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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对中国近期的刺激计划可能存在浪费性支出感到担忧,但它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是需求,而不是效率,所以任何负面结果可能都是短暂的。
中国的非均衡增长不可避免会引发有关其经济强健程度的疑问。甚至连中国总理温家宝都认为它是个问题,但他坚持认为,调整汇率并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上周他警告称,迫使北京方面调整汇率,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如今已远远超过40%,私人消费的占比却降至36%。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种投资消费失衡只可能会导致经济崩盘;另一些人士则把这种失衡当作中国根本的动力源泉。真实情况介于两种看法之间:尽管中国的经济战略没有什么根本性错误,但它必须慢慢转向更可持续的增长。
按照定义,经济增长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驱动的。走消费驱动增长路线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高速增长。中国的情况(与主流观点相左)是,过去十年里净出口仅贡献其增长的10%到15%。实事求是的讲,如果没有异常高的投资率,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不可能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维持两位数增长。
正如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World Bank’s Growth Commission)所指出的,维持7%以上增长率达数十年之久的13个国家,全都拥有高投资率,且均曾在发展初期抑制消费。不过,在主要由东亚国家组成的这13个国家中,中国因异常高且仍稳步增长的投资率、以及成功避开所有严重的经济放缓,而表现得尤为突出。它的GDP增长在过去二十年里从未低于8%,投资占GDP比例已从大约35%,稳步增长至远远超过40%。刺激计划也发挥了作用,帮助中国毫发无损地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及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
尽管补贴和利率政策鼓励了中国的投资,但其它国家的情况同样如此。对于中国相对较高且更加稳定的投资率,还存在另一个解释。作为一个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中国目前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银行系统与企业留存利润来为投资融资,尤其是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在通常情况下,这类投资本应由政府预算融资。由于中国各大银行均属国有控股,因此,任何未来的贷款减记都不是私人损失,而会由政府吸收,所以,这些减记可以被看成“准财政赤字”。这类赤字是否会导致金融危机,取决于中国的信誉。鉴于其相对较低的负债率(Debt-to-GDP ratio)及异常高的外汇储备,中国拥有足够的缓冲。
中国脆弱与否,更多地取决于如此之高的投资水平是否正得到有效利用。最糟糕的可能情形是前苏联——庞大且多半都被浪费的支出导致了经济崩盘。但中国的情况与之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异常之低,而且中国经济并非在封闭环境中运行。中国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压力,这有助于抑制效率低下。人们也不应该将中国较低的消费率与生活水平提高乏力混为一谈。事实上,中国的私人消费与工资每年都在以8%到10%这一令人赞叹的速度增长。
既然GDP和消费均增长迅速,中国为何还要放弃它的非均衡增长策略呢?我们反而该来主要关注一下,中国较高的投资水平能否继续创造足够的回报、或在更广泛意义上能否持续。
尽管人们对中国近期的刺激计划可能存在浪费性支出感到担忧,但它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是需求,而不是效率,所以任何负面结果可能都是短暂的。我们更该担心的是,随着环境问题以及收入差距拉大的社会影响正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投资驱动型工业化战略是否可以持续。
本文作者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
中国的非均衡增长不可避免会引发有关其经济强健程度的疑问。甚至连中国总理温家宝都认为它是个问题,但他坚持认为,调整汇率并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上周他警告称,迫使北京方面调整汇率,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如今已远远超过40%,私人消费的占比却降至36%。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种投资消费失衡只可能会导致经济崩盘;另一些人士则把这种失衡当作中国根本的动力源泉。真实情况介于两种看法之间:尽管中国的经济战略没有什么根本性错误,但它必须慢慢转向更可持续的增长。
按照定义,经济增长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驱动的。走消费驱动增长路线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高速增长。中国的情况(与主流观点相左)是,过去十年里净出口仅贡献其增长的10%到15%。实事求是的讲,如果没有异常高的投资率,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不可能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维持两位数增长。
正如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World Bank’s Growth Commission)所指出的,维持7%以上增长率达数十年之久的13个国家,全都拥有高投资率,且均曾在发展初期抑制消费。不过,在主要由东亚国家组成的这13个国家中,中国因异常高且仍稳步增长的投资率、以及成功避开所有严重的经济放缓,而表现得尤为突出。它的GDP增长在过去二十年里从未低于8%,投资占GDP比例已从大约35%,稳步增长至远远超过40%。刺激计划也发挥了作用,帮助中国毫发无损地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及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
尽管补贴和利率政策鼓励了中国的投资,但其它国家的情况同样如此。对于中国相对较高且更加稳定的投资率,还存在另一个解释。作为一个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中国目前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银行系统与企业留存利润来为投资融资,尤其是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在通常情况下,这类投资本应由政府预算融资。由于中国各大银行均属国有控股,因此,任何未来的贷款减记都不是私人损失,而会由政府吸收,所以,这些减记可以被看成“准财政赤字”。这类赤字是否会导致金融危机,取决于中国的信誉。鉴于其相对较低的负债率(Debt-to-GDP ratio)及异常高的外汇储备,中国拥有足够的缓冲。
中国脆弱与否,更多地取决于如此之高的投资水平是否正得到有效利用。最糟糕的可能情形是前苏联——庞大且多半都被浪费的支出导致了经济崩盘。但中国的情况与之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异常之低,而且中国经济并非在封闭环境中运行。中国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压力,这有助于抑制效率低下。人们也不应该将中国较低的消费率与生活水平提高乏力混为一谈。事实上,中国的私人消费与工资每年都在以8%到10%这一令人赞叹的速度增长。
既然GDP和消费均增长迅速,中国为何还要放弃它的非均衡增长策略呢?我们反而该来主要关注一下,中国较高的投资水平能否继续创造足够的回报、或在更广泛意义上能否持续。
尽管人们对中国近期的刺激计划可能存在浪费性支出感到担忧,但它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是需求,而不是效率,所以任何负面结果可能都是短暂的。我们更该担心的是,随着环境问题以及收入差距拉大的社会影响正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投资驱动型工业化战略是否可以持续。
本文作者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