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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刻即竹雕，是指以竹子为艺术载体并在其上进行各种装饰图形或文字的雕刻。竹刻作为小众的、我国特有的艺术门类，具有传统手工艺特有的中国精神特征，竹刻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紧密相关。而“‘雅’与‘俗’既是深藏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心底的最为稳定的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又是影响着中国文化进程和文学发展走向的两股巨大力量。”竹刻的传承与发展受此影响深远，它是一部“雅”、“俗”互动的传统手工艺史。
一、竹刻艺术起源于日常生活
我国竹子种类数量达五百多种，是著名的竹林王国，是世界竹林分布面积最为集中的地方。
我国用竹历史悠久，先民用竹可追溯至史前社会，是世界最早利用竹子的国家。竹子分布广泛、价值低廉、取材方便，挺拔秀直，质地韧性极佳，被古代劳动人民灵巧的双手制作成生活中的器物。大到西周大臣上朝所持之“笏”、春秋竹简，小到不离手头的“卮”，竹具的实用性渗入江南竹乡的日常生活。出于尚美的天性，人们在竹具上进行纹饰雕刻，这就是竹刻的起源。竹器不耐于长久存放，据考证，出土的原始社会古墓中，发现刻有雕饰的竹器。最早的竹刻作品可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的西汉彩漆龙纹竹勺.勺柄工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浮雕龙纹图案，最前端亦采用中间部分制作手法，一处连接花纹为支撑，雕刻技法成熟，工艺精美。《南齐书》有关于竹根如意的记载，为佛教法器。唐朝时期传到日本的“尺八”，上面雕刻着精美的人物花乌纹，是竹刻作品中的精品，技法精湛，技艺卓绝，显示了大唐时期文化的繁荣，对他国产生深远影响。西夏八号陵发掘出土竹刻文物残品，上有阴刻和浮雕两种以上雕刻技法。我们发现，明中期前的竹刻作品，多是生产生活用具，以实用性为主体，雕刻花纹多为观赏和点缀。因为对竹器的加工和使用历史悠久，我国有一套成熟的加工和保存竹片的方法，为竹刻备材奠定基础。
二、“雅化”——竹刻成为专门艺术
我国竹刻艺术虽历史悠久，发展成为一种专门艺术则在明中期以后。竹子取材容易，在一方小小的竹片上进行艺术创作，进而形成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在雕刻的技法、竹材特点的把握、题材的选择、竹刻技艺理论的形成和成熟及作品的艺术表达上，有一大批竹刻者殚精竭虑的探索和成就。
魏晋南北朝是土大夫阶层人文精神的觉醒时期，竹刻作品自此慢慢引起知识阶层的关注。宋代理学思想盛行，艺术上崇尚简朴、清雅，宋代的写意画兴盛，以书画入刻，适合竹刻艺术的表达，雕刻技艺的发达，让雕刻人的材质选择范围大大扩展。在金西崖口述，王世襄整理的《竹刻艺术》中谈到：“自宋以降，雕刻巨像若洞窟摩崖、寺观雕塑，渐趋消替，而可陈置几案之雕刻，则异彩份呈，灿然夺目。”这个时期艺术思潮趋势，由公共空间的大规模艺术，转向表达文人个性化审美意志。社会公众的“俗文化”审美逐渐被“雅文化”取代，成为社会主流标准。
明代中期，文人雅土间兴起文房雅玩，兴鉴赏收藏，竹刻得以迅速发展，成为“时尚”的“雅”文化。
第一，竹刻从业者，具有较强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审美。之前竹刻艺术只有少数文人和上层人士参与，明中后期，大量擅长书法绘画、金石篆刻的文人捉刀进行竹刻创作，一大批文人生活与竹刻联系起来。“玉人云鬓堆鸦处，斜插朱松邻一枝”此处朱松邻，嘉定人，深谙绘画篆刻，并不专门从事竹刻，兼有牙角竹木雕刻。《竹人录》中87为竹刻艺术家，明确指出有三十七人兼擅篆刻。陆扶照在《南村随笔》中写：“竹刻，自正、嘉间高人朱松邻创为之，继者其子小松缨，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自此，朱门三代后专世竹刻，家族竹刻艺术世代传承现象开始出现。
