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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约瑟难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学界的老大难问题.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间曾经存在的矛盾也存在颇多的争议。本文从“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思考的出发点.对中西方科学的历史进行比较分析，希望能够对我国未来科学和技术健康发展及文化科技融合的思路有所启示。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历史;科学未来
“李约瑟难题”在20世纪30年代由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提出来。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十五世纪的欧洲诞生呢。对于“李约瑟难题”国内外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研究和解释。目前的研究和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另一类文章是对“李约瑟问题”本身提出了质疑。
一、西方科学的源流
西方科学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古代埃及科学和巴比伦科学。其特征在于实用性和神话性的结合。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是当时几乎所有科学活动的直接目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满足于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试图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对他们所遇到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当无法合理解释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时，他们就求助于神力，在神话中满足天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科学，是西方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世纪常被说成“黑暗时代”。的确，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一统天下”和经院哲学的神学知性几乎完全抛弃古代科学的伟大传统，使希腊科学在拉丁世界一度停滞不前。但是，科学的生命力是永恒的;中世纪并非“一片漆黑”。希腊科学的精华在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为伊斯兰世界所接受，使阿拉伯科学在11世纪进入黄金时代，而阿拉伯科学的重新拉丁化为拉丁世界迎来12世纪的“学术复兴”。从14世纪开始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准备了人文社会条件。
二、16—17世纪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
中世纪科学在个别方面已经达到了近代科学的水平，但是它并未超越亚里士多德世界图景和自然观的基本框架。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它是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智力革命，对人类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远远超过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都市革命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革命;从根本上推翻了古希腊以来一直支配人类精神世界的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成为近代世界和近代精神的真正起源;造就了西方近代科学，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首次造就了既能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又能为人类的现实生活服务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本身，而且使科学从此以指数函数速度向前迈进。
首先是哥白尼为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有限宇宙转变成以太阳为中心的无限宇宙打下了基础，然后是布鲁诺成为新世界观的殉道者。接着，开普勒（1571—1630）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伽利略的运动定律、牛顿的力学体系相继建立，这些新成果被纳入到笛卡尔的机械论的新自然图景中;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最终被驱逐了。后来科学发展一直势不可挡，现代科学只是在西方近代科学的延长线上结出的新果实。
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武器是崭新的科学方法。严紧的人工实验取代单纯的观察成为科学素材的主要来源和科学理论的验证手段，对所谓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实体的研究让位于对经验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实验结果为根据的科学理论、为建立科学理论而引入的假说、单纯的思辨有了各自的领域。伽利略-笛卡尔的数学演绎方法主导了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培根的定性-归纳方法时常填补了前者的不足之处。
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功还依赖于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科学研究和社会需求的结合。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的结合所造就的是一大批有别于古希腊哲学家和中世纪神学家的手脑并用的科学家，他们把古希腊以来“理论遗产”和中世纪以来“技术实践”结合起来，使科学研究在技术创新中汲取营养，又为技术创新做出贡献，不仅创立了有别于古希腊哲学家的“科学”和中世纪神学家的“科学”的西方近代科学，而且使科学从高高在上的希腊哲学家和中世纪神学家的独占物转化为能为社会进步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人类的共同财富。
三、羁绊我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原因
中国科学史表明，中国人在经验科学和经验总结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中国人的这些成就未能发展成为科学理论体系。那么，阻碍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究竟是什么呢？
