的战时通信体制。晋绥地区的后委以大功率电台建立军委通信总台；中央前委一大队和各野战军都使用电波弱、不易辨别的移动小电台，以中间的大型固定台转发两头移动的小电台。保障了中央对各战场的指挥畅通，也保障了中央前委特别是毛泽东的安全。黎东汉领导的一大队圆满地完成了保障党中央和毛澤东转战陕北期间指挥系统畅通的重要任务，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毛泽东说：“到哪个地方都有通信联络，在陕北，天下大事我都可以知道。”这是对黎东汉他们的通信保障工作的高度评价。
1950年，黎东汉被评为模范通讯工作者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这样的代表军委直属单位只有5名，全国也只有350名。其后，他历任军委通信兵部干部处副处长、业务处副处长、通信学院第一副院长、通信兵学院院长、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军委通信兵部副主任、总参通信部副主任、总参通信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总参第二通信总站副主任、多次担任毛泽东外出机动电台台长的李锦华称“黎东汉是师职干部中少有的授少将军衔的顶尖人物”。1982年8月，黎东汉离职休养（正兵团职）。2007年6月7日，黎东汉在北京逝世，终年93岁。
“20年来，艰苦奋斗，身经百战，长期埋头于通讯联络工作。苦心钻研，在各种艰险与困境中，屡次保证了通讯工作任务之完成。”这是黎东汉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时组织给他的评语，这也是他红色电波人生的一个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