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曼加里安”号火星探测器搭载着印度的太空雄心，在斯里赫里戈达岛点火升空。尽管此次发射是否成功，要在300天后（2014年9月24日）探测器抵达火星并开始工作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印度人在航空科技上所取得的巨大突破，足以震撼世界。
　　无论在印度人还是外界眼中，此次火星探测之旅的意义都超过了单纯的科学层面，它成为印度彰显国家实力和远大抱负的一个图腾和象征。

挫折中的前进

　　此前，在2010年12月25日GSLV火星探测器发射50秒即以自爆告终，巨大失败后，外界都对印度航空航天工业的发展模式和速度报以怀疑的目光。此次火星探测计划仅仅有15个月的筹备时间，更让许多人加深了印度行事“急功近利”的印象。
　　但鉴于航天工业对技术、工业基础、管理体制的超高要求，各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基本上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挫折—发展”交替的波动时期。
　　1962年苏联发射“火星1号”探测器之后不久，印度“火箭之父”萨拉巴伊就提出了建立航天工业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年轻的英吉拉·甘地的青睐。在这位新总理的支持下，1962年印度国家空间项目研究委员会（1969年被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替代），印度的太空之旅正式拉开帷幕。
　　那时的印度对航天发射连直观印象都欠奉，经国家高层出面协调，才使美国答应在印度境内发射一颗小型高空火箭。有趣的是，美国人存心糊弄，火箭技术含量太低，箭首仪器舱当时甚至是被自行车驮到发射场的。
　　成立之初的轶闻见证了印度航天工业草创时期的窘迫，但是印度在航天领域的发展还是较为迅速的：从基础理论积累到卫星遥感技术、应用卫星与火箭的研发，从1962-1993的31年间，印度所坚持的是一条相对踏实和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直到1993年PSLV（极地轨道运载火箭）研发成功，和从俄罗斯引进低温液态氢氧发动机实物，印度太空工业才骤然步入快车道，加入了国际竞争的舞台。
　　1993年以后，印度在火箭发射上的波折固然有制造业基础薄弱、管理体制不顺等原因，但把问题全归于印度自身也非事实。
　　事实上，印度自主研发的PSLV（极地轨道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率极高，在国际商用发射市场上信誉不错，（地区同步轨道运载火箭）GSLV火箭的频频失手，追根溯源和美国人脱不了干系。印度在苏联解体后利用俄罗斯航天工业资金短缺的困局，曾经和俄罗斯谈妥了低温液态氢氧火箭发动机的转让合同，但是美国为了防止航天领域新玩家的出现，竟以该技术会被拿来军用为理由（事实上军用导弹的发动机绝大多数都是固态而非液态的），向俄罗斯反复施压，最后强逼俄罗斯取消了技术转让合同，只给印度提供了发动机实物。
　　在配套研究上已经有巨大先期投入的印度人只好临时改弦更张，拆开机器用逆向研发的方式来自主研发。
　　用了11年完成新型火箭发动机的研发，并投入应用，成为继美、俄、欧盟、中、日之后第六个掌握此技术的国家。印度的动作倒不慢，但是这种逆向研究终归是要在欠缺完整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吃透人家的技术，中间出现波折也在所难免。
　　同时，1993年以后印度航天工业“大跃进”式的急切心理，也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冷战结束使国际商业航天市场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势头，形成一个年交易额近6000亿、且年增幅10%以上的巨大市场。如果印度在一个新兴市场前继续循规蹈矩，坐待航天工业尤其是精密仪器和新材料行业的缓慢成熟，只可能丧失先机。
　　对印度来说，利用自身良好的国际交易环境，从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引进成熟技术、搞万国牌火箭总的看来也是一个费效比较高的選择。虽然GSLV火箭7次发射，失败4次（ISRO自己承认失败3次）、部分失败1次的糟糕战绩让全世界都开始低估印度的航天能力，但印度在2008年曾取得过一箭十星这样的巨大成功。此次“曼加里安”号火星探测器的发射成功，可以给我们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印度的航天工业发展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仍不失为国际航天领域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商业市场的独特优势

