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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安倍晋三重任首相以来,日本推出了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改革以及国家主义等在内的一系列激进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其目的在于终结通缩、重振日本经济和实力。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宣布实行“无限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迫使日本央行采取开放式购债,且不设定资产购买计划的终止时间。安倍政府认为通过大规模印钞,推动日元贬值,降低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可以扩大对外出口。
截至目前,安倍晋三推出的政策似乎初见成效。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引导了市场对日元的贬值预期,诱导海外投资者调整投机方向,日元再度发挥套利货币的作用。自去年10月底以来,日元汇率贬值约20%,日经股指平均涨幅达到38%,日经指数达到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前的水平。毫无疑问,安倍向萎靡的日本经济打上一剂强心针,下一阶段他将会致力于提高工人工资水平。
安倍晋三推出的这一系列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日元贬值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本非常规货币政策意味着日元外汇市场供过于求,投资者会将一部分日元需求转向人民币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需求,这将会引发人民币对日元的升值预期。若中国货币当局没有在外汇市场干预阻止人民币升值,那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将会出现升值,出口竞争力将会下降,外需出现疲弱,降低总需求。针对中日的双边贸易而言,日本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但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在逐步下降,截至2012年仅为7.5%,目前是第五大贸易伙伴。
其次,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当日本央行大量购买长期国债,导致其收益率下降之后,私人投资者(养老金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会将资金从日本国债市场抽离,投向收益率较高的风险资产,这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将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刺激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提高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最终传导至消费者物价指数,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当通胀率上升,若中国灵活调整利率水平,保持实际利率稳定,则国内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平稳。然而,由于当局受制于全球低利率环境,名义利率水平的调整非常有限,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胀率的波动区间达到-0.8%至6.43%,名义利率仅在1.49%至3.81%区间,大多数时候实际利率均为负。日本推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有可能再度拉低中國实际利率,刺激国内投资需求上升,影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节奏。
最后,日元贬值引发货币战的风险。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当局使用汇率政策的限度,如果日本政府将日元贬值促进出口作为日本经济重振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么其主要贸易伙伴将会以竞争性贬值作为回应。日元贬值,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经济体,因为它们在出口结构上与日本相似,是全球贸易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但是这些经济体近期并没有在外汇市场上做出迅速反应,这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日元作为避险货币出现了过度升值,目前贬值水平实际上只是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然而,若日元在短时间内继续出现大幅贬值,则可能会使东亚国家可贸易部门出现大量逆差,迫使这些国家的央行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引发货币战争。届时,中国也将难以独善其身。
总体而言,“安倍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但其潜在影响不容低估。对此,中国政府一是可以通过提振内需来应对出口下降,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应对贸易条件的恶化;二是通过维持资本账户管制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来应对新一轮短期资本流入。此外,在G20等国际治理平台上,应当敦促日本在外汇政策上采取负责任的大国态度。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宣布实行“无限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迫使日本央行采取开放式购债,且不设定资产购买计划的终止时间。安倍政府认为通过大规模印钞,推动日元贬值,降低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可以扩大对外出口。
截至目前,安倍晋三推出的政策似乎初见成效。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引导了市场对日元的贬值预期,诱导海外投资者调整投机方向,日元再度发挥套利货币的作用。自去年10月底以来,日元汇率贬值约20%,日经股指平均涨幅达到38%,日经指数达到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前的水平。毫无疑问,安倍向萎靡的日本经济打上一剂强心针,下一阶段他将会致力于提高工人工资水平。
安倍晋三推出的这一系列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日元贬值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本非常规货币政策意味着日元外汇市场供过于求,投资者会将一部分日元需求转向人民币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需求,这将会引发人民币对日元的升值预期。若中国货币当局没有在外汇市场干预阻止人民币升值,那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将会出现升值,出口竞争力将会下降,外需出现疲弱,降低总需求。针对中日的双边贸易而言,日本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但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在逐步下降,截至2012年仅为7.5%,目前是第五大贸易伙伴。
其次,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当日本央行大量购买长期国债,导致其收益率下降之后,私人投资者(养老金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会将资金从日本国债市场抽离,投向收益率较高的风险资产,这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将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刺激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提高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最终传导至消费者物价指数,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当通胀率上升,若中国灵活调整利率水平,保持实际利率稳定,则国内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平稳。然而,由于当局受制于全球低利率环境,名义利率水平的调整非常有限,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胀率的波动区间达到-0.8%至6.43%,名义利率仅在1.49%至3.81%区间,大多数时候实际利率均为负。日本推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有可能再度拉低中國实际利率,刺激国内投资需求上升,影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节奏。
最后,日元贬值引发货币战的风险。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当局使用汇率政策的限度,如果日本政府将日元贬值促进出口作为日本经济重振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么其主要贸易伙伴将会以竞争性贬值作为回应。日元贬值,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经济体,因为它们在出口结构上与日本相似,是全球贸易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但是这些经济体近期并没有在外汇市场上做出迅速反应,这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日元作为避险货币出现了过度升值,目前贬值水平实际上只是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然而,若日元在短时间内继续出现大幅贬值,则可能会使东亚国家可贸易部门出现大量逆差,迫使这些国家的央行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引发货币战争。届时,中国也将难以独善其身。
总体而言,“安倍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但其潜在影响不容低估。对此,中国政府一是可以通过提振内需来应对出口下降,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应对贸易条件的恶化;二是通过维持资本账户管制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来应对新一轮短期资本流入。此外,在G20等国际治理平台上,应当敦促日本在外汇政策上采取负责任的大国态度。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