第二，书斋文化的兴起，让书斋成为一种较为完善的“雅”化空间载体，成为“雅”文化、“雅”艺术的重要日常生活空间。书斋一开始是读书写字之处，慢慢成为文人交流、古物把玩、开展文艺活动等空间场所。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表达个人情志和审美趣味，向外界传递个人审美和社会地位信息的重要载体，因此书斋的布局陈设十分讲究。此时竹刻艺术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陈设摆件等独立作品，多采用圆雕的技法，如人物、动植物雕像，坐屏。第二类为书斋内必不可少的文房用具，成为竹刻作品的集中表达。这些精美小物件的把玩和观赏性日渐超过其功用意义，多做书案陈设，如臂擱、笔筒、镇纸等，成为有文化底蕴的文人收藏。
第三，竹文化以及竹精神让“竹”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偏爱的精神世界投射物。陈望衡先生曾说：“人赋予自然物以符号形式，既可以根据自然物的本真属性，使这种符号成为科学认知的符号;也可以根据人们自己的某种意念、情感的需求，可相对忽视自然物本身的自然属性，从而使自然物仅成为表达人的意念、情感的标签。”人们生活在竹林环境之中，生活中遍布着竹器竹具的使用，竹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生活和精神中，竹远非是一种纯自然特征的植物，而是“人化”的文化象征，我国更是被称为“竹子文明的国度”。竹子四季常青，生命力顽强，生长蔓延迅速。外形上，竹子是禾草类植物，暴露于土壤之上的茎为地上茎，有些茎在根部横生，纵深生长为地下茎，生长为“竹鞭”。根部在地下盘结而生，生命力强大，即使把地面上的竹子全部砍光，第二年，颗颗竹笋冒头，一片竹林又在春季出现，并且根部在地下迅速蔓延，竹林扩张趋势明显。竹子的节一般在10到15个以上，竹茎每一节，圆轮形状的外茎是木质，中间是空的。节之间的竹节处，会发出侧枝，细于主干，渐渐到末梢时，侧茎较尖。竹叶为狭长披针形，叶片轻薄，表面有蜡，易于锁住水分。竹叶密集，一小节处生三五叶片，终年长青，远看像一片绿色的海洋，人称之为“竹海”，风吹之时，枝叶碰撞发出瑟瑟之音。战国时，屈原写竹，自比为竹。竹兼具“挺拔直上、直而有节、坚韧难折”与“淡泊无为、超凡脱俗、精神自由”人格符号，竹的人格符号与儒家和道家的理想人格相关。人们对于竹的喜爱，还可见于宋代“湖人竹派”的建立，和国画中墨竹题材的独树一帜。文人往往以竹自喻苏东坡“不可居无竹”，三顾茅庐诸葛亮茅庐外的竹林，《红楼梦》中潇湘馆前的潇湘竹……。 第四，书画艺术审美深入竹刻创作，很多文人本就擅长作画，以画入刻，意境清雅。一，构图方式上，由图案式构图转向绘画式构图。图案式构图为花纹雕饰的重复，绘画式构图转向独立作品的整体呈现，从“俗”的装饰性，到“雅”的艺术性。二，竹刻题材出现纯书法作品，并且竹刻作品悄然被竹刻艺人提款、刻印。三，开始出现专门著作研究竹刻作品和竹刻家。如清代金元钰作《竹人录》，朱门三代事竹刻。四，艺术分派现象产生，雕刻技艺发展丰富并日臻成熟。《竹刻录》记载竹刻分嘉定、金陵两派。
三、“俗化”一一竹刻审美群体的扩大。
明清时期折扇业的发达，由上层文人带来的清雅文化迅速蔓延开来，爱扇藏扇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意大利人利玛窦记录下当时的情形：“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行业远比别处普遍，那就是制扇业……在我们的住处有满满一箱这类扇子礼品，都是友人表示敬意赠送给我们的，很容易想象在各处从事于制扇业的工匠数目有多少。”折扇业的发达也带动一大批竹刻艺术家和竹刻艺人转向扇柄竹刻创作。
雅文化盛行之下，相比于金银珠宝，竹刻作品这种“清雅”的艺术，得到许多人的喜爱。“皿器经其手即古雅可爱，公卿慕致，一簪一盂视为至宝。”（见于《太平府志》）。由此，竹刻的艺术价值得到大幅度提升，甚至一件难求。在《竹人录》中还有一则记录“封小姐，工刻蟾蜍，当时以一蟾蜍易银一两。余索之经年始得。”张楫如的扇骨精品可值上千银元。竹刻的市场打开，价格惊人。审美与市场的提升，吸引了众多的生产群体。折扇的制作分扇面和扇骨，扇骨多用竹，竹之上必刻装饰。折扇业的繁荣让扇骨供不应求，竹刻的创作模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艺术创作逐渐和工匠创作分离，专门刻扇骨的匠人出现。根据赵荣口述赵德桢（1916-2006）的经历看，赵德桢14岁拜竹刻名家张稼秀为师学艺.1947年去北京琉璃厂专门从事竹刻，六十年代起先后在南京工艺美术公司和栖霞十月制扇厂工作。民国时期余仲嘉等本为篆刻家，后事竹刻。从明清到民国，竹刻艺术走出书斋，走向大众，走向“俗”化。