中国传统社会诸多学派通常偏重人文学，轻视科学。在中国传统社会，文人读书，为的是做官;官职甚至成为评价文人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从事科学是不能做官的。因此，科学研究未能受到社会重视，科学家社会地位低下。先秦至汉初形成的诸子百家中比较重视科学的只有一家，即墨家。战国末期，墨翟的后学们总结当时科学成果，著述《墨经》，从中可知几何学、力学、光学领域的系统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尤其在光学中借助实验研究基本上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墨家对逻辑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后期墨家的科学学说是在中国科学史上几乎唯一的有可能把经验科学发展成为理论科学的学说。因此，西汉以后，儒家对墨家的胜利就是儒学对墨学的胜利，其中包含着人文学对科学的抑制。儒家借助政治权力压倒了科学。当然，墨家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学派，墨家对政治的干预导致政治对墨家的干预，最终导致墨家的覆没。墨家的衰微导致中国传统时代科学精神和科学本身的衰微，中国始终未能产生独立的科学学派。与墨家相比，道家学说发展成科学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它一直是一种哲学思想。在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中国的自然学说只能在儒学范围内生存，科学的自由发展和独立科学体系的形成成为不可能的了。 儒家自然观长期的统治地位严重阻碍了中国人的科学研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最普遍的治学原则、治学动力和治学态度。它在中国的技术发展中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技术并未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基础。单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智力活动不可能鼓励研究者力求对技术或技术操作进行进一步的理论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对科学理论研究的社会化、制度化的鼓励机制。
四、我国科学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科技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科技和未来仍需要每个人刻苦学习或工作。结合李约瑟难题、中国当今科技发展现状来谈一谈我国应该如何发展科学技术，使我国科学技术摆脱李约瑟难题的主观因素，实现我国科学技术能够良性发展并最终实现造福社会，服务民众的基本功能。
第一，关乎国家的大事，也是关乎人民生活的小事，科研经费的投入必须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二，从教育上培养学生的能动性和创新性，更要培养学生“固执的科学精神”，做题的能力并不能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应试教育下的孩子已经被“零件化”，从大学生自杀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可能适应社会需要的。第三，科学态度十分重要，假大空的态度并不是科技工作者应该有的，目前很多大学老师为了职称、官位写了很多不可能实现的论文和成果，严谨的科学态度荡然无存，甚至大学教师官员的腐败也屡见不鲜，在这样一种追求结果追求成绩的科研氛围之下必然导致虚假、丑恶、腐败和官僚思想。这样的科研是不可靠的。因此，从大学中去除官僚体系，还大学一个清静的学习研究氛围十分重要。第四，普及科学常识，营造自我学习的氛围，建立公共图书馆和科技馆，加大对科技网站的扶持力度，使人民群众能更多更快地了解世界的发展变化，促进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科学，接受理性逻辑。开始思考是任何事件发生的第一步，而开始行动是任何事件发生的原因，只有这样中国科技发展才能够进入正常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l卷） [M].科学出版社. 1990.
[2] 姚茂群. 传统思维与科学技术 [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4（06）.
[3] 钱兆华.中国传统科学的特点及其文化基因初探 [J].江苏大学学报. 2005（01）.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历史;科学未来
“李约瑟难题”在20世纪30年代由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提出来。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十五世纪的欧洲诞生呢。对于“李约瑟难题”国内外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研究和解释。目前的研究和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另一类文章是对“李约瑟问题”本身提出了质疑。
一、西方科学的源流
西方科学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古代埃及科学和巴比伦科学。其特征在于实用性和神话性的结合。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是当时几乎所有科学活动的直接目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满足于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试图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对他们所遇到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当无法合理解释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时，他们就求助于神力，在神话中满足天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科学，是西方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世纪常被说成“黑暗时代”。的确，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一统天下”和经院哲学的神学知性几乎完全抛弃古代科学的伟大传统，使希腊科学在拉丁世界一度停滞不前。但是，科学的生命力是永恒的;中世纪并非“一片漆黑”。希腊科学的精华在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为伊斯兰世界所接受，使阿拉伯科学在11世纪进入黄金时代，而阿拉伯科学的重新拉丁化为拉丁世界迎来12世纪的“学术复兴”。从14世纪开始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准备了人文社会条件。
二、16—17世纪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
中世纪科学在个别方面已经达到了近代科学的水平，但是它并未超越亚里士多德世界图景和自然观的基本框架。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它是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智力革命，对人类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远远超过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都市革命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革命;从根本上推翻了古希腊以来一直支配人类精神世界的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成为近代世界和近代精神的真正起源;造就了西方近代科学，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首次造就了既能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又能为人类的现实生活服务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本身，而且使科学从此以指数函数速度向前迈进。
