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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我大学毕业时，我需要做的是找到一份工作。现在我女儿大学毕业，我告诉她，你需要做的是‘发明’一份工作。这就是全球化给每个人的挑战，不管是在美国、印度、巴西还是在中国。”
9月初的上海书展上，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新作《曾经的辉煌》发布会上侃侃而谈。
现年59岁的弗里德曼两鬓已见白发，但目光深邃，神情专注，一言一行似乎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在他身上，有众多光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3届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知名畅销书作家、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他还是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问题专家，在《纽约时报》开设的专栏常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风向标，其著作《世界是平的》至今仍被视为研究全球化的必读书。
近年来，弗里德曼把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中国。2011年，他曾公开表示：“我希望未来看到一个强大的美国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相制衡。”在新著《曾经的辉煌》中，他开篇第一句话便说：“这是一本关于美国的书，但我们要从中国讲起。”
中国要在变老之前先变得富有
《曾经的辉煌》英文名是《That Used To Be US》，这是一个巧妙的双关语，US既表示“我们”，又暗示“美国”（美国的英文缩写为USA），直译可以理解为“我们的曾经”或“美国的曾经”。
“美国发生的问题，可能也将是世界要面临的问题，包括中国有一天也会面临这些问题。”弗里德曼在解释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时说。在他看来，美国遇到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一是财政赤字；二是能源紧缺和气候变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全球化趋势以及相伴的信息技术革命。
在书中，弗里德曼刻意塑造了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和一个逐渐衰落的美国，不惜篇幅地从教育、工业、科技各方面“力捧”中国。但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学着让自己变得像中国，而是应该追寻美国的传统，变得“更像美国”，才能找到克服当前危机的方式，重返“曾经的辉煌”。
对弗里德曼书中描述的中国，很多中国人觉得颇有“捧杀”嫌疑。对此，弗里德曼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将中国视为一面镜子，通过中国的优点来反思美国；另一方面，他眼中的中国，同样有亟待解决，甚至难以应对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弗里德曼：老龄化。你们要赶在变老之前先变得富有。很多中国家庭将会是4个老人、1对夫妇、1个孩子的模式，这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中国要想在变老之前先变得富有，唯一的方式是从制造业转变为创新和服务型经济。这需要整体地创新，不是某一个产品一枝独秀地创新，而是所有行业都需要更多的创新。
环球人物杂志：您提出过“高想象力国家”、“低想象力国家”的概念。您认为美国算是高想象力国家的代表，那么中国现在属于哪一种？
弗里德曼：我认为中国正处在两者之间，正在从低想象力国家走向高想象力国家。至于这个过程是快是慢，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何时能够建立好的法制。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法制的约束，就没有互信；没有互信，就没有创新。当我可以信任你，与你分享我的创意时，才能有创新。如果我不信任你，觉得你会偷走我的创意，而你也不信任他，我们每个人都不信任对方，那么创新就无法发生。
环球人物杂志：金融危机发生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发生了一些变化。您怎么看待现在的中美关系？
弗里德曼：中美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有学者说过一个词“中美国”，我认为这个说法有很高的真实度。在某种层面上，中美两国形成了，或者说正在形成一个经济联合体。中国的繁荣离不开一个健康的美国，健康的美国也不能离开健康的中国。我想两国未来的命运也将会是交织在一起的。
环球人物杂志：但中美之间仍然存在很多现实矛盾。
弗里德曼：当然，我们不是每件事都看法一致。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仍然在谋求一种共识：和平地对待分歧。英文中任何一个词都无法描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我认为可以把中美比喻成一对连体婴，一方感到不适，另一方也会感同身受。
每个人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融入全球竞争？
2006年出版的著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为弗里德曼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书中，弗里德曼敏锐地察觉到全球化对国际形势、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乃至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勾画了一幅全新的世界图景。
