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样态与引导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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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新社区治理体系,推动居民参与共治,在当下仍是理论和实践的难题。通过对三个典型社区进行分析,发现居民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能够进行适应性调整,发挥主观能动性。基于调查分析,提出了拓宽社区居民参与渠道、完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制度体系、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三条对策性建议。
其他文献
李春平新作《盐色》与之前的《盐道》《盐味》在审美取向上是统一的。在整体叙事中形成了“单纯”“静穆”的美学特质。围绕陕南特定地域和历史文化特征,营造小说叙事空间和时间;以中国民间社会纯正精神和价值观为小说人物塑造的审美底色。小说文体上的“散文化”“诗化”追求,小说中稳定的叙事空间,静邃的自然书写,形成了此系列小说特有的趋静、审美静观的“静穆”美学特征。
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两部杂剧均以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虽然剧情的展开各不相同,但其中都有一个相似的情节--听琴模式的设置。这种模式在元杂剧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已形成自身的文学表达及文化内涵:一方面是从知音者到倾慕者,以委婉含蓄、中正平和的琴声进行中国式的爱情表达,是“以琴传情”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是从听琴环境、琴声描绘到情操陶冶的雅化和诗化,戏曲文学因此有了更高的审美价值。
《增刻蚕桑须知》是近年来在陕南地区发现的一部具有较高史料性和学术性的农学古籍,但成书过程未有确论。经过梳理辨析相关文献,首次还原出其成书过程:杨屾《豳风广义》是其源头,叶世倬《蚕桑须知》为其底本,再经罗廷权和王德嘉二人接续增容补阙,终有《增刻蚕桑须知》问世。
19世纪初期,在商务大臣鲁缅采夫的推动下,沙俄政府多次尝试开拓中国广州和日本长崎的远东海上贸易。然而,受制于清代中国与德川日本的外贸管制政策,1804年列扎诺夫赴日使团与1805年戈洛夫金使华团队均以失败告终,其实质是近代东北亚区域不同国际关系体系间冲突与碰撞的结果。俄国开拓远东市场计划的破产,使其错失改善太平洋区域贸易与殖民不利局面的关键时机。同时,清代中国与德川日本都在俄国的外交活动中感受到外域的威胁,两国政府在社会反应、应对策略等方面的差异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中日两国不同发展历程的具体展现。
古代印度尼西亚诸岛国如陆上丝路之于阗、龟兹诸国一样,乃佛法东传华夏之中转站和集散地,从东晋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便与印度尼西亚古代诸岛国展开了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就印度尼西亚诸岛国而言,它是海路西来梵僧之中转站和瞭望所,西行求法华僧之梵语训练场所和中国佛典译场之海外延伸;中国东南沿海诸口岸则是梵僧入华的登岸地和迎送站,西行求法僧人的始发港和集散地,同时又是政府网罗域外高僧的情报搜集所和中外僧人北上弘法的主要通道。东晋至宋末,佛教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诸岛国间朝贡贸易之纽带,外交活动之媒介,两地之间人
《仙人关重建宣相安公生祠记》作为记载安丙生平的重要金石文献,其发现对安丙及相关问题研究有重要意义。仙人关安丙生祠于嘉定二年建成,其后被破坏,至嘉定十四年又重建。安丙生祠的废除折射出其平定“吴曦之乱”后的作为和他与中央政府的微妙关系,也反映了“武兴之变”后南宋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复杂关系。
邵祖平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和诗人,在旧体诗词研究和创作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邵氏于杜诗有深入的研究,留下了不少和杜甫有关的著述,相关著述是民国杜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杜甫诗法十讲》颇有代表性。由《杜甫诗法十讲》可见邵祖平的诗学思想基本源自传统诗学,但其著述形态与方法又初显现代学术品格,因此该著作带有学术过渡期的烙印。《杜甫诗法十讲》持论平正通达,公允客观,但也存在不足。这些都应详细辨析,以求全面客观衡估其价值。
由于史料阙载,中国与亚美尼亚的交往历史并不明晰,但13-14世纪伴随着蒙古的征服,大亚美尼亚与西里西亚亚美尼亚(或称小亚美尼)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臣服于蒙古帝国,大小亚美尼亚与蒙古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度的接触,并进一步推动了元朝中国与亚美尼亚的交流。这一时期,不少亚美尼亚人经由陆路与海路来到东南沿海著名的港口城市泉州,并有可能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聚居区。另外,中国境内的基督教遗物可能暗示了亚美尼亚人更为广泛的影响。
朝鲜“仁祖反正”事件的发生对明末东北亚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朝如何应对这一事件直接关系着当时中、朝关系的走向。在朝鲜请封的过程中,登莱巡抚袁可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袁可立不仅被朝廷授予行查朝鲜政变实情的任务和权限,他提供的情报及对请封的意见也成为朝廷决策的重要依据。从明朝应对仁祖请封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朝廷非常注重维护新设登莱巡抚节制朝鲜事务的权威,而袁可立本人的政治履历与威望也帮助其在这一事件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以至于影响到朝廷对朝鲜请封最终决策的出台。
新时期以来,安徽诗人传承了中国现代爱情诗的先锋精神,率先突破僵化、教条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模式,积极探索爱情的本真书写,极大地丰富了爱情诗的精神意蕴。同时在诗歌艺术上更是敢于突破,大胆探索,通过多视角的爱情观照、创造陌生化的诗歌境界、采用日常化的叙事策略、运用多样化的诗歌语言等表现方式,不断创新诗的艺术形式,提升诗的艺术表现力,拓展诗的审美空间,开创了安徽爱情诗写作的新阶段,为推动中国爱情诗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