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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朱光潜所译的《文艺对话集》选取了柏拉图全部对话中最能代表其文艺思想的七篇,读者可从中窥见柏拉图文艺思想的大致轮廓和中心观念。文章以此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柏拉图的诗学观念进行简要阐释;同时也立足此书,兼谈朱光潜译本的价值。
关键词:柏拉图;诗学观;朱光潜;《文艺对话集》
作者简介:戴佳文(1995-),女,江苏苏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2
柏拉图写过近四十篇的对话,其中直接或间接关涉到文艺理论的很多。在这些对话中,柏拉图本人并未出场,而是借助其师苏格拉底的论辩阐发其观念,这致使后人在确定观念阐发者的确切身份时产生了困难——柏拉图的思想在对话中究竟占多少比重。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与文艺理论相关的问题及所作之结论皆较为明确,因此,我们不妨暂且抛却观念阐发者的身份问题,先冠之以柏拉图之名,以便阐释其思想。
综观柏拉图的全部作品,对诗歌的论述总是出现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诗歌并没有被视为独立的哲学课题;单独研究柏拉图的“诗歌理论”乃至“诗学”,则容易把它与柏拉图哲学本身割裂开来[1]。柏拉图对话中直接论及诗歌的主要有《伊安篇》,《理想国》第二、三、十卷,《法律篇》第二、七卷。此外,还有零星几处谈论诗人的灵感问题,见于《斐德若》等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朱光潜译《文艺对话集》所选的柏拉图全部对话中最能代表其文艺思想的七篇,就包含了上述篇目,读者可从中窥见柏拉图文艺思想的大致轮廓和中心观念。本文以此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柏拉图的诗学观念进行简要阐释;同时也立足此书,兼谈朱光潜译本的价值。
一、诗之创生
对于诗歌的产生,柏拉图在《文艺对话集》中论及灵感说及摹仿说两种: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摹仿说”体现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关系,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灵感说”则体现了文艺才能的来源[2]。
1.灵感说
柏拉图在《伊安篇》中首次提出此说,认为诗人(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诗歌(艺术作品),是由于神灵的凭附而使之处于迷狂状态。他还借苏格拉底之口,以廷尼科斯的《谢神歌》为例,站在神的立场上论证“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3]。”诗人尚且如此,作为诗人的代言人,诵诗者当然也受神的二次凭附而陷入迷狂,柏拉图进而在对话中提出“磁石效应”——即神力相当于磁石,在此影响下的人都是铁环,其中诗人(艺术家)是第一环,诵诗人一类是起到承接作用的中间环,听众则是最后一环——借此更加形象地论证其灵感说。
柏拉图在对话中常将“灵感”、“迷狂”、“神灵凭附”、“回忆”与人的认识过程联系起来:“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是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们在舞蹈时,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的狂欢[4]。”
考察“灵感(entheos)”一词,不难发现其与“出神(ekstasis)”、“迷狂(mania)”的含义在希腊语中是相通的[5]。
朱光潜先生认为,灵感在《斐德若篇》中得到了二重阐发[6],即灵感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灵魂暂借肉体而失去真纯本色,肉体死后,修行颇深的灵魂便可升入真纯世界观尽善美,等到后世再度依附于人时,那人便可依稀回忆到灵魂在真纯世界所见,并将之以文艺创作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个说法是在柏拉图“理式”概念之后提出的,因此我们还可从所谓真纯世界中隐约感受到“理式”世界的存在。
不管是神灵凭附还是灵魂回忆,所谓灵感都是指非理性支配下的、较为神秘的创作状态,诗歌创作的才能来源由此可见一斑。
2.摹仿说
摹仿说的理论基础是理式概念。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以床为例阐释其理式[7],他将床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神制造的自然中本有的唯一的床,是“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也即床的真实体,其中,神可称作是床的“自然创造者”;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床,这里的制造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制作”,木匠便是床的制造者;第三种是画家笔下的床,是摹仿神和木匠制造的产品,因此画家应当被称为摹仿者。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进一步提出理式世界与客观世界、艺术世界的差别。在他看来,后两者皆是对于理式世界的摹仿,可感知的现实世界到了柏拉图眼中变得感性和不真实。理式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真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对于真理的认知体现出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
