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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巴尼亚同中国关系火热的年代，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派出了上千名留学生和进修生。他们中大部分学的是冶金、石油、地质等专业，少部分学的是汉语语言。
时光荏苒，40多年过去，经过阿中两国关系的大起大落以及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变革，这些人中许多已经退休，也有许多移居国外。尽管他们各奔东西，但中国却一直令他们无法忘怀。可以说，他们的经历是阿中两国关系变迁的一个缩影。
柯兹玛
阿尔巴尼亚的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是当年中国援建的最大工业项目。企业鼎盛时期曾雇用1.2万多名工人。
为了了解企业的现状，不久前到爱尔巴桑采访，刚进厂区没多远就碰到了一位老者，听说我们的来意后，他马上就用流利的中文介绍说，他叫柯兹玛，1962年在沈阳东北工学院学习了4年，1966年大学关门后他回到阿尔巴尼亚。上世纪70年代初来到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工作，先是当工程师，后来成为焦化厂厂长，最后担任了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的第二把手。
提起当年同中国专家一起工作的经历，柯兹玛记忆犹新：“中国专家好极了，工作非常出色。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的冶炼厂是无法开始工作的。”
柯兹玛说，当年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的技术工人都是在上海培训的。企业送去实习的技术人员有1000多人。
“半个中国人”
在地拉那，我还见到了阿中友好协会的主席贝达里，人称“老贝”。同柯兹玛一样，老贝也是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留学生。他1961年到1966年在北京林学院学习，专业是木材机械加工。老贝的夫人也是同一期在中国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学的是造纸。
将近6年的中国生活使他们养成了不少中国的习惯，特别是饮食方面的习惯。每逢节假日，夫妇两人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包饺子。
贝达里对我说：“当时的培养都是有方向性的。学习的时候就知道今后工作会做什么。”毕业回国后，贝达里到阿尔巴尼亚北方城市斯库台的木材加工厂工作。工厂很大，有2000多人，包括一个家具厂、一个纤维板厂和一个造纸厂。工厂全都由中国帮助建造。
贝达里先是在那里当工程师，后来成为工厂的总工程师。10年后上调地拉那，担任阿尔巴尼亚重工业部的副部长。当时中国援建阿尔巴尼亚的许多工业项目，包括最大型的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都是由贝达里的重工业部负责。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政局变化后，老贝不再当官，但同中国的关系并没有断。1991年，他同其他一些人一起成立了阿中友好协会，现在是阿中友协的主席。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是曾在中国学习、工作的人。地拉那有300多名成员，另外一个城市法罗拉还有一个分会。贝达里称“我们这些人也可以算是半个中国人”。
在采访过程中，贝达里几次提到“阿尔巴尼亚人民不会忘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支持和援助。俗话说困难的时候才能找到真正的朋友。中国是阿尔巴尼亚最困难的时候找到的一个真正的朋友”。
“下海”的中国通
我在阿尔巴尼亚采访时的翻译费尔多利，中国人都叫他多利。多利讲一口流利的标准普通话。他的经历更能反映出阿中两国关系的变迁。
多利最初接触中国是在1969年。当时他是个中学生，随外交官的父母来到中国，从此就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74年，多利到中国留学，是为数不多学汉语语言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之一。他在语言学院学习两年后，又到北京大学深造。
像多利这样的语言人才，本来是要在政府部门从事同中国有关系的工作。然而政治风云多变，1978年多利快毕业时正赶上阿中关系破裂，进政府工作不可能了，但他前途却有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多利成了地拉那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播音员。
多利讲起那一段经历：“根据当时阿尔巴尼亚党中央的决定，要开设一个专门批判中国‘修正主义’的汉语广播，于是就下令把阿尔巴尼亚汉语最优秀的人才召集起来。我当时从中国回来还不到一个星期，国际广播电台的领导就直接越来越多阿尔巴尼亚年轻人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到家里来找我说，根据党中央决定，要开通一个对华广播，需要党性好、语言好的人才，要我去国际台工作。”
就这样，多利在地拉那国际台华语广播一干就是十几年。当时广播的内容集中在“批判中国当时被阿劳动党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方向，比如说中国向资本主义投降，中国靠拢美帝国主义等等”。电台还设有专门小组，分析中国内部事务。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下台后，华语广播也停播。多利又继续在电台做了几年阿语广播。不过。多利并没有离开中国和汉语。90年代中开始，多利发现越来越多的阿尔巴尼亚私人公司希望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于是便决定利用他的专长“下海”了。
现在。多利的日程相当繁忙，几乎每个月都要到中国南方上海、广州、义乌等地为阿尔巴尼亚商人办货。不仅多利本人没有脱离中国和汉语，他还自豪地说，他已经把大学毕业学经济的女儿送到中国学汉语。女儿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不仅是中国通的下一代到中国学习。我在阿尔巴尼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在地拉那大学，我见到了去年才开办的汉语班的一些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来自辽宁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院的王老师说，现在报名上她的课的学生已经有50多人，都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也许，这将是阿中两国关系今后的希望所在。
