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音乐是不同的艺术样式，分属不同的艺术学科。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点，但又各有特殊性。如何以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探寻其艺术特质及特殊的艺术发展规律，是摆在词学研究工作者及音乐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上卷对于词体的产生、发展及演化，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中卷对词与音乐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进行比较研究。下卷在前两卷“纵向”及“横向”研究的基础上，提高一个层次，站在“今天”的历史制高点，对唐宋词合乐的利弊得失，成功与失败，进行科学的评判。就内容看，这是一部“浸入科学与哲学的词史”。就体例看，这部书打破了“作家作品论”的固定模式，使用交叉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与透视，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研究》论词与音乐的关系，力图“言前人之所未能言，发前人之所未敢发”，大胆标新立异，自觉选作难题，解决了词史上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当前及今后的研究工作，颇有启发作用。例如，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直至近几年，才有人将词体的产生定于隋代，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但是，《研究》对此持有异议。认为，必须以“两个标志”、“一个长过程”，对词体的产生进行综合考察，才能得出较为接近实际的结论。《研究》指出：近代治文学发展史者，探究词的起源，往往仅注重一个标志，即形式格律标志，而忽视另一个标志，即合乐应歌标志。因此，判断词体产生的时代，或上推，以为早在六朝时代，或下移，以为晚至中唐以后。这是不妥当的。长短句的出现，仅是词体成立的一个标志，考察词体产生的时代，不可离开歌词合乐的历史背景。《研究》以梁武帝《江南弄》七曲为例，说明，从格式上看，此调虽已形成了固定的长短句句式和固定的韵位，但这一些仅仅是在形式上具备了作为歌词的某些条件，就歌法上看，此调乃由西曲民歌改造而成，依然是先有诗而后配乐，停留在歌诗阶段，不能说“与唐末之倚声新词无异”。用两个标志加以衡量，词兴起于六朝一说，不攻自破。同样，中晚唐说，也不能成立。对于隋代说，《研究》也认为证据还不甚充足、有力。《研究》指出：“《泛龙舟》等七调，皆为隋曲，这是事实，而且，当时也可能兼带歌词。但是，应该说，这仅仅是偶然的尝试。以歌词之法代替歌诗之法，由歌诗到歌词的转变，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在隋代的诗坛、乐坛上，尚未具备这一变革的条件”。《研究》不同意隋代说，而将词体产生的时代定于初盛唐之间。指出，初盛唐之间，民间对于歌诗与歌词进行广泛的尝试，词体的产生，不仅因其具有固定的长短句格式，还因其开始了由歌诗向歌词的转变。书中以敦煌传辞《苏莫遮》为例，证实这一问题。同时，《研究》还指出，词之由“滥觞”到“定体”是一个长过程。认为：初盛唐之间民间歌词创作，仅是草创阶段。中唐以后，文人才士踊跃参加创作，对此新兴诗体进行一番改造、利用，这一新兴诗体才逐渐在格式上趋于定型，并在意境创造及艺术表现手法上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法则”。因此，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研究》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词体兴起于初盛唐，至中晚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成熟。这一结论，我以为当是切合历史事实的。
　　近代以来，有关研究工作还处于拓荒阶段，刘尧民的《词与音乐》是第一部将词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专门著作。但此书毕竟是三、四十年前的作品，在观点、材料乃至研究方法上，都有“更新”的必要。《研究》论词与音乐，注重宏观的透视，兼顾微观的体验；研究艺术特质，探寻艺术发展规律，同时接触到许多实际问题。例如词的体制问题，词的乐曲形式问题以及词体演变等问题，书中都有专门章节进行深入探讨。两部专著相比较，将不能不承认“后来居上”。
　　
　　(《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施议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版，〔平〕2.60元，〔精〕4.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