《理想国》中“一切诗人都是摹仿者”道出柏拉图眼中的诗之本质,按照其理式概念,诗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摹仿,作为“影子的影子”,与代表真理的理式世界隔了三层。朱光潜先生提出,站在哲学家的地位,柏拉图要求的是真知识,而诗画之类的艺术所给人的只是迷惑人的幻相,这从本质上决定了柏拉图对于诗歌的控诉。
“摹仿”一词源自古希腊语mimesis,自亚里士多德始成为了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核心术语。一个文学作品被理解为对外在现实或者任何被描述为mimesis的方面的再现[8]。“摹仿”一词往往会引起误解,近现代读者会将之理解为对于前人作品的毫无创造性的仿效,为了便于区分和理解,我们可以引入“反映(reflect)”一词:现实世界是理式世界在现象界的反映,艺术世界是现实世界的主观化反映。柏拉图的摹仿说有其局限性,其中之一在于他否认了现实世界能够被具体感知的事实,转而陷入虚无缥缈的境地,这是不可取的。
二、诗之功用
前文提到的灵感说与摹仿说,与“效用说”——社会基础上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一同构成了柏拉图的诗学和美学思想。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及的美的理式代表着哲学家所追求的“真”,一定程度上是抽象的,但却并不是绝对的理想主义,他对于诗歌在现实世界中所起的实际作用颇为关注。一方面,柏拉图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诗歌(文艺)的好坏,认为应当禁止诗人(艺术家)摹仿带有哀怜癖、感伤癖等容易激动情感的内容,这些内容不利于城邦“保卫者”或统治者的教育,主张将败坏城邦风气的诗歌驱逐出境;另一方面,他依旧站在统治者教育的立场,认为必须监督、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象,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里做诗”,“防止保卫者们在丑恶事物的影像中培养起来[9]”。
以上思想皆反映出柏拉图为贵族统治服务的政治理想:“柏拉图本是贵族出身,他在这里谈文学音乐教育,全是为统治阶级着想。像在许多对话里一样,他对一般平民存着鄙视的态度。这当然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当时的特殊的社会情形。不过他毫不犹疑地主张文学和艺术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对社会有益,这个主张却是很康健的[10]。”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朱光潜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可追溯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难发现两者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态度是相似的。柏拉图的哲学一定程度上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么能否认为这是哲学家治学的不纯粹之处呢?答案并非是肯定的,我们可参照中国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学而优则仕”的儒士,到了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不无演变成集思想家、政治家一体的哲人身份的可能。
三、余论
柏拉图的诗学观念有一定的创见性,例如他意识到抽象的逻辑思维与艺术创作思维在诗歌(文艺创作)中的不同作用:单凭理智无法创作诗歌(文艺作品);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他对于诗歌罪状的控诉遭到了其弟子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明了诗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带有普遍性,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而且诗起于人类的爱好摹仿学习和爱好节奏与和谐的本能,对某些情绪可起净化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站在客观的立场看待柏拉图的学说。
与此同时,在研究其诗学观念时,我们还应当采取博观法,注重柏拉图所论之诗与其文艺理论的关系,避免将诗歌孤立开来;同样,在研究柏拉图的诗学观念时,我们也应当将其置于哲学史、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将之与前人后辈,例如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学说进行比较,以发掘其中的特质。
在《文艺对话集》的中文译本方面,朱光潜先生虽不通希腊文,但其对照多个可靠的英法文译本,择优参考,较为准确地传达了柏拉图原著中的美学思想,书后附上的题解和译后记也颇具学术研究价值;但因受所处时代及所接触资源的限制,朱光潜先生的美学主张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因此,在阅读经典作品译本的时候,读者须在适度参考译文的基础上翻阅原著、查考资料,不可囿于译者的一家之言。
参考文献:
[1]张巍. 诗歌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柏拉图“哲学”(philosophia)的思想史研究[J]. 历史研究. 2008(01):P 141.
[2]黄薇薇. 柏拉图诗学思想在中国近50年的接受研究[D]. 四川外语学院. 2007:P10.
[3]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伊安篇.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P9.
[4]同[3],P8.
[5]孙博,冯建庆. 柏拉图的灵感说——指向理智的迷狂[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7(05):P66.