(编辑 袁红)
时光荏苒，40多年过去，经过阿中两国关系的大起大落以及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变革，这些人中许多已经退休，也有许多移居国外。尽管他们各奔东西，但中国却一直令他们无法忘怀。可以说，他们的经历是阿中两国关系变迁的一个缩影。
柯兹玛
阿尔巴尼亚的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是当年中国援建的最大工业项目。企业鼎盛时期曾雇用1.2万多名工人。
为了了解企业的现状，不久前到爱尔巴桑采访，刚进厂区没多远就碰到了一位老者，听说我们的来意后，他马上就用流利的中文介绍说，他叫柯兹玛，1962年在沈阳东北工学院学习了4年，1966年大学关门后他回到阿尔巴尼亚。上世纪70年代初来到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工作，先是当工程师，后来成为焦化厂厂长，最后担任了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的第二把手。
提起当年同中国专家一起工作的经历，柯兹玛记忆犹新：“中国专家好极了，工作非常出色。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的冶炼厂是无法开始工作的。”
柯兹玛说，当年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的技术工人都是在上海培训的。企业送去实习的技术人员有1000多人。
“半个中国人”
在地拉那，我还见到了阿中友好协会的主席贝达里，人称“老贝”。同柯兹玛一样，老贝也是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留学生。他1961年到1966年在北京林学院学习，专业是木材机械加工。老贝的夫人也是同一期在中国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学的是造纸。
将近6年的中国生活使他们养成了不少中国的习惯，特别是饮食方面的习惯。每逢节假日，夫妇两人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包饺子。
贝达里对我说：“当时的培养都是有方向性的。学习的时候就知道今后工作会做什么。”毕业回国后，贝达里到阿尔巴尼亚北方城市斯库台的木材加工厂工作。工厂很大，有2000多人，包括一个家具厂、一个纤维板厂和一个造纸厂。工厂全都由中国帮助建造。
贝达里先是在那里当工程师，后来成为工厂的总工程师。10年后上调地拉那，担任阿尔巴尼亚重工业部的副部长。当时中国援建阿尔巴尼亚的许多工业项目，包括最大型的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都是由贝达里的重工业部负责。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政局变化后，老贝不再当官，但同中国的关系并没有断。1991年，他同其他一些人一起成立了阿中友好协会，现在是阿中友协的主席。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是曾在中国学习、工作的人。地拉那有300多名成员，另外一个城市法罗拉还有一个分会。贝达里称“我们这些人也可以算是半个中国人”。
在采访过程中，贝达里几次提到“阿尔巴尼亚人民不会忘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支持和援助。俗话说困难的时候才能找到真正的朋友。中国是阿尔巴尼亚最困难的时候找到的一个真正的朋友”。
“下海”的中国通
我在阿尔巴尼亚采访时的翻译费尔多利，中国人都叫他多利。多利讲一口流利的标准普通话。他的经历更能反映出阿中两国关系的变迁。
多利最初接触中国是在1969年。当时他是个中学生，随外交官的父母来到中国，从此就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74年，多利到中国留学，是为数不多学汉语语言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之一。他在语言学院学习两年后，又到北京大学深造。
像多利这样的语言人才，本来是要在政府部门从事同中国有关系的工作。然而政治风云多变，1978年多利快毕业时正赶上阿中关系破裂，进政府工作不可能了，但他前途却有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多利成了地拉那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播音员。
多利讲起那一段经历：“根据当时阿尔巴尼亚党中央的决定，要开设一个专门批判中国‘修正主义’的汉语广播，于是就下令把阿尔巴尼亚汉语最优秀的人才召集起来。我当时从中国回来还不到一个星期，国际广播电台的领导就直接越来越多阿尔巴尼亚年轻人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到家里来找我说，根据党中央决定，要开通一个对华广播，需要党性好、语言好的人才，要我去国际台工作。”
就这样，多利在地拉那国际台华语广播一干就是十几年。当时广播的内容集中在“批判中国当时被阿劳动党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方向，比如说中国向资本主义投降，中国靠拢美帝国主义等等”。电台还设有专门小组，分析中国内部事务。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下台后，华语广播也停播。多利又继续在电台做了几年阿语广播。不过。多利并没有离开中国和汉语。90年代中开始，多利发现越来越多的阿尔巴尼亚私人公司希望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于是便决定利用他的专长“下海”了。
现在。多利的日程相当繁忙，几乎每个月都要到中国南方上海、广州、义乌等地为阿尔巴尼亚商人办货。不仅多利本人没有脱离中国和汉语，他还自豪地说，他已经把大学毕业学经济的女儿送到中国学汉语。女儿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不仅是中国通的下一代到中国学习。我在阿尔巴尼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在地拉那大学，我见到了去年才开办的汉语班的一些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来自辽宁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院的王老师说，现在报名上她的课的学生已经有50多人，都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也许，这将是阿中两国关系今后的希望所在。
(编辑 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