《世界是平的》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版本”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和远航航路的开辟，让世界开始“缩水”，那时推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者是国家。1800年“全球化2.0版本”开启，这时，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来自科技发明和革新：蒸汽机、铁路、电话乃至计算机的普及让世界变得更小了，这个阶段推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公司。全球经济在这个时期诞生并成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而在2000年跨入新世纪后，“全球化3.0版本”出现了。弗里德曼认为，“3.0版本将这个世界的竞争场夷为平地”，“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不再仅仅是跨国公司、西方人。每个人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融入全球竞争？”
6年后，弗里德曼进一步表示，世界不仅是平的，而且是“极其、非常、越来越平的”。他预测，世界未来的趋势将是从“互联”发展为“高度互联”。“写《世界是平的》时，我检索索引，还查不到Facebook（脸谱）这个词，Twitter（推特）还只是鸟叫的意思，智能手机未成气候，云计算的‘云’还只在天上。世界从互联到高度互联，只用了6到7年时间。”他说。
在弗里德曼看来，高度互联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家成立于美国的医疗设备生产公司，创始人是來自古巴和印度的移民，生产地远在乌拉圭，首席执行官是南非人，工程师是以色列人，客户在美国、欧洲，整个公司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完全依靠网络工具彼此联系、雇佣专家、寻找厂商、经营业务。“这就是所谓的‘云制造’”，弗里德曼认为，这将是未来创新型企业乃至所有企业发展的方向。 环球人物杂志：您提出的“世界是平的”这一观点已深入人心。身处这样一个越来越平的世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弗里德曼：均等的机会。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全球各地的人合作、竞争。坦率地说，这会改变个人能力和生活方式，也给了人们更大的生存压力。
环球人物杂志：从您的书中可以看出，全球化不仅带来便利和机会，这一趋势更给每个人带来了挑战。
弗里德曼：对个体来讲，挑战更大。曾几何时，大学毕业生可以打拼40年后舒服地退休安享晚年，但这段时光已经离我们遠去。以前你可以平庸，但现在，如果你只能做到“一般”的水准，那么你的老板会有更多的渠道找到比你薪水更低的人来取代你，甚至是用计算机和机器人就可以取代你。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当下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弗里德曼：想要在“扁平的”世界里求生存，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学会如何学习。我在《纽约时报》工作了30年，可是我的孩子在同一家公司干30年的几率几乎是零。未来50年内你的工作也许会发生10次以上的改变，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要不断地学习，懂得如何去学习。
我给美国的年轻人提出过三个忠告，我想，这对中国的年轻人同样适用。第一，要把自己当作移民来思考问题，保持一种饥渴的状态；第二，要像中世纪的工匠那样尊重自己的工作；第三，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创业者，创业并不一定是要去开公司，而是要拿出好的创意。只有创意不会被计算机、机器人取代。
我一直是一名记者
作为唯一曾经3次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弗里德曼被公认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
弗里德曼出生于明尼苏达州一个优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副总裁。母亲玛格丽特二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弗里德曼的童年梦想是成为一名高尔夫球手，他还曾经在全美公开赛上当过球童。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开始热衷于国际政治。1968年，15岁的弗里德曼第一次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从此他的人生改变了。他惊奇地发现，耶路撒冷老城比美国的家更让他依恋。在那里，他不但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民族，找到了文化归属感，也结识了很多阿拉伯朋友，开始认识到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回到美国，弗里德曼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学习阿拉伯语。
“一个犹太人去研究中东，注定是走上了一条孤身一人的道路。”弗里德曼曾如是说。但恰恰是身为犹太人的他，在中东的舞台上一鸣惊人。
