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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由意大利导演朱赛贝·托纳多雷执导的故事片《天堂电影院》问世，以其动人的故事，真挚的表演，优美的配乐讴歌了电影、电影院、放映员与观众之间的美好情感，尤其是当西西里岛上那座古老的电影院即将爆破拆除时，当地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聚拢过来，仿佛在向老朋友诀别。看到这一刻，相信很多观众为之动容。远的不说，即使在济南，即使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市民家中没有电视，文化娱乐极度贫乏，人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能进电影院、或是在露天看电影了，电影院无疑也是济南人心目中的天堂。
济南最早的影院是二十世纪初与商埠同生的位于经三路东首的“小广寒”，解放后成为市卫生教育馆，只放映卫生科教片了。较早的还有三十年代建成的位于老城里旧军门巷的“新华”，经二路的“职工”（解放前叫“新济南”，文革时一度改为“工农兵”）、纬十二路的“明星”（文革时称“红星”）、大观园的“大众”、“大观”（曾经和商场一起改名叫“东方红”），以及珍珠泉畔的珍珠泉礼堂，十亩园的“解放影剧院”、青年桥畔的山东剧院、人民商场的“中国”、共青团路的大同剧场（文革时曾名“红卫”）、经二纬一路新市场内的天庆剧场和“胜利”（五十年代叫“中苏友好”，文革时叫“反修”）、纬三路的 “军人”、“人民”（解放前叫咏仙茶园，今北洋大戏院），纬二路南首的老八一礼堂，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工人文化宫和铁路工人俱乐部（一度叫“铁路二七”），西市场的“和平”（文革时称“东风”），天桥北首的“光明”等等。一些大的厂矿企业、部队大院的内部礼堂，像机车工厂（当地人叫铁路大厂）、裕兴化工厂（山东化工厂，简称山化）、国棉一厂、国棉二厂等大厂的礼堂，也定期或不定期放电影。位于经四路的省电影公司礼堂更是“近水楼台”，放映新片和一些不公映的、或是“供批判用的”所谓“内部电影”。而南郊宾馆、济南饭店（旧称交际处）等高档接待场所的礼堂，则专门为领导和外宾安排电影专场。现如今很多影剧院已踪影全无，剩下的少数也都挪作他用了。
当时电影票价便宜得惊人，位置最好的叫甲级票，两毛钱一张，较次的是乙级票，一毛五一张，还有丙级票，仅一毛钱。宽银幕电影则平均贵五分。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比较，一个学徒工一月的工资可看一百场电影。单位来客人，家里来了亲朋好友，常常以看电影作为招待。元旦、春节、三八、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和国庆节等重要节假日，单位或学校都要买团体票发放，作为一种福利。为确保好的场次和座位，一般需要提前买票。遇有新电影放映或节假日，影院售票窗口前常常派起长队，加塞、抢购、打架、等退票之事都是家常便饭。当时省城仅有《大众日报》和《济南日报》这两份报纸，而《济南日报》的报缝中刊登当日及次日上映（演）的电影和戏剧广告，字小小的，排得密密麻麻，大家仍争相传阅。这也成为这张四开四版的报纸中唯一的广告。
那时放映最多的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国产黑白故事片，抗日、打“蒋匪”和抗美援朝的故事片占绝大多数，像《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奇袭》等等，更少不了搬上银幕的“样板戏”。由于这些片子反复放映好多遍，人们对影片剧情、人物、台词、插曲和唱段都烂熟于心。平时孩子们游戏打闹时也会经常使用那些经典台词，什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地道战》）；“不见鬼子不挂弦”（《地雷战》）；“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渡江侦察记》）；“向我开炮”（《英雄儿女》）；“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智取威虎山》）等等。1975年以后，新摄制的国产彩色影片渐渐多了起来。像《决裂》《春苗》《第二个春天》《创业》《沸腾的群山》《艳阳天》《金光大道》《闪闪的红星》《青松岭》《难忘的战斗》《月亮湾的笑声》等新片相继问世。当时还发明了至今我也搞不清楚的“彩色染印法”，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影片色彩鲜艳得夸张，人物脸部都像红透的苹果。与此同时，本来已得到上级首肯的少数老黑白片，也开始重拍彩色片，如《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平原游击队》等。但观众似乎不买账，人们不喜欢新版《平原游击队》中李铁军扮演的英俊、白晰而微胖、满口“语录”的李向阳，依然留恋郭振清饰演的黝黑、清瘦、妙语连珠的“老”李向阳。
在译制片中，那时只能看到苏联“变修”以前的早期电影像《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十分受喜欢。而《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戏中戏”《天鹅湖》片段，则成为当时最吸引男人眼球的场景。人们都在寻思，这穿着小得不能再小的裙子露着长长大腿的“天鹅”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黑货”啊！怎么没被剪掉呢？