[6]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译后记.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P355.
[7]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理想国.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P70-71.
[8]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92.
[9]同[7],P62.
[10]同[6],P319.
关键词:柏拉图;诗学观;朱光潜;《文艺对话集》
作者简介:戴佳文(1995-),女,江苏苏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2
柏拉图写过近四十篇的对话,其中直接或间接关涉到文艺理论的很多。在这些对话中,柏拉图本人并未出场,而是借助其师苏格拉底的论辩阐发其观念,这致使后人在确定观念阐发者的确切身份时产生了困难——柏拉图的思想在对话中究竟占多少比重。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与文艺理论相关的问题及所作之结论皆较为明确,因此,我们不妨暂且抛却观念阐发者的身份问题,先冠之以柏拉图之名,以便阐释其思想。
综观柏拉图的全部作品,对诗歌的论述总是出现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诗歌并没有被视为独立的哲学课题;单独研究柏拉图的“诗歌理论”乃至“诗学”,则容易把它与柏拉图哲学本身割裂开来[1]。柏拉图对话中直接论及诗歌的主要有《伊安篇》,《理想国》第二、三、十卷,《法律篇》第二、七卷。此外,还有零星几处谈论诗人的灵感问题,见于《斐德若》等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朱光潜译《文艺对话集》所选的柏拉图全部对话中最能代表其文艺思想的七篇,就包含了上述篇目,读者可从中窥见柏拉图文艺思想的大致轮廓和中心观念。本文以此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柏拉图的诗学观念进行简要阐释;同时也立足此书,兼谈朱光潜译本的价值。
一、诗之创生
对于诗歌的产生,柏拉图在《文艺对话集》中论及灵感说及摹仿说两种: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摹仿说”体现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关系,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灵感说”则体现了文艺才能的来源[2]。
1.灵感说
柏拉图在《伊安篇》中首次提出此说,认为诗人(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诗歌(艺术作品),是由于神灵的凭附而使之处于迷狂状态。他还借苏格拉底之口,以廷尼科斯的《谢神歌》为例,站在神的立场上论证“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3]。”诗人尚且如此,作为诗人的代言人,诵诗者当然也受神的二次凭附而陷入迷狂,柏拉图进而在对话中提出“磁石效应”——即神力相当于磁石,在此影响下的人都是铁环,其中诗人(艺术家)是第一环,诵诗人一类是起到承接作用的中间环,听众则是最后一环——借此更加形象地论证其灵感说。
柏拉图在对话中常将“灵感”、“迷狂”、“神灵凭附”、“回忆”与人的认识过程联系起来:“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是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们在舞蹈时,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的狂欢[4]。”
考察“灵感(entheos)”一词,不难发现其与“出神(ekstasis)”、“迷狂(mania)”的含义在希腊语中是相通的[5]。
朱光潜先生认为,灵感在《斐德若篇》中得到了二重阐发[6],即灵感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灵魂暂借肉体而失去真纯本色,肉体死后,修行颇深的灵魂便可升入真纯世界观尽善美,等到后世再度依附于人时,那人便可依稀回忆到灵魂在真纯世界所见,并将之以文艺创作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个说法是在柏拉图“理式”概念之后提出的,因此我们还可从所谓真纯世界中隐约感受到“理式”世界的存在。
不管是神灵凭附还是灵魂回忆,所谓灵感都是指非理性支配下的、较为神秘的创作状态,诗歌创作的才能来源由此可见一斑。
2.摹仿说
摹仿说的理论基础是理式概念。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以床为例阐释其理式[7],他将床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神制造的自然中本有的唯一的床,是“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也即床的真实体,其中,神可称作是床的“自然创造者”;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床,这里的制造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制作”,木匠便是床的制造者;第三种是画家笔下的床,是摹仿神和木匠制造的产品,因此画家应当被称为摹仿者。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进一步提出理式世界与客观世界、艺术世界的差别。在他看来,后两者皆是对于理式世界的摹仿,可感知的现实世界到了柏拉图眼中变得感性和不真实。理式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真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对于真理的认知体现出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
《理想国》中“一切诗人都是摹仿者”道出柏拉图眼中的诗之本质,按照其理式概念,诗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摹仿,作为“影子的影子”,与代表真理的理式世界隔了三层。朱光潜先生提出,站在哲学家的地位,柏拉图要求的是真知识,而诗画之类的艺术所给人的只是迷惑人的幻相,这从本质上决定了柏拉图对于诗歌的控诉。