　　细分今天的国际航天市场，发射卫星对这门生意来说只是初窥门径而已，目前绝大多数成功的航天大国，已经由单纯的替人发射卫星转向整星出口业务，也就是说向客户提供从商业卫星研发、制造、发射到地面配套设施，建设人员培训的全面服务，这对一个国家航天技术的综合发展水平提出了巨大挑战；同时，航天科技向其他领域的转化和渗透，也成为航天工业强有力的支撑点。
　　作为现代科技的塔尖部分，航天技术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通常认为该领域每1美元的投入就可以带来7美元的收益）。但是将航天领域的新研发成果转移到其他相关领域（例如风能、太阳能的发展都和航天技术密切相关），不仅需要航天领域自身的强大，更依赖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运作。印度薄弱的产业基础，无疑限制了这个南亚大国航天科技成果的转化速率。也就是说，即便科学家们创造出有价值的成果，印度的产业发展水平也不具备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总的来说，航天工业在印度目前还处于高度依赖国家“输血”的阶段，其造血能力及市场化程度远未达到美国和欧盟所能达到的高度。这也是为什么此次发射成功后，许多媒体都质疑7000多万美元 “与其用来争面子不如用来饱肚子”的原因。大凡一个产业要用纳税人的钱补贴都免不了这样的批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印度所面临的问题对于进入该领域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包括中国），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且印度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与老牌航天大国的良好关系就是其显著优势之一。国际航天市场受政治气候影响极强，从卫星、火箭的整机研发到遥感、动力等技术细节，都属于国家科技领域的核心机密，军用与民用之间的界限也十分模糊；这就使卫星由谁研发、由谁发射、跟谁合作、向谁购买，都要严格考虑到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亲疏远近。 　　印度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是同时和美、俄、欧都保持密切关系的一个特例。虽然由此带来了航天技术“万国牌”的诟病，但不得不承认能从各国拿来技术和业务也是本事。
　　分析印度近年来的航天商业市场拓展，英语国家尤其是英联邦诸国已经成为其重要的客户源。2006年3 月，布什访印期间双方签署的卫星发射航天合作协议，给印度打开了商业发射市场的大门：如果没有这个协议，任何美国制造或有美国部件的卫星印度都无权发射。也就是在同一年，印度赢得了为欧洲制造和发射通讯卫星的合同，使其一下子步入为数不多的独立生产发射地球同步通讯卫星的国家阵营当中。
　　今天，ISRO的合作伙伴中，阿里航天公司、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加拿大、英国、瑞典、保加利亚等欧美洲伙伴占据了大半个阵营。与之相比，中国与欧洲及美国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关系则很大程度上是疏离的。这种亲密关系的标志性成果，就是2012 年印度发射加拿大军事卫星蓝宝石（sapphire）。该卫星是加拿大太空军事监视项目的核心，而且具有与美国太空监视网分享数据的功能。要没有高度互信，加拿大是很难把这样一颗高度涉密的卫星交到印度手上，而不用担心泄密的。
　　印度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其基础理论、软件研发、财会制度和经营模式上与西方世界的对接性。由于资金有限，印度的航天工业一开始就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大量私人公司虽然目前还不足以完全满足印度航天工业对资金和技术的需要，但为其提供了高度国际化的人才与管理体制，从长期看，它使印度航天工业的发展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
　　在西方世界既是国际航天市场最大买家，也是最大卖家的情况下，语言、制度和思维的对接性，使印度可以在市场上灵活地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亚洲领跑者的竞争是个伪命题

　　印度火箭发射的成功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印度也没想掩饰这一点。
　　按照印度在2007年海德拉巴国际宇航联合会大会上公布的计划，印度原有的太空计划是2014年实现载人航空，2020年完成登月计划。中国“嫦娥号”的成功发射促使印度修正原定计划、临时提出火星计划。
　　发射成功后，《印度时报》迫不及待的宣布“为赢了这一局而自豪”。事实上这种将传统军事政治思维带入新的科技領域的论调，既无新意也不知所云。印度的自豪可以理解，不过“曼加里安”号的成功算不上中国的失败，“曼加里安”号的失败也不会是中国的成功。在探索火星的问题上，人类是存在着明显的共同利益，人类探索太空所进行的技术努力，在目前看来也还不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零和逻辑。
　　航空航天技术固然存在着军事利用的前景，但是它和军事问题毕竟还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在采访AIRCRAFT（《航空器》）杂志专栏作家Kristin Hare时，他就认为，“未来的空天一体化竞赛绝不只是中国和印度两家的竞赛，相反两国的共同利益是明显的。他们都需要面对一个由美国和欧盟把持的市场，及一个初见轮廓但两国都未参与其中的太空规则。”
　　作为后来者，中国和印度在争夺市场份额、抢占技术高地和建设专利围栏等许多问题上，固然存在着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是每一个市场玩家都会遇到的。太空竞赛是存在的，但所谓“亚洲的竞赛”则属于伪命题，这场竞赛必然是全球性的，而且很长时间不会以亚洲为主角。同时，太空也是一个足够广大的增量市场，竞争会促进各国航天技术的共同改善。承认印度是一个有力的选手，对其成功乐见其成，对其教训引以为戒，这才是一个正常和成熟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