四、繁荣、借鉴、融合一一当代竹刻“雅”、“俗”互动
当代，竹刻艺术流派的打造、竹刻艺人的传承和整个竹刻行业的生态环境呈现出枯木逢春、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致。2006年宝庆竹刻和嘉定竹刻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无锡留青竹刻和常州留青竹刻2008年均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2009年金陵竹刻被授予“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刻主题的展会、研习所、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民间团体自发抱团，竹刻传承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强烈。
以金陵竹刻为例，笔者经过走访调研，统计到金陵竹刻艺人现有五十余人。金陵竹刻艺人群体的队伍在文革之后缓慢增长，一开始只有成培新、龙双衡几个民间艺人在坚守，进入二十一世纪非遗热潮后，竹刻艺人的数量呈加速度增长。现在，金陵竹刻的当代民间艺人有赵荣、成培新、龙双衡三大谱系。其中龙双衡谱系规模最大，其创作题材多融入现代生活，采用高浮雕技法，他的作品有《长江大桥系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还以医护人员“抗疫”为主题创作竹刻作品。以他为代表的竹刻艺人选择“入世”的日常生活为艺术作品创作主题，他坚定地走出了一条“让竹刻成为生活的民族志”的道路。成培新是一名书画家，他对于书法水墨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极高，对摄影也颇有研究，因此他的构图、色彩、书画往往让人叹为观止，他的创作题材多取景于山水自然、文学古籍，是典型的文人竹刻，“雅”的韵味浓郁。芮强，1969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江苏常州。其从艺多年，对竹刻艺术研究颇深，作品层次丰富、用刀轻灵，娟秀灵动，刻意从容。芮强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展且屡获大奖。2018年他的作品曾展于法国卢浮宫，《荷韵和美》竹刻作品亦被法国收藏家协会收藏。在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研究所，芮强以一名手艺人的身份与其他人一起学习和工作。芮强与研究生沈晶、教授袁牧合作创作竹刻艺术品，相比之前，芮强掌握了更多种类的竹刻技法，其艺术创作融合“雅”与“俗”，不拘泥于单一风格，保持“兼容并包”的态度。
竹刻艺术的发展史是传统手工艺的典型代表，竹刻在“雅”、“俗”互动中传承和发展。上个世纪末开始的非遗的热潮给了竹刻表现自我的机会，嘉定竹刻、常州留青、无锡竹刻、浙派竹雕、徽派竹雕等日益发展。现在是“后非遗时代”，这又给了竹刻艺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机会——政策支持、技术介入、传承方式多样化、审美和认可提升，传统手工艺人有更大的概率在“稚”、“俗”之中发挥想象力，突破传统，实现自己对手工艺的艺术追求。
参考文献：
[1]郑淑霞竹刻艺术漫谈[[J]文物春秋2008（3）：1 3
[2]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5（3）：151-64
[3]戴秋思，刘舂茂竹文化影响下的西蜀历史名人纪念园林[J]中国园林，2011，27（8）：65-68
[4]王世襄竹刻藝术王世襄集[M]北京：三联书店，2014：64
[5]金西崖王世襄竹刻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16