1975年，弗里德曼以最优成绩从布兰迪斯大学毕业，后来又在牛津大学攻读中东问题研究硕士学位。毕业后，弗里德曼在美国合众国际社伦敦分社跑新闻，由于工作非常紧张，他甚至常常流鼻血。一年后，他被派往黎巴嫩贝鲁特，在那里，他全程跟踪了黎巴嫩内战，其出色表现引起了其他媒体的关注。
1981年，《纽约时报》将他招入麾下，并在1982年以色列开始入侵黎巴嫩、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之际再次将他派往贝鲁特。当年9月，战争中的贝鲁特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在以色列的默许下，在巴勒斯坦人聚集的萨卜拉和夏蒂拉难民营进行了长达40个小时的屠杀。弗里德曼对这一惨案的深入报道，为他首次赢得了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1984年，弗里德曼被派往耶路撒冷，他对1987年巴勒斯坦起义的报道为他再次赢得了普利策奖。1989年，弗里德曼将自己在中东10余年的经历写成《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他的中东研究专业功底让他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独到视角，而他对中东地区的特殊情结，让他笔下的贝鲁特、耶路撒冷不再仅仅是新闻发生的背景板，而是一座座有血有肉、有无数悲欢离合的活生生的城市。对很多战地记者和中东地区研究者来说，这至今仍是一本必读书。上世纪90年代，弗里德曼回到美国，开始撰写更多关于美国外交及经济政策的文章。2002年，他凭借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评论第三次赢得普利策奖。如今，他已是普利策奖的终身评审。
弗里德曼工作极其勤奋，早年与他一起在中东采访的一位记者曾说：“当所有记者都停止采访跑到酒店喝酒，只有弗里德曼还在工作。”即便是现在，他仍会在清晨5点起床，5点30分坐在电脑前上网看全球各地报纸。年届六旬的弗里德曼和当小学老师的妻子住在马里兰州的一栋大房子里，家门外就是高尔夫球场——他仍旧酷爱打高尔夫球。
尽管时至今日，弗里德曼的身份和影响力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名记者，但他多次表示，“我一直是一名记者。”当被问及是否有意从政时，弗里德曼笑道：“还是让我做自己最拿手的事情吧。”
弗里德曼格言
当世界变得平坦，你也感到这种压力时，应该挖掘自己的潜力迎接挑战，而不是修建各种保护墙。
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受到全球化冲击最为强烈。未来的劳动市场会出现两极化：高技能工作会更加吃香，从事低技能工作的工人也能拿到体面的工资，但中间等级技能的工作会逐渐缩水，甚至消失。
平庸时代已经宣告终结。“人生90%的时间是在混日子”已经不再适用了。无论在什么时候，不管干什么，每个人都要找到“存在感”，培养自己的“非凡之处”。
非凡之处，可以是软件的突破、火箭的设计、销售业绩的提高，也可以是一些更加简单但永远无法被机器取代的东西，比如与他人沟通的能力。
找到“铁饭碗”的最佳途径就是找到一个不能被扼杀的工作。一个有个性的创造者是“杀不死”的。
编辑：李雪 美编：黄浩 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
9月初的上海书展上，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新作《曾经的辉煌》发布会上侃侃而谈。
现年59岁的弗里德曼两鬓已见白发，但目光深邃，神情专注，一言一行似乎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在他身上，有众多光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3届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知名畅销书作家、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他还是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问题专家，在《纽约时报》开设的专栏常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风向标，其著作《世界是平的》至今仍被视为研究全球化的必读书。
近年来，弗里德曼把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中国。2011年，他曾公开表示：“我希望未来看到一个强大的美国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相制衡。”在新著《曾经的辉煌》中，他开篇第一句话便说：“这是一本关于美国的书，但我们要从中国讲起。”
中国要在变老之前先变得富有
《曾经的辉煌》英文名是《That Used To Be US》，这是一个巧妙的双关语，US既表示“我们”，又暗示“美国”（美国的英文缩写为USA），直译可以理解为“我们的曾经”或“美国的曾经”。
“美国发生的问题，可能也将是世界要面临的问题，包括中国有一天也会面临这些问题。”弗里德曼在解释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时说。在他看来，美国遇到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一是财政赤字；二是能源紧缺和气候变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全球化趋势以及相伴的信息技术革命。
在书中，弗里德曼刻意塑造了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和一个逐渐衰落的美国，不惜篇幅地从教育、工业、科技各方面“力捧”中国。但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学着让自己变得像中国，而是应该追寻美国的传统，变得“更像美国”，才能找到克服当前危机的方式，重返“曾经的辉煌”。