至于影片中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回到家安慰缺少食物的妻子说了一句经典的台词：“不要慌，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使当时连馒头都很难吃上的我们知道了苏联人不仅有“土豆烧牛肉”，还要“牛奶和面包”……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影片中，朝鲜影片占统治地位，像《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南江村的妇女》，使人看到了与我们“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邻邦在“慈父般的伟大领袖”领导下在光复道路上取得的光辉业绩。而“欧洲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以其影片诠释他们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独特方式，像《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脚印》《创伤》《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第八个是铜像》等等，也使中国观众深深地记住了“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这一铿锵有力的“阿式口号”。而稍显另类的罗巴尼亚则以其影片《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展示着齐奥赛斯库式的社会主义理念。《沸腾的生活》中居然出现了身材丰硕的女郎穿着“三点式”在海水中嬉戏的场面，令当时的年轻人怦然心动，浮想联翩。为数很少的越南电影大都是抗美题材，如《阿福》等，节奏拖沓，情节简单，没有给人留下太多印象。稍晚些时候，与我国关系解冻的南斯拉夫，送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情节曲折惊险，人物形象鲜明，色彩艳丽，制作精良，有很多西方电影的味道的片子，令我们大呼过瘾。而“瓦尔特拳”和无比动听的电影插曲《阿，朋友再见！》，使中国人永远地记住了这个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国度。也正是这些译制片，尤其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出品，使我们记得了毕克、尚华、邱岳峰、乔榛、李梓、刘广宁等著名的配音演员。
那时在放映正片前，常常加映《新闻简报》，内容大都是毛主席会见外宾，西哈努克亲王到我国各地访问和工农业生产、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等新闻纪录短片，如《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苏边境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南京长江大桥胜利通车》等以及果树栽培等科教片。每集时长15至20分钟。当时，孩子们根据每个国家电影的不同特色，用这样的顺口溜来总结当时的中国影坛：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蛐蛐口哨”，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
今天，很多电影院如“军人”“职工”“和平”“中国”“光明”“解放”“胜利”“大众”“大同”等如同《天堂电影院》中的那座天堂乐园电影院，相继倒下了，永远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仅存的几幢老电影院建筑也都改换了门庭。年轻的济南人在几幢超大的城市综合体中的一间间小型影院，继续做着美好的电影之梦。
济南最早的影院是二十世纪初与商埠同生的位于经三路东首的“小广寒”，解放后成为市卫生教育馆，只放映卫生科教片了。较早的还有三十年代建成的位于老城里旧军门巷的“新华”，经二路的“职工”（解放前叫“新济南”，文革时一度改为“工农兵”）、纬十二路的“明星”（文革时称“红星”）、大观园的“大众”、“大观”（曾经和商场一起改名叫“东方红”），以及珍珠泉畔的珍珠泉礼堂，十亩园的“解放影剧院”、青年桥畔的山东剧院、人民商场的“中国”、共青团路的大同剧场（文革时曾名“红卫”）、经二纬一路新市场内的天庆剧场和“胜利”（五十年代叫“中苏友好”，文革时叫“反修”）、纬三路的 “军人”、“人民”（解放前叫咏仙茶园，今北洋大戏院），纬二路南首的老八一礼堂，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工人文化宫和铁路工人俱乐部（一度叫“铁路二七”），西市场的“和平”（文革时称“东风”），天桥北首的“光明”等等。一些大的厂矿企业、部队大院的内部礼堂，像机车工厂（当地人叫铁路大厂）、裕兴化工厂（山东化工厂，简称山化）、国棉一厂、国棉二厂等大厂的礼堂，也定期或不定期放电影。位于经四路的省电影公司礼堂更是“近水楼台”，放映新片和一些不公映的、或是“供批判用的”所谓“内部电影”。而南郊宾馆、济南饭店（旧称交际处）等高档接待场所的礼堂，则专门为领导和外宾安排电影专场。现如今很多影剧院已踪影全无，剩下的少数也都挪作他用了。
当时电影票价便宜得惊人，位置最好的叫甲级票，两毛钱一张，较次的是乙级票，一毛五一张，还有丙级票，仅一毛钱。宽银幕电影则平均贵五分。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比较，一个学徒工一月的工资可看一百场电影。单位来客人，家里来了亲朋好友，常常以看电影作为招待。元旦、春节、三八、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和国庆节等重要节假日，单位或学校都要买团体票发放，作为一种福利。为确保好的场次和座位，一般需要提前买票。遇有新电影放映或节假日，影院售票窗口前常常派起长队，加塞、抢购、打架、等退票之事都是家常便饭。当时省城仅有《大众日报》和《济南日报》这两份报纸，而《济南日报》的报缝中刊登当日及次日上映（演）的电影和戏剧广告，字小小的，排得密密麻麻，大家仍争相传阅。这也成为这张四开四版的报纸中唯一的广告。