[6]陈望衡环境美与文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41（5）：147-151
[7]许江范景中中华竹韵[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
[8]（意大利）玛窦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M]中华书局1988：15
一、竹刻艺术起源于日常生活
我国竹子种类数量达五百多种，是著名的竹林王国，是世界竹林分布面积最为集中的地方。
我国用竹历史悠久，先民用竹可追溯至史前社会，是世界最早利用竹子的国家。竹子分布广泛、价值低廉、取材方便，挺拔秀直，质地韧性极佳，被古代劳动人民灵巧的双手制作成生活中的器物。大到西周大臣上朝所持之“笏”、春秋竹简，小到不离手头的“卮”，竹具的实用性渗入江南竹乡的日常生活。出于尚美的天性，人们在竹具上进行纹饰雕刻，这就是竹刻的起源。竹器不耐于长久存放，据考证，出土的原始社会古墓中，发现刻有雕饰的竹器。最早的竹刻作品可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的西汉彩漆龙纹竹勺.勺柄工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浮雕龙纹图案，最前端亦采用中间部分制作手法，一处连接花纹为支撑，雕刻技法成熟，工艺精美。《南齐书》有关于竹根如意的记载，为佛教法器。唐朝时期传到日本的“尺八”，上面雕刻着精美的人物花乌纹，是竹刻作品中的精品，技法精湛，技艺卓绝，显示了大唐时期文化的繁荣，对他国产生深远影响。西夏八号陵发掘出土竹刻文物残品，上有阴刻和浮雕两种以上雕刻技法。我们发现，明中期前的竹刻作品，多是生产生活用具，以实用性为主体，雕刻花纹多为观赏和点缀。因为对竹器的加工和使用历史悠久，我国有一套成熟的加工和保存竹片的方法，为竹刻备材奠定基础。
二、“雅化”——竹刻成为专门艺术
我国竹刻艺术虽历史悠久，发展成为一种专门艺术则在明中期以后。竹子取材容易，在一方小小的竹片上进行艺术创作，进而形成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在雕刻的技法、竹材特点的把握、题材的选择、竹刻技艺理论的形成和成熟及作品的艺术表达上，有一大批竹刻者殚精竭虑的探索和成就。
魏晋南北朝是土大夫阶层人文精神的觉醒时期，竹刻作品自此慢慢引起知识阶层的关注。宋代理学思想盛行，艺术上崇尚简朴、清雅，宋代的写意画兴盛，以书画入刻，适合竹刻艺术的表达，雕刻技艺的发达，让雕刻人的材质选择范围大大扩展。在金西崖口述，王世襄整理的《竹刻艺术》中谈到：“自宋以降，雕刻巨像若洞窟摩崖、寺观雕塑，渐趋消替，而可陈置几案之雕刻，则异彩份呈，灿然夺目。”这个时期艺术思潮趋势，由公共空间的大规模艺术，转向表达文人个性化审美意志。社会公众的“俗文化”审美逐渐被“雅文化”取代，成为社会主流标准。
明代中期，文人雅土间兴起文房雅玩，兴鉴赏收藏，竹刻得以迅速发展，成为“时尚”的“雅”文化。
第一，竹刻从业者，具有较强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审美。之前竹刻艺术只有少数文人和上层人士参与，明中后期，大量擅长书法绘画、金石篆刻的文人捉刀进行竹刻创作，一大批文人生活与竹刻联系起来。“玉人云鬓堆鸦处，斜插朱松邻一枝”此处朱松邻，嘉定人，深谙绘画篆刻，并不专门从事竹刻，兼有牙角竹木雕刻。《竹人录》中87为竹刻艺术家，明确指出有三十七人兼擅篆刻。陆扶照在《南村随笔》中写：“竹刻，自正、嘉间高人朱松邻创为之，继者其子小松缨，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自此，朱门三代后专世竹刻，家族竹刻艺术世代传承现象开始出现。
第二，书斋文化的兴起，让书斋成为一种较为完善的“雅”化空间载体，成为“雅”文化、“雅”艺术的重要日常生活空间。书斋一开始是读书写字之处，慢慢成为文人交流、古物把玩、开展文艺活动等空间场所。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表达个人情志和审美趣味，向外界传递个人审美和社会地位信息的重要载体，因此书斋的布局陈设十分讲究。此时竹刻艺术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陈设摆件等独立作品，多采用圆雕的技法，如人物、动植物雕像，坐屏。第二类为书斋内必不可少的文房用具，成为竹刻作品的集中表达。这些精美小物件的把玩和观赏性日渐超过其功用意义，多做书案陈设，如臂擱、笔筒、镇纸等，成为有文化底蕴的文人收藏。