对弗里德曼书中描述的中国，很多中国人觉得颇有“捧杀”嫌疑。对此，弗里德曼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将中国视为一面镜子，通过中国的优点来反思美国；另一方面，他眼中的中国，同样有亟待解决，甚至难以应对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弗里德曼：老龄化。你们要赶在变老之前先变得富有。很多中国家庭将会是4个老人、1对夫妇、1个孩子的模式，这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中国要想在变老之前先变得富有，唯一的方式是从制造业转变为创新和服务型经济。这需要整体地创新，不是某一个产品一枝独秀地创新，而是所有行业都需要更多的创新。
环球人物杂志：您提出过“高想象力国家”、“低想象力国家”的概念。您认为美国算是高想象力国家的代表，那么中国现在属于哪一种？
弗里德曼：我认为中国正处在两者之间，正在从低想象力国家走向高想象力国家。至于这个过程是快是慢，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何时能够建立好的法制。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法制的约束，就没有互信；没有互信，就没有创新。当我可以信任你，与你分享我的创意时，才能有创新。如果我不信任你，觉得你会偷走我的创意，而你也不信任他，我们每个人都不信任对方，那么创新就无法发生。
环球人物杂志：金融危机发生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发生了一些变化。您怎么看待现在的中美关系？
弗里德曼：中美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有学者说过一个词“中美国”，我认为这个说法有很高的真实度。在某种层面上，中美两国形成了，或者说正在形成一个经济联合体。中国的繁荣离不开一个健康的美国，健康的美国也不能离开健康的中国。我想两国未来的命运也将会是交织在一起的。
环球人物杂志：但中美之间仍然存在很多现实矛盾。
弗里德曼：当然，我们不是每件事都看法一致。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仍然在谋求一种共识：和平地对待分歧。英文中任何一个词都无法描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我认为可以把中美比喻成一对连体婴，一方感到不适，另一方也会感同身受。
每个人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融入全球竞争？
2006年出版的著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为弗里德曼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书中，弗里德曼敏锐地察觉到全球化对国际形势、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乃至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勾画了一幅全新的世界图景。
《世界是平的》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版本”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和远航航路的开辟，让世界开始“缩水”，那时推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者是国家。1800年“全球化2.0版本”开启，这时，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来自科技发明和革新：蒸汽机、铁路、电话乃至计算机的普及让世界变得更小了，这个阶段推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公司。全球经济在这个时期诞生并成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而在2000年跨入新世纪后，“全球化3.0版本”出现了。弗里德曼认为，“3.0版本将这个世界的竞争场夷为平地”，“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不再仅仅是跨国公司、西方人。每个人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融入全球竞争？”
6年后，弗里德曼进一步表示，世界不仅是平的，而且是“极其、非常、越来越平的”。他预测，世界未来的趋势将是从“互联”发展为“高度互联”。“写《世界是平的》时，我检索索引，还查不到Facebook（脸谱）这个词，Twitter（推特）还只是鸟叫的意思，智能手机未成气候，云计算的‘云’还只在天上。世界从互联到高度互联，只用了6到7年时间。”他说。
在弗里德曼看来，高度互联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家成立于美国的医疗设备生产公司，创始人是來自古巴和印度的移民，生产地远在乌拉圭，首席执行官是南非人，工程师是以色列人，客户在美国、欧洲，整个公司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完全依靠网络工具彼此联系、雇佣专家、寻找厂商、经营业务。“这就是所谓的‘云制造’”，弗里德曼认为，这将是未来创新型企业乃至所有企业发展的方向。 环球人物杂志：您提出的“世界是平的”这一观点已深入人心。身处这样一个越来越平的世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弗里德曼：均等的机会。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全球各地的人合作、竞争。坦率地说，这会改变个人能力和生活方式，也给了人们更大的生存压力。
环球人物杂志：从您的书中可以看出，全球化不仅带来便利和机会，这一趋势更给每个人带来了挑战。
