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五四’运动前后，曾以自己深刻的思想、犀利的笔锋，英勇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线，呵斥礼教，痛击军阀，成为“新文化运动”中青年们的“精神领袖”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他逐渐向往平和敦厚稳重的隐士生活，企图远离现实，在关键的时代考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面前，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他由一代名士堕落成为无耻的汉奸文人。
　　周作人于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他排行老二，大哥鲁迅(周树人)，弟弟周建人。周作人幼年在三味书屋读书，12岁时到杭州读书。他幼年的读书生活为他以后从事的文学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7岁时，周作人经过考试，就读于上海的江南水师学堂。在这里，他接触了《天演论》、《清议极》等进步书籍。书中所揭示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规律，大大唤醒了周作人，使他认识到清朝之所以挨打，就是因为落后。年轻的周作人在这些鼓吹自强、富国精神书籍的鼓动下，投身到“排满拒俄”的革命运动中去。这时，周作人遇到了一件难忘的事情。他乘车至公园门前发现竖一字牌，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个字，周作人怒从中烧，自觉是奇耻大辱，但环顾四周，竟“无其一不平者”，周作人深感同胞的麻木。
　　1906年6月，周作人与大哥鲁迅前往日本求学。在东京学习期间，他和鲁迅合作翻译小说，并在鲁迅的思想影响下，发表了大量阐述独特见解的文章。
　　6年后，他娶了日本老婆回到了中国。不久便在北京大学任教，这是周作人一生最得意也最有成绩的时期，正是在这里他奠定了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成了知识界的斗士和旗手。周作人的突出贡献是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用自己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笔，在广大人们心中树立了一个光辉的“五四”战士的形象。回顾这一段战斗历程，周作人应当无愧地称作勇敢的士兵。鲁迅也骄傲地把他称作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广大爱国人士纷纷投入了抗日的洪流中。文化界人士匆匆南下，只有周作人悄无声息，以家累太多为由，留在北平。周作人的行动引起了友人们的不安，最能代表这些文化友人心情的就是郭沫若，他怀着焦盼的心情，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向周作人发出了呼喊：“……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几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之举而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但是，朋友急切的期盼始终没有打动这位“五四”斗士的心，他仍然在北京“蛰居”。
　　周作人毕竟没有耐住时间的考验，6个月以后，即1938年4月9日，周作人长袍马褂，参加了日本侵略者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不但参加了会议，而且还发表了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