第三，竹文化以及竹精神让“竹”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偏爱的精神世界投射物。陈望衡先生曾说：“人赋予自然物以符号形式，既可以根据自然物的本真属性，使这种符号成为科学认知的符号;也可以根据人们自己的某种意念、情感的需求，可相对忽视自然物本身的自然属性，从而使自然物仅成为表达人的意念、情感的标签。”人们生活在竹林环境之中，生活中遍布着竹器竹具的使用，竹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生活和精神中，竹远非是一种纯自然特征的植物，而是“人化”的文化象征，我国更是被称为“竹子文明的国度”。竹子四季常青，生命力顽强，生长蔓延迅速。外形上，竹子是禾草类植物，暴露于土壤之上的茎为地上茎，有些茎在根部横生，纵深生长为地下茎，生长为“竹鞭”。根部在地下盘结而生，生命力强大，即使把地面上的竹子全部砍光，第二年，颗颗竹笋冒头，一片竹林又在春季出现，并且根部在地下迅速蔓延，竹林扩张趋势明显。竹子的节一般在10到15个以上，竹茎每一节，圆轮形状的外茎是木质，中间是空的。节之间的竹节处，会发出侧枝，细于主干，渐渐到末梢时，侧茎较尖。竹叶为狭长披针形，叶片轻薄，表面有蜡，易于锁住水分。竹叶密集，一小节处生三五叶片，终年长青，远看像一片绿色的海洋，人称之为“竹海”，风吹之时，枝叶碰撞发出瑟瑟之音。战国时，屈原写竹，自比为竹。竹兼具“挺拔直上、直而有节、坚韧难折”与“淡泊无为、超凡脱俗、精神自由”人格符号，竹的人格符号与儒家和道家的理想人格相关。人们对于竹的喜爱，还可见于宋代“湖人竹派”的建立，和国画中墨竹题材的独树一帜。文人往往以竹自喻苏东坡“不可居无竹”，三顾茅庐诸葛亮茅庐外的竹林，《红楼梦》中潇湘馆前的潇湘竹……。 第四，书画艺术审美深入竹刻创作，很多文人本就擅长作画，以画入刻，意境清雅。一，构图方式上，由图案式构图转向绘画式构图。图案式构图为花纹雕饰的重复，绘画式构图转向独立作品的整体呈现，从“俗”的装饰性，到“雅”的艺术性。二，竹刻题材出现纯书法作品，并且竹刻作品悄然被竹刻艺人提款、刻印。三，开始出现专门著作研究竹刻作品和竹刻家。如清代金元钰作《竹人录》，朱门三代事竹刻。四，艺术分派现象产生，雕刻技艺发展丰富并日臻成熟。《竹刻录》记载竹刻分嘉定、金陵两派。
三、“俗化”一一竹刻审美群体的扩大。
明清时期折扇业的发达，由上层文人带来的清雅文化迅速蔓延开来，爱扇藏扇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意大利人利玛窦记录下当时的情形：“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行业远比别处普遍，那就是制扇业……在我们的住处有满满一箱这类扇子礼品，都是友人表示敬意赠送给我们的，很容易想象在各处从事于制扇业的工匠数目有多少。”折扇业的发达也带动一大批竹刻艺术家和竹刻艺人转向扇柄竹刻创作。
雅文化盛行之下，相比于金银珠宝，竹刻作品这种“清雅”的艺术，得到许多人的喜爱。“皿器经其手即古雅可爱，公卿慕致，一簪一盂视为至宝。”（见于《太平府志》）。由此，竹刻的艺术价值得到大幅度提升，甚至一件难求。在《竹人录》中还有一则记录“封小姐，工刻蟾蜍，当时以一蟾蜍易银一两。余索之经年始得。”张楫如的扇骨精品可值上千银元。竹刻的市场打开，价格惊人。审美与市场的提升，吸引了众多的生产群体。折扇的制作分扇面和扇骨，扇骨多用竹，竹之上必刻装饰。折扇业的繁荣让扇骨供不应求，竹刻的创作模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艺术创作逐渐和工匠创作分离，专门刻扇骨的匠人出现。根据赵荣口述赵德桢（1916-2006）的经历看，赵德桢14岁拜竹刻名家张稼秀为师学艺.1947年去北京琉璃厂专门从事竹刻，六十年代起先后在南京工艺美术公司和栖霞十月制扇厂工作。民国时期余仲嘉等本为篆刻家，后事竹刻。从明清到民国，竹刻艺术走出书斋，走向大众，走向“俗”化。
四、繁荣、借鉴、融合一一当代竹刻“雅”、“俗”互动