弗里德曼：对个体来讲，挑战更大。曾几何时，大学毕业生可以打拼40年后舒服地退休安享晚年，但这段时光已经离我们遠去。以前你可以平庸，但现在，如果你只能做到“一般”的水准，那么你的老板会有更多的渠道找到比你薪水更低的人来取代你，甚至是用计算机和机器人就可以取代你。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当下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弗里德曼：想要在“扁平的”世界里求生存，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学会如何学习。我在《纽约时报》工作了30年，可是我的孩子在同一家公司干30年的几率几乎是零。未来50年内你的工作也许会发生10次以上的改变，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要不断地学习，懂得如何去学习。
我给美国的年轻人提出过三个忠告，我想，这对中国的年轻人同样适用。第一，要把自己当作移民来思考问题，保持一种饥渴的状态；第二，要像中世纪的工匠那样尊重自己的工作；第三，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创业者，创业并不一定是要去开公司，而是要拿出好的创意。只有创意不会被计算机、机器人取代。
我一直是一名记者
作为唯一曾经3次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弗里德曼被公认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
弗里德曼出生于明尼苏达州一个优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副总裁。母亲玛格丽特二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弗里德曼的童年梦想是成为一名高尔夫球手，他还曾经在全美公开赛上当过球童。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开始热衷于国际政治。1968年，15岁的弗里德曼第一次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从此他的人生改变了。他惊奇地发现，耶路撒冷老城比美国的家更让他依恋。在那里，他不但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民族，找到了文化归属感，也结识了很多阿拉伯朋友，开始认识到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回到美国，弗里德曼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学习阿拉伯语。
“一个犹太人去研究中东，注定是走上了一条孤身一人的道路。”弗里德曼曾如是说。但恰恰是身为犹太人的他，在中东的舞台上一鸣惊人。
1975年，弗里德曼以最优成绩从布兰迪斯大学毕业，后来又在牛津大学攻读中东问题研究硕士学位。毕业后，弗里德曼在美国合众国际社伦敦分社跑新闻，由于工作非常紧张，他甚至常常流鼻血。一年后，他被派往黎巴嫩贝鲁特，在那里，他全程跟踪了黎巴嫩内战，其出色表现引起了其他媒体的关注。
1981年，《纽约时报》将他招入麾下，并在1982年以色列开始入侵黎巴嫩、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之际再次将他派往贝鲁特。当年9月，战争中的贝鲁特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在以色列的默许下，在巴勒斯坦人聚集的萨卜拉和夏蒂拉难民营进行了长达40个小时的屠杀。弗里德曼对这一惨案的深入报道，为他首次赢得了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1984年，弗里德曼被派往耶路撒冷，他对1987年巴勒斯坦起义的报道为他再次赢得了普利策奖。1989年，弗里德曼将自己在中东10余年的经历写成《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他的中东研究专业功底让他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独到视角，而他对中东地区的特殊情结，让他笔下的贝鲁特、耶路撒冷不再仅仅是新闻发生的背景板，而是一座座有血有肉、有无数悲欢离合的活生生的城市。对很多战地记者和中东地区研究者来说，这至今仍是一本必读书。上世纪90年代，弗里德曼回到美国，开始撰写更多关于美国外交及经济政策的文章。2002年，他凭借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评论第三次赢得普利策奖。如今，他已是普利策奖的终身评审。
弗里德曼工作极其勤奋，早年与他一起在中东采访的一位记者曾说：“当所有记者都停止采访跑到酒店喝酒，只有弗里德曼还在工作。”即便是现在，他仍会在清晨5点起床，5点30分坐在电脑前上网看全球各地报纸。年届六旬的弗里德曼和当小学老师的妻子住在马里兰州的一栋大房子里，家门外就是高尔夫球场——他仍旧酷爱打高尔夫球。
尽管时至今日，弗里德曼的身份和影响力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名记者，但他多次表示，“我一直是一名记者。”当被问及是否有意从政时，弗里德曼笑道：“还是让我做自己最拿手的事情吧。”
弗里德曼格言
当世界变得平坦，你也感到这种压力时，应该挖掘自己的潜力迎接挑战，而不是修建各种保护墙。
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受到全球化冲击最为强烈。未来的劳动市场会出现两极化：高技能工作会更加吃香，从事低技能工作的工人也能拿到体面的工资，但中间等级技能的工作会逐渐缩水，甚至消失。
平庸时代已经宣告终结。“人生90%的时间是在混日子”已经不再适用了。无论在什么时候，不管干什么，每个人都要找到“存在感”，培养自己的“非凡之处”。
非凡之处，可以是软件的突破、火箭的设计、销售业绩的提高，也可以是一些更加简单但永远无法被机器取代的东西，比如与他人沟通的能力。
找到“铁饭碗”的最佳途径就是找到一个不能被扼杀的工作。一个有个性的创造者是“杀不死”的。
编辑：李雪 美编：黄浩 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