那时放映最多的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国产黑白故事片，抗日、打“蒋匪”和抗美援朝的故事片占绝大多数，像《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奇袭》等等，更少不了搬上银幕的“样板戏”。由于这些片子反复放映好多遍，人们对影片剧情、人物、台词、插曲和唱段都烂熟于心。平时孩子们游戏打闹时也会经常使用那些经典台词，什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地道战》）；“不见鬼子不挂弦”（《地雷战》）；“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渡江侦察记》）；“向我开炮”（《英雄儿女》）；“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智取威虎山》）等等。1975年以后，新摄制的国产彩色影片渐渐多了起来。像《决裂》《春苗》《第二个春天》《创业》《沸腾的群山》《艳阳天》《金光大道》《闪闪的红星》《青松岭》《难忘的战斗》《月亮湾的笑声》等新片相继问世。当时还发明了至今我也搞不清楚的“彩色染印法”，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影片色彩鲜艳得夸张，人物脸部都像红透的苹果。与此同时，本来已得到上级首肯的少数老黑白片，也开始重拍彩色片，如《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平原游击队》等。但观众似乎不买账，人们不喜欢新版《平原游击队》中李铁军扮演的英俊、白晰而微胖、满口“语录”的李向阳，依然留恋郭振清饰演的黝黑、清瘦、妙语连珠的“老”李向阳。
在译制片中，那时只能看到苏联“变修”以前的早期电影像《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十分受喜欢。而《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戏中戏”《天鹅湖》片段，则成为当时最吸引男人眼球的场景。人们都在寻思，这穿着小得不能再小的裙子露着长长大腿的“天鹅”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黑货”啊！怎么没被剪掉呢？至于影片中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回到家安慰缺少食物的妻子说了一句经典的台词：“不要慌，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使当时连馒头都很难吃上的我们知道了苏联人不仅有“土豆烧牛肉”，还要“牛奶和面包”……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影片中，朝鲜影片占统治地位，像《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南江村的妇女》，使人看到了与我们“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邻邦在“慈父般的伟大领袖”领导下在光复道路上取得的光辉业绩。而“欧洲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以其影片诠释他们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独特方式，像《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脚印》《创伤》《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第八个是铜像》等等，也使中国观众深深地记住了“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这一铿锵有力的“阿式口号”。而稍显另类的罗巴尼亚则以其影片《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展示着齐奥赛斯库式的社会主义理念。《沸腾的生活》中居然出现了身材丰硕的女郎穿着“三点式”在海水中嬉戏的场面，令当时的年轻人怦然心动，浮想联翩。为数很少的越南电影大都是抗美题材，如《阿福》等，节奏拖沓，情节简单，没有给人留下太多印象。稍晚些时候，与我国关系解冻的南斯拉夫，送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情节曲折惊险，人物形象鲜明，色彩艳丽，制作精良，有很多西方电影的味道的片子，令我们大呼过瘾。而“瓦尔特拳”和无比动听的电影插曲《阿，朋友再见！》，使中国人永远地记住了这个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国度。也正是这些译制片，尤其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出品，使我们记得了毕克、尚华、邱岳峰、乔榛、李梓、刘广宁等著名的配音演员。
那时在放映正片前，常常加映《新闻简报》，内容大都是毛主席会见外宾，西哈努克亲王到我国各地访问和工农业生产、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等新闻纪录短片，如《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苏边境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南京长江大桥胜利通车》等以及果树栽培等科教片。每集时长15至20分钟。当时，孩子们根据每个国家电影的不同特色，用这样的顺口溜来总结当时的中国影坛：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蛐蛐口哨”，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
今天，很多电影院如“军人”“职工”“和平”“中国”“光明”“解放”“胜利”“大众”“大同”等如同《天堂电影院》中的那座天堂乐园电影院，相继倒下了，永远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仅存的几幢老电影院建筑也都改换了门庭。年轻的济南人在几幢超大的城市综合体中的一间间小型影院，继续做着美好的电影之梦。