“摹仿”一词源自古希腊语mimesis,自亚里士多德始成为了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核心术语。一个文学作品被理解为对外在现实或者任何被描述为mimesis的方面的再现[8]。“摹仿”一词往往会引起误解,近现代读者会将之理解为对于前人作品的毫无创造性的仿效,为了便于区分和理解,我们可以引入“反映(reflect)”一词:现实世界是理式世界在现象界的反映,艺术世界是现实世界的主观化反映。柏拉图的摹仿说有其局限性,其中之一在于他否认了现实世界能够被具体感知的事实,转而陷入虚无缥缈的境地,这是不可取的。
二、诗之功用
前文提到的灵感说与摹仿说,与“效用说”——社会基础上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一同构成了柏拉图的诗学和美学思想。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及的美的理式代表着哲学家所追求的“真”,一定程度上是抽象的,但却并不是绝对的理想主义,他对于诗歌在现实世界中所起的实际作用颇为关注。一方面,柏拉图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诗歌(文艺)的好坏,认为应当禁止诗人(艺术家)摹仿带有哀怜癖、感伤癖等容易激动情感的内容,这些内容不利于城邦“保卫者”或统治者的教育,主张将败坏城邦风气的诗歌驱逐出境;另一方面,他依旧站在统治者教育的立场,认为必须监督、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象,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里做诗”,“防止保卫者们在丑恶事物的影像中培养起来[9]”。
以上思想皆反映出柏拉图为贵族统治服务的政治理想:“柏拉图本是贵族出身,他在这里谈文学音乐教育,全是为统治阶级着想。像在许多对话里一样,他对一般平民存着鄙视的态度。这当然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当时的特殊的社会情形。不过他毫不犹疑地主张文学和艺术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对社会有益,这个主张却是很康健的[10]。”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朱光潜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可追溯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难发现两者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态度是相似的。柏拉图的哲学一定程度上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么能否认为这是哲学家治学的不纯粹之处呢?答案并非是肯定的,我们可参照中国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学而优则仕”的儒士,到了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不无演变成集思想家、政治家一体的哲人身份的可能。
三、余论
柏拉图的诗学观念有一定的创见性,例如他意识到抽象的逻辑思维与艺术创作思维在诗歌(文艺创作)中的不同作用:单凭理智无法创作诗歌(文艺作品);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他对于诗歌罪状的控诉遭到了其弟子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明了诗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带有普遍性,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而且诗起于人类的爱好摹仿学习和爱好节奏与和谐的本能,对某些情绪可起净化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站在客观的立场看待柏拉图的学说。
与此同时,在研究其诗学观念时,我们还应当采取博观法,注重柏拉图所论之诗与其文艺理论的关系,避免将诗歌孤立开来;同样,在研究柏拉图的诗学观念时,我们也应当将其置于哲学史、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将之与前人后辈,例如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学说进行比较,以发掘其中的特质。
在《文艺对话集》的中文译本方面,朱光潜先生虽不通希腊文,但其对照多个可靠的英法文译本,择优参考,较为准确地传达了柏拉图原著中的美学思想,书后附上的题解和译后记也颇具学术研究价值;但因受所处时代及所接触资源的限制,朱光潜先生的美学主张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因此,在阅读经典作品译本的时候,读者须在适度参考译文的基础上翻阅原著、查考资料,不可囿于译者的一家之言。
参考文献:
[1]张巍. 诗歌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柏拉图“哲学”(philosophia)的思想史研究[J]. 历史研究. 2008(01):P 141.
[2]黄薇薇. 柏拉图诗学思想在中国近50年的接受研究[D]. 四川外语学院. 2007:P10.
[3]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伊安篇.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P9.
[4]同[3],P8.
[5]孙博,冯建庆. 柏拉图的灵感说——指向理智的迷狂[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7(05):P66.
[6]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译后记.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P355.
[7]柏拉图著,朱光潜译. 理想国.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P70-71.
[8]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92.
[9]同[7],P62.
[10]同[6],P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