首先是哥白尼为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有限宇宙转变成以太阳为中心的无限宇宙打下了基础，然后是布鲁诺成为新世界观的殉道者。接着，开普勒（1571—1630）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伽利略的运动定律、牛顿的力学体系相继建立，这些新成果被纳入到笛卡尔的机械论的新自然图景中;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最终被驱逐了。后来科学发展一直势不可挡，现代科学只是在西方近代科学的延长线上结出的新果实。
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武器是崭新的科学方法。严紧的人工实验取代单纯的观察成为科学素材的主要来源和科学理论的验证手段，对所谓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实体的研究让位于对经验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实验结果为根据的科学理论、为建立科学理论而引入的假说、单纯的思辨有了各自的领域。伽利略-笛卡尔的数学演绎方法主导了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培根的定性-归纳方法时常填补了前者的不足之处。
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功还依赖于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科学研究和社会需求的结合。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的结合所造就的是一大批有别于古希腊哲学家和中世纪神学家的手脑并用的科学家，他们把古希腊以来“理论遗产”和中世纪以来“技术实践”结合起来，使科学研究在技术创新中汲取营养，又为技术创新做出贡献，不仅创立了有别于古希腊哲学家的“科学”和中世纪神学家的“科学”的西方近代科学，而且使科学从高高在上的希腊哲学家和中世纪神学家的独占物转化为能为社会进步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人类的共同财富。
三、羁绊我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原因
中国科学史表明，中国人在经验科学和经验总结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中国人的这些成就未能发展成为科学理论体系。那么，阻碍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究竟是什么呢？
中国传统社会诸多学派通常偏重人文学，轻视科学。在中国传统社会，文人读书，为的是做官;官职甚至成为评价文人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从事科学是不能做官的。因此，科学研究未能受到社会重视，科学家社会地位低下。先秦至汉初形成的诸子百家中比较重视科学的只有一家，即墨家。战国末期，墨翟的后学们总结当时科学成果，著述《墨经》，从中可知几何学、力学、光学领域的系统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尤其在光学中借助实验研究基本上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墨家对逻辑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后期墨家的科学学说是在中国科学史上几乎唯一的有可能把经验科学发展成为理论科学的学说。因此，西汉以后，儒家对墨家的胜利就是儒学对墨学的胜利，其中包含着人文学对科学的抑制。儒家借助政治权力压倒了科学。当然，墨家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学派，墨家对政治的干预导致政治对墨家的干预，最终导致墨家的覆没。墨家的衰微导致中国传统时代科学精神和科学本身的衰微，中国始终未能产生独立的科学学派。与墨家相比，道家学说发展成科学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它一直是一种哲学思想。在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中国的自然学说只能在儒学范围内生存，科学的自由发展和独立科学体系的形成成为不可能的了。 儒家自然观长期的统治地位严重阻碍了中国人的科学研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最普遍的治学原则、治学动力和治学态度。它在中国的技术发展中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技术并未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基础。单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智力活动不可能鼓励研究者力求对技术或技术操作进行进一步的理论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对科学理论研究的社会化、制度化的鼓励机制。
四、我国科学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科技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科技和未来仍需要每个人刻苦学习或工作。结合李约瑟难题、中国当今科技发展现状来谈一谈我国应该如何发展科学技术，使我国科学技术摆脱李约瑟难题的主观因素，实现我国科学技术能够良性发展并最终实现造福社会，服务民众的基本功能。
第一，关乎国家的大事，也是关乎人民生活的小事，科研经费的投入必须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二，从教育上培养学生的能动性和创新性，更要培养学生“固执的科学精神”，做题的能力并不能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应试教育下的孩子已经被“零件化”，从大学生自杀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可能适应社会需要的。第三，科学态度十分重要，假大空的态度并不是科技工作者应该有的，目前很多大学老师为了职称、官位写了很多不可能实现的论文和成果，严谨的科学态度荡然无存，甚至大学教师官员的腐败也屡见不鲜，在这样一种追求结果追求成绩的科研氛围之下必然导致虚假、丑恶、腐败和官僚思想。这样的科研是不可靠的。因此，从大学中去除官僚体系，还大学一个清静的学习研究氛围十分重要。第四，普及科学常识，营造自我学习的氛围，建立公共图书馆和科技馆，加大对科技网站的扶持力度，使人民群众能更多更快地了解世界的发展变化，促进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科学，接受理性逻辑。开始思考是任何事件发生的第一步，而开始行动是任何事件发生的原因，只有这样中国科技发展才能够进入正常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l卷） [M].科学出版社. 1990.
[2] 姚茂群. 传统思维与科学技术 [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4（06）.
[3] 钱兆华.中国传统科学的特点及其文化基因初探 [J].江苏大学学报. 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