当代，竹刻艺术流派的打造、竹刻艺人的传承和整个竹刻行业的生态环境呈现出枯木逢春、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致。2006年宝庆竹刻和嘉定竹刻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无锡留青竹刻和常州留青竹刻2008年均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2009年金陵竹刻被授予“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刻主题的展会、研习所、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民间团体自发抱团，竹刻传承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强烈。
以金陵竹刻为例，笔者经过走访调研，统计到金陵竹刻艺人现有五十余人。金陵竹刻艺人群体的队伍在文革之后缓慢增长，一开始只有成培新、龙双衡几个民间艺人在坚守，进入二十一世纪非遗热潮后，竹刻艺人的数量呈加速度增长。现在，金陵竹刻的当代民间艺人有赵荣、成培新、龙双衡三大谱系。其中龙双衡谱系规模最大，其创作题材多融入现代生活，采用高浮雕技法，他的作品有《长江大桥系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还以医护人员“抗疫”为主题创作竹刻作品。以他为代表的竹刻艺人选择“入世”的日常生活为艺术作品创作主题，他坚定地走出了一条“让竹刻成为生活的民族志”的道路。成培新是一名书画家，他对于书法水墨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极高，对摄影也颇有研究，因此他的构图、色彩、书画往往让人叹为观止，他的创作题材多取景于山水自然、文学古籍，是典型的文人竹刻，“雅”的韵味浓郁。芮强，1969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江苏常州。其从艺多年，对竹刻艺术研究颇深，作品层次丰富、用刀轻灵，娟秀灵动，刻意从容。芮强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展且屡获大奖。2018年他的作品曾展于法国卢浮宫，《荷韵和美》竹刻作品亦被法国收藏家协会收藏。在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研究所，芮强以一名手艺人的身份与其他人一起学习和工作。芮强与研究生沈晶、教授袁牧合作创作竹刻艺术品，相比之前，芮强掌握了更多种类的竹刻技法，其艺术创作融合“雅”与“俗”，不拘泥于单一风格，保持“兼容并包”的态度。
竹刻艺术的发展史是传统手工艺的典型代表，竹刻在“雅”、“俗”互动中传承和发展。上个世纪末开始的非遗的热潮给了竹刻表现自我的机会，嘉定竹刻、常州留青、无锡竹刻、浙派竹雕、徽派竹雕等日益发展。现在是“后非遗时代”，这又给了竹刻艺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机会——政策支持、技术介入、传承方式多样化、审美和认可提升，传统手工艺人有更大的概率在“稚”、“俗”之中发挥想象力，突破传统，实现自己对手工艺的艺术追求。
参考文献：
[1]郑淑霞竹刻艺术漫谈[[J]文物春秋2008（3）：1 3
[2]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5（3）：151-64
[3]戴秋思，刘舂茂竹文化影响下的西蜀历史名人纪念园林[J]中国园林，2011，27（8）：65-68
[4]王世襄竹刻藝术王世襄集[M]北京：三联书店，2014：64
[5]金西崖王世襄竹刻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16
[6]陈望衡环境美与文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41（5）：147-151
[7]许江范景中中华竹韵[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
[8]（意大利）玛窦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M]中华书局198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